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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周鸿铎教授，是在一个工作日的早晨。采访中周鸿铎教授展现出来的平静、祥和、真诚和智慧，还有不时的笑声，都让我倍感亲切。
一
周鸿铎1940年出生于中原大地——河南省濮阳市的一个农民家庭,自幼家境贫困，很小就随家人一起做农活，艰苦的生活条件锻炼了他的意志和做人做事的品质。少年时代的他一边进行农业劳动，一边学习文化知识，虽然条件艰苦，但在学业上和农业劳动上都不居人后。周鸿铎教授说，一丝不苟、严肃认真的态度是把事情做好的关键，也是他从小养成的习惯。
正是有了这样的精神，使周鸿铎从一个农民子弟迈入了大学殿堂。在周鸿铎读大学期间，正是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环境的恶劣和条件的艰苦，没有难住周鸿铎，反而使得周鸿铎更快地成长起来。毕业后，他在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任职，从事国际文化交流工作，这是他的第一份工作。勤奋的他利用业余时间掌握了西班牙语。1972年，他被调任北京日报社，开始了记者生涯。不同的工作岗位，开阔了他的视野，正是因为在报社的工作，使他对报业发展中一些司空见惯的现象做出了深刻的思考，并在实践中检验自己的想法，对一些经济社会现象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同时对于传播媒介的理解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经济和政治两个角度思考传播媒介的性质与功能。1982年，他调入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现在，身为中国传媒大学传媒经济研究所所长、网络经济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的周教授，曾先后获得众多传媒领域的奖项，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二
对于自己取得的成就，周教授一笑而过。他说，这些成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在教学上培养了大批学生，特别是百余名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在这些学生中间已有相当多的人做出了成绩，这是他最高兴的；二是在科研上创立了一门新学科——传媒经济学，之后国内许多高校都相继开设了这门学科，这是对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贡献。谈及经验，他认为，一是在科研方面创立了“薄厚薄”的科研模式。这一模式中的第一个“薄”是指研究的课题具有小、实、散的特点，多以论文、短文的形式表现研究成果；“厚”是指研究的课题具有宏观、虚实结合、专题性强的特点，多以专著的形式表现研究成果；第二个“薄”是指研究的课题具有综合性、体系已经形成、体现事物发展规律的特点，多以体系性理论专著的形式表现研究成果。二是在教学方面创立和实践了“基础理论教育模式”、“专题式教育模式”和“体系式教育模式”。 “基础理论教育模式”是培养学士生、硕士研究生的一种教育模式，对研究生进行传媒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教育；“专题式教育模式”和“体系式教育模式”是培养博士研究生的两种不同教育模式。这两种教育模式都十分注重传媒经济学理论教育和传媒经济实践的锻炼。不同的教育模式配有不同的著作，体现了他对学士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进行的差异化指导和教学。
三
周鸿铎教授始终关注着我国传播媒介的走势，他认为：根据我国传播媒介的现状，我国传播媒介的发展路径是沿着服务化、产业化、融合化、一体化的轨迹，从“个体运营模式”逐步朝着联合运营模式、传媒融合化运营模式、传媒与经济一体化运营模式的方向发展。他当前关注的重点是以“三网融合”为切入点的传媒融合问题和以传媒与企业发展、传媒文化产业发展、传媒与城市发展为突破口的传媒与经济一体化的理论问题。
对于制播分离中的一些曲折和探索，周教授认为：制播分离一直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出现曲折和反复是可以理解的。在制播分离这个问题上，还存在着对市场经济的不熟悉和一些实际操作上的不顺利。到了2010年，制播分离在理论上已经达成了共识，但是在操作上依旧还存在问题。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是因为传媒人对媒介的性质和功能还没有更好、更深刻的认知。另一方面是在事业型传媒和产业型传媒的结合上还没有找到一个科学的结合点和适宜的度。基于目前人们对于传媒的认知和在传媒实践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很难在短期内解决制播分离的问题，即便很早就提出了制播分离这个问题，但是发展到现在还是处于摸索的阶段。问题的症结在于人们对于拥有两重性的传播媒介尚未引入市场机制，习惯于用单一的行政手段管理媒介。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国传媒体制改革比较滞后。以前对于媒介的认知，只是认识到它的政治作用，没有认识到它的经济属性。强调宣传作用是正确的，如果在强调宣传功能的同时，也能做好传媒产业经营，我国的传媒业将会更快地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将会更有效地发挥出来。只有到那时，随着 “推进文化产业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战略的实施，一方面是传媒文化在文化产业中的主体地位的真正确立，另一方面是电视传媒的制播分离制度的建立。
