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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经营有术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的20多年间，国家财政金融大权一直由宋子文、孔祥熙二人轮流执掌，他们虽然是蒋介石的至亲，也都具留学海外的资历，但其理财的理念并不完全相同，甚至存在严重的分歧，而且彼此间的关系也并不那么融洽。一般人认为宋子文清高孤傲，较为西化，而孔祥熙却自诩为孔子之后，恪守中庸之道，为人世故圆滑，态度和蔼，驯服听话，人称Yesman或哈哈孔（H.H.Kung）。当年他和夫人宋霭龄全力支持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而宋庆龄和宋子文则坚决反对，因此孔与蒋的关系早就非同一般。1933年10月，宋子文因政见及理财方针与蒋介石发生争执而辞职，孔祥熙便正式接替了财政部长一职，还身兼行政院副院长及中央银行总裁。在这之后，国内经济不但没有陷入危机，相反经过一系列的改革，财政金融和经济建设出现了一番新气象。而孔祥熙与宋子文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对蒋介石的命令几乎是言听计从，这就让蒋对孔更加信任。1936年1月国内银行界和政界曾有人策划倒孔，特别抨击孔在经营公债中舞弊谋利。新任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曾在日记中披露，蒋介石对此传言不以为然，反认为“倒卖公债者系宋子文，而孔祥熙夫妇则甚可信”，孔祥熙则对外声称“有人谋攫财长，彼必奋斗”。1937年4月，孔祥熙以国民政府特使的身份前往欧洲和美国，寻求和争取西方的援助，取得重大成果；回国后更一度出任行政院院长，并仍兼任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总裁，地位之高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集大权于一身，由此也可看出，此时蒋介石对孔祥熙是非常信任的。
孔祥熙出身于山西商贾之家，对于理财确实并不陌生，他曾对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说：“财政经济在书生看来甚为复杂，其实很简单，即是生意而已。”孔甚至公开说，他本人就因为是做生意出身，“故能领略此道”。难怪担任蒋介石侍从室少将组长的唐纵听了之后都认为“怪哉此论也！”
如果孔祥熙真像他说的那样，将其经商的智慧全部用在治理国家财政上，那倒不啻为国家之福；然而他的确是一个生意人，公不忘私，在处理国家事务中不仅丝毫没有放弃个人及家族敛财的活动，反而利用职权，以权谋私，拿回扣，办公司，大发国难财。孔祥熙不仅自己经商，还言传身教，让其子女参与投机，其中最著名的事例就是让他的儿子孔令侃直接参与军火买卖，从中赚取超额利润。刚从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孔令侃只有20多岁，孔祥熙竟“举亲不避贤”，将他任命为财政部秘书，后来又担任中央信托局的理事，常驻香港。此时抗战已经爆发，中国迫切需要向外国购买军火，而购买军火从中可以获得极大利益，因为中介人收取佣金是国际军火市场上通行的潜规则。当时宋子文的心腹邓勉仁也积极在香港购买军火，“妄出高价，为粤、桂张罗购买”，孔令侃则要求其父下令“军火一律由中央代买，否则不发护照”。于是孔祥熙就以行政院院长和中央信托局理事长的身份决定，购买军火全部由中央信托局办理，而具体负责人就是常驻香港的中央信托局理事孔令侃。
