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遥与我，是高中三年里最好的朋友，虽然我们嘴上都不肯承认，甚至，我们会故意调笑彼此，把那些日常走得近的名字，安插在“对方最好朋友”的名号下。
　　我可以把这理解为吃醋吗？
　　但三年里，陪我上下课的是她，一起吃饭压马路的是她，招呼所有同学叫我“马大哈”的是她，跟我聊理想聊人生聊小心思的还是她，我们还计划好了要一起考到A大，连大学生活都一并安排好了。
　　但天不遂人愿，她如愿进了A大，我落榜了。那年的暑假异常难熬，挣扎过后，我决定复读。开学前，姚遥来找我，说： “还敢不敢去琅勃拉邦？就三天以后。”
　　“敢啊！再来一次高考都敢，还有什么不敢的。”
　　琅勃拉邦，500块钱，玩一个星期。这是我们俩高考前大胆的计划。
　　从我们所在的西南边陲小镇出发，坐火车到昆明，车费是58块，再从昆明坐直达琅勃拉邦的汽车，车费338，然后是落地签，500块刚好够单程的费用，至于其他费用，我们打算冒着险，边走边赚。
　　年少就爱意气用事，年少就爱说干就干。周全的计划？后果？那是什么我们不懂。
　　直到上了火车，我们依然沉醉在自己的勇敢里骄傲不已。到了昆明才发现，我们把出国想得跟出省一样简单了。由于准备不充分，我们连去程的车费都不够，更别说还需要一大堆签证的资料证明。为了不至于有去无回，我们不得不在昆明就灰溜溜地下了车，信心满满的琅勃拉邦游变成了昆明一日游。
　　我们安慰彼此，也算不错嘛。
　　回来的时候，我们在昆明火车站闲逛，看到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摆了个地摊，上面乱七八糟地堆着很多小东西，旁边竖着块牌子，写着“穷游不易，请多支持，样样十元，恕不议价”。这不就是我跟姚遥的计划吗？震惊之余对姑娘肃然起敬。
　　我和姚遥五味杂陈地看了对方一眼，并没有好意思跟姑娘搭话，默契地在姑娘摊子上选了起来，想买个什么，表示对姑娘的支持。姑娘倒是大方地给我们做推荐，说这些东西都是一路上淘来的孤品，一看你们就是好朋友，刚好有一对杯子是从泰国淘回来的，“一杯子，一辈子”嘛。
　　我和姚遥爽快地掏了钱，我要了那个Monkey图案的，姚遥要了那个House图案的。
　　结果我们在转角的一家小店里，发现了一模一样款式的杯子，而且图案比姑娘那的还丰富。我很气愤地想回去找姑娘理论，姚遥却拉住了我说：“算了，就当是我俩这次出来的纪念品吧。”
　　那年冬天，我收到一个从A大寄过来的包裹，拆开是个马克杯和一张纸条。马克杯底部坐着一只陶瓷兔子，纸条上写着“来日方长，我在A大等你，再战琅勃拉邦”。
　　后来，我并没有去A大，和姚遥的联系也越来越少，直到有一天，我发现她的朋友圈和空间都有了访问权限，伥然若失了好久之后，我也删了她的微信、QQ，然后取关新浪微博、移除粉丝。
　　看似干净彻底，心里却一直耿耿于怀。
　　有一次和一个共同好友说到姚遥，朋友说她简直是朋友圈的話霸，每天都被她刷屏，然后随手截了张图发过来，照片上的姚遥搂着旁边的小姐妹笑得好开心。
　　当晚我更新了自己的微博：琅勃拉邦可能不会再去了，因为答应要跟我再战的人已经走散；固执地不再让别人叫我马大哈，那是我能维护的你留给我的唯一怀念；最好朋友的梗再也不用了，是不是不重要，重要的是谁；只怪你认真得要命，怪我过分矫情，如果再见面，好希望什么都不用说，还能热泪盈眶地用力给个拥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