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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是以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的身份步入中国政治舞台的。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党成立以后的最初6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曾对中国革命、对宣传马克思主义做出过重要贡献。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犯了右倾错误，1927年在党的“八七会议”上被撤销了总书记职务。1929年被开除出党，1932年被国民党逮捕，1937年抗战爆发后被释放。此后，他历尽坎坷，辗转漂泊到了四川。他的晚年凄风苦雨，令人感慨，却给人们以种种启示。
四处辗转
1938年8月3日下午，一艘小客轮在四川江津靠岸了。
一块接一块的木跳板上，颤悠悠地蠕动着一条长龙似的人流。裹挟在人流中的陈独秀，穿一件白布衬衣，一条阴丹士林蓝布长裤，烈日炎炎，他用一把蒲扇斜遮在头顶上。这位年近六旬且患有高血压病的老者，经过小客轮上五六个小时的颠簸，早已疲惫不堪，尽管身边有年轻的妻子潘兰珍搀扶着，但他的脚步已经明显有些蹒跚了。
无情的岁月，使这位昔日的斗士略显龙钟老态。他头上已略略谢顶，短发里黑白相间，一张白净的长方脸上，添了皱纹，高了颧骨。唯有他那扬起的剑眉，紧抿的嘴角，深邃的目光和挺直的鼻梁，仍透出一股锐气和倔劲儿。
一年前，抗日战争爆发。在全国人民“ 一致抗日”的强烈要求下，经过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有力斗争，蒋介石释放了一大批政治犯。8月23日中午，面色苍白的陈独秀带着一丝矜持的微笑，神态自若地步出国民党南京模范监狱的大门，结束了他第5次被捕近5年的铁窗生活。
陈独秀出狱时，曾想去延安，他托人转告中共驻南京的代表 ，说明自己已脱离托派组织。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表示拥护，并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工作。他还亲自写了一封信，并起草了抗日的七条纲领，托人转给中共中央。据捎信人罗汉告诉陈独秀，博古看了陈独秀的信后曾表示，陈的纲领与党中央所确定的抗日路线并无大的分歧。林伯渠、周恩来、王若飞、叶剑英等对陈独秀的回归亦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在王明、康生等人的干扰下，陈的愿望最终落空了。上海的托派组织知道陈独秀出狱后，数次邀请他回沪主事，重整旗鼓，被他严词拒绝。至于对国民党当权者抛过来的高官厚禄的诱饵，陈独秀更是不屑一顾。
由于战局恶化，不断的迁徙、漂泊，使携带着家室、拖着病躯的陈独秀几乎喘不过气来。山城的酷暑高温，日本飞机的频繁空袭，以及多如蚊蝇的特务，更使陈独秀难以安宁。在客居江津的友人邓仲纯一再邀请和催促下，陈独秀只好抱着“住住看”的心情，与妻子再一次踏上了旅途。
到达江津后，陈独秀不顾及小客栈的简陋和肮脏，在那儿租下了一间单房。4天后，经过另一位同乡方孝远的介绍，陈独秀夫妇住进了东门郭家公馆的一间屋子。
不幸丧母
如果说，陈独秀到江津后生活上受到一次次挫折，那么接踵而来的丧母，则是给了他精神上的一次沉重的打击。
这年秋，陈独秀的三子陈松年与其安徽同乡，决定把他们筹办的国立九中设在江津。所以，松年很快就带着妻子、长女，陪同祖母谢氏来到了江津，与陈独秀同住郭家公馆。
陈独秀自1913年从家乡安庆逃亡后，便一直在外，漂泊不定、四海为家。分处天南地北几十年的一家人，这次却在异乡团聚，四世同堂，从而使晚年的陈独秀上能侍奉母亲，下能教导儿子，且有含饴弄孙之乐，加之老夫少妻，伉俪情深，这给陈独秀寂寞的心田，实在注进了不少生活情趣。
然而，这可怜的一点幸福是那么短暂，在江津刚度过了第一个严冬，3月22日，78岁高龄的母亲谢氏溘然长逝。老人刚刚咽下最后一口气，俯身在停尸木板一端的陈独秀，双手抱起亡母的头，痛楚地哀叫了一声“妈！”便恸哭失声，老泪纵横。
谢氏并非陈独秀的生母。陈独秀刚出世几个月的时候，他的父亲便病死了。40多年前，陈独秀正好20周岁时，其生母查氏也故去了。在查氏病逝前的3年，陈独秀便正式过继给四叔父陈衍庶为嗣子。四婶谢氏就成为陈独秀的养母。
曾做过清朝知府的陈衍庶没有子嗣，加之独秀从小聪颖过人，顽皮可爱，故陈衍庶对这个过继儿子十分疼爱。陈独秀参加革命后，因顾虑本营垒里的人讥讽他与旧官僚划不清界限，曾去宗祠办理了“退继”手续，但暗中却始终不忘对陈衍庶的接济。