军火交易中的潜规则
此时孔令侃在香港年少气盛，挥霍浪费，为人侧目。时任行政院参事的陈克文曾在日记中写道：“驻外公务员行为浪漫，生活奢侈，如孔院长公子令侃在港挥霍，冠于一时。此皆抗战期间，足为气短之事也。”当时在港、粤两地有一句流传甚广的口头语，叫“爹爹在朝为宰相，人人称我小霸王”，人尽皆知，这个小霸王“盖指孔院长之公子令侃也”。
若仅仅是生活奢侈倒也罢了，令朝野上下极为不满的是孔令侃利用购买军火拿回扣的敛财行径，就连国民党高层亦为之侧目。时任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后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的王世杰就曾在日记中多次记载他对孔祥熙的观感。1938年2月1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近来中外人士对中央信托局（孔为董事长）购买军火指摘殊甚，谓有不少舞弊情事，宋子文似亦有电告知蒋委员长，孔氏在会议中力为辩护。”在此之前陈克文亦曾在日记中说：“最近孔以向美定购飞机之权授其子令侃，所得均速率最劣之旧机，每小时不过二百八十哩以下，航空界大愤，但终无法补救云云。孔常于会议中叹云‘如此中国安得不亡’，自己所做不满人意之事多矣，不知亦念及此言否？”
时任铨叙部次长兼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的王子壮也在日记中写道：“孔之用人，据一般人批评确有若干之不当，以其甫及二十之长子，主持关系国家前途重大贸易信托局，少年得志，凌驾一切，外间且攻击其弊窦丛生。”因此他认为：“此事涉国家，且为彼之亲属，理宜从严彻查，纠正错误。但蒋先生于到重庆之初，举行纪念周之余，盛称孔之办理财政卓有成绩，至外间有若干之攻击，经调查结果，或无其事，或系低级人员之错误，轻轻一句，顿消前失”；然而实际情形则是“重情节者诿诸小职员，余则悉予以粉饰”，那么被处理的人当然会“自怨其非当局之至亲而已”。对此王子壮不禁感叹地说：“处此乱世，信赏必罚，极端重要，蒋先生每屡言之，何行之不笃耶？”
由于通货膨胀导致财政危机日益加剧，就连陈诚、白崇禧这些军头亦“均对孔庸之极表不满，并深感财政前途之危机，将向蒋先生有所陈述”。他们要表达的内容就是以宋代孔，为此王世杰亦向蒋提出重新起用宋子文为财长的建议。蒋虽然也一度同意，但宋却表示就任财长的先决条件是，孔必须辞去中央银行总裁之职，蒋因而拒绝。蒋介石曾对王世杰解释：“你们都不了解孔祥熙，孔祥熙这个人做人很有中国人的风度，他自己不要钱。至于宋子文这个人则是西洋人作风，并不讲道义。”蒋介石如果说孔祥熙有中国人的风度是说他为人处事圆滑世故，面面俱到，尤其是对蒋几乎是唯命是从，倒是有一些道理；但若说孔“自己不要钱”，那可就是说瞎话了，后来的事实也让蒋无话可说。
蒋介石对孔一直信任不疑，并屡加保护，对于这一点就连蒋的亲戚和侍从都看得很清楚。戴笠曾向其属下转述蒋孝镇（蒋介石的侄孙）说的一句话：“委座之病，唯夫人可医；夫人之病，唯孔可医；孔之病，则无人可医。”唐纵听了，觉得确实是这么回事儿。
然而孔氏家族于抗战间大发国难财在大后方引发了强烈的不满，昆明、重庆、成都等地的学生更是连续掀起倒孔的运动。也许是迫于各方的压力，让他外出避避风头，1944年5月，蒋介石决定委派孔祥熙前往美国参加国际会议，并商洽有关合作借款事宜，但要求他在临行前交代其子孔令侃多年前在港购买军火的账目。 敛财的秘诀
1944年6月，孔祥熙以中央信托局理事长的身份向蒋介石递交了一份报告，不得不交代孔令侃当年在香港购置军火而赚取大笔外汇的经过。这份目前藏于台湾“国史馆”“蒋中正档案”中的文件，向我们揭示了当年孔令侃购买军火时所采用的敛财手段。
