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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滇东北雄踞大西南腹心区域，地处川、滇、黔三省结合部，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多民族交融的文化走廊。滇东北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时期之后，从落后走向繁荣，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分散走向一统，其中汉文化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关键词：滇东北汉文化 统一多民族 作用
我国是一个统一多民族的国家，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但是我国统一多民族的局面是如何形成的呢？本文通过追溯中原汉文化对滇东北影响变化的历史，来说明汉文化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一、“大一统”观与“汉文化”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作用
在中国的古史传说中，九州一统的观念早在三皇五帝时期就已孕育。到了夏商周时期，出现了“四夷”与“华夏”的区分。春秋战国时期，华夷多元一体格局初步形成，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主张以“周礼”来辨夷夏，即从文化的角度去区分夷夏，而不是从人种或血统的角度去区分夷夏，并希望通过用华夏文化去吸引、同化夷狄等族，其思想中包含着“大一统”的内涵。在这种思想观念的支配下，历代王朝统治者都急于“用夏变夷”以实现“华夷一统”。
为了实现国家统一，中原王朝历代统治者有意将汉文化地融入“羁縻之治”中，使之成为其“用夏变夷”的工具。唐人司马贞曾对“羁縻之治”有过解释：“羁，马络头也;縻，牛缰绳也。《汉官仪》马云羁，牛云縻。言制四夷如牛马之受羁糜也”。一般意义上可解释为：即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特殊的行政管理机构，保持或基本保持少数民族原有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管理机构，承认其酋长、首领在本民族和本地区中的政治统治地位，任用少数民族地方首领为地方官吏，除在政治上隶属于中庸王朝、经济上有朝贡的义务外，其余一切事务均由少数民族首领自己管理。羁縻政策最初源于秦汉时期，盛行于唐宋，鼎盛期则到了明朝，一直到清改土归流结束，前后一千多年的时间里，羁縻制度无形的融入汉文化，简单完成了民族化一、巩固中央统治的使命，但是有时也会转变成为威胁中央统治的地方不稳定因素，造成国家动乱和社会冲突。
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汉文化不仅仅是被动的融于羁糜之治中，同时它以其强大的向心力主动地使周边少数民族地区与中原地区形成了一个有机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即一个文化上的共同体，最终促使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二、汉文化推动滇东北地区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
（一）秦汉时期
公元前250年，李冰在主持修筑都江堰后，又承担了开修僰道的任务，僰道起自僰道县（今四川宜宾市），溯江而上，直抵今天云南的昭通境内。僰道作为川、滇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国家统一、巩固边疆以及民族文化融合，均发挥了重要作用。秦灭巴蜀后，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对西南地区的控制，采取“以夷制夷”之策，在滇东北地区实行分封制与郡县制并存的双轨制，设置蜀郡、僰道县等。之后又派常頞在僰道的基础上，打通了从朱提（今昭通）向南延伸至曲靖，全长二千多里的“五尺道”。五尺道的修筑，使“西南夷”各部落，尤其是滇东北地区和内地经济文化联系更加密切起来。中原先进的经济文化、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的输入，推动了滇东北社会经济的发展，滇东北成为中原文化输入云南的桥头堡和重要通道，也慢慢成为和内地不可分割的整体。
到汉初，由于国力较弱，中央王朝无暇顾及西南外蛮夷，一度放弃了秦朝在此地设立的郡县。直到建元六年（公元135年），汉武帝通西南夷，最关键的是派唐蒙出使夜郎与其首领“约为置吏”，然后将五尺道往东延伸到贵州腹地，直通珠江上游的牂牁江（今北盘江），这就是历史上的“南夷道”。之后汉王朝在今云南昭通置犍为郡下设朱提（昭阳、鲁甸、大关、永善）、堂狼（巧家、会泽、东川）、南广（镇雄、彝良、盐津、威信）三县;公元107年，东汉将朱提、堂狼、南广、存邬连同汉阳合并为朱提、汉阳二县。犍为郡的羁縻政策，把滇东北地区正式纳入了中国版图，这是滇东北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不仅标志着滇东北已经融入中国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而且标志着先秦“内诸夏而外夷狄”狭隘民族观念的淡化。虽然当时滇东北地区的人口结构仍是“夷多汉少”，但汉文化影响渐趋扩大，汉碑、汉洗、汉印、汉画像刻石等出土文物，更是充分地体现了两汉时滇东北土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融，对滇东北的历史发展无疑是进步的。