但即便是这表面上的“退继”，对谢氏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在陈独秀“玩出”这幕幼稚把戏的头天晚上，他预先赶到母亲房中去做解释。可话刚出口，老人便惊恐得好似遇到了魔鬼，一本正在她手中翻弄着的《陈氏宗谱》“啪”地掉在地上，她使劲儿睁大了眼睛，全无了平日的安详，茫然失神地瞪着面前这位着一身西装的安徽都督府秘书长，仿佛不认识似的。大半晌，她才惊惶地哭喊出一声：“庆同啊（陈独秀的家谱名），你不认爹娘了吗？当皇帝的也要认啊！”
然而实际情况是：过继官僚家庭并没有连累到陈独秀的革命，反而是陈独秀的革命“株连”了他的家庭。
1913年，袁世凯任命的安徽都督倪嗣冲一上任，就立即下令缉拿陈独秀。此时，也正是谢氏最为艰难的年月。丈夫刚死，尸骨未寒，过继儿子又被迫逃亡异地。闯上门的差役因为扑空而恼羞成怒，便将谢氏的一侄孙误为陈独秀之子抓捕下牢，继而倾箱倒柜，掘地三尺，把陈独秀的家抄了个遍。目睹此种暴行的谢氏，因悲愤过度而大病了一场。
自从陈独秀逃离后，谢氏用她被抄家后所剩不多的财产，养活着陈独秀的发妻、4个子女及另外2个侄孙，一家8口，老的老、小的小，日子过得非常艰难。
吃斋敬神的谢氏，到江津不久便病倒了。在养母临终前一段时间，每顿饭都是陈独秀亲手盛好，送到养母手中。至于端水和拿药等事，陈独秀伺候的细致和周到也不亚于妻子兰珍。
养母病逝后，陈独秀身着麻衣，双腿曲跪灵前，泪流满面地进行祭奠。
移居石墙院
谢氏逝世以后，儿子松年一家人迁居到了任教的学校。多了宽余的屋子和少了家务事的牵扯，陈独秀的心平静了一些，打算着手整理在狱中的文字学著述，并间或写些时事评论的政治文章。自然，与朋友们的书信往来是不能少也不能断的，他渴望着了解战事与时局的发展和变化。 可是，好景不长。居所的小屋不能再住，通过时任九中校长的兄长邓季宣和江津名绅邓蟾秋、邓燮康叔侄的关系，陈独秀搬迁到离城30里地的乡村鹤山坪，住在江津一中校长施怀清的施家大院。可那儿的孩子太多，整日闹山麻雀似的叽叽喳喳，陈独秀不久又迁到离施家大院两里远的石墙院——前清二甲进士杨鲁承的旧居。
石墙院内景致优美，鱼池假山，竹树成荫，院外视野也开阔，一马平川，阡陌纵横；房主人杨氏一家的众多媳妇热情、贤淑，将潘兰珍视为同胞姐妹一样。但是，这儿毕竟太偏僻了，往返县城一趟至少6个小时。因此，很多路过江津县城顺道来访或专程来访陈独秀的朋友和学生们，只得望而却步。不仅当天的《江津日报》和头两天重庆方面的报纸不能及时读到，而且所有书信报刊，也是由城内友人邓仲纯三五日或一周送来一次……消息的闭塞，真使陈独秀有隔世之感。尽管房主人尽了最大的努力，腾出了两间偏房给陈独秀夫妇做卧室和书房，但此屋上无天花板，脚下泥土地的地面既潮湿又凹凸不平，室内用具不但少而且破，真是家徒四壁，室如悬磬。一种莫名的凄凉和孤独，如蛇一般噬咬着陈独秀的心。
然而，陈独秀的一手龙蛇飞动、鸾翔凤翥的好书法，即便是在这个偏乡僻壤，也常常引来好些请求题字的慕名者。
杨鲁承一个在成都就读中学的孙女，有一次回家请求题字留念，陈独秀欣然题诗一首，诗中有这样两句：“相逢须发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移。”杨氏孙女是听说过眼前这位先生的火暴脾气的，捧着题诗不禁脱口问道：“陈先生，你这‘性未移’是指脾气还没改吗？”陈独秀捋着下巴上的几根山羊胡子笑了，说：“你说对了一半。这是我的近作，最近我见到了从苏联回来的廖先生，虽然我俩须发都白了，但高兴的是，我俩的革命意志和性格都始终不变。”
陈独秀的此情此志，即使是在残酷、险恶的囚窗牢笼里，也未改变。1932年在上海被捕时，国民党上海公安局侦缉队长慕陈独秀大名求请题字，陈独秀饱蘸酽墨，写下了“还我河山”、“先天下忧”两个充满着对祖国和人民一片丹心的横幅。
陈独秀被押解南京后，军政部长何应钦也请求题字，陈独秀挥毫写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遒劲大字，抒发了他自己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
画家刘海粟来探监时，陈独秀书写了自己撰的一副对联相赠。其上联是“行无愧怍心常坦”，其下联是“身处艰难气若虹”。这副对联真可谓字字见峭峻风骨，掷地作金石之声。
陈独秀在石墙院最大的乐趣莫过于潜心于自己的文字学著述了。
烈日盛夏，陈独秀身上只穿了短裤和背心，但浑身仍然如泉涌般淌汗，桌边用以揩汗的一条手巾总是湿漉漉的。入夜，嗡嗡的蚊子在耳旁乱舞，陈独秀只好燃起一支支由锯木面与药粉混合制成的刺鼻的蚊香，在烟雾缭绕中笔耕不辍。
隆冬之夜，书房里四面透风，砭人肌骨，陈独秀浑身僵冷，被冻得麻木的手指已提不稳笔。夜深了，潘兰珍也学着农家的样子，给陈独秀弄一个外罩篾条，内装瓦钵木炭的“火笼”，让他烘手烤脚。
