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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7月8日，第二界中国人口学家前沿论坛主题报告这样形容当前的中国人口问题——“中国的新人口问题在快速积累中，犹如一颗定时炸弹，在不远的将来它将会爆炸”。中国的人口问题正处在转型关口，这不仅仅是我们通常认识到的数量问题，还表现在质量上、结构上以及它们之间相互交织在一起而共生的各种复杂问题等等。
现实中的中国人口问题
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实行了36年，独生子女政策也有27年了，比其他发展中人口大国提前约半个世纪进入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的行列，成功地探索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道路，对稳定世界人口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透过人口国情，我们看到中国的新人口问题更加复杂和严峻了，表现在：
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数量仍是问题。中国人口在数量上，表现为“低生育率和高增长量并存”的态势。当前和今后十几年，中国人口仍将以年均800－1000万的速度增长。按照目前总和生育率1．8预测，到2010年和2020年，中国人口总量将分别达到13．7亿和14．6亿。人口总量高峰将出现在2033年前后，达15亿左右。庞大的人口数量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多方面影响，在给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丰富劳动力资源的同时，也给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带来沉重的压力。正如温家宝总理谈的“乘除法”那样：中国有13亿人口，不管多么小的问题，只要乘以13亿，那就成为很大的问题；不管多么可观的财力、物力，只要除以13亿，那就成为很低的人均水平。同时，我国环境质量总体仍处在不断恶化之中。2005年1月27日，瑞士达沃斯公布的全球“环境可持续发展指数”显示，我国排在倒数第14位。中科院测算，环境污染使我国发展成本比世界平均水平高7％，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到ＧＤＰ的15％。另外，庞大的人口数量影响人口质量的提高。建国40多年来，我国每年平均净增人口1000余万，致使每年新增加国民收入的25％以上要被新增加的人口消费掉。2004年，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2．79％，比非洲穷国都少，低于世界平均5％的水平，低于联合国要求的6％，使得我们总体的科学文化素质不高。表现在：目前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为8．01年，相当于美国100年前水平。25－64岁人口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比例仅为5．42％，大致是1999年欧盟的1／4。低素质人口规模过大，制约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转轨，影响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人口红利ＰＫ就业压力——过剩与贫困。“人口红利”指的是在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对儿童与老年抚养赡养负担均相对较轻，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从而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2005年统计公告显示，中国15—65岁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72％。可以说目前我国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也处在人口红利期。但是，人口红利的另一面，就是就业的巨大压力。十五期间，年度就业岗位缺口1200万个左右，十一五期间仍然是这个数字。劳动力供大于求使得我们面临巨大的失业压力，失业造成一部分人长期处于贫困状态。据估计，我国农村目前剩余劳动力1．5亿，这部分人为农村隐性失业人口，劳动效率低、收入不高并且没有保障。 统计公报显示，中国城镇登记人口失业率2003年为4．3％，2004年为4．5％，2005年为4．2％。“城市登记失业率”是一个相当狭窄的概念，它的计算方法是在城市前往政府就业辅导（或培训）机构“登记”自己失业的人数，除以该市就业人数，这里面没有包括不登记的人数和农村剩余劳动力。据专家测算2004年城镇真正的失业率，已由2003年的10．99％上升到11．45％。因此在我们关注农村贫困人口的同时，也应该重视城市出现的贫困人口问题。
不能承受之重——老龄化。我国老龄化表现出来的特点是：老龄化速度快，时间比较集中，绝对数量大。我国2000年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标志是按照国际标准衡量，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经达到总人口的7％。据预测，到2020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1．64亿，占总人口比重16．1％，2040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将近4亿人，达到峰值。就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由7％上升到17％而论，中国需要不到40年的时间，而发达国家一般需要80多年，有些在100年以上。上有老，下无小，爷爷多孙子少，中国脆弱的社会保障体系面临全线考验，同时对于社会发展也有较大影响。
