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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表面看起来两个男人之间的战争开创了中国的多个“第一”：中国第一个物权与债权纠纷的经典案例；中国第一个递交法院的法律意见和材料最多、在诉讼中积累的书面材料最多的案件；中国第一个由一家民营企业面对四家国有金融机构为民事诉讼当事人的案件；中国第一个同一案涉及政治腐败、经济腐败、司法腐败结成利益团伙，侵吞巨额民营企业资产的民事案件；中国第一个因错误查封停工时间达八年以上的查封时间最长的烂尾楼……
这是四川省诉讼史上第一个将合议庭、整个审判庭及庭长三级全部回避的案例；这是四川省第一个申诉人申诉时间最长、范围最广、影响面最大的案件；这是四川省第一个由贪官、法官及律师结成利益团伙，侵吞民营企业资产手段最恶劣的案件；这还是四川司法史上第一个诉讼双方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相差最悬殊的案例。
这场表面看起来两个男人之间的战争还开创了中国的多个“第一”：中国第一个物权与债权纠纷的经典案例；中国第一个递交法院的法律意见和材料最多、在诉讼中积累的书面材料最多的案件；中国第一个由一家民营企业面对四家国有金融机构为民事诉讼当事人的案件；中国第一个同一案涉及政治腐败、经济腐败、司法腐败结成利益团伙，侵吞巨额民营企业资产的民事案件；中国第一个因错误查封停工时间达八年以上的查封时间最长的烂尾楼……
辉煌的梦想与惨痛的现实
老蔡是一名颇有经济头脑和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但无奈找错了合作伙伴，紧接着又被手握重拳的利益集团常年“夹攻”，资产被冻结、房产被查封、官司与噩梦缠身……
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说：“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要有历史感、时空感，要知道你处在什么时代、地点和什么人做什么事情，不要把时间浪费在一些没有价值的地方，这是一个企业家应该不断思考的问题。”然而我却觉得，如果把这句话套在老蔡身上，无疑是老蔡的悲哀。
老蔡本名蔡文彬，四川成都天一集团董事长。这个在成都房地产界颇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人物，这些年来更是随着号称“成都最著名烂尾楼”的天一大厦而一时沉寂、一时躁动，为他的经历也平添了几分传奇色彩。
20世纪90年代初，全国各地的城市都兴起了房地产投资的热潮，成都也不例外。后来由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大部分在这轮热潮中兴起的大厦，由于投资方拖欠银行的贷款，被迫停工成了烂尾楼。然而，天一大厦并不是因为拖欠银行贷款而无法修建，它的停工原因说起来有点荒谬，因为离奇的诉讼案。
1993年，蔡文彬掌控的天一集团梦想着构建一座教育版本的联合国大厦，而工商银行广场支行又要解决营业用房问题，双方可谓是一拍即合。
在《联建合同书》中，工商银行广场支行视工程进展分6次投入建设用资金8800万元，作为大厦建设所需资金，并享有该大厦完工后12000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所有权；天一集团负责其余款的筹集，以及该大厦立项至完工期间的所有工作，享受大厦其余房屋所有权。
协议达成之后，1994年上半年，广场支行如约投入第一笔资金1700万元，蔡文彬风风火火地打造着他人生的第二次神话。但国家宏观调控突然下达，势必要加强对固定资产投资的控制。由于工行广场支行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并没得到工行总行批准，因此第一笔资金投入后工行广场支行便再无能力继续向天一大厦注入建设资金。
工程进展到此时，天一集团已经为此投入了1亿多元，后续资金还需要6000万元，如果资金链运营正常，预计天一大厦在850天内全部竣工一点问题都没有。而广场支行的做法就意味着天一大厦面临成为烂尾楼的危险，同时广场支行也将面临着被天一集团起诉的危机，并承担高额违约金风险。
广场支行的领导人找到蔡文彬诉苦，说国家控制的严，暂时不敢明目张胆地拿出那么多钱出来搞建筑，希望双方能商讨出个权宜之计来。蔡文彬心里琢磨：我轰轰烈烈的大事干过不少，还怕你小小支行赖账不成？凡事有个松缓，目前天一大厦的工期要紧，一旦国家政策转向，广场支行就可以继续履行协议，到时对方一定会感谢我的大力支持。