丈夫为什么要这样无冬无夏地笔耕，莫非真如他自嘲的“著书都为稻粱谋”吗？其实做妻子的也知道，唯有著述，方是丈夫排解寂寞和孤独的好办法。
潦倒窘境
光阴荏苒，冬去春来，陈独秀在江津居然一晃呆到了第四个年头。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飞涨，已经殃及千千万万人民的生活，时局维艰，陈独秀和潘兰珍也时时处于饥饿的威胁之中。
这天早晨，“闻鸡伏案”的陈独秀下笔如有神，完成了《小学识字课本》“复体字”一章的大部分，他搁下笔，感觉肚里叽叽咕咕唱起“空城计”。走到厨房，他躬身揭开米坛盖，这才发现，空空如也的米坛里，只有一只舀米碗孤零零地躺在坛底。
潘兰珍坐在一边发怔，她已经去房主人家借过两次米了，旧账未清，怎好意思再添新债。巧妇难为无米炊啊！陈独秀这时叹了一口气，脸上挂起一丝苦笑，与妻子一时竟相对无语。
要不是有辱斯文、有伤大雅的话，陈独秀对眼前的一日三涨的物价，真要破口大骂了。此时，他的收入是微乎其微的，卖文为生是断乎不可能的了。好不容易才能登上一篇文章，也不过三四十元稿费。最令他暗暗叫苦的是，有好些报刊不愿或不敢为陈独秀的文章让出一席之地，尽管他的文章腾蛟起凤，文采斐然。比如陈独秀在江津写的谈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问题的文章，在重庆的《大公报》登了第一天后便登不下去了。显然，该报纸是收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指令而有意不让陈独秀发表言论的。
虽然当时有不少朋友在经济上设法接济陈独秀，但这种接济毕竟是有限的。为了节约开支，陈独秀夫妇在石墙院亲耕农事，向农人们学着种起土豆来。油荤日益减少，偶尔能打一次牙祭也会叫夫妇俩高兴一番。有一次，相交颇深的老同盟会员、安徽老乡朱蕴山提着几只鸭子前来探望。当时，胃痛得在床上打滚的陈独秀，想起五代时入蜀的画家贯休，流落异地后也身无长物，一时颇显潦倒，联想起自己今日的窘困，怎不感慨万千！他从床上硬撑着坐起身，将自己之前的诗稍作修改，随即用毛笔誊抄好转赠朱蕴山这位挚友。诗云：“贯休入蜀睢瓶钵，山中多病生死微，岁晚家家足豚鸭，老馋独噬武荣碑。”
捧着陈独秀的赠诗，朱蕴山似触摸到老友穷且益坚的情怀。然而，此情此景又令朱蕴山黯然神伤，看到墙角边那残剩的几颗干瘪土豆，他禁不住喃喃地自语：“可怜呵可怜，仲甫竟然没有东西吃！”
可是鹤山坪一带不知内情的盗贼暗想，做过共产党大官的陈独秀必定有不少油水可捞。1940年一个仲夏之夜，这伙人打洞进屋盗走了陈独秀的十几件衣服和部分尚未出版的手稿。因为失去心爱的篆刻阳文“独秀山民”的四字印章和手稿，陈独秀直气得捶胸顿足，痛心疾首。他对潘兰珍说：“若印章和手稿能失而复得，我宁可被盗走全部财物，即使因之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亦无所不愿……”
而此时，他真正尝到了“食不果腹”的滋味。一天，潘兰珍进屋，挨着丈夫坐了下来，怯怯地问道：“先生，你能不能从那笔钱中取出一点款子，就算借，以后归还好吗？”听到妻子似有发颤的声音，想必她是费了好大一番踌躇之后，才鼓足勇气向丈夫启齿的。 “你说什么？动那2万元吗？”陈独秀用愠怒的目光瞪着妻子。
“不能！决不能！”他一下子站起身来，像一支点燃了导线的爆竹，厉声嚷道：“他陈立夫只要不收回成命，我陈独秀绝不会为五斗米折腰，那钱，我们不能动用分文，哪怕冻死饿死……”说完“咚”的一声坐到床上。
原来，为了陈独秀那本《小学识字课本》的书名，陈独秀跟时任国民党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各持己见，僵持不下。陈立夫以为“小学”二字不妥，硬要陈独秀更改书名后才准予出版。陈独秀却不同意，声称一个字也不能改。他强调说：“自汉代始即称文字学为小学，章太炎也以为小学之名不符，主张改称语言文字之学，何其繁琐也！”
由于二陈意见相左，陈独秀便将国民政府教育部预支给他的两万元稿酬，全部束之高阁，存入一中介人手中，不愿挪用一分一厘。
潘兰珍深知，丈夫为他研究的那些方块字发脾气，这可不是第一回了！早在南京探监时，她就听说丈夫曾经只为了争一个“父”字的输赢，与一位老先生像小孩子似的大大争吵了一通。这些在她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丈夫尚且如此认真，对这样刻板而又固执的人，她又怎能指望他去做那些被认为更违心的事呢？
陈独秀见妻子苦着脸默不作声，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儿。他心里明白，只要他稍作妥协，点一下他那“顽石”之头，开一下他那“顽石”之口，莫说结束这平日的清苦生活，就是养尊处优、安富尊荣乃至飞黄腾达，也是唾手可得的。可是，曾使用“顽石”两字做笔名而著文鼓吹革命、传播真理而闻名遐迩、饮誉中外的陈独秀，铮铮铁骨，一身正气，岂可不顾名节？