（二）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
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为汉，定年号为章武，与曹魏、孙吴形成三国鼎立之势。但蜀汉并不满足偏处西南一隅，而是力圖“北定中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但从当时三国的形势来看，蜀汉仅据益州一地。虽然益州被称作天府之国，但和当时的曹魏、孙吴相比，在人力、资源等方面的劣势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自“夷陵之战”失败后。为此，蜀汉必须向南部的西南夷地区积极开拓，采取“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政策，以弥补不足。在此过程中，包括滇东北在内的西南夷地区经济、文化均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公元223年，刘备伐吴失败，白帝城托孤于诸葛亮后病逝，刘禅即位，改元建兴。此时南中不少豪强大姓以及一些少数民族奴隶主贵族“夷帅”“叟帅”等趁机作乱，正可谓内忧外患。面对危机，诸葛亮一边积极派人与东吴结盟修好，一边开始南征。公元225年，诸葛亮兵分三路，先后打败朱褒，杀高定元，又采取“攻心”策略，收降孟获，平定“南中”。
平定“南中”之后，蜀汉继承了汉代在昭通所实行的羁縻制度，任用拥护蜀汉的南中大姓、平叛有功的将领和少数民族首领为官，拥护大姓招募“夷帅”“叟帅”统治下的奴隶，创立了“夷汉曲部”。同时，鉴于“南中”大姓、夷帅、叟帅势力强大，又采取大郡化为小郡的办法，将南中五郡增设为七个郡。在今云南曲靖沿昭通一带，诸葛堰、诸葛营、诸葛井、将军柱等地名物比比皆是，同时蜀国的织锦术等也相继传入。这些都充分反映了蜀汉开明的少数民族政策，使汉族和少数民族能够相互接触，彼此进行经济文化的交流。但此时包括滇东北在内的南中少数民族主要是接受了汉文化中先进的铁犁农耕技术等，而作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如政治、军事、法律、宗教、风俗，以及蕴含在这些东西的伦理道德和心理认同等，则仍然是自成一体，没有根本变化。所以彝族古籍《彝族源流》在提到两者的关系时说：“彝人是彝人，汉人是汉人，分的很清楚。” 蜀汉之后的晋朝，夷汉人民之间关系进一步密切了。1963年，昭通出土的东晋霍承嗣墓壁画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晋墓坐北朝南，墓顶与四壁的条石，抿糊白色石灰，用墨和彩色描绘壁画，并分别以红色、黑色，隶、楷、行三种书体直行题字约一百二十多字。北壁有八行题字，字体与国内历年发现晋人写经书中由隶书过度到楷书的笔迹相似。同时，四壁各分层畫人物及鸟兽，其中人物多为墓主的侍从，除汉服者以外，也有批毡赤足的夷人曲部，可以看出，此时民族之间的界限有所打破，夷汉人民之间接触的频率、强度大大增加。在文化上，以夷帅为代表的夷人逐渐汉化。以中原文化同化蛮夷的羁縻政策就像一根无形的绳索，将滇东北与千里之外的中原联系了起来。
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原的混乱局面，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地处偏远之地的滇东北已很难像之前那样充分地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同时，滇东北地区也遭到战火的严重摧残，发展停滞不前。
（三）隋唐--宋时期
从南北朝至隋唐宋大约800年的漫长历史时期中，滇东北地区总的说来处于一种相对的区域性闭关自守的状态，社会发展也陷入长期的倒退或停滞状态。
隋王朝虽然在云南恢复了郡县制度，在今曲靖设置了南宁州总管府（今昭通地区名义上隶属于南宁州总管府），但实际上长期处于地方割据势力统治之下。由于隋炀帝的暴政，隋朝亡于农民战争，开皇之治也如昙花一现。盛唐时期滇东北有所发展，但天宝之战唐朝战败，对云南的羁縻管理也日暮西山。“宋挥玉斧”后，大渡河以南不由中央政权直接管理。期间，南诏、大理相继立国，滇东北游移其间，既是大理国的羁縻统治地区，又是宋王朝叙州（今四川宜宾）“羁縻”地，既与中原文化疏离，又未能充分吸收受中原文化影响而成的南诏、大理文化。
（四）元--明清时期
元、明、清三朝在“羁縻”滇东北的历史过程中，汉文化濡染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不论其是主动或是被动。13世纪下半叶，元代在云南设行省，把云南纳入了中央王朝的直接统治范围。元代对滇东北地区的治理，在总结历代封建王朝、特别是唐宋以来推行的羁縻政策的基础上实行土司制度。除流官控制的少数发达地区外，滇东北大部分地区则属于落后的奴隶主贵族统治地区，并保留着一些原始遗风。公元1316年，元代还在滇东北地区实行移民屯垦，主要以军屯为主，不少充当军人或官吏的汉人、蒙古人、色目人进入滇东北，对开发滇东北无疑取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在滇东北的一些官衙治地还建文庙、设官学，土官应袭子弟曾先后分批到王朝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文化。