按孔祥熙所说，抗战爆发之初，国家急需向国外购买大量兵工器材，但因缺少外汇，办理进口军火之事极为困难。因此他便奉蒋介石之命，在国库中拨出一笔专款，交由常驻香港的中央信托局理事孔令侃负责，令其在“不影响外汇而达到完成兵工储料之目的”。
孔令侃接到命令后即以他的公开身份，并利用中央信托局在香港的机构与人员协助办理。当时香港的外汇市场风潮迭起，孔令侃认为若投放大量国币在香港购买，外汇市场势必更加动荡。因此拟具报告，建议以中央信托局的名义专门收购国际市场急缺的土特产品，并负责向外国销售，用其所得之外汇，再向西方购买中国所急需的各种军需物资。他的这一意见获得批准，国库先后几次拨出购买兵工储料专款国币5，600万元，后因欧战爆发，原有900万元拟向欧洲购买子弹之款项因厂商无法交货退回外，实际国库拨出的款项共计为4，700万元国币。
孔令侃拿到这笔巨款后即委派其属下，以统制经济的名义在接近沦陷区及大后方各地采购各类出口产品，然后再销售到国外。在孔祥熙眼中，孔令侃年龄虽轻，但却极具生意头脑，称得上是一个生财有道的大炒家。因为他将售货所得之外汇并不立即购买军火，而是“随时视察英、美国际关系变动情形，预测英、美、港汇涨落，先为转换，种种运用，极费苦心”，然而经过这一番炒卖，“所得外汇数目，远超过官价外汇之上”。这笔外汇除了一部分用来购买兵工署所指定的军用物资得以完成任务外，其余大部分资金再来炒卖外汇，几经运作，所得利润，实非常人所能想象。
1939年，由于孔令侃在香港私设电台被发现，港英当局将其驱逐出境，孔令侃被迫辞去中央信托局的职务，转而去了美国。名义上，他宣称是奉父命到美国哈佛大学“深造”，实际上却是将其家族的部分资金、产业加以集中，在纽约设立了一个很大的办事处，雇佣美国律师为他经营投资，开辟孔氏家族在美国的商业战场，这其中想必也有他在香港经营外汇投机所赚取的超额利润。
按理说，孔令侃既然离开香港，也不再从事军火买卖，那自然应将手中的资金及账目全数交出，可是他却借口“其时因尚有一部分物资未能运出，一部分物资运出尚未销售，因此全部账目未能结束”为由，迟迟不予交接。至于前后账目不一，孔祥熙解释，是因“太平洋战事发生，港沪沦陷，仰光失守，账册卷宗亦有未能携出者，虽一、二项目已经先后整理，而全部账目势须战事结束方能再行具报，至款项因或存港沦陷银行，或者在英美售货账下，因此总数未能集中，致先后报告数目不同”。
据孔祥熙报告，这笔专门用于炒卖购置军火的款项总共结余的外汇计为美金5 114 992.96元，英金22 671镑8先令3便士。但是孔祥熙认为这笔钱“既系该理事奉钧座命令特办之购储器材事件，因营运得法，获得此款，如何处理殊成问题”。孔祥熙的意见是，这笔外汇既非国库之款，于情于理都不应归还国库；同时它又不是中央信托局投资自营之业务，因而亦不能拨回信托局。孔祥熙说孔令侃曾为此事专呈具报，呈文中先是对蒋介石大为吹捧，称大革命时期因“国内兵工建设多未完成，难以应付强敌，北伐以还，钧座整军经武，功在国家”。关于这笔款项的处理，孔令侃提议“可否将此款一部分拨充办理重要兵工厂建设，用以纪念钧座之丰功伟绩，而垂永远”；一部分则“以为中央信托局发展战后贸易之需”，因为中央信托局“既属国有营业机关，而不以营利为目的，其对于国际贸易担负之特殊任务，所需资金自不能再由国库拨给”；所余之部分再对“协办得力之人员酌予奖励，以示慰勉”云云。
此刻距孔令侃经手买卖军火已时隔六年，但他却迟迟不将账目交接，这笔数额庞大的外汇这几年又进行了哪些投资和周转更是不得而知；最后虽勉强交出账目，但具体数额则又前后不一，这本身就存在诸多疑点。尽管孔祥熙为此百般解释，仍然漏洞百出，然而他的建议却得到蒋介石的首肯。蒋介石阅毕报告后即亲自手批：“此款准以百分之十五数目拨补中央信托局，为国际贸易转周（周转）基金之用，其余之数，皆充作为制造飞机厂基金。”于是，这笔糊涂账就这样不了了之、蒙混过关了。