陈独秀想起三年前出南京监狱时，蒋介石就派亲信朱家骅来拉拢过他，希望他能组织一个与延安对着干的新共党，除许诺给予10万元活动经费外，还给出5个“国民参政会”名额相诱。在陈独秀冷冷的笑声中，朱家骅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被弄得下不了台。
之后，蒋介石又托人请陈独秀出任国民政府劳动部长。陈当即予以痛斥：“想拿我装点门面，真是异想天开。”但蒋介石仍然不死心，继续一厢情愿地施展其手段拉拢陈独秀。一年前，蒋派他的得意门生和心腹戴笠与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带着水果、茅台等礼品，微服前来江津拜访陈独秀。当时，要不是同在江津的曾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的高语罕看在学生面上，勉强引见，戴笠和胡宗南这两位国民党要人准吃闭门羹。在尴尬的会面中，陈独秀告说自己是“逃难入川，虽以国事萦怀，却不问政治，不愿公开发表言论，引起喋喋不休之争”，使戴、胡二位大员此行一无所获，败兴而归。
陈独秀曾多次气愤地说：“蒋介石杀了我们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国共合作，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在江津期间，陈独秀既谢绝了胡适之邀他去美国做传记的盛情，也两次婉拒了托洛茨基请他去美国参加第四国际工作的“好意”……
如今，贫穷、艰难到饿肚子的地步，堂堂大丈夫居然不能养家糊口，这却是陈独秀料想不到的。过去说“长安居大不易”，怎会相信这荒村野舍也度日维艰呵！
惨然辞世
1942年5月中旬，备感寂寞和孤独、贫病交加的陈独秀终于卧病床褥。他是5月12日上午用蚕豆花泡水饮后半小时中毒的，再加上严重的高血压病，这次是数病并发。18日清晨，陈独秀觉得自己的身体不支，便把病情告诉儿子和与松年同在九中执教的北大同学会的何之瑜。松年与之瑜于是马上请邓仲纯到石墙院诊治。自此一直到病逝的八九天内，曾有好几位医生先后为陈独秀诊治过，老友邓仲纯更是不离左右。然而，风烛残年、病入膏肓的陈独秀自知行将就木，他垂危的生命形同一道残阳，正急剧坠落。5月25日黄昏，他把潘兰珍、陈松年等亲人叫到了床前。
陈独秀那清癯的脸已瘦削不堪，下巴上稀疏的山羊胡子长约寸许，双眼时闭时睁，嘴唇微微翕动，发出的声音是那么微弱。忽然间，他吃力地睁开眼睛，伤感的目光，在亲人们的脸上缓缓移过。
丈夫那忧郁的目光在妻子的圆脸上停留了片刻，他猛地伸出青筋暴突的干枯的手，用力握住了兰珍柔软圆实的手。
陈独秀和潘兰珍的相知相爱，不失为一桩富有浪漫和传奇色彩的爱情童话。12年前，他们同在一座公寓“做客”。一两次偶然的谈话后，便有了少许的往来，以后，见面的次数日见频繁，感情的纽带也愈来愈紧了。
他喜爱她善良的心地、朴实的性格。而兰珍则敬佩独秀正直的品格、渊博的学识以及妙趣横生的诙谐谈吐。也许是陈独秀身上的某种气质太富有磁力的吸引吧，情窦初开的潘兰珍，终于答应了他的求婚。只是在当时，她不识他政治身份之“庐山真面目”。直到1932年陈独秀被捕，兰珍才从报上知道，与自己朝夕相处、同床共枕的“先生丈夫”，竟是过去大名鼎鼎的共产党总书记。
自从陈独秀入狱后，身为上海英美烟草公司一名工人的潘兰珍，出于对陈独秀的爱慕，曾只身前往南京，无论是夏迎灼灼骄阳，还是冬顶漫天风雪，三天两头一趟一趟地去老虎桥，为身陷囹圄的丈夫送牢饭。那时，潘兰珍并不知道陈独秀是否还有生还希望，尽管国民党当局迫于国际国内的舆论，将陈独秀的徒刑由15年改判成了8年。
出狱后，夫妇俩一路颠沛流离，寄人篱下，但妻子毫无怨言，只顾悉心照料丈夫，真可谓体贴入微。尤其是在初到江津的日子里，与陈独秀的上下四代人同住一室之际，由于兰珍的孝顺、勤恳，赢得了陈独秀一家老小的尊重和喜爱。松年一辈尊之为母，松年下辈呼她为二奶奶，陈独秀的母亲谢氏则叫她为二娘子。
此时，陈独秀哽咽着道出了肺腑之言：“兰珍，……我死，死后，你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必自立。记住，自主，自立……”一阵激动噎住了他满腹的千言万语。
“先生……”兰珍抚着丈夫的额头，一声悲怆的呼唤，便泪如雨下，泣不成声。
陈独秀喘息着，蓦地，他那双目直对着房顶喟然长叹一声：“我的‘小学’、‘小学’，我只注到‘抛’字呵，可我，就要抛、抛它而去了……”一颗浑浊的老泪，从陈独秀的眼角慢慢滴下来。
从此以后，他便是不断的昏迷、呓语，呓语、昏迷……1942年5月27日晚9时40分，这位以创办《新青年》杂志首创“科学与民主”，领导五四运动以及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而闻名于世的“思想界明星”，就在那满目的凄凉中，无比惆怅地离开了他始终关注着、热爱着的人生，享年63岁。当时守在他病榻前的，只有妻子兰珍、儿子松年夫妇及孙儿、孙女和前往探视的包惠僧等8人。
