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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梳理普惠金融社会绩效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理论关系的基础上，构建静态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分析2009—2017年农村普惠金融相关数据，进而评价其社会绩效。研究发现，普惠金融业务覆盖范围、涉农贷款、小额贷款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农业保险发展水平与普惠金融社会绩效正相关。为此，应加强普惠金融业务支持体系建设，创新普惠金融产品，加大对农村小微金融机构的支持力度，以提高普惠金融的社会绩效，服务于乡村振兴。
关键词：普惠金融;社会绩效;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21）04-0095-12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的重要落脚点是农村产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富裕。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农村资金注入是关键。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财政对农村发展资助的力度有所增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财政支出用于扶持“三农”的资金由2010年的8 129.58亿元增长至2018年的21 085.59亿元，但支农占比仅由9.05%增长至9.55%，这说明仅仅依靠财政资金，很难满足“三农”可持续发展的全部需求和实现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因此，借助金融手段，服务于乡村振兴，就成为现实的选择。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应重点发展普惠金融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与减缓地区贫困。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普惠性涉农贷款增速总体要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同年的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要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建设，加强普惠金融服务，以实现贫困地区经济、社会、民生等多方面的高质量发展。这一系列政策措施有利于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将对农村生态环境、文化教育、民生福祉等产生积极影响。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关于普惠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政策进一步细化，要求扩大农村普惠金融试点，加快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银保担”合作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因此，研究普惠金融，特别是普惠金融的社会绩效，在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意义重大。
与财政资金相比，普惠金融更有利于提高服务精准性，避免使命偏移、精英俘获等现象的发生，且可以改变贫困人口长期依赖“输血”式扶贫的状况，促进资金服务对象通过自身禀赋积累，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最终实现农村人口整体素质的提升。但长期存在于农村金融市场中的金融软硬件不足、资金供给总量有限、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导致普惠金融发展受到制约，社会效益未得到充分发挥。乡村振兴需要农村产业振兴和经济发展，但真正的重点是社会公平，是缩小城乡差距，换言之，是社会绩效。与一般意义上的农村金融不同，普惠金融更加关注弱势群体的资金可得性，更加强调公平，其社会绩效远大于经济绩效，故普惠金融、社会绩效与乡村振兴具有天然的耦合性。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依托于不同性质的涉农金融机构，但最终都通过金融业务得以体现。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使普惠金融真正服务于“三农”，从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实现乡村振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本文以农村普惠金融业务数据为分析对象，考察其社会绩效与普惠金融政策引导是否一致，从而以点带面，探究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方向和政策建议，以提高普惠金融服务于乡村振兴的能力。
一、相关文献综述
“普惠金融”的概念提出于2005年，但对该问题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中叶。Kuznets认为，包括金融在内的不平等现象不利于经济的发展[1]。Goldsmith，Mckinnon，Kapur和Mathieson等深入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金融问题，提出了要为更多的经济主体提供金融服务的理念，以达到金融深化的目的[2-5]。Kempson et al.，Bayot等学者的研究发现，银行的信贷设计抑制了低收入者的金融服务需求[6-7]。V. leeladhar，Bebczuk和Alkhathlan et al. 均认为普惠金融提供的是非常全面的金融服务，且以低收入和弱势受信者可以承受的费用为前提[8-10]。Sharma总结了金融行为中存在的金融排斥问题，认为要将其破除，必须发展普惠金融[11]。杜晓山提出普惠金融服务的重心是城乡中的贫困和低收入客户[12]。焦瑾璞强调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应把被正规金融机构排除在外的农户、小微企业囊括在内[13]。李明贤强调了小额信贷与普惠金融的差异[14]，何广文强调要重视普惠金融体系构建的完整性[15]。学者们虽然定义的普惠金融有所不同，但就普惠金融的包容性达成了共识，即普惠金融是公平、共享和可负担的金融服务。《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将普惠金融定义为：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