和谐社会之痛——人口结构失衡。一是出生性别比例失调将造成新的社会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为100∶117，2003年为100∶119，少数省份高达100∶130。为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势头，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到目前为止问题得到缓解。2005年总人口性别比降为100∶106左右，但到2005年底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还多4000万。这将意味着未来还会产生4000万光棍。男性比例过高，除了会造成婚姻压力外，还会加剧性犯罪、卖淫嫖娼、拐卖妇女儿童等现象的出现，加大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二是独生子女家庭规模过大加大了社会风险。独生子女政策对于家庭而言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妇女从传统的生育劳动中得到解放，孩子成长期的负担减轻。但另一方面，家庭养老功能遭遇挑战，独生子女的成长风险使“家庭发展”受到挑战。首先是孩子的成长风险。主要是夭折、重病的风险。万一成长中途出现意外而孩子的父母年事已高，那么这个家庭的幸福感和未来保障就大受影响。根据2000年“五普”数据，我国农村地区曾经有过一个孩子但现在无后的家庭有57万之多。其次是孩子的成才风险。“独柴难烧、独子难教”，古有明训。一个孩子并不能绝对保证成才，如果孩子不成器，就可能成为大问题，老无所靠反成其累。前面的风险发生的话一定会波及整个社会的发展，同时带来国家的国防风险。独生子女社会本质上是“风险社会”。独生子女规模过大决定了未来中国社会的高风险性。如果以母亲40岁作为女性不再生育的年龄，以1980年作为起点，我国将在2020年进入人口转变意义上的“风险社会”。
破解中国人口难题
人口问题的复杂性使得我们必须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来进行深入研究——这就是人口发展战略的研究。
坚持以人为本的人口发展战略，必须加快经济发展步伐，进行观念创新。首先，必须加快经济发展步伐。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告诉我们物质资料生产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会逐步改善人们的生育观念，实现人口与发展的良性循环。人口文化教育素质的提高有赖于加大教育投入力度，这无疑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有关，而人口老龄化则更需要强大的物质基础做保障。所以我们说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符合中国的人口国情，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必然选择。其次，必须进行观念创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我们在考虑21世纪中国的人口发展战略中，一个最基本的指导思想。因此，今后要把“发展与人”的关系的定位定在发展为了人、发展依靠人、发展适应人、发展体现人、发展塑造人上。为此政府要转变职能、建立公共政府，逐步从竞争领域退出，把投资的主体和重点转移到公共管理和服务领域，转移到科技、教育、卫生、计划生育、社会保障等惠及多数人切身利益的方面。
稳定低生育水平，实现从“以数为本”到“以人为本”工作模式转变。其一，要激发群众实行计划生育的内在动力，使其自觉自愿地实行计划生育。这就需要注重利益导向、利益共享机制的建设。要通过利益共享让计划生育家庭分享到社会进步的成果，从而激发群众实行计划生育的内在动力。其二，“稳定低生育水平”不能就事论事，一定要同生育质量、生殖健康和生育权益结合起来考虑和解决。在未来的人口发展中，要尽量减少人口控制的社会代价，特别是人权代价。我们不仅要重视生育行为的控制，而且要重视生育目标、过程和结果的优化，凸现人文关怀，这是未来的大方向。
优先开发人力资源，促进人口大国向人口强国的转变。首先，将人口“包袱”变为财富，提高劳动者素质是关键。应对未来人口红利即将枯竭和老龄化问题的关键也在于提高人口素质。更重要的是，培养“以一当十”高素质人才，光讨论几个人养一个人似乎有点形而上学。比如，就一个家庭而言，一个“有本事”的家庭主要劳动力“养人”的数量和质量与“没本事”的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提高每个劳动力人口“养人”的“贡献率”，即使到本世纪中期，中国老龄化高峰到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景仍然是一片光明的。其次，提高人口素质的关键在于教育。回头看看日本，中国甲午战败，大清帝国赔给它的数亿银两中，有相当数量在其天皇的倡导下投入了它的国民教育。“在最偏僻的乡村，都开办了学校”，连衣不蔽体的农家娃也能背着书包去念书。二战后，日本为什么能从瓦砾中迅速崛起？因为它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国民。因此必须认真贯彻科教兴国战略，加大基础教育投入力度，特别是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再次，提高人口素质还要注重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就是把好出生关，让每个家庭都能生育健康聪明的孩子。解决这一问题，关键是加强出生缺陷预防能力建设，建立出生缺陷干预体系全国监测网，建立定期通报、预报、评估和预警制度。最后，政府还应加强公共医疗投入，保健、体育锻炼的公共教育，建立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障体系。激励公民从事各种健身运动，倡导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使更多的人到老来尽可能地少消费社会财富——不用住院就医或者少就医，甚至能创造财富。
统筹解决人口问题还要积极改善人口结构，引导人口合理分布和有序流动，化解结构性风险，增强人口安全。一方面，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关键是要形成男女平等的社会氛围和道德规范，逐步扭转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实行有利于女孩健康成长和妇女发展的社会经济政策，改善女性的生存条件和生活状况。严禁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重点整顿Ｂ超医疗市场，严格准入制度，严格执业资格审查，通过立法等措施，严厉打击非法实施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以及溺弃女婴等违法行为。另一方面，积极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是关系中华民族文明复兴的大事。要加快构建覆盖城乡，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安全网，建立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相结合的养老金储备制度。建立终身教育和保健体系，以高素质应对老龄化。构建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社会福利机构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发展老龄产业，完善社会化服务制度等。