而说到关于电视、报纸等传统传媒进军网络的看法，周鸿铎教授说：从目前来看，依托于网络存在的媒介数量很庞大，但是其中真正能够盈利的网络媒介数量很少，大部分都是亏损的。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是我们还没有科学地把握住网络传媒的运营规律，还在使用管理传统传媒的方式去管理网络传媒，这样很容易出现不适应，进而造成亏损。他认为，网络技术和网络是共享的，不是某一家传媒独有的，不管是电视、报纸、广播，谁利用了现在的网络技术，谁就是新媒介。可见，传播媒介没有新旧之分，关键是否采用网络技术问题。这里就提出一个“不同的媒介必须融合”的客观问题。大约在2002年，理论界就开始了对媒介融合问题的研究，但是没有推广开来，因为媒介融合涉及的问题很多，需要协调。但是只要承认媒介是一种文化产业，它必然面临媒介融合这种大趋势。
目前，我国政府大力提倡发展文化产业，很多地方政府也在文化产业方面发力，不断兴建产业园区，对于这种一拥而上的办文化产业园现象，周教授说：我国的文化底蕴很深，有很多地方政府为了有效地开发利用文化资源，建立了一些文化产业园，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但是，也有一些“文化产业园”的建立带有一定的盲目性。比如随着2005年我国文化产业热潮的出现，从2006、2007年开始，我国又出现了兴建文化产业园区热潮，当时存在一种说法，即“文化产业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人们对事物的认知是有一个过程的，在开始的时候，人们对于文化产业还没有清楚的认知，许多行为也就比较盲目，随着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仅要很好地妥善地保护它，更要让它们转化成为现代生产力，提高历史文化的再生能力，全方位地发挥它们的作用。
最后，当谈到工作和生活的关系时，周教授说，“我的工作，我的学习，我的生活是一体的，包括与他人的交谈，这都是我学习的机会，通过相互交谈可以汲取到许多新的知识和新的观点，并不是只有在工作和学习时才会有新的想法出现。思考问题可以是随时随地的，思想火花的闪现不分休息时间和工作时间，当思想火花闪现的时候，一定要记录下来。”他常对他的学生说：“在做学问的过程中，不仅仅是做学问，更重要的还是做人。就像农民种地一样，到庄稼地里看看，庄稼长的怎么样，发现野草要马上拔掉，不要看它小而不拔，它会长得很快，长大了就和禾苗争肥料，做学问也是一点一点积累而成的，要学会利用零碎的时间学习、工作和生活。”
作者：马春，中国传媒大学媒体管理学院2010级传媒经济研究生
责编：傅先萍
一
周鸿铎1940年出生于中原大地——河南省濮阳市的一个农民家庭,自幼家境贫困，很小就随家人一起做农活，艰苦的生活条件锻炼了他的意志和做人做事的品质。少年时代的他一边进行农业劳动，一边学习文化知识，虽然条件艰苦，但在学业上和农业劳动上都不居人后。周鸿铎教授说，一丝不苟、严肃认真的态度是把事情做好的关键，也是他从小养成的习惯。
正是有了这样的精神，使周鸿铎从一个农民子弟迈入了大学殿堂。在周鸿铎读大学期间，正是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环境的恶劣和条件的艰苦，没有难住周鸿铎，反而使得周鸿铎更快地成长起来。毕业后，他在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任职，从事国际文化交流工作，这是他的第一份工作。勤奋的他利用业余时间掌握了西班牙语。1972年，他被调任北京日报社，开始了记者生涯。不同的工作岗位，开阔了他的视野，正是因为在报社的工作，使他对报业发展中一些司空见惯的现象做出了深刻的思考，并在实践中检验自己的想法，对一些经济社会现象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同时对于传播媒介的理解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经济和政治两个角度思考传播媒介的性质与功能。1982年，他调入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现在，身为中国传媒大学传媒经济研究所所长、网络经济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的周教授，曾先后获得众多传媒领域的奖项，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二
对于自己取得的成就，周教授一笑而过。他说，这些成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在教学上培养了大批学生，特别是百余名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在这些学生中间已有相当多的人做出了成绩，这是他最高兴的；二是在科研上创立了一门新学科——传媒经济学，之后国内许多高校都相继开设了这门学科，这是对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贡献。谈及经验，他认为，一是在科研方面创立了“薄厚薄”的科研模式。这一模式中的第一个“薄”是指研究的课题具有小、实、散的特点，多以论文、短文的形式表现研究成果；“厚”是指研究的课题具有宏观、虚实结合、专题性强的特点，多以专著的形式表现研究成果；第二个“薄”是指研究的课题具有综合性、体系已经形成、体现事物发展规律的特点，多以体系性理论专著的形式表现研究成果。二是在教学方面创立和实践了“基础理论教育模式”、“专题式教育模式”和“体系式教育模式”。 “基础理论教育模式”是培养学士生、硕士研究生的一种教育模式，对研究生进行传媒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教育；“专题式教育模式”和“体系式教育模式”是培养博士研究生的两种不同教育模式。这两种教育模式都十分注重传媒经济学理论教育和传媒经济实践的锻炼。不同的教育模式配有不同的著作，体现了他对学士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进行的差异化指导和教学。
