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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依法自愿有偿流转，释放了农村生产力，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农村将成为中国经济下一个３０年持续发展新动力
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波澜壮阔的30年。
2008年10月，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出台，文件指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文件提到，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消费水平大幅提升，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
一场“新土改”运动拉开序幕。
以土地流转为突破口
自1982年起始，中央连续出台多个一号文件，始终把农民致富放在首位，这是一号文件的核心目标。仅仅给农民土地这还远远不够，让农民快速致富才是根本。建国以来，共和国经历了1949年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改运动，1978年改革开放实施的土地承包制，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以法律形式把土地流转固定下来，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并给与物质保障，这是中国解决7.4亿农民根本性的一步，具有划时代意义。
中国农民要致富，要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就是要消灭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农业和农村，来实现中国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生产，这需要以土地流转为前提。
农民流转土地耕作权，把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从以往的30年到“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这样不仅能扩大农民财产权而且可以促使大型农场的产生，这将有助中国农业提高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农民不可能靠种小片土地致富，他们只有种上1000亩而不是一亩或者十亩土地，才有可能大大增加收入。
10月13日，全国首家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在成都成立，揭牌当天首批12个农村产权流转项目签约，交易所100多个土地项目待价而沽。新成立的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设在成都联交所内，并不是一个营 利性的机构。作为转让方的农户，并不需要缴纳服务费用，受让方也只被收取交易服务成本费。其产权交易范围包括林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房屋产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农业科技应用和转化、农业类知识产权、农村经济组织股权等等。
“实现农村资产资本化、增强农村发展内生动力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也就是说，农村的产权要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能够进入市场交易。”成都市统筹委、发改委主任付毅称，建立统一的农村产权市场，对于提高农村资产资本化程度，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增加农民收入具有重大意义和实质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为社会资本进入农村市场提供了平台和通道。交易所的成立，无疑为产权流转提供了自由、便捷的载体。
未来30年着力“三农”
上世纪50年代，中国为实现工业化，给农民与城里人之间划了条线，农民作牺牲，提供低价粮食、原材料等，让城里人把建设先搞起来。农民为城里人做出了贡献：1950年－1978年，通过城乡剪刀差大约供应5100亿元；1979年－1994年，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供应约15000亿元，通过农村税费制度供应约12986亿元。这说明，城市本来就是农民和城里人一起出钱建起来的。
靠农业的积累、农民的贡献和农村的支持，中国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和工业化体系。这个时期重工业增长速度大大快于轻工业，农业和轻工业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建国后30年的工业化，是城乡隔绝的工业化，加剧了经济二元化，城市的工业化独立于农村经济之外，农村工业化几乎停滞不前，严重阻碍了整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与此同时，城乡二元结构也日益强化，农村发展越来越落后于城市。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并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战略开始转变。重工业转移到为农业、轻工业和其他产业部门服务的轨道上来，尤其是注重发展农业、基础产业和第三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此外，农村工业化迅速推进，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纵观世界各国，尤其是采取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农村改革，如韩国的“新村运动”，以提高农村农业的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有力地促进国家现代化进程更上一层楼。新村运动前，韩国4000万人口，有超过一半是农业人口，农村人均收入85美元/年。城乡差距很大，导致农村人口大批流动，并带来诸多社会难题。经过30年努力，韩国国民收入人均跃升到2004年的14000美元，城乡差距缩小到10:8，农村人口由70%减少到20%。
“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国的根本问题，只有把“三农”问题解决了，中国才有资格说从传统农业大国迈向工业强国。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缪尔达说，从长期看，决定经济发展成功与否的关键只能是农业部门。
未来30年改革成败取决于“三农”，未来30年改革面临的大环境已经与3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增加农民收入及破解严格区分城乡户籍而造成福利与教育机会不平等的“二元结构”是未来30年改革的重要目标，提高农民地位为优先课题。
2003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投入首次超过2000亿元，达到2144亿元，2007年达到4318亿元。2003到2007年五年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资金累计1.6万亿元。五年间，中央陆续出台了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资综合直补等惠农政策，中央财政安排四项补贴资金1144.2亿元。2006年彻底取消农业税后，中央逐步建立了“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稳定的反哺农业投入机制。