1995年7月20日，工行成都分行与天一集团签订《财产抵押合同》。合同约定：天一集团以“天一教育大厦12000平方米”作为抵押物，向工行成都市分行贷款最高额度4840万元人民币。看到此处，相信大家也有个疑惑：天一大厦还未建成，怎么就可以拿出12000平方米做抵押呢？不错，这正是双方商议出的权宜之计，蔡文彬可以不必拿出实质性的抵押财产便可以获得最高额贷款，而广场支行也可以“名正言顺”地将钱注入到天一大厦的建筑中，从而避免了蔡文彬的上诉，打消了上级部门的疑虑。广场支行已把自身问题洗得干干净净，蔡文彬却因这个违规操作而在之后的10年时间里受尽官司折磨。
随着华融成都办总经理张桂林的介入，天一集团与广场支行的复杂关系顿时变得剪不断理还乱。最终，这笔糊涂账统统被算到蔡文彬头上。在金钱与权力的博弈中，在张桂林的一手操控下，天一大厦经历了三次查封、三次诉讼的荒唐闹剧，蔡文彬从此一步一步陷入泥潭，不可自拔。
不良合作伙伴导致不良后果
1993年天一集团与广场支行合作之前，双方虽然都有建筑办公用房的迫切愿望，但对于投资巨大的合作，蔡文彬本身就处于被动一方，应该仔细考察广场支行的实力、效益、权力，因为这些因素决定了广场支行能否如期履行每一步合约。
为了抓到一个共同与他构筑联合国大厦梦的合作伙伴，蔡文彬似乎显得太过焦急，包括双方的第一份协议便”摇摇欲坠“，令人惶恐。数额如此巨大的房产投资，广场支行竟然不事先向总行申报或备案，而是利用职权之便私自决定投入，与天一集团签订合约。因此，这种不保险的做法直接导致了当国家要严控对固定资产的投资时，再也无法如约履行义务。
对这种越权做决定的合作伙伴，蔡文彬未提出异议，比如当初他可以要求广场支行出示担保证明，或者其他能证明广场支行必能如约履行义务的文件都可以避免后期的被动妥协。当广场支行的弊端暴露出来时，蔡文彬采取的应对态度太过消极，双方商协的“权宜之计”分明经不起推敲。在法理和雕虫小技之间，他依然选择了毫无保障的后者，这就直接让张桂林之流插手天一大厦有机可乘。而在之后的数年官司中，广场支行的软弱态度同样令人窝火。 因此，合作伙伴的选择不仅意味着共同承担风险、解决风险，更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未来。企业家在创业过程中也不能因为是朋友、亲戚、同学或者夫妻等亲密关系，便轻视了合作协议，双方必须明确提出权利和义务、投资比例、违约解决方式、利益分配比例，只有在这些合法程序的保障下，一个企业才能安稳地、放心地沿着一条健康之路蓬勃发展。
从不欠钱到被剥离的不良资产
天一集团从工行成都市分行两次共获得6660万元投资，一开始并未办理任何抵押手续。1998年12月30日，天一集团和工行成都市分行签约，天一集团以天一大厦12000平方米房产作为工行成都市分行对天一集团的贷款债券6660万元及利息2194.72万元的抵押。就是这件事的暴露，随着华融成都办总经理张桂林的介入，把这笔糊涂账统统算到蔡文彬一个人头上。
张桂林，原中国工行银行四川省分行副行长、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成都办事处总经理，天一大厦最初被工行列入不良贷款清单项目，后被转入张桂林所控制的华融成都办。1989年他担任万县地区工商银行行长兼党委书记，作为万县地区金融行业一把手而大全独揽。这是张桂林开始在金融行业崭露头角走上重要岗位的开始，却也是他一步步滑向深渊的开始。1994年，原工行宜宾支行行长兼党委书记退休，张桂林接任。
2000年12月，张桂林见到了蔡文彬，第一句话就是：“老蔡，我要起诉你。”蔡文彬自觉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谁知此话竟然很快应验。张桂林扬言称：“华融总公司有的是诉讼费，打得起，就算输了，反正也不是我个人掏腰包。”他的话中有料，这意味着他在告诫蔡文彬：你不用跟我斗，你斗不赢的。
2001年4月，华融成都办以成都天一集团无法履行《财产抵偿协议书》严重侵害其合法权益为由，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借款纠纷诉讼，请求判令天一集团立即支付其欠款1.02亿元。
蔡文彬心想：这张桂林大概是想钱想疯了，工行广场支行违约，他还没告上法庭呢，对方倒反咬一口。蔡文彬这样想，又请教了一些律师，律师告诉他，之前天一集团跟广场支行签订的《财产抵押协议书》根本不具备法律效用。这么说来，此事并不符合立案条件。于是，蔡文彬放心了。
但四川高院居然受理张桂林的诉讼，工行四川分行方面得到消息后十分惊诧。2001年5月到2002年1月期间，工行四川分行先后八次诚恳、积极地致函华融成都办，详细说明天一大厦的历史缘由，要求华融成都办撤诉，但张桂林一意孤行，执意要起诉。当时的工行总行行长、副行长知情后均下达指示不赞成这次诉讼，强压之下的张桂林仍然不为所动，甚至撂下狠话：“撤我的职也不撤诉。”