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责任编辑 沈飞德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的20多年间，国家财政金融大权一直由宋子文、孔祥熙二人轮流执掌，他们虽然是蒋介石的至亲，也都具留学海外的资历，但其理财的理念并不完全相同，甚至存在严重的分歧，而且彼此间的关系也并不那么融洽。一般人认为宋子文清高孤傲，较为西化，而孔祥熙却自诩为孔子之后，恪守中庸之道，为人世故圆滑，态度和蔼，驯服听话，人称Yesman或哈哈孔（H.H.Kung）。当年他和夫人宋霭龄全力支持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而宋庆龄和宋子文则坚决反对，因此孔与蒋的关系早就非同一般。1933年10月，宋子文因政见及理财方针与蒋介石发生争执而辞职，孔祥熙便正式接替了财政部长一职，还身兼行政院副院长及中央银行总裁。在这之后，国内经济不但没有陷入危机，相反经过一系列的改革，财政金融和经济建设出现了一番新气象。而孔祥熙与宋子文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对蒋介石的命令几乎是言听计从，这就让蒋对孔更加信任。1936年1月国内银行界和政界曾有人策划倒孔，特别抨击孔在经营公债中舞弊谋利。新任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曾在日记中披露，蒋介石对此传言不以为然，反认为“倒卖公债者系宋子文，而孔祥熙夫妇则甚可信”，孔祥熙则对外声称“有人谋攫财长，彼必奋斗”。1937年4月，孔祥熙以国民政府特使的身份前往欧洲和美国，寻求和争取西方的援助，取得重大成果；回国后更一度出任行政院院长，并仍兼任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总裁，地位之高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集大权于一身，由此也可看出，此时蒋介石对孔祥熙是非常信任的。
孔祥熙出身于山西商贾之家，对于理财确实并不陌生，他曾对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说：“财政经济在书生看来甚为复杂，其实很简单，即是生意而已。”孔甚至公开说，他本人就因为是做生意出身，“故能领略此道”。难怪担任蒋介石侍从室少将组长的唐纵听了之后都认为“怪哉此论也！”
如果孔祥熙真像他说的那样，将其经商的智慧全部用在治理国家财政上，那倒不啻为国家之福；然而他的确是一个生意人，公不忘私，在处理国家事务中不仅丝毫没有放弃个人及家族敛财的活动，反而利用职权，以权谋私，拿回扣，办公司，大发国难财。孔祥熙不仅自己经商，还言传身教，让其子女参与投机，其中最著名的事例就是让他的儿子孔令侃直接参与军火买卖，从中赚取超额利润。刚从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孔令侃只有20多岁，孔祥熙竟“举亲不避贤”，将他任命为财政部秘书，后来又担任中央信托局的理事，常驻香港。此时抗战已经爆发，中国迫切需要向外国购买军火，而购买军火从中可以获得极大利益，因为中介人收取佣金是国际军火市场上通行的潜规则。当时宋子文的心腹邓勉仁也积极在香港购买军火，“妄出高价，为粤、桂张罗购买”，孔令侃则要求其父下令“军火一律由中央代买，否则不发护照”。于是孔祥熙就以行政院院长和中央信托局理事长的身份决定，购买军火全部由中央信托局办理，而具体负责人就是常驻香港的中央信托局理事孔令侃。
军火交易中的潜规则