（作者单位：中共锦州市委党校）
责任编辑 邹顺桥
现实中的中国人口问题
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实行了36年，独生子女政策也有27年了，比其他发展中人口大国提前约半个世纪进入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的行列，成功地探索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道路，对稳定世界人口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透过人口国情，我们看到中国的新人口问题更加复杂和严峻了，表现在：
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数量仍是问题。中国人口在数量上，表现为“低生育率和高增长量并存”的态势。当前和今后十几年，中国人口仍将以年均800－1000万的速度增长。按照目前总和生育率1．8预测，到2010年和2020年，中国人口总量将分别达到13．7亿和14．6亿。人口总量高峰将出现在2033年前后，达15亿左右。庞大的人口数量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多方面影响，在给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丰富劳动力资源的同时，也给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带来沉重的压力。正如温家宝总理谈的“乘除法”那样：中国有13亿人口，不管多么小的问题，只要乘以13亿，那就成为很大的问题；不管多么可观的财力、物力，只要除以13亿，那就成为很低的人均水平。同时，我国环境质量总体仍处在不断恶化之中。2005年1月27日，瑞士达沃斯公布的全球“环境可持续发展指数”显示，我国排在倒数第14位。中科院测算，环境污染使我国发展成本比世界平均水平高7％，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到ＧＤＰ的15％。另外，庞大的人口数量影响人口质量的提高。建国40多年来，我国每年平均净增人口1000余万，致使每年新增加国民收入的25％以上要被新增加的人口消费掉。2004年，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2．79％，比非洲穷国都少，低于世界平均5％的水平，低于联合国要求的6％，使得我们总体的科学文化素质不高。表现在：目前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为8．01年，相当于美国100年前水平。25－64岁人口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比例仅为5．42％，大致是1999年欧盟的1／4。低素质人口规模过大，制约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转轨，影响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人口红利ＰＫ就业压力——过剩与贫困。“人口红利”指的是在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对儿童与老年抚养赡养负担均相对较轻，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从而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2005年统计公告显示，中国15—65岁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72％。可以说目前我国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也处在人口红利期。但是，人口红利的另一面，就是就业的巨大压力。十五期间，年度就业岗位缺口1200万个左右，十一五期间仍然是这个数字。劳动力供大于求使得我们面临巨大的失业压力，失业造成一部分人长期处于贫困状态。据估计，我国农村目前剩余劳动力1．5亿，这部分人为农村隐性失业人口，劳动效率低、收入不高并且没有保障。 统计公报显示，中国城镇登记人口失业率2003年为4．3％，2004年为4．5％，2005年为4．2％。“城市登记失业率”是一个相当狭窄的概念，它的计算方法是在城市前往政府就业辅导（或培训）机构“登记”自己失业的人数，除以该市就业人数，这里面没有包括不登记的人数和农村剩余劳动力。据专家测算2004年城镇真正的失业率，已由2003年的10．99％上升到11．45％。因此在我们关注农村贫困人口的同时，也应该重视城市出现的贫困人口问题。
不能承受之重——老龄化。我国老龄化表现出来的特点是：老龄化速度快，时间比较集中，绝对数量大。我国2000年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标志是按照国际标准衡量，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经达到总人口的7％。据预测，到2020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1．64亿，占总人口比重16．1％，2040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将近4亿人，达到峰值。就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由7％上升到17％而论，中国需要不到40年的时间，而发达国家一般需要80多年，有些在100年以上。上有老，下无小，爷爷多孙子少，中国脆弱的社会保障体系面临全线考验，同时对于社会发展也有较大影响。
和谐社会之痛——人口结构失衡。一是出生性别比例失调将造成新的社会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为100∶117，2003年为100∶119，少数省份高达100∶130。为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势头，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到目前为止问题得到缓解。2005年总人口性别比降为100∶106左右，但到2005年底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还多4000万。这将意味着未来还会产生4000万光棍。男性比例过高，除了会造成婚姻压力外，还会加剧性犯罪、卖淫嫖娼、拐卖妇女儿童等现象的出现，加大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二是独生子女家庭规模过大加大了社会风险。独生子女政策对于家庭而言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妇女从传统的生育劳动中得到解放，孩子成长期的负担减轻。但另一方面，家庭养老功能遭遇挑战，独生子女的成长风险使“家庭发展”受到挑战。首先是孩子的成长风险。主要是夭折、重病的风险。万一成长中途出现意外而孩子的父母年事已高，那么这个家庭的幸福感和未来保障就大受影响。根据2000年“五普”数据，我国农村地区曾经有过一个孩子但现在无后的家庭有57万之多。其次是孩子的成才风险。“独柴难烧、独子难教”，古有明训。一个孩子并不能绝对保证成才，如果孩子不成器，就可能成为大问题，老无所靠反成其累。前面的风险发生的话一定会波及整个社会的发展，同时带来国家的国防风险。独生子女社会本质上是“风险社会”。独生子女规模过大决定了未来中国社会的高风险性。如果以母亲40岁作为女性不再生育的年龄，以1980年作为起点，我国将在2020年进入人口转变意义上的“风险社会”。