天一大厦在建筑过程中不欠银行一分钱，银行反倒没有如约履行义务，不想到头来却变成了蔡文彬的种种罪过。天一大厦被查封、停工，蔡文彬的财产被合法掠夺，身心因接二连三的官司而千疮百孔。
公私相斗：荒谬的解决方案
2001年1月，一审立案。2002年1月，原本主审此案的审判长和民三庭庭长相继退休。令人费解的是这件案子还未开庭，法院便于2002年4月18日作出判决：解除1998年12月30日的《财产抵偿协议书》，被告成都天一集团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华融成都办支付欠款本金6660万元及利息，案件受理费和诉讼保全费共64万元均由成都天一集团负责。
2002年4月19日，法院打电话通知蔡文彬到法院领取判决书，蔡文彬纳闷了，都没开庭，怎么就出结果了？去法院的路上，蔡文彬一直心神不宁，直觉告诉他可能已经败诉。
法院之所以在19号下达判决书是有目的的。败诉的人上诉期限只有15天，如果败诉人在这15日之内筹集不到547740元的上诉费，那么他将失去上诉机会。而一审生效后办完变卖手续，天一大厦的变卖权就被张桂林控制在手中，到那时，蔡文彬做再大的努力也是无济于事。由于天一大厦被迫停工，蔡文彬的财务状况堪忧，辗转反侧三个月才把上诉费筹齐。
蔡文彬上诉至高院也表示：“一审期间更换本案合议庭审判长后未再次公开开庭审理此案，新任审判长在合议庭中的合议权行使无据，一审判决缺乏基本的公正性和公开性。”此时，蔡文彬才意识到，张桂林打官司的目的是想通过暗箱操作控制“天一大厦”的变卖权，并从中谋取巨额利润。
戏剧性的一幕很快出现了，判决结果很快出来。2002年8月16日，成都高院开庭审理此案，同年9月17日，最高法院下达判决书认为：“工行省分行在对天一公司只享有债权而不享有物权的情况下，采取以物抵贷资产转让的方式将其对天一公司的债权剥离给华融公司成都办事处，导致该《以物抵贷资产转让协议》无效，故华融成都办事处与天一公司亦未形成有关天一大厦相关面积上请求权的法律关系。”
这个结果足以向人们证明正义永存。但好戏还在后头，老蔡的命运没那么平坦，张桂林既然铁了心要得到天一大厦的变卖权，想必也没那么容易被打倒。
法场上的较量
一审败诉后蔡文彬失魂落魄地来北京找我，他手里拿着一审判决书：四川高级人民法院判决蔡文彬对天一大厦不再享有任何权利。彼时在建的天一大厦已被查封两年之久，蔡文彬因此承受着每天十几万元的损失，加上身背七百多万元的欠款，天一集团正处于崩溃的边缘。蔡文彬请我做他的二审代理律师，自此我彻底加入了老蔡与张桂林之间的战火，拉开了一场敌众我寡的生死博弈。
如果二审再败诉，那么蔡文彬将会面临多大损失？
张桂林如愿以偿，得到天一大厦的变卖权，将其高值低估后进行拍卖，比如当时的天一大厦价值五六亿元，那么张桂林为了快速倒手、见钱，很可能只要两三千万元就把天一大厦给卖了。我在为蔡文彬做二审辩护的时候，就抓住了这件案子的关键环节：
华融成都办在一审的时候主张物权——天一大厦其中12000平方米的物权，但张桂林的请求权却是要天一集团为此支付给华融成都办8800万元。我们不妨回头想一想，当初工行广场支行把12000平方米的财产权利转让给华融成都办，华融成办得到的究竟是什么权利？ 这正是险中取胜的关键。一审法庭认为华融成都办因此获得了债权，但我经过仔细推敲后却发现这种债权关系实际上是不能够成立的。
天一大厦那12000平米房子的物权始终是广场支行所有，这种物权不会因为只签一份转让抵偿协议就受法律认可。实际上，按照法律规范来说，这12000平米的物权并没有转到广场支行头上，而广场支行再跟华融成都办签订转让协议就是无效的。因此，华融成都办签订跟广场支行的协议并不能使他得到任何实际权利，因为受让协议必须要经过一系列手续变更其物权，要将广场支行项下房屋的所有权变更到华融成都办，但双方并没有做到这一步，因此导致华融成办始终没有获得物权。张桂林千算万算怎么就漏算了这么重要的一步棋呢？
我们再来看看华融成都办是否对天一集团构成请求权？是物权还是债权？一审判决笼统地认定，华融成都办从广场支行受让的权利对应的是8800万元，所以一审判决天一集团支付华融成办8800万元。他们把案件的性质错误地认定位给付之诉，这种情况下的华融成办就对天一集团享有债权。很明显，这是不能够成为法律事实的，因此华融成办也无权对天一集团主张债权。
当我在二审法庭上明确指出一审法庭的判决硬伤时，几位法官频频点头表示赞同。几个月后，二审法庭驳回华融成都办的诉讼请求，二审的诉讼费共计64万元由华融成办承担。天一大厦总算完整地保存下来。
主动出击，各方击破