普惠金融的衡量指标是普惠金融研究的重要内容。Beck利用网点、ATM机地理位置及人口渗透度、人均存贷款账户、贷款收入比率等指标来评价普惠金融的发展程度[16]。Sarma提出了金融包容性指数（IFI），主要从银行业渗透性、银行服务覆盖率、金融服务的使用效率来评价普惠金融的发展程度[17]。Amidzic参考Sarma的方法，从使用效率、稳定性、渗透性三个维度构建了普惠金融指数[18]。焦瑾璞等从可获得性、使用情况和服务质量三个维度构建了普惠金融指数[19]。于晓虹等在Sarma的编制体系的基础上，引入保险、基金、银行等金融机构，认为三类机构的人口服务密度、地理密度影响了普惠金融水平[20]。
考察普惠金融业务的社会绩效，梳理普惠金融的作用与效益十分重要。一般而言，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促进金融体系的完善，有利于维护金融稳定，产生正效益。Honohan认为，金融体系的深化和金融服务的多元化发展对贫困减缓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1]。Lusardi et al.研究发现，全方位、广覆盖的金融服务可以提升客户的生活水平[22]。王曙光等指出，普惠金融发展能间接提高居民收入，减缓贫困，刺激消费，从而拉动內需增长，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23]。Mehrotra等的研究表明，普惠金融有利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金融稳定[24]。值得注意的是，杜晓山在分析普惠金融理论与实践困惑后提出，主流经济学认为人是“同质”的，金融就是追求最大化利润的，弱势群体无法通过金融获得资金的论断有失偏颇。他认为，人是己他双性的，金融也是驱利性和弘义性相结合的。普惠金融的重点在于弘义性，在于社会绩效，普惠金融要兼顾供求双方利益的均衡，走保本微利的可持续发展之路[25]。对普惠金融作用和效益的研究还涉及多个视角，如开发性金融、县域金融、数字金融、农村金融消费与投资、扶贫等。彭建刚等认为，应将普惠金融纳入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劳动分工范畴，充分发挥普惠金融的开发性功能[26]。唐文婷等提出政府要改善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金融监管制度，引导农村普惠金融自下而上发展，使农村金融消费者的权益得到有效保护[27]。傅秋子等的研究表明，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会随着数字普惠金融水平的提高而增加[28]。朱一鸣等提出，推动县域普惠金融有利于农民增收减贫，但存在明显的异质性[29]。黄敦平等通过实证检验得出，我国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人口减贫效应呈现“U型”[30]。这里在前人文献的基础上，以《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定义的“普惠金融”为概念内涵，以普惠金融社会绩效为切入点，考察其制度设计的价值，以创新普惠金融业务，助推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的提出
（一）普惠金融是撬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支点
依据哈耶克的“供给优先”理论，我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资金先期注入，即乡村振兴需要金融的推动，发挥金融对经济的先导作用。我国金融发展具有典型的二元特征，农村金融市场存在明显的金融抑制：农业生产经营者的生产消费资金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金融排斥长期存在。实现乡村振兴，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农村金融格局，具有兼顾公平与效率特性的普惠金融成为破除农村金融抑制和排斥的理想选择。普惠金融最早起源于小额信贷，后发展成为综合金融，主要服务对象为农户、家庭农场和小微企业等。普惠金融通过信贷、保险等金融业务，降低农村融资门槛，提高农业的生产能力和农户的消费能力，促进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和缩小城乡差距。乡村要振兴，农民生活要富裕，就要实现脱贫和扶贫，而金融扶贫为农村贫困群体提供了低成本、有针对性和有效的普惠金融服务，由此可知，普惠金融在消除贫困上与乡村振兴完全契合，将大量排斥在金融之外的贫困人口纳入服务对象，使之享有金融服务的权利。普惠金融在促进农业生产现代化、提高农村社会整体发展水平和解决农村贫困问题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社会效益大于经济效益，是撬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支点。
（二）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社会绩效视角
本文基于社会绩效视角考察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以助力乡村振兴，具体的维度包括：第一，农业生产。政府引导普惠资金投向欠发达地区，随着服务渗透度的持续扩大，农户借贷成本将有所降低，金融排斥问题将得到一定缓解，有助于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增长和生产发展。第二，农户生活质量。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的下降，与农村地区经济增长、生活水平提高相匹配，反映了农户生活质量的变化。第三，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主要反映农村城镇化建设和农民居住生活条件的改善，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是提高农村社会福祉的重要手段。第四，城乡收入差距。在衡量社会绩效时，城乡收入差异是重要指标，若金融业务仅集中于扩大业务量，而忽视社会福祉差距，引发不公平问题，农村居民的社会绩效指数仍然不会得到提高。第五，农村人力资本。教育是促进贫困减缓积极且有效的手段，农民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对农户脱离机会贫困和家庭多维贫困、改善生活质量提供了有力保障[31]，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稳步提升，可为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村经济增长提供持续动力。第六，资金使用效率。从现有乡村振兴的资金、资本使用来看，除财政资金外，还需要提高金融服务的份额和效率。一般而言，信贷资金的使用效率要高于财政资金。提高普惠资金使用效率，能够更好地满足农村弱势群体的需要，是提升普惠金融社会绩效的必然選择。第七，农村社会救济。社会资源的有效分配是减缓贫困的重要手段[32]，也是社会绩效提升的表现，换言之，农村贫困人口社会救济水平的提高，能够从一个侧面体现农村普惠金融社会绩效的提升。