破解中国人口难题
人口问题的复杂性使得我们必须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来进行深入研究——这就是人口发展战略的研究。
坚持以人为本的人口发展战略，必须加快经济发展步伐，进行观念创新。首先，必须加快经济发展步伐。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告诉我们物质资料生产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会逐步改善人们的生育观念，实现人口与发展的良性循环。人口文化教育素质的提高有赖于加大教育投入力度，这无疑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有关，而人口老龄化则更需要强大的物质基础做保障。所以我们说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符合中国的人口国情，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必然选择。其次，必须进行观念创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我们在考虑21世纪中国的人口发展战略中，一个最基本的指导思想。因此，今后要把“发展与人”的关系的定位定在发展为了人、发展依靠人、发展适应人、发展体现人、发展塑造人上。为此政府要转变职能、建立公共政府，逐步从竞争领域退出，把投资的主体和重点转移到公共管理和服务领域，转移到科技、教育、卫生、计划生育、社会保障等惠及多数人切身利益的方面。
稳定低生育水平，实现从“以数为本”到“以人为本”工作模式转变。其一，要激发群众实行计划生育的内在动力，使其自觉自愿地实行计划生育。这就需要注重利益导向、利益共享机制的建设。要通过利益共享让计划生育家庭分享到社会进步的成果，从而激发群众实行计划生育的内在动力。其二，“稳定低生育水平”不能就事论事，一定要同生育质量、生殖健康和生育权益结合起来考虑和解决。在未来的人口发展中，要尽量减少人口控制的社会代价，特别是人权代价。我们不仅要重视生育行为的控制，而且要重视生育目标、过程和结果的优化，凸现人文关怀，这是未来的大方向。
优先开发人力资源，促进人口大国向人口强国的转变。首先，将人口“包袱”变为财富，提高劳动者素质是关键。应对未来人口红利即将枯竭和老龄化问题的关键也在于提高人口素质。更重要的是，培养“以一当十”高素质人才，光讨论几个人养一个人似乎有点形而上学。比如，就一个家庭而言，一个“有本事”的家庭主要劳动力“养人”的数量和质量与“没本事”的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提高每个劳动力人口“养人”的“贡献率”，即使到本世纪中期，中国老龄化高峰到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景仍然是一片光明的。其次，提高人口素质的关键在于教育。回头看看日本，中国甲午战败，大清帝国赔给它的数亿银两中，有相当数量在其天皇的倡导下投入了它的国民教育。“在最偏僻的乡村，都开办了学校”，连衣不蔽体的农家娃也能背着书包去念书。二战后，日本为什么能从瓦砾中迅速崛起？因为它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国民。因此必须认真贯彻科教兴国战略，加大基础教育投入力度，特别是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再次，提高人口素质还要注重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就是把好出生关，让每个家庭都能生育健康聪明的孩子。解决这一问题，关键是加强出生缺陷预防能力建设，建立出生缺陷干预体系全国监测网，建立定期通报、预报、评估和预警制度。最后，政府还应加强公共医疗投入，保健、体育锻炼的公共教育，建立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障体系。激励公民从事各种健身运动，倡导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使更多的人到老来尽可能地少消费社会财富——不用住院就医或者少就医，甚至能创造财富。
统筹解决人口问题还要积极改善人口结构，引导人口合理分布和有序流动，化解结构性风险，增强人口安全。一方面，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关键是要形成男女平等的社会氛围和道德规范，逐步扭转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实行有利于女孩健康成长和妇女发展的社会经济政策，改善女性的生存条件和生活状况。严禁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重点整顿Ｂ超医疗市场，严格准入制度，严格执业资格审查，通过立法等措施，严厉打击非法实施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以及溺弃女婴等违法行为。另一方面，积极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是关系中华民族文明复兴的大事。要加快构建覆盖城乡，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安全网，建立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相结合的养老金储备制度。建立终身教育和保健体系，以高素质应对老龄化。构建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社会福利机构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发展老龄产业，完善社会化服务制度等。
（作者单位：中共锦州市委党校）
责任编辑 邹顺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