2003年6月24日，工行四川分行与华融成都办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将工行四川分行对天一大厦所有权和债权全部转让给华融成都办，为保险起见，工行四川分行又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书》，这份协议明确提出：如果天一集团以联建合同违约起诉工行四川分行，那么华融成都办将承担全部诉讼及赔偿成本。
不过华融成都办也不是傻子，张桂林上次在最高法院吃了败仗，这次可算是吸取了教训，他要求工行四川分行将天一大厦12000平方米的财产权重新转让到华融成都办名下，这次张桂林要以新的权益，以100%的攻击力再次对付蔡文彬。
对于张桂林的种种要求，工行四川分行除了照单全收再无其他解决办法，这也是蔡文彬由于寻找合作伙伴不慎而遭致法律危机和财富危机的契机。在《协议书》的具体名目上，张桂林这次也邀请了多名资深律师帮他策划，把关。
既然物权有继续败官司的危险，债权又不能直言，于是张桂林干脆在《协议书》中写个独特声明的约定。工行四川分行将天一大厦12000平方米的所有权转让给华融成都办，如果法律不认可或者法院撤消了这个转让协议，那么对房产的物权就变更为债权转让给华融成都办。
在这份全新的、万无一失的《协议书》签订后，张桂林再拿着《协议书》把蔡文彬告上法庭，无论蔡文彬如何狡辩都将于事无补，因为张桂林左手主张物权，右手主张债权，看你还能往哪儿躲？
上次官司打赢后蔡文彬便准备着全方位启动他的“联合或大厦”梦，不了噩梦将继续上演。2003年7月4日，华融成都办又向四川省高院起诉天一大厦，天一大厦再次被查封，陷入新一轮绝境。
对张桂林的种种行径早有所闻，但我跟蔡文彬采取的却是息事宁人的态度。我大量查阅了资料，并对天一大厦的各项协议合同进行仔细鉴定，这一次得让蔡文彬后发制人。
首先蔡文彬起诉工行四川分行成都广场支行，对方违约应承担2.3亿元违约金。然后还要告发华融成都办，这招曾令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其实这也是借鉴了张桂林的两手准备：张桂林提请6600万元债权，究竟是广场支行对天一大厦进行的投资还是已经转让给华融成都办的债权？如果是广场支行的投资，那么天一集团提请的违约金主张就不能成立，如果不是广场支行的投资而是债权转让给了华融成都办，那么广场支行就应该承担违约责任。
如果6600万元的贷款是为广场支行投资，那么天一集团要求承担违约责任的主张就不能成立，同时华融成都办与广场支行签订的协议则无效，也就无权向天一集团主张权利。如果这笔贷款不属于广场支行投资，已经被省工行作为债权转让给华融成都办了，那么广成支行就要承担违约责任。
当我为蔡文彬制定出一套咄咄逼人的反攻计划后，他与张桂林打官司的激烈性可以说又上升了一个档次，并且戏剧性的情节连连出现，令人唏嘘不止，甚至让人忍不住感叹：是不是老天也在默默地守护着好人？
公权私用何时是尽头？
风起于青萍之末，张桂林出事充满了偶然。2004年2月，审计人员在审阅华融成都办资产处置卷宗的过程中发现一笔可疑交易。这笔交易发生在2000年下半年，交易内容是由华融成都办处理北海一处房地产项目。该项目在当地拍卖的成交额为4000万元人民币，但实际交至华融总公司账上的数额却只有3000万元，那么剩下的1000万元怎么会在账目上蒸发了呢？
张桂林明目张胆的侵吞，终于引起审计署的注意。此次交易中处理资产评估的会计事务所负责人正是站桂林之子。继续追查下去，这1000万元中有部分现金和实物流入了亚华拍卖公司。这家拍卖公司则有张桂林的女婿和另外一位勾兑多年的朋友，调查发现，这家拍卖公司最近几年收入的拍卖手续费就高达数千万元人民币。
2004年10月，审计工作尚未结束，年满60岁的张桂林就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退休了。2004年12月31日，天一集团将工行广场支行告上法庭，要求赔偿。蔡文彬发起了彻底的反攻，张桂林的日子彻底不好过起来。2005年2月4日，张桂林被公安机关传讯。2005年2月6日晚，张桂林被四川省公安厅经济犯罪侦查总队专案组带走。2005年3月7日，公安机关以“涉嫌徇私舞弊，低价折让出售国有资产”罪名将其逮捕。
这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局，华融成都办前前后后诉讼费用就高达几百万元人民币；而天一大厦七年来先后经历三次解除、三轮诉讼却始终处于查封之中，无法筹备复工之事。
这场官司给蔡文彬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几年下来个人债务高达700万元。而张桂林正是通过这样无休止的“缠讼”吗，使几年来天一集团的资产一直处于冻结状态，毫无脱身机会。他“缠讼”的最终结果反倒是把自己的陈年老罪全部揪了出来。