（三）普惠金融发展内涵与社会绩效的一致性
普惠金融社会绩效提升与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全面脱贫的长期社会发展目标相一致。贫困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贫困线、贫困标准随着社会发展而发生变化，相对贫困问题也将长期存在。如何创新金融产品，使农户、小微企业等享受相对公平的金融服务，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普惠金融要解决的问题。同时，这也是农村金融机构完成社会目标的重要体现。由此可见，普惠金融发展与社会绩效具有一致性。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在体制改革上整体滞后，在市场发育上仍不成熟。有信贷需求的农户、小微企业得不到资金支持或信贷成本偏高，加剧了金融结构的扭曲和金融资源的错配，因此，创新农村普惠金融业务是农村金融改革的大方向。普惠金融是对传统金融体系“嫌贫爱富”的纠正，是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均衡器，对农村经济增长、减缓贫困、改善城乡二元结构、增加社会福祉等方面均具有促进作用[33]。普惠金融通过扩大金融服务的渗透性和可得性，来改善弱势群体被正规金融排斥的问题，这与农村金融机构的社会目标相一致。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农村金融服务覆盖率的提高，能有效提升普惠金融的社会绩效。
长期有效的信贷投入是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但商业金融的逐利性，会将更多资金配置到城市，这将导致金融资源分配的非均衡。涉农贷款作为服务“三农”的重要力量，无论是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改善、农业科技产业的创新、农产品附属价值的提升，还是在农民增收致富、民生福祉改善等方面，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涉农贷款是普惠金融最重要的业务之一，与普惠金融关注弱势群体、扶持弱势地区和发展弱势产业三个角度高度契合，也与农村金融机构社会目标相吻合。
小额贷款公司是重要的普惠金融机构，成立之初的目的就是服务“三农”。小额贷款公司直接增加了农村金融服务供给的能力，为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中小微企业提供了更多的贷款渠道，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弱势群体融资难的问题。同时，小额贷款公司的金融服务，在农民增收、农村经济发展和城乡协调发展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34]，有利于实现其社会目标。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2：涉农贷款使用效率和小额贷款贡献率的提高，有利于提升普惠金融的社会绩效，而小额贷款不良率会降低普惠金融的社会绩效。
由于农业的高风险性和弱质性，仅仅依靠信贷服务是远远不够的，因而就需要创新经营模式与之配合。“融资+保险”模式在促进保险业发展、改变农户融资结构、实现精准扶贫等方面作用显著。农业保险无论是在分散农业风险、促进农业发展、稳定农民收入，还是在调节收入再分配上，均能提高社会的福利水平[35]。作为普惠金融业务构成的农业保险，为农户提供保险保障和信贷支持，能够提升弱势群体的风险管理能力，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有助于农村普惠金融社会绩效的发挥[36]。基于以上理论研究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3：农业保险服务力度加大，有利于提高普惠金融社会绩效的发展水平。 三、模型、数据与研究方法
（一）模型构建
借鉴羿建华[37]、张正平等[38]的实证模型，本文建立如下模型检验普惠金融业务的社会绩效的影响：
其中：Fi，t表示社会绩效综合指数;X1—X7分别表示农村金融机构网点密度、农村金融机构服务人员密度、涉农贷款使用效率、小额贷款不良率、小额贷款贡献率、农业保险密度、农业保险赔付率;βk为估计系数，αi、γt分别表示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μit为随机扰动项;i、t分别表示不同样本的省份和时间。
（二）选取指标与数据来源
1.社会绩效综合指数
社会绩效是衡量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的一个综合性政策目标，城乡差距缩小、农村经济发展、农民福祉增加、农村受教育年限延长等都属于该指标的构成部分。本文借鉴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DI）的构建模式，从农业生产、农户生活质量、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城乡收入差距、农村人力资本、资金使用效率和农村社会救济七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见表1）。由于2013年前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调查范围、方法、口径发生了变化，因而本文采用人均农林牧渔总产值替代。
这里计算全国除西藏外的30个省（区、市）的社会绩效综合指数，结果如表2（下页）所示①。从表2可以看出，2009—2017年，农村社会绩效综合指数的整体发展水平逐年平稳提高，但各个省份差异较大。
2.普惠金融业务指标
一般而言，指标的选择需要满足代表性、可获得性。由于农村普惠金融通過农村普惠金融业务体现，主要是信贷和保险，故选取农村金融服务覆盖率、农村信贷支持度、小额贷款、农业保险发展四个维度来构建指标，具体指标解释如表3（下页）所示。
3.数据来源
为反映普惠金融业务发展的社会绩效，本文以2009—2017年作为考察期，对全国30个省（区、市）的相关数据建立面板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公开数据及相关年份各省（区、市）的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就业和人口统计年鉴》、《中国区域金融报告》和《中国金融年鉴》。
（三）模型估计方法选择
混合面板回归未考虑个体差异，可能存在一个解释变量同时对普惠金融和社会绩效产生影响，从而造成估计结果有偏的问题。固定效应的最小二乘法估计（FE_OLS）和广义最小二乘法估计（GFLS）可以避免混合回归估计偏差。另外，部分解释变量与社会绩效指数之间可能存在“逆向因果关系”，不是较高水平的普惠金融促进了社会绩效，而是金融机构社会目标的实现提高了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从而引致内生性问题。这里借鉴黄倩等[39]的处理，选取“互联网普及率”和“每百人拥有的移动电话部数”的自然对数为工具变量对模型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估计，以确保结果的稳健性。
