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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浩如烟海的文学理论著作中，对于不同理论有着种类繁多的解释，不管是研究戏剧的或是诗歌的，都有它独特的针对性。《人间词话》与《抒情歌谣集序》这两部文学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对“抒情”这一理论展开论述。从抒情的内容与方式展开对比，从“诗言志”与“诗缘情”两方面总结抒情理论，探讨两部作品的重大意义以及影响。
关键词：华兹华斯；王国维；抒情性；诗言志；诗缘情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6-0-01
在十八世纪的文学批评中，“艺术即模仿”几乎成了不证自明的理论，18世纪具有代表性的批评家们认为，心灵感知者就是反映外在世界。”这种模仿说亦或再现说在西方统治了较长时间。华兹华斯在研究抒情诗的过程中又提出崭新的抒情理论，“诗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深入分析古典理论，并结合西方文学理论，进一步发展了近代文学理论。他在此书中，提出“境界”一词，是对古代抒情文论的一种继承与超越。
因此，对比华兹华斯与王国维的抒情理论，两者都对前度理论进行消化与超越，并提出了新的见解，下面对于两者理论的异同进一步讨论。
一、抒情的内容
王国维对李煜评价颇高：“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颇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金荃浣花，能有此气象耶？”在他看来，词发展到李煜， “眼界始大”，李煜在语言和意境方面都推动了词的变革与发展，尤其是抒情领域从个人的悲喜之情转至家国之情。王国维所说的“气象”，指的是李煜抒情的气度与力度。
《抒情歌谣集序》讲到诗的本质即情感的自然流露，情为诗歌的本源。如他所说，“从屡次的经验和正常的情感产生出来，比起一般的诗人通常用来代替它的语言，是更永久、更富有哲学意味着。”他意识到了个人情感的伟大力量。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讲到：“词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李煜的词作中，毫无保留地展现了这种赤子之心。王国维又讲到：“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以血书”，指词人所表感情是用血泪之情凝结成的真情。叶嘉莹诠释道：“莫道风格异，真情无改是词心……此即为其敢于全心全意去倾注的一份纯真深挚之感情。”也即，李煜的词之所以有如此气象，是因为它“情真”。
华兹华斯的“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与王国维的“真”异曲同工。不管是华兹华斯对于抒情诗的深度解读，还是王国维对于李煜词的深切体会，两人都体悟到诗人内心的深切沉重的情感，从而转变为抒情的理论创作。
二、抒情的方式
尽管抒情的内容相似，但是两者在表达抒情理论的方式上却大相径庭，《人间词话》是属于间接抒情，不管是通过“有我之境”或“无我之境”，都是通过物我关系来抒发情感的，而《抒情歌谣集序》则是直接抒情。
王国维认为“有我之境”的特征是“以我观物，物皆著我之色彩”，更多表现抒情主体的情感和景物的相吸引。《人间词话》说了“有我之境”和“优美”的关系：“少游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为凌厉矣。”他在景物和情感在价值判断上与前文中所说的“真”是离不开的。
《抒情歌谣集序》是直接抒情，华兹华斯：“这本集子里的诗所用的语言，是尽可能地从人们真正使用的语言中选择出来的。” “诗人是以一个人的身份向人们讲话，是比一般人具有更敏锐的感受性，具有更多的热忱和温情。”他不仅表明诗人已经意识到个人情感的伟大力量，同时还标志着浪漫主义文学从传统的被动的接受模仿转向了诸种个性，表现自我。
三、从“诗言志”与“诗缘情”角度打破中西方二元对立的思想
诗歌“抒情”之“情”非仅指个体情感，还有与主体情感相伴而生的认知与沉思，具有历史的深度和批判性价值以及较强的感染力，“诗言志”中的“诗”与“诗缘情”之“诗”因提出的背景不同，其内涵也不同。因此，我们在讨论言志与言情之间的“志”与“情”的分合和转换时，也应将二者关系的内容差异分析转换为对二者体和用的分合和转换的阐释。
《尚书，尧典》最早提到“诗言志，歌咏言”。“诗言志”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抒发个人情怀。西方人强调主观世界对于客观世界的独立性，随着对主观能动性的强调，模仿说会自然而然被超越。华兹华斯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典型，“诗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与此时期的“詩言志”内容异曲同工。
“诗缘情”从另一个角度看文学艺术。“不必止乎礼义”并不是放纵情感，任性而为。但“自由不是任性。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恰恰是奴隶，是不自由的表现，是做了自己的奴隶。”而是“缘”着“情”，用心去发现和创作。“表达情感是文学艺术的永远职能……情感的表现内容会随时代的发展而产生发生变异，表达的方式也会随时代的发展更加多样。”