公元1289年前后，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在从昆明返回大都途经滇东北时，记录了这里的一些情况：当时，滇东北一带驿道畅通，沿途设有站赤，为过往官、商提供马匹及其他服务。沿途可见到很多城镇、村庄，这里商业较兴盛，活跃着一些专门从事大宗贸易的商人，这里的黄金生产发达，但当地主要不是使用金属货币，而使用海贝以作为交换媒介。当地居民食用肉类、乳品和粮食，并以粮食加上香料酿酒饮用。可以说，元代在滇东北等建立统治机构后，改变了原来的分散局面，也推动了滇东北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公元1726年，乌蒙土司与芒部土司、东川土司相继发动叛乱。云南巡抚兼总督鄂尔泰提出“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流”的主张，得到雍正帝大力支持，趁机用武力推行改土归流。改土归流彻底废除了千百年来的土司制度，汉文化在推动滇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把这块原来的化外之域，越来越紧的绑在了王朝大一统的战车上。
三、结论
两千多年来，汉文化使中华民族形成了牢固的大一统族群观。随着文化认同范围的扩大，汉族人口越来越多、居住地域越来越大，接受汉文化的少数民族也越来越多，大量“蛮夷”已在汉文化主动或被动的“用夏变夷”的历史进程中“化”成了汉人。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汉文化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主体作用。
滇东北地区，只是我国960万平方公里大地上的一个点，2000年，也只是人类漫长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瞬间;但我们从滇东北地区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历程，却可读出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原汉文化在西南地区逐步融入大一统国家体系这一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汉文化，是一根无形的绳索，将中原与周边地区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有机体，并且形成了今天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和谐发展的统一多民族国家。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
[2]邹长铭.昭通风物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3]云南各族古代史略[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4]詹子庆.中国古代史（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5]付奠基.昭通简史[M].北京：中华书局.
关键词：滇东北汉文化 统一多民族 作用
我国是一个统一多民族的国家，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但是我国统一多民族的局面是如何形成的呢？本文通过追溯中原汉文化对滇东北影响变化的历史，来说明汉文化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一、“大一统”观与“汉文化”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作用
在中国的古史传说中，九州一统的观念早在三皇五帝时期就已孕育。到了夏商周时期，出现了“四夷”与“华夏”的区分。春秋战国时期，华夷多元一体格局初步形成，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主张以“周礼”来辨夷夏，即从文化的角度去区分夷夏，而不是从人种或血统的角度去区分夷夏，并希望通过用华夏文化去吸引、同化夷狄等族，其思想中包含着“大一统”的内涵。在这种思想观念的支配下，历代王朝统治者都急于“用夏变夷”以实现“华夷一统”。
为了实现国家统一，中原王朝历代统治者有意将汉文化地融入“羁縻之治”中，使之成为其“用夏变夷”的工具。唐人司马贞曾对“羁縻之治”有过解释：“羁，马络头也;縻，牛缰绳也。《汉官仪》马云羁，牛云縻。言制四夷如牛马之受羁糜也”。一般意义上可解释为：即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特殊的行政管理机构，保持或基本保持少数民族原有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管理机构，承认其酋长、首领在本民族和本地区中的政治统治地位，任用少数民族地方首领为地方官吏，除在政治上隶属于中庸王朝、经济上有朝贡的义务外，其余一切事务均由少数民族首领自己管理。羁縻政策最初源于秦汉时期，盛行于唐宋，鼎盛期则到了明朝，一直到清改土归流结束，前后一千多年的时间里，羁縻制度无形的融入汉文化，简单完成了民族化一、巩固中央统治的使命，但是有时也会转变成为威胁中央统治的地方不稳定因素，造成国家动乱和社会冲突。
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汉文化不仅仅是被动的融于羁糜之治中，同时它以其强大的向心力主动地使周边少数民族地区与中原地区形成了一个有机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即一个文化上的共同体，最终促使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二、汉文化推动滇东北地区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