2005年8月17日，停工八年的烂尾楼工程——天一大厦突然披红挂彩，久未露面的蔡文彬从废墟后精神抖擞地走出来宣布天一大厦重新开工，由于耳朵不太好使，他讲话声音大的异常。这天的老蔡特别把白头发焗黑，因此看起来年轻不少，俨然一副重整旗鼓、任重道远的神态。
这是四川省诉讼史上第一个将合议庭、整个审判庭及庭长三级全部回避的案例；这是四川省第一个申诉人申诉时间最长、范围最广、影响面最大的案件；这是四川省第一个由贪官、法官及律师结成利益团伙，侵吞民营企业资产手段最恶劣的案件；这还是四川司法史上第一个诉讼双方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相差最悬殊的案例。
这场表面看起来两个男人之间的战争还开创了中国的多个“第一”：中国第一个物权与债权纠纷的经典案例；中国第一个递交法院的法律意见和材料最多、在诉讼中积累的书面材料最多的案件；中国第一个由一家民营企业面对四家国有金融机构为民事诉讼当事人的案件；中国第一个同一案涉及政治腐败、经济腐败、司法腐败结成利益团伙，侵吞巨额民营企业资产的民事案件；中国第一个因错误查封停工时间达八年以上的查封时间最长的烂尾楼……
辉煌的梦想与惨痛的现实
老蔡是一名颇有经济头脑和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但无奈找错了合作伙伴，紧接着又被手握重拳的利益集团常年“夹攻”，资产被冻结、房产被查封、官司与噩梦缠身……
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说：“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要有历史感、时空感，要知道你处在什么时代、地点和什么人做什么事情，不要把时间浪费在一些没有价值的地方，这是一个企业家应该不断思考的问题。”然而我却觉得，如果把这句话套在老蔡身上，无疑是老蔡的悲哀。
老蔡本名蔡文彬，四川成都天一集团董事长。这个在成都房地产界颇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人物，这些年来更是随着号称“成都最著名烂尾楼”的天一大厦而一时沉寂、一时躁动，为他的经历也平添了几分传奇色彩。
20世纪90年代初，全国各地的城市都兴起了房地产投资的热潮，成都也不例外。后来由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大部分在这轮热潮中兴起的大厦，由于投资方拖欠银行的贷款，被迫停工成了烂尾楼。然而，天一大厦并不是因为拖欠银行贷款而无法修建，它的停工原因说起来有点荒谬，因为离奇的诉讼案。
1993年，蔡文彬掌控的天一集团梦想着构建一座教育版本的联合国大厦，而工商银行广场支行又要解决营业用房问题，双方可谓是一拍即合。
在《联建合同书》中，工商银行广场支行视工程进展分6次投入建设用资金8800万元，作为大厦建设所需资金，并享有该大厦完工后12000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所有权；天一集团负责其余款的筹集，以及该大厦立项至完工期间的所有工作，享受大厦其余房屋所有权。
协议达成之后，1994年上半年，广场支行如约投入第一笔资金1700万元，蔡文彬风风火火地打造着他人生的第二次神话。但国家宏观调控突然下达，势必要加强对固定资产投资的控制。由于工行广场支行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并没得到工行总行批准，因此第一笔资金投入后工行广场支行便再无能力继续向天一大厦注入建设资金。
工程进展到此时，天一集团已经为此投入了1亿多元，后续资金还需要6000万元，如果资金链运营正常，预计天一大厦在850天内全部竣工一点问题都没有。而广场支行的做法就意味着天一大厦面临成为烂尾楼的危险，同时广场支行也将面临着被天一集团起诉的危机，并承担高额违约金风险。
广场支行的领导人找到蔡文彬诉苦，说国家控制的严，暂时不敢明目张胆地拿出那么多钱出来搞建筑，希望双方能商讨出个权宜之计来。蔡文彬心里琢磨：我轰轰烈烈的大事干过不少，还怕你小小支行赖账不成？凡事有个松缓，目前天一大厦的工期要紧，一旦国家政策转向，广场支行就可以继续履行协议，到时对方一定会感谢我的大力支持。
1995年7月20日，工行成都分行与天一集团签订《财产抵押合同》。合同约定：天一集团以“天一教育大厦12000平方米”作为抵押物，向工行成都市分行贷款最高额度4840万元人民币。看到此处，相信大家也有个疑惑：天一大厦还未建成，怎么就可以拿出12000平方米做抵押呢？不错，这正是双方商议出的权宜之计，蔡文彬可以不必拿出实质性的抵押财产便可以获得最高额贷款，而广场支行也可以“名正言顺”地将钱注入到天一大厦的建筑中，从而避免了蔡文彬的上诉，打消了上级部门的疑虑。广场支行已把自身问题洗得干干净净，蔡文彬却因这个违规操作而在之后的10年时间里受尽官司折磨。