四、实证结果分析与检验
（一）实证结果分析
2009—2017年，30个省（区、市）的金融业务指标中，社会绩效的均值为0.41，标准差为0.20，说明数据较稳定，波动幅度不大;农村金融机构网点密度和农村金融机构人员密度的均值分别为19.76和15.25，标准差相对较大，说明数据在样本期间内存在波动性;样本中涉农贷款使用效率的均值仅为5.18，最大值与最小值相差较大，说明各省（区、市）对“三农”的金融支持力度存在异质性;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不良率高、贡献率低，说明小额贷款公司整体发展较弱;不同地区的农业保险发展水平也有较大的差异，保险密度最大值为11.06，最小值为3.69（见表4，下页）。
1.相关性分析
由于本文的截面个数远远大于时间长度，属于短而宽的面板数据，受个体因素影响比趋势性大，故不需要进行ADF检验。解释变量的相关性结果显示，各变量间无强相关性（见表5，下页）。
2.回归分析
利用Hausman检验，在静态面板下，模型Hausman值为308.66，其对应的P值为0.000，拒绝原假设。为了检验模型稳健性，表6报告了四次回归结果。可以得出，不同估计方法均表明普惠金融业务取得一定效果，即普惠金融业务的发展，会显著提高社会绩效综合指数。基于EGLS、IV-2ESLS回归结果下的农村金融机构网点密度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002和0.005，农村金融机构服务人员密度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015和0.017，假设1得证。农村金融机构网点密度和服务人员密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户的地理排斥、营销排斥难题，但网点密度的显著性水平不高，说明农村金融机构网点的设立，给偏远地区的农民带来了便利，但数字金融的发展也可以弥补网点不足的缺陷。涉农贷款使用效率与小微贷款贡献率对社会绩效综合指数系数的估计结果显著为正，而小额贷款不良率显著为负，假设2得证。涉农贷款使用效率作为衡量普惠金融发展的核心解释变量，以服务“三农”为初衷，通过货币手段对“三农”加以扶持，从而达到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改善农户社会福利的目的。小额贷款公司增加了弱势群体获得信贷服务的途径，降低了金融市场参与门槛，提高了“长尾人群”享受金融服务的质量。但杠杆率越高的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坏账率就越高，这不利于其可持续发展，也不利于普惠金融社会效益的维系。农业保险发展水平对社会绩效综合指数系数的估计结果显著为正，假设3得证。发展农业保险是促进农村普惠金融社会绩效提升的重要手段，农业保险密度及赔付水平越高，说明普惠金融对“三农”的支持力度越大。农业保险作为政策性保险手段，是防范农业自然风险、市场风险和社会风险的有利保障，是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方向。
（二）稳健性检验
鉴于不同区域的普惠金融水平存在异质性，进而可能会对回归结果造成一定的偏差，而涉农贷款使用效率是衡量普惠金融的核心指标，因此，本文借鉴张正平等[38]的处理，剔除涉农贷款使用效率平均值最高和最低的两个地区相关数据后进行稳健性检验来保证结论的可靠性。回归结果显示，普惠金融覆盖范围、涉农贷款使用效率与社会绩效水平呈正向关系，小额贷款不良率及贡献率分别与社会绩效水平呈正向关系和负向关系，农业保险越发展，社会绩效也越高（见表7），这说明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五、結论与政策建议
发展普惠金融，提高其社会绩效，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和路径。本文采用变异系数法构建社会绩效综合指数，测算各省份普惠金融社会绩效发展水平，得出加强农村金融机构渗透性、扩大普惠资金供给量和创新普惠金融业务有利于提升普惠金融社会绩效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结论。具体地，农村金融机构营业网点和服务人员的增加，能够覆盖更偏远的贫困地区，帮助金融素养低的贫困人口获得信贷、理财、储蓄等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有效抑制金融的门槛效应;涉农贷款使用效率提高，可增加农业经营者资本动用量，改善资金分布，使金融的普惠性体现得更充分;提高小额贷款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可以改善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水平，使农户享有平等的金融参与权，缓解金融歧视问题;农业保险精准发力普惠金融，不仅能为贫困人口提供风险保障，而且能够稳定贫困人口收入水平。据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加强普惠金融业务支持体系建设。一方面，涉农金融机构要重视农户信息，及时建立农户信用档案、数据库，降低信息不对称问题，减少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提高普惠金融业务质量。另一方面，要积极开发和利用数字信息技术，依托低成本、广覆盖的互联网，建立支付网络体系，推广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非现金支付工具的使用，提高农村金融服务的普惠程度。
第二，创新农村普惠金融产品。农村金融机构要针对目标客户，提供差别化的金融服务，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在普惠金融产品创新中，应该关注涉农贷款和农业保险。在涉农贷款总量增加的同时，还应创新业务，如尽快完善农村产权抵押贷款和创新农户创业贷款等，降低农村信贷资金错配，提高乡村振兴中资金使用的效率。由于农业保险是一种准公共物品，除了加大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扩大农产品保险范围，创新农产品价格保险、农户贷款信用保险等外，还应尽快颁布《农业保险法》，规范农业保险行为。
第三，加大对小额贷款公司等农村小微金融机构的支持力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小额贷款公司的定位，拓宽其资金来源。对于运作良好的小额贷款公司，应按照一定的标准升级为银行类金融机构，促进其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振兴。对于涉农比例较高的小微金融机构，应给予更多的政策优惠，特别是通过优惠贷款利率、税收优惠和补贴等激励措施，引导小微金融机构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在保证其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将更多的资金投向农业和农村，提高普惠金融的社会绩效，实现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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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许志敏）