今年中央财政已经安排“三农”资金5625亿元，在比上年增加1307亿元的基础上，在春耕生产关键时期，又出台10项扶持农业和粮食生产的政策措施，再增加农业投入252.5亿元，直接补贴给农民。
农村变革成为新动力
成都是国家统筹城乡的试验城市，在城乡一体化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最典型的就是金堂的“股田制”和温江的“双放弃”。金堂县又新镇祝新村通过土地整理，把新增耕地1119亩入股作大股东，村民把自家的土地入股作小股东，成立股份公司，714户村民都成了股东，上田可种地，下田可打工，还坐收红利。公司按每年每亩土地400元的底价，给村民作土地租金，村民给公司打工拿薪水，作为股东，村民每年还能从公司分红。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搞规模化、产业化经营。
“双放弃”是“新土改”又一种思维，农民自愿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凡自愿申请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经审核批准，可按政府规划要求在全区范围内购买集中居住区的定向安置房居住。
“双放弃”农民与失地农民一样可以获得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偿费。农民应得土地补偿，按所在村组的宅基地、林地、承包地、自留地人均面积应补偿额计算。“双放弃”农民入住安置房以后，可以根据温江区“双放弃”社保政策参加社会保险，享受区财政社保补贴。
土地流转对农民增收有极大益处，但城乡差距依然很大，现在中国农民每年人均收入只有4010元，城市居民则超过1万元。再过12年，让农民收入翻番，也才8020元，还是赶不上现在城市居民的收入。中国农民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是1:3.33，这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最悬殊的。农村改革依旧任重道远，农民增收的任务依旧艰巨。
在未来30年里，中国社会现代化需要完成两次社会转型，一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二是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从城市社会向城乡动态平衡社会转型。
第一次转变是从农业人口变成城市人口，第二次转变是城市人口变为郊区人口，实现城乡平衡。理想的新型城市化的模式是以郊区化为主，即郊区人口占50%，中心城区人口占30%，农村和小城镇人口占20%，人口在三个区域之间可以自由流动，取消户籍限制，建立信用社会。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的大农业发展道路，与美国、澳大利亚及地中海式的大农业有本质区别。由于中国土地的局限性，除东北三江平原、华北平原适合农业机械化的大农业外，绝大多数地方应该走农业精细化之路，秉承祖先留给我们的精耕细作的耕作方式，打造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从农业产业结构，从种业商业化，从粮食品牌化，从仓储物业现代化，从农业科技入手，因地制宜实施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
我们有理由相信，土地流转，有实力的企业资本能够更好地整合零散的土地，降低粮食生产成本，借助国家对农业的保护政策，农业摆脱自产自销的小农经济模式，争得世界粮食一席
之地。
当土地作资本，增收为根本的“新土改”政策落实到实处，当“三农”不再成为包袱，当农民成为一种职业而非身份，当社会以积极正面的态度来看待“三农”问题，中国才能持续发展。
古人云“农人不饥，天下肥；蚕妇不寒，而天下安”。中国农民富裕了，中国才真正迎来自己的黄金时代，进而影响世界。
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波澜壮阔的30年。
2008年10月，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出台，文件指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文件提到，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消费水平大幅提升，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
一场“新土改”运动拉开序幕。
以土地流转为突破口
自1982年起始，中央连续出台多个一号文件，始终把农民致富放在首位，这是一号文件的核心目标。仅仅给农民土地这还远远不够，让农民快速致富才是根本。建国以来，共和国经历了1949年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改运动，1978年改革开放实施的土地承包制，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以法律形式把土地流转固定下来，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并给与物质保障，这是中国解决7.4亿农民根本性的一步，具有划时代意义。
中国农民要致富，要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就是要消灭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农业和农村，来实现中国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生产，这需要以土地流转为前提。
农民流转土地耕作权，把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从以往的30年到“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这样不仅能扩大农民财产权而且可以促使大型农场的产生，这将有助中国农业提高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农民不可能靠种小片土地致富，他们只有种上1000亩而不是一亩或者十亩土地，才有可能大大增加收入。
10月13日，全国首家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在成都成立，揭牌当天首批12个农村产权流转项目签约，交易所100多个土地项目待价而沽。新成立的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设在成都联交所内，并不是一个营 利性的机构。作为转让方的农户，并不需要缴纳服务费用，受让方也只被收取交易服务成本费。其产权交易范围包括林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房屋产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农业科技应用和转化、农业类知识产权、农村经济组织股权等等。
“实现农村资产资本化、增强农村发展内生动力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也就是说，农村的产权要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能够进入市场交易。”成都市统筹委、发改委主任付毅称，建立统一的农村产权市场，对于提高农村资产资本化程度，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增加农民收入具有重大意义和实质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为社会资本进入农村市场提供了平台和通道。交易所的成立，无疑为产权流转提供了自由、便捷的载体。