随着华融成都办总经理张桂林的介入，天一集团与广场支行的复杂关系顿时变得剪不断理还乱。最终，这笔糊涂账统统被算到蔡文彬头上。在金钱与权力的博弈中，在张桂林的一手操控下，天一大厦经历了三次查封、三次诉讼的荒唐闹剧，蔡文彬从此一步一步陷入泥潭，不可自拔。
不良合作伙伴导致不良后果
1993年天一集团与广场支行合作之前，双方虽然都有建筑办公用房的迫切愿望，但对于投资巨大的合作，蔡文彬本身就处于被动一方，应该仔细考察广场支行的实力、效益、权力，因为这些因素决定了广场支行能否如期履行每一步合约。
为了抓到一个共同与他构筑联合国大厦梦的合作伙伴，蔡文彬似乎显得太过焦急，包括双方的第一份协议便”摇摇欲坠“，令人惶恐。数额如此巨大的房产投资，广场支行竟然不事先向总行申报或备案，而是利用职权之便私自决定投入，与天一集团签订合约。因此，这种不保险的做法直接导致了当国家要严控对固定资产的投资时，再也无法如约履行义务。
对这种越权做决定的合作伙伴，蔡文彬未提出异议，比如当初他可以要求广场支行出示担保证明，或者其他能证明广场支行必能如约履行义务的文件都可以避免后期的被动妥协。当广场支行的弊端暴露出来时，蔡文彬采取的应对态度太过消极，双方商协的“权宜之计”分明经不起推敲。在法理和雕虫小技之间，他依然选择了毫无保障的后者，这就直接让张桂林之流插手天一大厦有机可乘。而在之后的数年官司中，广场支行的软弱态度同样令人窝火。 因此，合作伙伴的选择不仅意味着共同承担风险、解决风险，更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未来。企业家在创业过程中也不能因为是朋友、亲戚、同学或者夫妻等亲密关系，便轻视了合作协议，双方必须明确提出权利和义务、投资比例、违约解决方式、利益分配比例，只有在这些合法程序的保障下，一个企业才能安稳地、放心地沿着一条健康之路蓬勃发展。
从不欠钱到被剥离的不良资产
天一集团从工行成都市分行两次共获得6660万元投资，一开始并未办理任何抵押手续。1998年12月30日，天一集团和工行成都市分行签约，天一集团以天一大厦12000平方米房产作为工行成都市分行对天一集团的贷款债券6660万元及利息2194.72万元的抵押。就是这件事的暴露，随着华融成都办总经理张桂林的介入，把这笔糊涂账统统算到蔡文彬一个人头上。
张桂林，原中国工行银行四川省分行副行长、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成都办事处总经理，天一大厦最初被工行列入不良贷款清单项目，后被转入张桂林所控制的华融成都办。1989年他担任万县地区工商银行行长兼党委书记，作为万县地区金融行业一把手而大全独揽。这是张桂林开始在金融行业崭露头角走上重要岗位的开始，却也是他一步步滑向深渊的开始。1994年，原工行宜宾支行行长兼党委书记退休，张桂林接任。
2000年12月，张桂林见到了蔡文彬，第一句话就是：“老蔡，我要起诉你。”蔡文彬自觉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谁知此话竟然很快应验。张桂林扬言称：“华融总公司有的是诉讼费，打得起，就算输了，反正也不是我个人掏腰包。”他的话中有料，这意味着他在告诫蔡文彬：你不用跟我斗，你斗不赢的。
2001年4月，华融成都办以成都天一集团无法履行《财产抵偿协议书》严重侵害其合法权益为由，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借款纠纷诉讼，请求判令天一集团立即支付其欠款1.02亿元。
蔡文彬心想：这张桂林大概是想钱想疯了，工行广场支行违约，他还没告上法庭呢，对方倒反咬一口。蔡文彬这样想，又请教了一些律师，律师告诉他，之前天一集团跟广场支行签订的《财产抵押协议书》根本不具备法律效用。这么说来，此事并不符合立案条件。于是，蔡文彬放心了。
但四川高院居然受理张桂林的诉讼，工行四川分行方面得到消息后十分惊诧。2001年5月到2002年1月期间，工行四川分行先后八次诚恳、积极地致函华融成都办，详细说明天一大厦的历史缘由，要求华融成都办撤诉，但张桂林一意孤行，执意要起诉。当时的工行总行行长、副行长知情后均下达指示不赞成这次诉讼，强压之下的张桂林仍然不为所动，甚至撂下狠话：“撤我的职也不撤诉。”
天一大厦在建筑过程中不欠银行一分钱，银行反倒没有如约履行义务，不想到头来却变成了蔡文彬的种种罪过。天一大厦被查封、停工，蔡文彬的财产被合法掠夺，身心因接二连三的官司而千疮百孔。
公私相斗：荒谬的解决方案