关键词：普惠金融;社会绩效;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21）04-0095-12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的重要落脚点是农村产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富裕。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农村资金注入是关键。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财政对农村发展资助的力度有所增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财政支出用于扶持“三农”的资金由2010年的8 129.58亿元增长至2018年的21 085.59亿元，但支农占比仅由9.05%增长至9.55%，这说明仅仅依靠财政资金，很难满足“三农”可持续发展的全部需求和实现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因此，借助金融手段，服务于乡村振兴，就成为现实的选择。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应重点发展普惠金融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与减缓地区贫困。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普惠性涉农贷款增速总体要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同年的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要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建设，加强普惠金融服务，以实现贫困地区经济、社会、民生等多方面的高质量发展。这一系列政策措施有利于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将对农村生态环境、文化教育、民生福祉等产生积极影响。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关于普惠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政策进一步细化，要求扩大农村普惠金融试点，加快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银保担”合作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因此，研究普惠金融，特别是普惠金融的社会绩效，在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意义重大。
与财政资金相比，普惠金融更有利于提高服务精准性，避免使命偏移、精英俘获等现象的发生，且可以改变贫困人口长期依赖“输血”式扶贫的状况，促进资金服务对象通过自身禀赋积累，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最终实现农村人口整体素质的提升。但长期存在于农村金融市场中的金融软硬件不足、资金供给总量有限、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导致普惠金融发展受到制约，社会效益未得到充分发挥。乡村振兴需要农村产业振兴和经济发展，但真正的重点是社会公平，是缩小城乡差距，换言之，是社会绩效。与一般意义上的农村金融不同，普惠金融更加关注弱势群体的资金可得性，更加强调公平，其社会绩效远大于经济绩效，故普惠金融、社会绩效与乡村振兴具有天然的耦合性。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依托于不同性质的涉农金融机构，但最终都通过金融业务得以体现。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使普惠金融真正服务于“三农”，从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实现乡村振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本文以农村普惠金融业务数据为分析对象，考察其社会绩效与普惠金融政策引导是否一致，从而以点带面，探究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方向和政策建议，以提高普惠金融服务于乡村振兴的能力。
一、相关文献综述
“普惠金融”的概念提出于2005年，但对该问题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中叶。Kuznets认为，包括金融在内的不平等现象不利于经济的发展[1]。Goldsmith，Mckinnon，Kapur和Mathieson等深入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金融问题，提出了要为更多的经济主体提供金融服务的理念，以达到金融深化的目的[2-5]。Kempson et al.，Bayot等学者的研究发现，银行的信贷设计抑制了低收入者的金融服务需求[6-7]。V. leeladhar，Bebczuk和Alkhathlan et al. 均认为普惠金融提供的是非常全面的金融服务，且以低收入和弱势受信者可以承受的费用为前提[8-10]。Sharma总结了金融行为中存在的金融排斥问题，认为要将其破除，必须发展普惠金融[11]。杜晓山提出普惠金融服务的重心是城乡中的贫困和低收入客户[12]。焦瑾璞强调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应把被正规金融机构排除在外的农户、小微企业囊括在内[13]。李明贤强调了小额信贷与普惠金融的差异[14]，何广文强调要重视普惠金融体系构建的完整性[15]。学者们虽然定义的普惠金融有所不同，但就普惠金融的包容性达成了共识，即普惠金融是公平、共享和可负担的金融服务。《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将普惠金融定义为：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
普惠金融的衡量指标是普惠金融研究的重要内容。Beck利用网点、ATM机地理位置及人口渗透度、人均存贷款账户、贷款收入比率等指标来评价普惠金融的发展程度[16]。Sarma提出了金融包容性指数（IFI），主要从银行业渗透性、银行服务覆盖率、金融服务的使用效率来评价普惠金融的发展程度[17]。Amidzic参考Sarma的方法，从使用效率、稳定性、渗透性三个维度构建了普惠金融指数[18]。焦瑾璞等从可获得性、使用情况和服务质量三个维度构建了普惠金融指数[19]。于晓虹等在Sarma的编制体系的基础上，引入保险、基金、银行等金融机构，认为三类机构的人口服务密度、地理密度影响了普惠金融水平[20]。