此时孔令侃在香港年少气盛，挥霍浪费，为人侧目。时任行政院参事的陈克文曾在日记中写道：“驻外公务员行为浪漫，生活奢侈，如孔院长公子令侃在港挥霍，冠于一时。此皆抗战期间，足为气短之事也。”当时在港、粤两地有一句流传甚广的口头语，叫“爹爹在朝为宰相，人人称我小霸王”，人尽皆知，这个小霸王“盖指孔院长之公子令侃也”。
若仅仅是生活奢侈倒也罢了，令朝野上下极为不满的是孔令侃利用购买军火拿回扣的敛财行径，就连国民党高层亦为之侧目。时任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后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的王世杰就曾在日记中多次记载他对孔祥熙的观感。1938年2月1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近来中外人士对中央信托局（孔为董事长）购买军火指摘殊甚，谓有不少舞弊情事，宋子文似亦有电告知蒋委员长，孔氏在会议中力为辩护。”在此之前陈克文亦曾在日记中说：“最近孔以向美定购飞机之权授其子令侃，所得均速率最劣之旧机，每小时不过二百八十哩以下，航空界大愤，但终无法补救云云。孔常于会议中叹云‘如此中国安得不亡’，自己所做不满人意之事多矣，不知亦念及此言否？”
时任铨叙部次长兼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的王子壮也在日记中写道：“孔之用人，据一般人批评确有若干之不当，以其甫及二十之长子，主持关系国家前途重大贸易信托局，少年得志，凌驾一切，外间且攻击其弊窦丛生。”因此他认为：“此事涉国家，且为彼之亲属，理宜从严彻查，纠正错误。但蒋先生于到重庆之初，举行纪念周之余，盛称孔之办理财政卓有成绩，至外间有若干之攻击，经调查结果，或无其事，或系低级人员之错误，轻轻一句，顿消前失”；然而实际情形则是“重情节者诿诸小职员，余则悉予以粉饰”，那么被处理的人当然会“自怨其非当局之至亲而已”。对此王子壮不禁感叹地说：“处此乱世，信赏必罚，极端重要，蒋先生每屡言之，何行之不笃耶？”
由于通货膨胀导致财政危机日益加剧，就连陈诚、白崇禧这些军头亦“均对孔庸之极表不满，并深感财政前途之危机，将向蒋先生有所陈述”。他们要表达的内容就是以宋代孔，为此王世杰亦向蒋提出重新起用宋子文为财长的建议。蒋虽然也一度同意，但宋却表示就任财长的先决条件是，孔必须辞去中央银行总裁之职，蒋因而拒绝。蒋介石曾对王世杰解释：“你们都不了解孔祥熙，孔祥熙这个人做人很有中国人的风度，他自己不要钱。至于宋子文这个人则是西洋人作风，并不讲道义。”蒋介石如果说孔祥熙有中国人的风度是说他为人处事圆滑世故，面面俱到，尤其是对蒋几乎是唯命是从，倒是有一些道理；但若说孔“自己不要钱”，那可就是说瞎话了，后来的事实也让蒋无话可说。
蒋介石对孔一直信任不疑，并屡加保护，对于这一点就连蒋的亲戚和侍从都看得很清楚。戴笠曾向其属下转述蒋孝镇（蒋介石的侄孙）说的一句话：“委座之病，唯夫人可医；夫人之病，唯孔可医；孔之病，则无人可医。”唐纵听了，觉得确实是这么回事儿。
然而孔氏家族于抗战间大发国难财在大后方引发了强烈的不满，昆明、重庆、成都等地的学生更是连续掀起倒孔的运动。也许是迫于各方的压力，让他外出避避风头，1944年5月，蒋介石决定委派孔祥熙前往美国参加国际会议，并商洽有关合作借款事宜，但要求他在临行前交代其子孔令侃多年前在港购买军火的账目。 敛财的秘诀
1944年6月，孔祥熙以中央信托局理事长的身份向蒋介石递交了一份报告，不得不交代孔令侃当年在香港购置军火而赚取大笔外汇的经过。这份目前藏于台湾“国史馆”“蒋中正档案”中的文件，向我们揭示了当年孔令侃购买军火时所采用的敛财手段。
按孔祥熙所说，抗战爆发之初，国家急需向国外购买大量兵工器材，但因缺少外汇，办理进口军火之事极为困难。因此他便奉蒋介石之命，在国库中拨出一笔专款，交由常驻香港的中央信托局理事孔令侃负责，令其在“不影响外汇而达到完成兵工储料之目的”。