1942年6月1日，在江津大西门外鼎山山麓邓燮康家的茔地——康庄，隆起了一座背靠青山、面临长江的坟冢。一代英豪，就在这凄风冷雨中走完了他颇具争议的一生。1947年，根据陈独秀的遗愿，陈松年将其灵柩运回故乡安庆，与他的原配夫人合葬于市郊十里乡的叶家冲。
四处辗转
1938年8月3日下午，一艘小客轮在四川江津靠岸了。
一块接一块的木跳板上，颤悠悠地蠕动着一条长龙似的人流。裹挟在人流中的陈独秀，穿一件白布衬衣，一条阴丹士林蓝布长裤，烈日炎炎，他用一把蒲扇斜遮在头顶上。这位年近六旬且患有高血压病的老者，经过小客轮上五六个小时的颠簸，早已疲惫不堪，尽管身边有年轻的妻子潘兰珍搀扶着，但他的脚步已经明显有些蹒跚了。
无情的岁月，使这位昔日的斗士略显龙钟老态。他头上已略略谢顶，短发里黑白相间，一张白净的长方脸上，添了皱纹，高了颧骨。唯有他那扬起的剑眉，紧抿的嘴角，深邃的目光和挺直的鼻梁，仍透出一股锐气和倔劲儿。
一年前，抗日战争爆发。在全国人民“ 一致抗日”的强烈要求下，经过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有力斗争，蒋介石释放了一大批政治犯。8月23日中午，面色苍白的陈独秀带着一丝矜持的微笑，神态自若地步出国民党南京模范监狱的大门，结束了他第5次被捕近5年的铁窗生活。
陈独秀出狱时，曾想去延安，他托人转告中共驻南京的代表 ，说明自己已脱离托派组织。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表示拥护，并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工作。他还亲自写了一封信，并起草了抗日的七条纲领，托人转给中共中央。据捎信人罗汉告诉陈独秀，博古看了陈独秀的信后曾表示，陈的纲领与党中央所确定的抗日路线并无大的分歧。林伯渠、周恩来、王若飞、叶剑英等对陈独秀的回归亦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在王明、康生等人的干扰下，陈的愿望最终落空了。上海的托派组织知道陈独秀出狱后，数次邀请他回沪主事，重整旗鼓，被他严词拒绝。至于对国民党当权者抛过来的高官厚禄的诱饵，陈独秀更是不屑一顾。
由于战局恶化，不断的迁徙、漂泊，使携带着家室、拖着病躯的陈独秀几乎喘不过气来。山城的酷暑高温，日本飞机的频繁空袭，以及多如蚊蝇的特务，更使陈独秀难以安宁。在客居江津的友人邓仲纯一再邀请和催促下，陈独秀只好抱着“住住看”的心情，与妻子再一次踏上了旅途。
到达江津后，陈独秀不顾及小客栈的简陋和肮脏，在那儿租下了一间单房。4天后，经过另一位同乡方孝远的介绍，陈独秀夫妇住进了东门郭家公馆的一间屋子。
不幸丧母
如果说，陈独秀到江津后生活上受到一次次挫折，那么接踵而来的丧母，则是给了他精神上的一次沉重的打击。
这年秋，陈独秀的三子陈松年与其安徽同乡，决定把他们筹办的国立九中设在江津。所以，松年很快就带着妻子、长女，陪同祖母谢氏来到了江津，与陈独秀同住郭家公馆。
陈独秀自1913年从家乡安庆逃亡后，便一直在外，漂泊不定、四海为家。分处天南地北几十年的一家人，这次却在异乡团聚，四世同堂，从而使晚年的陈独秀上能侍奉母亲，下能教导儿子，且有含饴弄孙之乐，加之老夫少妻，伉俪情深，这给陈独秀寂寞的心田，实在注进了不少生活情趣。
然而，这可怜的一点幸福是那么短暂，在江津刚度过了第一个严冬，3月22日，78岁高龄的母亲谢氏溘然长逝。老人刚刚咽下最后一口气，俯身在停尸木板一端的陈独秀，双手抱起亡母的头，痛楚地哀叫了一声“妈！”便恸哭失声，老泪纵横。
谢氏并非陈独秀的生母。陈独秀刚出世几个月的时候，他的父亲便病死了。40多年前，陈独秀正好20周岁时，其生母查氏也故去了。在查氏病逝前的3年，陈独秀便正式过继给四叔父陈衍庶为嗣子。四婶谢氏就成为陈独秀的养母。
曾做过清朝知府的陈衍庶没有子嗣，加之独秀从小聪颖过人，顽皮可爱，故陈衍庶对这个过继儿子十分疼爱。陈独秀参加革命后，因顾虑本营垒里的人讥讽他与旧官僚划不清界限，曾去宗祠办理了“退继”手续，但暗中却始终不忘对陈衍庶的接济。
但即便是这表面上的“退继”，对谢氏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在陈独秀“玩出”这幕幼稚把戏的头天晚上，他预先赶到母亲房中去做解释。可话刚出口，老人便惊恐得好似遇到了魔鬼，一本正在她手中翻弄着的《陈氏宗谱》“啪”地掉在地上，她使劲儿睁大了眼睛，全无了平日的安详，茫然失神地瞪着面前这位着一身西装的安徽都督府秘书长，仿佛不认识似的。大半晌，她才惊惶地哭喊出一声：“庆同啊（陈独秀的家谱名），你不认爹娘了吗？当皇帝的也要认啊！”