考察普惠金融业务的社会绩效，梳理普惠金融的作用与效益十分重要。一般而言，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促进金融体系的完善，有利于维护金融稳定，产生正效益。Honohan认为，金融体系的深化和金融服务的多元化发展对贫困减缓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1]。Lusardi et al.研究发现，全方位、广覆盖的金融服务可以提升客户的生活水平[22]。王曙光等指出，普惠金融发展能间接提高居民收入，减缓贫困，刺激消费，从而拉动內需增长，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23]。Mehrotra等的研究表明，普惠金融有利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金融稳定[24]。值得注意的是，杜晓山在分析普惠金融理论与实践困惑后提出，主流经济学认为人是“同质”的，金融就是追求最大化利润的，弱势群体无法通过金融获得资金的论断有失偏颇。他认为，人是己他双性的，金融也是驱利性和弘义性相结合的。普惠金融的重点在于弘义性，在于社会绩效，普惠金融要兼顾供求双方利益的均衡，走保本微利的可持续发展之路[25]。对普惠金融作用和效益的研究还涉及多个视角，如开发性金融、县域金融、数字金融、农村金融消费与投资、扶贫等。彭建刚等认为，应将普惠金融纳入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劳动分工范畴，充分发挥普惠金融的开发性功能[26]。唐文婷等提出政府要改善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金融监管制度，引导农村普惠金融自下而上发展，使农村金融消费者的权益得到有效保护[27]。傅秋子等的研究表明，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会随着数字普惠金融水平的提高而增加[28]。朱一鸣等提出，推动县域普惠金融有利于农民增收减贫，但存在明显的异质性[29]。黄敦平等通过实证检验得出，我国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人口减贫效应呈现“U型”[30]。这里在前人文献的基础上，以《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定义的“普惠金融”为概念内涵，以普惠金融社会绩效为切入点，考察其制度设计的价值，以创新普惠金融业务，助推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的提出
（一）普惠金融是撬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支点
依据哈耶克的“供给优先”理论，我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资金先期注入，即乡村振兴需要金融的推动，发挥金融对经济的先导作用。我国金融发展具有典型的二元特征，农村金融市场存在明显的金融抑制：农业生产经营者的生产消费资金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金融排斥长期存在。实现乡村振兴，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农村金融格局，具有兼顾公平与效率特性的普惠金融成为破除农村金融抑制和排斥的理想选择。普惠金融最早起源于小额信贷，后发展成为综合金融，主要服务对象为农户、家庭农场和小微企业等。普惠金融通过信贷、保险等金融业务，降低农村融资门槛，提高农业的生产能力和农户的消费能力，促进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和缩小城乡差距。乡村要振兴，农民生活要富裕，就要实现脱贫和扶贫，而金融扶贫为农村贫困群体提供了低成本、有针对性和有效的普惠金融服务，由此可知，普惠金融在消除贫困上与乡村振兴完全契合，将大量排斥在金融之外的贫困人口纳入服务对象，使之享有金融服务的权利。普惠金融在促进农业生产现代化、提高农村社会整体发展水平和解决农村贫困问题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社会效益大于经济效益，是撬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支点。
（二）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社会绩效视角
本文基于社会绩效视角考察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以助力乡村振兴，具体的维度包括：第一，农业生产。政府引导普惠资金投向欠发达地区，随着服务渗透度的持续扩大，农户借贷成本将有所降低，金融排斥问题将得到一定缓解，有助于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增长和生产发展。第二，农户生活质量。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的下降，与农村地区经济增长、生活水平提高相匹配，反映了农户生活质量的变化。第三，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主要反映农村城镇化建设和农民居住生活条件的改善，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是提高农村社会福祉的重要手段。第四，城乡收入差距。在衡量社会绩效时，城乡收入差异是重要指标，若金融业务仅集中于扩大业务量，而忽视社会福祉差距，引发不公平问题，农村居民的社会绩效指数仍然不会得到提高。第五，农村人力资本。教育是促进贫困减缓积极且有效的手段，农民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对农户脱离机会贫困和家庭多维贫困、改善生活质量提供了有力保障[31]，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稳步提升，可为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村经济增长提供持续动力。第六，资金使用效率。从现有乡村振兴的资金、资本使用来看，除财政资金外，还需要提高金融服务的份额和效率。一般而言，信贷资金的使用效率要高于财政资金。提高普惠资金使用效率，能够更好地满足农村弱势群体的需要，是提升普惠金融社会绩效的必然選择。第七，农村社会救济。社会资源的有效分配是减缓贫困的重要手段[32]，也是社会绩效提升的表现，换言之，农村贫困人口社会救济水平的提高，能够从一个侧面体现农村普惠金融社会绩效的提升。
（三）普惠金融发展内涵与社会绩效的一致性