未来30年着力“三农”
上世纪50年代，中国为实现工业化，给农民与城里人之间划了条线，农民作牺牲，提供低价粮食、原材料等，让城里人把建设先搞起来。农民为城里人做出了贡献：1950年－1978年，通过城乡剪刀差大约供应5100亿元；1979年－1994年，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供应约15000亿元，通过农村税费制度供应约12986亿元。这说明，城市本来就是农民和城里人一起出钱建起来的。
靠农业的积累、农民的贡献和农村的支持，中国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和工业化体系。这个时期重工业增长速度大大快于轻工业，农业和轻工业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建国后30年的工业化，是城乡隔绝的工业化，加剧了经济二元化，城市的工业化独立于农村经济之外，农村工业化几乎停滞不前，严重阻碍了整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与此同时，城乡二元结构也日益强化，农村发展越来越落后于城市。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并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战略开始转变。重工业转移到为农业、轻工业和其他产业部门服务的轨道上来，尤其是注重发展农业、基础产业和第三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此外，农村工业化迅速推进，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纵观世界各国，尤其是采取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农村改革，如韩国的“新村运动”，以提高农村农业的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有力地促进国家现代化进程更上一层楼。新村运动前，韩国4000万人口，有超过一半是农业人口，农村人均收入85美元/年。城乡差距很大，导致农村人口大批流动，并带来诸多社会难题。经过30年努力，韩国国民收入人均跃升到2004年的14000美元，城乡差距缩小到10:8，农村人口由70%减少到20%。
“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国的根本问题，只有把“三农”问题解决了，中国才有资格说从传统农业大国迈向工业强国。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缪尔达说，从长期看，决定经济发展成功与否的关键只能是农业部门。
未来30年改革成败取决于“三农”，未来30年改革面临的大环境已经与3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增加农民收入及破解严格区分城乡户籍而造成福利与教育机会不平等的“二元结构”是未来30年改革的重要目标，提高农民地位为优先课题。
2003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投入首次超过2000亿元，达到2144亿元，2007年达到4318亿元。2003到2007年五年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资金累计1.6万亿元。五年间，中央陆续出台了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资综合直补等惠农政策，中央财政安排四项补贴资金1144.2亿元。2006年彻底取消农业税后，中央逐步建立了“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稳定的反哺农业投入机制。
今年中央财政已经安排“三农”资金5625亿元，在比上年增加1307亿元的基础上，在春耕生产关键时期，又出台10项扶持农业和粮食生产的政策措施，再增加农业投入252.5亿元，直接补贴给农民。
农村变革成为新动力
成都是国家统筹城乡的试验城市，在城乡一体化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最典型的就是金堂的“股田制”和温江的“双放弃”。金堂县又新镇祝新村通过土地整理，把新增耕地1119亩入股作大股东，村民把自家的土地入股作小股东，成立股份公司，714户村民都成了股东，上田可种地，下田可打工，还坐收红利。公司按每年每亩土地400元的底价，给村民作土地租金，村民给公司打工拿薪水，作为股东，村民每年还能从公司分红。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搞规模化、产业化经营。
“双放弃”是“新土改”又一种思维，农民自愿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凡自愿申请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经审核批准，可按政府规划要求在全区范围内购买集中居住区的定向安置房居住。
“双放弃”农民与失地农民一样可以获得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偿费。农民应得土地补偿，按所在村组的宅基地、林地、承包地、自留地人均面积应补偿额计算。“双放弃”农民入住安置房以后，可以根据温江区“双放弃”社保政策参加社会保险，享受区财政社保补贴。
土地流转对农民增收有极大益处，但城乡差距依然很大，现在中国农民每年人均收入只有4010元，城市居民则超过1万元。再过12年，让农民收入翻番，也才8020元，还是赶不上现在城市居民的收入。中国农民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是1:3.33，这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最悬殊的。农村改革依旧任重道远，农民增收的任务依旧艰巨。
在未来30年里，中国社会现代化需要完成两次社会转型，一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二是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从城市社会向城乡动态平衡社会转型。
第一次转变是从农业人口变成城市人口，第二次转变是城市人口变为郊区人口，实现城乡平衡。理想的新型城市化的模式是以郊区化为主，即郊区人口占50%，中心城区人口占30%，农村和小城镇人口占20%，人口在三个区域之间可以自由流动，取消户籍限制，建立信用社会。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的大农业发展道路，与美国、澳大利亚及地中海式的大农业有本质区别。由于中国土地的局限性，除东北三江平原、华北平原适合农业机械化的大农业外，绝大多数地方应该走农业精细化之路，秉承祖先留给我们的精耕细作的耕作方式，打造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从农业产业结构，从种业商业化，从粮食品牌化，从仓储物业现代化，从农业科技入手，因地制宜实施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
我们有理由相信，土地流转，有实力的企业资本能够更好地整合零散的土地，降低粮食生产成本，借助国家对农业的保护政策，农业摆脱自产自销的小农经济模式，争得世界粮食一席
之地。
当土地作资本，增收为根本的“新土改”政策落实到实处，当“三农”不再成为包袱，当农民成为一种职业而非身份，当社会以积极正面的态度来看待“三农”问题，中国才能持续发展。
古人云“农人不饥，天下肥；蚕妇不寒，而天下安”。中国农民富裕了，中国才真正迎来自己的黄金时代，进而影响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