然而实际情况是：过继官僚家庭并没有连累到陈独秀的革命，反而是陈独秀的革命“株连”了他的家庭。
1913年，袁世凯任命的安徽都督倪嗣冲一上任，就立即下令缉拿陈独秀。此时，也正是谢氏最为艰难的年月。丈夫刚死，尸骨未寒，过继儿子又被迫逃亡异地。闯上门的差役因为扑空而恼羞成怒，便将谢氏的一侄孙误为陈独秀之子抓捕下牢，继而倾箱倒柜，掘地三尺，把陈独秀的家抄了个遍。目睹此种暴行的谢氏，因悲愤过度而大病了一场。
自从陈独秀逃离后，谢氏用她被抄家后所剩不多的财产，养活着陈独秀的发妻、4个子女及另外2个侄孙，一家8口，老的老、小的小，日子过得非常艰难。
吃斋敬神的谢氏，到江津不久便病倒了。在养母临终前一段时间，每顿饭都是陈独秀亲手盛好，送到养母手中。至于端水和拿药等事，陈独秀伺候的细致和周到也不亚于妻子兰珍。
养母病逝后，陈独秀身着麻衣，双腿曲跪灵前，泪流满面地进行祭奠。
移居石墙院
谢氏逝世以后，儿子松年一家人迁居到了任教的学校。多了宽余的屋子和少了家务事的牵扯，陈独秀的心平静了一些，打算着手整理在狱中的文字学著述，并间或写些时事评论的政治文章。自然，与朋友们的书信往来是不能少也不能断的，他渴望着了解战事与时局的发展和变化。 可是，好景不长。居所的小屋不能再住，通过时任九中校长的兄长邓季宣和江津名绅邓蟾秋、邓燮康叔侄的关系，陈独秀搬迁到离城30里地的乡村鹤山坪，住在江津一中校长施怀清的施家大院。可那儿的孩子太多，整日闹山麻雀似的叽叽喳喳，陈独秀不久又迁到离施家大院两里远的石墙院——前清二甲进士杨鲁承的旧居。
石墙院内景致优美，鱼池假山，竹树成荫，院外视野也开阔，一马平川，阡陌纵横；房主人杨氏一家的众多媳妇热情、贤淑，将潘兰珍视为同胞姐妹一样。但是，这儿毕竟太偏僻了，往返县城一趟至少6个小时。因此，很多路过江津县城顺道来访或专程来访陈独秀的朋友和学生们，只得望而却步。不仅当天的《江津日报》和头两天重庆方面的报纸不能及时读到，而且所有书信报刊，也是由城内友人邓仲纯三五日或一周送来一次……消息的闭塞，真使陈独秀有隔世之感。尽管房主人尽了最大的努力，腾出了两间偏房给陈独秀夫妇做卧室和书房，但此屋上无天花板，脚下泥土地的地面既潮湿又凹凸不平，室内用具不但少而且破，真是家徒四壁，室如悬磬。一种莫名的凄凉和孤独，如蛇一般噬咬着陈独秀的心。
然而，陈独秀的一手龙蛇飞动、鸾翔凤翥的好书法，即便是在这个偏乡僻壤，也常常引来好些请求题字的慕名者。
杨鲁承一个在成都就读中学的孙女，有一次回家请求题字留念，陈独秀欣然题诗一首，诗中有这样两句：“相逢须发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移。”杨氏孙女是听说过眼前这位先生的火暴脾气的，捧着题诗不禁脱口问道：“陈先生，你这‘性未移’是指脾气还没改吗？”陈独秀捋着下巴上的几根山羊胡子笑了，说：“你说对了一半。这是我的近作，最近我见到了从苏联回来的廖先生，虽然我俩须发都白了，但高兴的是，我俩的革命意志和性格都始终不变。”
陈独秀的此情此志，即使是在残酷、险恶的囚窗牢笼里，也未改变。1932年在上海被捕时，国民党上海公安局侦缉队长慕陈独秀大名求请题字，陈独秀饱蘸酽墨，写下了“还我河山”、“先天下忧”两个充满着对祖国和人民一片丹心的横幅。
陈独秀被押解南京后，军政部长何应钦也请求题字，陈独秀挥毫写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遒劲大字，抒发了他自己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
画家刘海粟来探监时，陈独秀书写了自己撰的一副对联相赠。其上联是“行无愧怍心常坦”，其下联是“身处艰难气若虹”。这副对联真可谓字字见峭峻风骨，掷地作金石之声。
陈独秀在石墙院最大的乐趣莫过于潜心于自己的文字学著述了。
烈日盛夏，陈独秀身上只穿了短裤和背心，但浑身仍然如泉涌般淌汗，桌边用以揩汗的一条手巾总是湿漉漉的。入夜，嗡嗡的蚊子在耳旁乱舞，陈独秀只好燃起一支支由锯木面与药粉混合制成的刺鼻的蚊香，在烟雾缭绕中笔耕不辍。
隆冬之夜，书房里四面透风，砭人肌骨，陈独秀浑身僵冷，被冻得麻木的手指已提不稳笔。夜深了，潘兰珍也学着农家的样子，给陈独秀弄一个外罩篾条，内装瓦钵木炭的“火笼”，让他烘手烤脚。
丈夫为什么要这样无冬无夏地笔耕，莫非真如他自嘲的“著书都为稻粱谋”吗？其实做妻子的也知道，唯有著述，方是丈夫排解寂寞和孤独的好办法。
潦倒窘境
光阴荏苒，冬去春来，陈独秀在江津居然一晃呆到了第四个年头。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飞涨，已经殃及千千万万人民的生活，时局维艰，陈独秀和潘兰珍也时时处于饥饿的威胁之中。
这天早晨，“闻鸡伏案”的陈独秀下笔如有神，完成了《小学识字课本》“复体字”一章的大部分，他搁下笔，感觉肚里叽叽咕咕唱起“空城计”。走到厨房，他躬身揭开米坛盖，这才发现，空空如也的米坛里，只有一只舀米碗孤零零地躺在坛底。