普惠金融社会绩效提升与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全面脱贫的长期社会发展目标相一致。贫困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贫困线、贫困标准随着社会发展而发生变化，相对贫困问题也将长期存在。如何创新金融产品，使农户、小微企业等享受相对公平的金融服务，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普惠金融要解决的问题。同时，这也是农村金融机构完成社会目标的重要体现。由此可见，普惠金融发展与社会绩效具有一致性。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在体制改革上整体滞后，在市场发育上仍不成熟。有信贷需求的农户、小微企业得不到资金支持或信贷成本偏高，加剧了金融结构的扭曲和金融资源的错配，因此，创新农村普惠金融业务是农村金融改革的大方向。普惠金融是对传统金融体系“嫌贫爱富”的纠正，是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均衡器，对农村经济增长、减缓贫困、改善城乡二元结构、增加社会福祉等方面均具有促进作用[33]。普惠金融通过扩大金融服务的渗透性和可得性，来改善弱势群体被正规金融排斥的问题，这与农村金融机构的社会目标相一致。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农村金融服务覆盖率的提高，能有效提升普惠金融的社会绩效。
长期有效的信贷投入是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但商业金融的逐利性，会将更多资金配置到城市，这将导致金融资源分配的非均衡。涉农贷款作为服务“三农”的重要力量，无论是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改善、农业科技产业的创新、农产品附属价值的提升，还是在农民增收致富、民生福祉改善等方面，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涉农贷款是普惠金融最重要的业务之一，与普惠金融关注弱势群体、扶持弱势地区和发展弱势产业三个角度高度契合，也与农村金融机构社会目标相吻合。
小额贷款公司是重要的普惠金融机构，成立之初的目的就是服务“三农”。小额贷款公司直接增加了农村金融服务供给的能力，为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中小微企业提供了更多的贷款渠道，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弱势群体融资难的问题。同时，小额贷款公司的金融服务，在农民增收、农村经济发展和城乡协调发展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34]，有利于实现其社会目标。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2：涉农贷款使用效率和小额贷款贡献率的提高，有利于提升普惠金融的社会绩效，而小额贷款不良率会降低普惠金融的社会绩效。
由于农业的高风险性和弱质性，仅仅依靠信贷服务是远远不够的，因而就需要创新经营模式与之配合。“融资+保险”模式在促进保险业发展、改变农户融资结构、实现精准扶贫等方面作用显著。农业保险无论是在分散农业风险、促进农业发展、稳定农民收入，还是在调节收入再分配上，均能提高社会的福利水平[35]。作为普惠金融业务构成的农业保险，为农户提供保险保障和信贷支持，能够提升弱势群体的风险管理能力，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有助于农村普惠金融社会绩效的发挥[36]。基于以上理论研究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3：农业保险服务力度加大，有利于提高普惠金融社会绩效的发展水平。 三、模型、数据与研究方法
（一）模型构建
借鉴羿建华[37]、张正平等[38]的实证模型，本文建立如下模型检验普惠金融业务的社会绩效的影响：
其中：Fi，t表示社会绩效综合指数;X1—X7分别表示农村金融机构网点密度、农村金融机构服务人员密度、涉农贷款使用效率、小额贷款不良率、小额贷款贡献率、农业保险密度、农业保险赔付率;βk为估计系数，αi、γt分别表示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μit为随机扰动项;i、t分别表示不同样本的省份和时间。
（二）选取指标与数据来源
1.社会绩效综合指数
社会绩效是衡量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的一个综合性政策目标，城乡差距缩小、农村经济发展、农民福祉增加、农村受教育年限延长等都属于该指标的构成部分。本文借鉴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DI）的构建模式，从农业生产、农户生活质量、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城乡收入差距、农村人力资本、资金使用效率和农村社会救济七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见表1）。由于2013年前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调查范围、方法、口径发生了变化，因而本文采用人均农林牧渔总产值替代。
这里计算全国除西藏外的30个省（区、市）的社会绩效综合指数，结果如表2（下页）所示①。从表2可以看出，2009—2017年，农村社会绩效综合指数的整体发展水平逐年平稳提高，但各个省份差异较大。
2.普惠金融业务指标
一般而言，指标的选择需要满足代表性、可获得性。由于农村普惠金融通過农村普惠金融业务体现，主要是信贷和保险，故选取农村金融服务覆盖率、农村信贷支持度、小额贷款、农业保险发展四个维度来构建指标，具体指标解释如表3（下页）所示。
3.数据来源
为反映普惠金融业务发展的社会绩效，本文以2009—2017年作为考察期，对全国30个省（区、市）的相关数据建立面板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公开数据及相关年份各省（区、市）的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就业和人口统计年鉴》、《中国区域金融报告》和《中国金融年鉴》。
（三）模型估计方法选择
混合面板回归未考虑个体差异，可能存在一个解释变量同时对普惠金融和社会绩效产生影响，从而造成估计结果有偏的问题。固定效应的最小二乘法估计（FE_OLS）和广义最小二乘法估计（GFLS）可以避免混合回归估计偏差。另外，部分解释变量与社会绩效指数之间可能存在“逆向因果关系”，不是较高水平的普惠金融促进了社会绩效，而是金融机构社会目标的实现提高了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从而引致内生性问题。这里借鉴黄倩等[39]的处理，选取“互联网普及率”和“每百人拥有的移动电话部数”的自然对数为工具变量对模型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估计，以确保结果的稳健性。
四、实证结果分析与检验
（一）实证结果分析