（一）秦汉时期
公元前250年，李冰在主持修筑都江堰后，又承担了开修僰道的任务，僰道起自僰道县（今四川宜宾市），溯江而上，直抵今天云南的昭通境内。僰道作为川、滇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国家统一、巩固边疆以及民族文化融合，均发挥了重要作用。秦灭巴蜀后，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对西南地区的控制，采取“以夷制夷”之策，在滇东北地区实行分封制与郡县制并存的双轨制，设置蜀郡、僰道县等。之后又派常頞在僰道的基础上，打通了从朱提（今昭通）向南延伸至曲靖，全长二千多里的“五尺道”。五尺道的修筑，使“西南夷”各部落，尤其是滇东北地区和内地经济文化联系更加密切起来。中原先进的经济文化、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的输入，推动了滇东北社会经济的发展，滇东北成为中原文化输入云南的桥头堡和重要通道，也慢慢成为和内地不可分割的整体。
到汉初，由于国力较弱，中央王朝无暇顾及西南外蛮夷，一度放弃了秦朝在此地设立的郡县。直到建元六年（公元135年），汉武帝通西南夷，最关键的是派唐蒙出使夜郎与其首领“约为置吏”，然后将五尺道往东延伸到贵州腹地，直通珠江上游的牂牁江（今北盘江），这就是历史上的“南夷道”。之后汉王朝在今云南昭通置犍为郡下设朱提（昭阳、鲁甸、大关、永善）、堂狼（巧家、会泽、东川）、南广（镇雄、彝良、盐津、威信）三县;公元107年，东汉将朱提、堂狼、南广、存邬连同汉阳合并为朱提、汉阳二县。犍为郡的羁縻政策，把滇东北地区正式纳入了中国版图，这是滇东北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不仅标志着滇东北已经融入中国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而且标志着先秦“内诸夏而外夷狄”狭隘民族观念的淡化。虽然当时滇东北地区的人口结构仍是“夷多汉少”，但汉文化影响渐趋扩大，汉碑、汉洗、汉印、汉画像刻石等出土文物，更是充分地体现了两汉时滇东北土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融，对滇东北的历史发展无疑是进步的。
（二）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
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为汉，定年号为章武，与曹魏、孙吴形成三国鼎立之势。但蜀汉并不满足偏处西南一隅，而是力圖“北定中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但从当时三国的形势来看，蜀汉仅据益州一地。虽然益州被称作天府之国，但和当时的曹魏、孙吴相比，在人力、资源等方面的劣势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自“夷陵之战”失败后。为此，蜀汉必须向南部的西南夷地区积极开拓，采取“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政策，以弥补不足。在此过程中，包括滇东北在内的西南夷地区经济、文化均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公元223年，刘备伐吴失败，白帝城托孤于诸葛亮后病逝，刘禅即位，改元建兴。此时南中不少豪强大姓以及一些少数民族奴隶主贵族“夷帅”“叟帅”等趁机作乱，正可谓内忧外患。面对危机，诸葛亮一边积极派人与东吴结盟修好，一边开始南征。公元225年，诸葛亮兵分三路，先后打败朱褒，杀高定元，又采取“攻心”策略，收降孟获，平定“南中”。
平定“南中”之后，蜀汉继承了汉代在昭通所实行的羁縻制度，任用拥护蜀汉的南中大姓、平叛有功的将领和少数民族首领为官，拥护大姓招募“夷帅”“叟帅”统治下的奴隶，创立了“夷汉曲部”。同时，鉴于“南中”大姓、夷帅、叟帅势力强大，又采取大郡化为小郡的办法，将南中五郡增设为七个郡。在今云南曲靖沿昭通一带，诸葛堰、诸葛营、诸葛井、将军柱等地名物比比皆是，同时蜀国的织锦术等也相继传入。这些都充分反映了蜀汉开明的少数民族政策，使汉族和少数民族能够相互接触，彼此进行经济文化的交流。但此时包括滇东北在内的南中少数民族主要是接受了汉文化中先进的铁犁农耕技术等，而作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如政治、军事、法律、宗教、风俗，以及蕴含在这些东西的伦理道德和心理认同等，则仍然是自成一体，没有根本变化。所以彝族古籍《彝族源流》在提到两者的关系时说：“彝人是彝人，汉人是汉人，分的很清楚。” 蜀汉之后的晋朝，夷汉人民之间关系进一步密切了。1963年，昭通出土的东晋霍承嗣墓壁画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晋墓坐北朝南，墓顶与四壁的条石，抿糊白色石灰，用墨和彩色描绘壁画，并分别以红色、黑色，隶、楷、行三种书体直行题字约一百二十多字。北壁有八行题字，字体与国内历年发现晋人写经书中由隶书过度到楷书的笔迹相似。同时，四壁各分层畫人物及鸟兽，其中人物多为墓主的侍从，除汉服者以外，也有批毡赤足的夷人曲部，可以看出，此时民族之间的界限有所打破，夷汉人民之间接触的频率、强度大大增加。在文化上，以夷帅为代表的夷人逐渐汉化。以中原文化同化蛮夷的羁縻政策就像一根无形的绳索，将滇东北与千里之外的中原联系了起来。