潘兰珍坐在一边发怔，她已经去房主人家借过两次米了，旧账未清，怎好意思再添新债。巧妇难为无米炊啊！陈独秀这时叹了一口气，脸上挂起一丝苦笑，与妻子一时竟相对无语。
要不是有辱斯文、有伤大雅的话，陈独秀对眼前的一日三涨的物价，真要破口大骂了。此时，他的收入是微乎其微的，卖文为生是断乎不可能的了。好不容易才能登上一篇文章，也不过三四十元稿费。最令他暗暗叫苦的是，有好些报刊不愿或不敢为陈独秀的文章让出一席之地，尽管他的文章腾蛟起凤，文采斐然。比如陈独秀在江津写的谈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问题的文章，在重庆的《大公报》登了第一天后便登不下去了。显然，该报纸是收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指令而有意不让陈独秀发表言论的。
虽然当时有不少朋友在经济上设法接济陈独秀，但这种接济毕竟是有限的。为了节约开支，陈独秀夫妇在石墙院亲耕农事，向农人们学着种起土豆来。油荤日益减少，偶尔能打一次牙祭也会叫夫妇俩高兴一番。有一次，相交颇深的老同盟会员、安徽老乡朱蕴山提着几只鸭子前来探望。当时，胃痛得在床上打滚的陈独秀，想起五代时入蜀的画家贯休，流落异地后也身无长物，一时颇显潦倒，联想起自己今日的窘困，怎不感慨万千！他从床上硬撑着坐起身，将自己之前的诗稍作修改，随即用毛笔誊抄好转赠朱蕴山这位挚友。诗云：“贯休入蜀睢瓶钵，山中多病生死微，岁晚家家足豚鸭，老馋独噬武荣碑。”
捧着陈独秀的赠诗，朱蕴山似触摸到老友穷且益坚的情怀。然而，此情此景又令朱蕴山黯然神伤，看到墙角边那残剩的几颗干瘪土豆，他禁不住喃喃地自语：“可怜呵可怜，仲甫竟然没有东西吃！”
可是鹤山坪一带不知内情的盗贼暗想，做过共产党大官的陈独秀必定有不少油水可捞。1940年一个仲夏之夜，这伙人打洞进屋盗走了陈独秀的十几件衣服和部分尚未出版的手稿。因为失去心爱的篆刻阳文“独秀山民”的四字印章和手稿，陈独秀直气得捶胸顿足，痛心疾首。他对潘兰珍说：“若印章和手稿能失而复得，我宁可被盗走全部财物，即使因之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亦无所不愿……”
而此时，他真正尝到了“食不果腹”的滋味。一天，潘兰珍进屋，挨着丈夫坐了下来，怯怯地问道：“先生，你能不能从那笔钱中取出一点款子，就算借，以后归还好吗？”听到妻子似有发颤的声音，想必她是费了好大一番踌躇之后，才鼓足勇气向丈夫启齿的。 “你说什么？动那2万元吗？”陈独秀用愠怒的目光瞪着妻子。
“不能！决不能！”他一下子站起身来，像一支点燃了导线的爆竹，厉声嚷道：“他陈立夫只要不收回成命，我陈独秀绝不会为五斗米折腰，那钱，我们不能动用分文，哪怕冻死饿死……”说完“咚”的一声坐到床上。
原来，为了陈独秀那本《小学识字课本》的书名，陈独秀跟时任国民党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各持己见，僵持不下。陈立夫以为“小学”二字不妥，硬要陈独秀更改书名后才准予出版。陈独秀却不同意，声称一个字也不能改。他强调说：“自汉代始即称文字学为小学，章太炎也以为小学之名不符，主张改称语言文字之学，何其繁琐也！”
由于二陈意见相左，陈独秀便将国民政府教育部预支给他的两万元稿酬，全部束之高阁，存入一中介人手中，不愿挪用一分一厘。
潘兰珍深知，丈夫为他研究的那些方块字发脾气，这可不是第一回了！早在南京探监时，她就听说丈夫曾经只为了争一个“父”字的输赢，与一位老先生像小孩子似的大大争吵了一通。这些在她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丈夫尚且如此认真，对这样刻板而又固执的人，她又怎能指望他去做那些被认为更违心的事呢？
陈独秀见妻子苦着脸默不作声，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儿。他心里明白，只要他稍作妥协，点一下他那“顽石”之头，开一下他那“顽石”之口，莫说结束这平日的清苦生活，就是养尊处优、安富尊荣乃至飞黄腾达，也是唾手可得的。可是，曾使用“顽石”两字做笔名而著文鼓吹革命、传播真理而闻名遐迩、饮誉中外的陈独秀，铮铮铁骨，一身正气，岂可不顾名节？
陈独秀想起三年前出南京监狱时，蒋介石就派亲信朱家骅来拉拢过他，希望他能组织一个与延安对着干的新共党，除许诺给予10万元活动经费外，还给出5个“国民参政会”名额相诱。在陈独秀冷冷的笑声中，朱家骅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被弄得下不了台。