2009—2017年，30个省（区、市）的金融业务指标中，社会绩效的均值为0.41，标准差为0.20，说明数据较稳定，波动幅度不大;农村金融机构网点密度和农村金融机构人员密度的均值分别为19.76和15.25，标准差相对较大，说明数据在样本期间内存在波动性;样本中涉农贷款使用效率的均值仅为5.18，最大值与最小值相差较大，说明各省（区、市）对“三农”的金融支持力度存在异质性;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不良率高、贡献率低，说明小额贷款公司整体发展较弱;不同地区的农业保险发展水平也有较大的差异，保险密度最大值为11.06，最小值为3.69（见表4，下页）。
1.相关性分析
由于本文的截面个数远远大于时间长度，属于短而宽的面板数据，受个体因素影响比趋势性大，故不需要进行ADF检验。解释变量的相关性结果显示，各变量间无强相关性（见表5，下页）。
2.回归分析
利用Hausman检验，在静态面板下，模型Hausman值为308.66，其对应的P值为0.000，拒绝原假设。为了检验模型稳健性，表6报告了四次回归结果。可以得出，不同估计方法均表明普惠金融业务取得一定效果，即普惠金融业务的发展，会显著提高社会绩效综合指数。基于EGLS、IV-2ESLS回归结果下的农村金融机构网点密度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002和0.005，农村金融机构服务人员密度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015和0.017，假设1得证。农村金融机构网点密度和服务人员密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户的地理排斥、营销排斥难题，但网点密度的显著性水平不高，说明农村金融机构网点的设立，给偏远地区的农民带来了便利，但数字金融的发展也可以弥补网点不足的缺陷。涉农贷款使用效率与小微贷款贡献率对社会绩效综合指数系数的估计结果显著为正，而小额贷款不良率显著为负，假设2得证。涉农贷款使用效率作为衡量普惠金融发展的核心解释变量，以服务“三农”为初衷，通过货币手段对“三农”加以扶持，从而达到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改善农户社会福利的目的。小额贷款公司增加了弱势群体获得信贷服务的途径，降低了金融市场参与门槛，提高了“长尾人群”享受金融服务的质量。但杠杆率越高的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坏账率就越高，这不利于其可持续发展，也不利于普惠金融社会效益的维系。农业保险发展水平对社会绩效综合指数系数的估计结果显著为正，假设3得证。发展农业保险是促进农村普惠金融社会绩效提升的重要手段，农业保险密度及赔付水平越高，说明普惠金融对“三农”的支持力度越大。农业保险作为政策性保险手段，是防范农业自然风险、市场风险和社会风险的有利保障，是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方向。
（二）稳健性检验
鉴于不同区域的普惠金融水平存在异质性，进而可能会对回归结果造成一定的偏差，而涉农贷款使用效率是衡量普惠金融的核心指标，因此，本文借鉴张正平等[38]的处理，剔除涉农贷款使用效率平均值最高和最低的两个地区相关数据后进行稳健性检验来保证结论的可靠性。回归结果显示，普惠金融覆盖范围、涉农贷款使用效率与社会绩效水平呈正向关系，小额贷款不良率及贡献率分别与社会绩效水平呈正向关系和负向关系，农业保险越发展，社会绩效也越高（见表7），这说明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五、結论与政策建议
发展普惠金融，提高其社会绩效，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和路径。本文采用变异系数法构建社会绩效综合指数，测算各省份普惠金融社会绩效发展水平，得出加强农村金融机构渗透性、扩大普惠资金供给量和创新普惠金融业务有利于提升普惠金融社会绩效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结论。具体地，农村金融机构营业网点和服务人员的增加，能够覆盖更偏远的贫困地区，帮助金融素养低的贫困人口获得信贷、理财、储蓄等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有效抑制金融的门槛效应;涉农贷款使用效率提高，可增加农业经营者资本动用量，改善资金分布，使金融的普惠性体现得更充分;提高小额贷款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可以改善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水平，使农户享有平等的金融参与权，缓解金融歧视问题;农业保险精准发力普惠金融，不仅能为贫困人口提供风险保障，而且能够稳定贫困人口收入水平。据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加强普惠金融业务支持体系建设。一方面，涉农金融机构要重视农户信息，及时建立农户信用档案、数据库，降低信息不对称问题，减少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提高普惠金融业务质量。另一方面，要积极开发和利用数字信息技术，依托低成本、广覆盖的互联网，建立支付网络体系，推广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非现金支付工具的使用，提高农村金融服务的普惠程度。
第二，创新农村普惠金融产品。农村金融机构要针对目标客户，提供差别化的金融服务，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在普惠金融产品创新中，应该关注涉农贷款和农业保险。在涉农贷款总量增加的同时，还应创新业务，如尽快完善农村产权抵押贷款和创新农户创业贷款等，降低农村信贷资金错配，提高乡村振兴中资金使用的效率。由于农业保险是一种准公共物品，除了加大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扩大农产品保险范围，创新农产品价格保险、农户贷款信用保险等外，还应尽快颁布《农业保险法》，规范农业保险行为。
第三，加大对小额贷款公司等农村小微金融机构的支持力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小额贷款公司的定位，拓宽其资金来源。对于运作良好的小额贷款公司，应按照一定的标准升级为银行类金融机构，促进其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振兴。对于涉农比例较高的小微金融机构，应给予更多的政策优惠，特别是通过优惠贷款利率、税收优惠和补贴等激励措施，引导小微金融机构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在保证其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将更多的资金投向农业和农村，提高普惠金融的社会绩效，实现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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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许志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