2001年1月，一审立案。2002年1月，原本主审此案的审判长和民三庭庭长相继退休。令人费解的是这件案子还未开庭，法院便于2002年4月18日作出判决：解除1998年12月30日的《财产抵偿协议书》，被告成都天一集团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华融成都办支付欠款本金6660万元及利息，案件受理费和诉讼保全费共64万元均由成都天一集团负责。
2002年4月19日，法院打电话通知蔡文彬到法院领取判决书，蔡文彬纳闷了，都没开庭，怎么就出结果了？去法院的路上，蔡文彬一直心神不宁，直觉告诉他可能已经败诉。
法院之所以在19号下达判决书是有目的的。败诉的人上诉期限只有15天，如果败诉人在这15日之内筹集不到547740元的上诉费，那么他将失去上诉机会。而一审生效后办完变卖手续，天一大厦的变卖权就被张桂林控制在手中，到那时，蔡文彬做再大的努力也是无济于事。由于天一大厦被迫停工，蔡文彬的财务状况堪忧，辗转反侧三个月才把上诉费筹齐。
蔡文彬上诉至高院也表示：“一审期间更换本案合议庭审判长后未再次公开开庭审理此案，新任审判长在合议庭中的合议权行使无据，一审判决缺乏基本的公正性和公开性。”此时，蔡文彬才意识到，张桂林打官司的目的是想通过暗箱操作控制“天一大厦”的变卖权，并从中谋取巨额利润。
戏剧性的一幕很快出现了，判决结果很快出来。2002年8月16日，成都高院开庭审理此案，同年9月17日，最高法院下达判决书认为：“工行省分行在对天一公司只享有债权而不享有物权的情况下，采取以物抵贷资产转让的方式将其对天一公司的债权剥离给华融公司成都办事处，导致该《以物抵贷资产转让协议》无效，故华融成都办事处与天一公司亦未形成有关天一大厦相关面积上请求权的法律关系。”
这个结果足以向人们证明正义永存。但好戏还在后头，老蔡的命运没那么平坦，张桂林既然铁了心要得到天一大厦的变卖权，想必也没那么容易被打倒。
法场上的较量
一审败诉后蔡文彬失魂落魄地来北京找我，他手里拿着一审判决书：四川高级人民法院判决蔡文彬对天一大厦不再享有任何权利。彼时在建的天一大厦已被查封两年之久，蔡文彬因此承受着每天十几万元的损失，加上身背七百多万元的欠款，天一集团正处于崩溃的边缘。蔡文彬请我做他的二审代理律师，自此我彻底加入了老蔡与张桂林之间的战火，拉开了一场敌众我寡的生死博弈。
如果二审再败诉，那么蔡文彬将会面临多大损失？
张桂林如愿以偿，得到天一大厦的变卖权，将其高值低估后进行拍卖，比如当时的天一大厦价值五六亿元，那么张桂林为了快速倒手、见钱，很可能只要两三千万元就把天一大厦给卖了。我在为蔡文彬做二审辩护的时候，就抓住了这件案子的关键环节：
华融成都办在一审的时候主张物权——天一大厦其中12000平方米的物权，但张桂林的请求权却是要天一集团为此支付给华融成都办8800万元。我们不妨回头想一想，当初工行广场支行把12000平方米的财产权利转让给华融成都办，华融成办得到的究竟是什么权利？ 这正是险中取胜的关键。一审法庭认为华融成都办因此获得了债权，但我经过仔细推敲后却发现这种债权关系实际上是不能够成立的。
天一大厦那12000平米房子的物权始终是广场支行所有，这种物权不会因为只签一份转让抵偿协议就受法律认可。实际上，按照法律规范来说，这12000平米的物权并没有转到广场支行头上，而广场支行再跟华融成都办签订转让协议就是无效的。因此，华融成都办签订跟广场支行的协议并不能使他得到任何实际权利，因为受让协议必须要经过一系列手续变更其物权，要将广场支行项下房屋的所有权变更到华融成都办，但双方并没有做到这一步，因此导致华融成办始终没有获得物权。张桂林千算万算怎么就漏算了这么重要的一步棋呢？
我们再来看看华融成都办是否对天一集团构成请求权？是物权还是债权？一审判决笼统地认定，华融成都办从广场支行受让的权利对应的是8800万元，所以一审判决天一集团支付华融成办8800万元。他们把案件的性质错误地认定位给付之诉，这种情况下的华融成办就对天一集团享有债权。很明显，这是不能够成为法律事实的，因此华融成办也无权对天一集团主张债权。
当我在二审法庭上明确指出一审法庭的判决硬伤时，几位法官频频点头表示赞同。几个月后，二审法庭驳回华融成都办的诉讼请求，二审的诉讼费共计64万元由华融成办承担。天一大厦总算完整地保存下来。
主动出击，各方击破
2003年6月24日，工行四川分行与华融成都办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将工行四川分行对天一大厦所有权和债权全部转让给华融成都办，为保险起见，工行四川分行又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书》，这份协议明确提出：如果天一集团以联建合同违约起诉工行四川分行，那么华融成都办将承担全部诉讼及赔偿成本。