孔令侃接到命令后即以他的公开身份，并利用中央信托局在香港的机构与人员协助办理。当时香港的外汇市场风潮迭起，孔令侃认为若投放大量国币在香港购买，外汇市场势必更加动荡。因此拟具报告，建议以中央信托局的名义专门收购国际市场急缺的土特产品，并负责向外国销售，用其所得之外汇，再向西方购买中国所急需的各种军需物资。他的这一意见获得批准，国库先后几次拨出购买兵工储料专款国币5，600万元，后因欧战爆发，原有900万元拟向欧洲购买子弹之款项因厂商无法交货退回外，实际国库拨出的款项共计为4，700万元国币。
孔令侃拿到这笔巨款后即委派其属下，以统制经济的名义在接近沦陷区及大后方各地采购各类出口产品，然后再销售到国外。在孔祥熙眼中，孔令侃年龄虽轻，但却极具生意头脑，称得上是一个生财有道的大炒家。因为他将售货所得之外汇并不立即购买军火，而是“随时视察英、美国际关系变动情形，预测英、美、港汇涨落，先为转换，种种运用，极费苦心”，然而经过这一番炒卖，“所得外汇数目，远超过官价外汇之上”。这笔外汇除了一部分用来购买兵工署所指定的军用物资得以完成任务外，其余大部分资金再来炒卖外汇，几经运作，所得利润，实非常人所能想象。
1939年，由于孔令侃在香港私设电台被发现，港英当局将其驱逐出境，孔令侃被迫辞去中央信托局的职务，转而去了美国。名义上，他宣称是奉父命到美国哈佛大学“深造”，实际上却是将其家族的部分资金、产业加以集中，在纽约设立了一个很大的办事处，雇佣美国律师为他经营投资，开辟孔氏家族在美国的商业战场，这其中想必也有他在香港经营外汇投机所赚取的超额利润。
按理说，孔令侃既然离开香港，也不再从事军火买卖，那自然应将手中的资金及账目全数交出，可是他却借口“其时因尚有一部分物资未能运出，一部分物资运出尚未销售，因此全部账目未能结束”为由，迟迟不予交接。至于前后账目不一，孔祥熙解释，是因“太平洋战事发生，港沪沦陷，仰光失守，账册卷宗亦有未能携出者，虽一、二项目已经先后整理，而全部账目势须战事结束方能再行具报，至款项因或存港沦陷银行，或者在英美售货账下，因此总数未能集中，致先后报告数目不同”。
据孔祥熙报告，这笔专门用于炒卖购置军火的款项总共结余的外汇计为美金5 114 992.96元，英金22 671镑8先令3便士。但是孔祥熙认为这笔钱“既系该理事奉钧座命令特办之购储器材事件，因营运得法，获得此款，如何处理殊成问题”。孔祥熙的意见是，这笔外汇既非国库之款，于情于理都不应归还国库；同时它又不是中央信托局投资自营之业务，因而亦不能拨回信托局。孔祥熙说孔令侃曾为此事专呈具报，呈文中先是对蒋介石大为吹捧，称大革命时期因“国内兵工建设多未完成，难以应付强敌，北伐以还，钧座整军经武，功在国家”。关于这笔款项的处理，孔令侃提议“可否将此款一部分拨充办理重要兵工厂建设，用以纪念钧座之丰功伟绩，而垂永远”；一部分则“以为中央信托局发展战后贸易之需”，因为中央信托局“既属国有营业机关，而不以营利为目的，其对于国际贸易担负之特殊任务，所需资金自不能再由国库拨给”；所余之部分再对“协办得力之人员酌予奖励，以示慰勉”云云。
此刻距孔令侃经手买卖军火已时隔六年，但他却迟迟不将账目交接，这笔数额庞大的外汇这几年又进行了哪些投资和周转更是不得而知；最后虽勉强交出账目，但具体数额则又前后不一，这本身就存在诸多疑点。尽管孔祥熙为此百般解释，仍然漏洞百出，然而他的建议却得到蒋介石的首肯。蒋介石阅毕报告后即亲自手批：“此款准以百分之十五数目拨补中央信托局，为国际贸易转周（周转）基金之用，其余之数，皆充作为制造飞机厂基金。”于是，这笔糊涂账就这样不了了之、蒙混过关了。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责任编辑 沈飞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