之后，蒋介石又托人请陈独秀出任国民政府劳动部长。陈当即予以痛斥：“想拿我装点门面，真是异想天开。”但蒋介石仍然不死心，继续一厢情愿地施展其手段拉拢陈独秀。一年前，蒋派他的得意门生和心腹戴笠与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带着水果、茅台等礼品，微服前来江津拜访陈独秀。当时，要不是同在江津的曾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的高语罕看在学生面上，勉强引见，戴笠和胡宗南这两位国民党要人准吃闭门羹。在尴尬的会面中，陈独秀告说自己是“逃难入川，虽以国事萦怀，却不问政治，不愿公开发表言论，引起喋喋不休之争”，使戴、胡二位大员此行一无所获，败兴而归。
陈独秀曾多次气愤地说：“蒋介石杀了我们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国共合作，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在江津期间，陈独秀既谢绝了胡适之邀他去美国做传记的盛情，也两次婉拒了托洛茨基请他去美国参加第四国际工作的“好意”……
如今，贫穷、艰难到饿肚子的地步，堂堂大丈夫居然不能养家糊口，这却是陈独秀料想不到的。过去说“长安居大不易”，怎会相信这荒村野舍也度日维艰呵！
惨然辞世
1942年5月中旬，备感寂寞和孤独、贫病交加的陈独秀终于卧病床褥。他是5月12日上午用蚕豆花泡水饮后半小时中毒的，再加上严重的高血压病，这次是数病并发。18日清晨，陈独秀觉得自己的身体不支，便把病情告诉儿子和与松年同在九中执教的北大同学会的何之瑜。松年与之瑜于是马上请邓仲纯到石墙院诊治。自此一直到病逝的八九天内，曾有好几位医生先后为陈独秀诊治过，老友邓仲纯更是不离左右。然而，风烛残年、病入膏肓的陈独秀自知行将就木，他垂危的生命形同一道残阳，正急剧坠落。5月25日黄昏，他把潘兰珍、陈松年等亲人叫到了床前。
陈独秀那清癯的脸已瘦削不堪，下巴上稀疏的山羊胡子长约寸许，双眼时闭时睁，嘴唇微微翕动，发出的声音是那么微弱。忽然间，他吃力地睁开眼睛，伤感的目光，在亲人们的脸上缓缓移过。
丈夫那忧郁的目光在妻子的圆脸上停留了片刻，他猛地伸出青筋暴突的干枯的手，用力握住了兰珍柔软圆实的手。
陈独秀和潘兰珍的相知相爱，不失为一桩富有浪漫和传奇色彩的爱情童话。12年前，他们同在一座公寓“做客”。一两次偶然的谈话后，便有了少许的往来，以后，见面的次数日见频繁，感情的纽带也愈来愈紧了。
他喜爱她善良的心地、朴实的性格。而兰珍则敬佩独秀正直的品格、渊博的学识以及妙趣横生的诙谐谈吐。也许是陈独秀身上的某种气质太富有磁力的吸引吧，情窦初开的潘兰珍，终于答应了他的求婚。只是在当时，她不识他政治身份之“庐山真面目”。直到1932年陈独秀被捕，兰珍才从报上知道，与自己朝夕相处、同床共枕的“先生丈夫”，竟是过去大名鼎鼎的共产党总书记。
自从陈独秀入狱后，身为上海英美烟草公司一名工人的潘兰珍，出于对陈独秀的爱慕，曾只身前往南京，无论是夏迎灼灼骄阳，还是冬顶漫天风雪，三天两头一趟一趟地去老虎桥，为身陷囹圄的丈夫送牢饭。那时，潘兰珍并不知道陈独秀是否还有生还希望，尽管国民党当局迫于国际国内的舆论，将陈独秀的徒刑由15年改判成了8年。
出狱后，夫妇俩一路颠沛流离，寄人篱下，但妻子毫无怨言，只顾悉心照料丈夫，真可谓体贴入微。尤其是在初到江津的日子里，与陈独秀的上下四代人同住一室之际，由于兰珍的孝顺、勤恳，赢得了陈独秀一家老小的尊重和喜爱。松年一辈尊之为母，松年下辈呼她为二奶奶，陈独秀的母亲谢氏则叫她为二娘子。
此时，陈独秀哽咽着道出了肺腑之言：“兰珍，……我死，死后，你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必自立。记住，自主，自立……”一阵激动噎住了他满腹的千言万语。
“先生……”兰珍抚着丈夫的额头，一声悲怆的呼唤，便泪如雨下，泣不成声。
陈独秀喘息着，蓦地，他那双目直对着房顶喟然长叹一声：“我的‘小学’、‘小学’，我只注到‘抛’字呵，可我，就要抛、抛它而去了……”一颗浑浊的老泪，从陈独秀的眼角慢慢滴下来。
从此以后，他便是不断的昏迷、呓语，呓语、昏迷……1942年5月27日晚9时40分，这位以创办《新青年》杂志首创“科学与民主”，领导五四运动以及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而闻名于世的“思想界明星”，就在那满目的凄凉中，无比惆怅地离开了他始终关注着、热爱着的人生，享年63岁。当时守在他病榻前的，只有妻子兰珍、儿子松年夫妇及孙儿、孙女和前往探视的包惠僧等8人。
1942年6月1日，在江津大西门外鼎山山麓邓燮康家的茔地——康庄，隆起了一座背靠青山、面临长江的坟冢。一代英豪，就在这凄风冷雨中走完了他颇具争议的一生。1947年，根据陈独秀的遗愿，陈松年将其灵柩运回故乡安庆，与他的原配夫人合葬于市郊十里乡的叶家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