不过华融成都办也不是傻子，张桂林上次在最高法院吃了败仗，这次可算是吸取了教训，他要求工行四川分行将天一大厦12000平方米的财产权重新转让到华融成都办名下，这次张桂林要以新的权益，以100%的攻击力再次对付蔡文彬。
对于张桂林的种种要求，工行四川分行除了照单全收再无其他解决办法，这也是蔡文彬由于寻找合作伙伴不慎而遭致法律危机和财富危机的契机。在《协议书》的具体名目上，张桂林这次也邀请了多名资深律师帮他策划，把关。
既然物权有继续败官司的危险，债权又不能直言，于是张桂林干脆在《协议书》中写个独特声明的约定。工行四川分行将天一大厦12000平方米的所有权转让给华融成都办，如果法律不认可或者法院撤消了这个转让协议，那么对房产的物权就变更为债权转让给华融成都办。
在这份全新的、万无一失的《协议书》签订后，张桂林再拿着《协议书》把蔡文彬告上法庭，无论蔡文彬如何狡辩都将于事无补，因为张桂林左手主张物权，右手主张债权，看你还能往哪儿躲？
上次官司打赢后蔡文彬便准备着全方位启动他的“联合或大厦”梦，不了噩梦将继续上演。2003年7月4日，华融成都办又向四川省高院起诉天一大厦，天一大厦再次被查封，陷入新一轮绝境。
对张桂林的种种行径早有所闻，但我跟蔡文彬采取的却是息事宁人的态度。我大量查阅了资料，并对天一大厦的各项协议合同进行仔细鉴定，这一次得让蔡文彬后发制人。
首先蔡文彬起诉工行四川分行成都广场支行，对方违约应承担2.3亿元违约金。然后还要告发华融成都办，这招曾令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其实这也是借鉴了张桂林的两手准备：张桂林提请6600万元债权，究竟是广场支行对天一大厦进行的投资还是已经转让给华融成都办的债权？如果是广场支行的投资，那么天一集团提请的违约金主张就不能成立，如果不是广场支行的投资而是债权转让给了华融成都办，那么广场支行就应该承担违约责任。
如果6600万元的贷款是为广场支行投资，那么天一集团要求承担违约责任的主张就不能成立，同时华融成都办与广场支行签订的协议则无效，也就无权向天一集团主张权利。如果这笔贷款不属于广场支行投资，已经被省工行作为债权转让给华融成都办了，那么广成支行就要承担违约责任。
当我为蔡文彬制定出一套咄咄逼人的反攻计划后，他与张桂林打官司的激烈性可以说又上升了一个档次，并且戏剧性的情节连连出现，令人唏嘘不止，甚至让人忍不住感叹：是不是老天也在默默地守护着好人？
公权私用何时是尽头？
风起于青萍之末，张桂林出事充满了偶然。2004年2月，审计人员在审阅华融成都办资产处置卷宗的过程中发现一笔可疑交易。这笔交易发生在2000年下半年，交易内容是由华融成都办处理北海一处房地产项目。该项目在当地拍卖的成交额为4000万元人民币，但实际交至华融总公司账上的数额却只有3000万元，那么剩下的1000万元怎么会在账目上蒸发了呢？
张桂林明目张胆的侵吞，终于引起审计署的注意。此次交易中处理资产评估的会计事务所负责人正是站桂林之子。继续追查下去，这1000万元中有部分现金和实物流入了亚华拍卖公司。这家拍卖公司则有张桂林的女婿和另外一位勾兑多年的朋友，调查发现，这家拍卖公司最近几年收入的拍卖手续费就高达数千万元人民币。
2004年10月，审计工作尚未结束，年满60岁的张桂林就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退休了。2004年12月31日，天一集团将工行广场支行告上法庭，要求赔偿。蔡文彬发起了彻底的反攻，张桂林的日子彻底不好过起来。2005年2月4日，张桂林被公安机关传讯。2005年2月6日晚，张桂林被四川省公安厅经济犯罪侦查总队专案组带走。2005年3月7日，公安机关以“涉嫌徇私舞弊，低价折让出售国有资产”罪名将其逮捕。
这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局，华融成都办前前后后诉讼费用就高达几百万元人民币；而天一大厦七年来先后经历三次解除、三轮诉讼却始终处于查封之中，无法筹备复工之事。
这场官司给蔡文彬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几年下来个人债务高达700万元。而张桂林正是通过这样无休止的“缠讼”吗，使几年来天一集团的资产一直处于冻结状态，毫无脱身机会。他“缠讼”的最终结果反倒是把自己的陈年老罪全部揪了出来。
2005年8月17日，停工八年的烂尾楼工程——天一大厦突然披红挂彩，久未露面的蔡文彬从废墟后精神抖擞地走出来宣布天一大厦重新开工，由于耳朵不太好使，他讲话声音大的异常。这天的老蔡特别把白头发焗黑，因此看起来年轻不少，俨然一副重整旗鼓、任重道远的神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