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原的混乱局面，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地处偏远之地的滇东北已很难像之前那样充分地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同时，滇东北地区也遭到战火的严重摧残，发展停滞不前。
（三）隋唐--宋时期
从南北朝至隋唐宋大约800年的漫长历史时期中，滇东北地区总的说来处于一种相对的区域性闭关自守的状态，社会发展也陷入长期的倒退或停滞状态。
隋王朝虽然在云南恢复了郡县制度，在今曲靖设置了南宁州总管府（今昭通地区名义上隶属于南宁州总管府），但实际上长期处于地方割据势力统治之下。由于隋炀帝的暴政，隋朝亡于农民战争，开皇之治也如昙花一现。盛唐时期滇东北有所发展，但天宝之战唐朝战败，对云南的羁縻管理也日暮西山。“宋挥玉斧”后，大渡河以南不由中央政权直接管理。期间，南诏、大理相继立国，滇东北游移其间，既是大理国的羁縻统治地区，又是宋王朝叙州（今四川宜宾）“羁縻”地，既与中原文化疏离，又未能充分吸收受中原文化影响而成的南诏、大理文化。
（四）元--明清时期
元、明、清三朝在“羁縻”滇东北的历史过程中，汉文化濡染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不论其是主动或是被动。13世纪下半叶，元代在云南设行省，把云南纳入了中央王朝的直接统治范围。元代对滇东北地区的治理，在总结历代封建王朝、特别是唐宋以来推行的羁縻政策的基础上实行土司制度。除流官控制的少数发达地区外，滇东北大部分地区则属于落后的奴隶主贵族统治地区，并保留着一些原始遗风。公元1316年，元代还在滇东北地区实行移民屯垦，主要以军屯为主，不少充当军人或官吏的汉人、蒙古人、色目人进入滇东北，对开发滇东北无疑取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在滇东北的一些官衙治地还建文庙、设官学，土官应袭子弟曾先后分批到王朝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文化。公元1289年前后，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在从昆明返回大都途经滇东北时，记录了这里的一些情况：当时，滇东北一带驿道畅通，沿途设有站赤，为过往官、商提供马匹及其他服务。沿途可见到很多城镇、村庄，这里商业较兴盛，活跃着一些专门从事大宗贸易的商人，这里的黄金生产发达，但当地主要不是使用金属货币，而使用海贝以作为交换媒介。当地居民食用肉类、乳品和粮食，并以粮食加上香料酿酒饮用。可以说，元代在滇东北等建立统治机构后，改变了原来的分散局面，也推动了滇东北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公元1726年，乌蒙土司与芒部土司、东川土司相继发动叛乱。云南巡抚兼总督鄂尔泰提出“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流”的主张，得到雍正帝大力支持，趁机用武力推行改土归流。改土归流彻底废除了千百年来的土司制度，汉文化在推动滇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把这块原来的化外之域，越来越紧的绑在了王朝大一统的战车上。
三、结论
两千多年来，汉文化使中华民族形成了牢固的大一统族群观。随着文化认同范围的扩大，汉族人口越来越多、居住地域越来越大，接受汉文化的少数民族也越来越多，大量“蛮夷”已在汉文化主动或被动的“用夏变夷”的历史进程中“化”成了汉人。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汉文化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主体作用。
滇东北地区，只是我国960万平方公里大地上的一个点，2000年，也只是人类漫长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瞬间;但我们从滇东北地区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历程，却可读出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原汉文化在西南地区逐步融入大一统国家体系这一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汉文化，是一根无形的绳索，将中原与周边地区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有机体，并且形成了今天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和谐发展的统一多民族国家。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
[2]邹长铭.昭通风物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3]云南各族古代史略[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4]詹子庆.中国古代史（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5]付奠基.昭通简史[M].北京：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