三
周鸿铎教授始终关注着我国传播媒介的走势，他认为：根据我国传播媒介的现状，我国传播媒介的发展路径是沿着服务化、产业化、融合化、一体化的轨迹，从“个体运营模式”逐步朝着联合运营模式、传媒融合化运营模式、传媒与经济一体化运营模式的方向发展。他当前关注的重点是以“三网融合”为切入点的传媒融合问题和以传媒与企业发展、传媒文化产业发展、传媒与城市发展为突破口的传媒与经济一体化的理论问题。
对于制播分离中的一些曲折和探索，周教授认为：制播分离一直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出现曲折和反复是可以理解的。在制播分离这个问题上，还存在着对市场经济的不熟悉和一些实际操作上的不顺利。到了2010年，制播分离在理论上已经达成了共识，但是在操作上依旧还存在问题。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是因为传媒人对媒介的性质和功能还没有更好、更深刻的认知。另一方面是在事业型传媒和产业型传媒的结合上还没有找到一个科学的结合点和适宜的度。基于目前人们对于传媒的认知和在传媒实践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很难在短期内解决制播分离的问题，即便很早就提出了制播分离这个问题，但是发展到现在还是处于摸索的阶段。问题的症结在于人们对于拥有两重性的传播媒介尚未引入市场机制，习惯于用单一的行政手段管理媒介。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国传媒体制改革比较滞后。以前对于媒介的认知，只是认识到它的政治作用，没有认识到它的经济属性。强调宣传作用是正确的，如果在强调宣传功能的同时，也能做好传媒产业经营，我国的传媒业将会更快地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将会更有效地发挥出来。只有到那时，随着 “推进文化产业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战略的实施，一方面是传媒文化在文化产业中的主体地位的真正确立，另一方面是电视传媒的制播分离制度的建立。
而说到关于电视、报纸等传统传媒进军网络的看法，周鸿铎教授说：从目前来看，依托于网络存在的媒介数量很庞大，但是其中真正能够盈利的网络媒介数量很少，大部分都是亏损的。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是我们还没有科学地把握住网络传媒的运营规律，还在使用管理传统传媒的方式去管理网络传媒，这样很容易出现不适应，进而造成亏损。他认为，网络技术和网络是共享的，不是某一家传媒独有的，不管是电视、报纸、广播，谁利用了现在的网络技术，谁就是新媒介。可见，传播媒介没有新旧之分，关键是否采用网络技术问题。这里就提出一个“不同的媒介必须融合”的客观问题。大约在2002年，理论界就开始了对媒介融合问题的研究，但是没有推广开来，因为媒介融合涉及的问题很多，需要协调。但是只要承认媒介是一种文化产业，它必然面临媒介融合这种大趋势。
目前，我国政府大力提倡发展文化产业，很多地方政府也在文化产业方面发力，不断兴建产业园区，对于这种一拥而上的办文化产业园现象，周教授说：我国的文化底蕴很深，有很多地方政府为了有效地开发利用文化资源，建立了一些文化产业园，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但是，也有一些“文化产业园”的建立带有一定的盲目性。比如随着2005年我国文化产业热潮的出现，从2006、2007年开始，我国又出现了兴建文化产业园区热潮，当时存在一种说法，即“文化产业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人们对事物的认知是有一个过程的，在开始的时候，人们对于文化产业还没有清楚的认知，许多行为也就比较盲目，随着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仅要很好地妥善地保护它，更要让它们转化成为现代生产力，提高历史文化的再生能力，全方位地发挥它们的作用。
最后，当谈到工作和生活的关系时，周教授说，“我的工作，我的学习，我的生活是一体的，包括与他人的交谈，这都是我学习的机会，通过相互交谈可以汲取到许多新的知识和新的观点，并不是只有在工作和学习时才会有新的想法出现。思考问题可以是随时随地的，思想火花的闪现不分休息时间和工作时间，当思想火花闪现的时候，一定要记录下来。”他常对他的学生说：“在做学问的过程中，不仅仅是做学问，更重要的还是做人。就像农民种地一样，到庄稼地里看看，庄稼长的怎么样，发现野草要马上拔掉，不要看它小而不拔，它会长得很快，长大了就和禾苗争肥料，做学问也是一点一点积累而成的，要学会利用零碎的时间学习、工作和生活。”
作者：马春，中国传媒大学媒体管理学院2010级传媒经济研究生
责编：傅先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