王国维虽深受西方美学思想的影响，但是在《人间词话》中，依旧沿用了古人之抒情论调，对李煜词进行鉴赏时，还是分析了客观生活环境，叙述“有感而发”的缘由。在华兹华斯看来，特定的情感、题材与语言，在诗中是相互适应的。“只要诗人把题材选的很恰当，在适当的时候他自然就会有热情，而由热情产生的语言。”即“诗言志”中个人情怀的抒发。情本蕴藏于心，“诗缘情”主张循着人的心灵性情，让情感流淌出来。“情”与“志”都是从心而发，可谓一脉相承。从“诗言志”与“诗缘情”的角度出发，不仅打消了中西方或者是古今的二元对立，对于现代抒情理论的发展也具有启发性。
关键词：华兹华斯；王国维；抒情性；诗言志；诗缘情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6-0-01
在十八世纪的文学批评中，“艺术即模仿”几乎成了不证自明的理论，18世纪具有代表性的批评家们认为，心灵感知者就是反映外在世界。”这种模仿说亦或再现说在西方统治了较长时间。华兹华斯在研究抒情诗的过程中又提出崭新的抒情理论，“诗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深入分析古典理论，并结合西方文学理论，进一步发展了近代文学理论。他在此书中，提出“境界”一词，是对古代抒情文论的一种继承与超越。
因此，对比华兹华斯与王国维的抒情理论，两者都对前度理论进行消化与超越，并提出了新的见解，下面对于两者理论的异同进一步讨论。
一、抒情的内容
王国维对李煜评价颇高：“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颇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金荃浣花，能有此气象耶？”在他看来，词发展到李煜， “眼界始大”，李煜在语言和意境方面都推动了词的变革与发展，尤其是抒情领域从个人的悲喜之情转至家国之情。王国维所说的“气象”，指的是李煜抒情的气度与力度。
《抒情歌谣集序》讲到诗的本质即情感的自然流露，情为诗歌的本源。如他所说，“从屡次的经验和正常的情感产生出来，比起一般的诗人通常用来代替它的语言，是更永久、更富有哲学意味着。”他意识到了个人情感的伟大力量。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讲到：“词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李煜的词作中，毫无保留地展现了这种赤子之心。王国维又讲到：“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以血书”，指词人所表感情是用血泪之情凝结成的真情。叶嘉莹诠释道：“莫道风格异，真情无改是词心……此即为其敢于全心全意去倾注的一份纯真深挚之感情。”也即，李煜的词之所以有如此气象，是因为它“情真”。
华兹华斯的“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与王国维的“真”异曲同工。不管是华兹华斯对于抒情诗的深度解读，还是王国维对于李煜词的深切体会，两人都体悟到诗人内心的深切沉重的情感，从而转变为抒情的理论创作。
二、抒情的方式
尽管抒情的内容相似，但是两者在表达抒情理论的方式上却大相径庭，《人间词话》是属于间接抒情，不管是通过“有我之境”或“无我之境”，都是通过物我关系来抒发情感的，而《抒情歌谣集序》则是直接抒情。
王国维认为“有我之境”的特征是“以我观物，物皆著我之色彩”，更多表现抒情主体的情感和景物的相吸引。《人间词话》说了“有我之境”和“优美”的关系：“少游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为凌厉矣。”他在景物和情感在价值判断上与前文中所说的“真”是离不开的。
《抒情歌谣集序》是直接抒情，华兹华斯：“这本集子里的诗所用的语言，是尽可能地从人们真正使用的语言中选择出来的。” “诗人是以一个人的身份向人们讲话，是比一般人具有更敏锐的感受性，具有更多的热忱和温情。”他不仅表明诗人已经意识到个人情感的伟大力量，同时还标志着浪漫主义文学从传统的被动的接受模仿转向了诸种个性，表现自我。
三、从“诗言志”与“诗缘情”角度打破中西方二元对立的思想
诗歌“抒情”之“情”非仅指个体情感，还有与主体情感相伴而生的认知与沉思，具有历史的深度和批判性价值以及较强的感染力，“诗言志”中的“诗”与“诗缘情”之“诗”因提出的背景不同，其内涵也不同。因此，我们在讨论言志与言情之间的“志”与“情”的分合和转换时，也应将二者关系的内容差异分析转换为对二者体和用的分合和转换的阐释。
《尚书，尧典》最早提到“诗言志，歌咏言”。“诗言志”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抒发个人情怀。西方人强调主观世界对于客观世界的独立性，随着对主观能动性的强调，模仿说会自然而然被超越。华兹华斯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典型，“诗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与此时期的“詩言志”内容异曲同工。
“诗缘情”从另一个角度看文学艺术。“不必止乎礼义”并不是放纵情感，任性而为。但“自由不是任性。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恰恰是奴隶，是不自由的表现，是做了自己的奴隶。”而是“缘”着“情”，用心去发现和创作。“表达情感是文学艺术的永远职能……情感的表现内容会随时代的发展而产生发生变异，表达的方式也会随时代的发展更加多样。”
王国维虽深受西方美学思想的影响，但是在《人间词话》中，依旧沿用了古人之抒情论调，对李煜词进行鉴赏时，还是分析了客观生活环境，叙述“有感而发”的缘由。在华兹华斯看来，特定的情感、题材与语言，在诗中是相互适应的。“只要诗人把题材选的很恰当，在适当的时候他自然就会有热情，而由热情产生的语言。”即“诗言志”中个人情怀的抒发。情本蕴藏于心，“诗缘情”主张循着人的心灵性情，让情感流淌出来。“情”与“志”都是从心而发，可谓一脉相承。从“诗言志”与“诗缘情”的角度出发，不仅打消了中西方或者是古今的二元对立，对于现代抒情理论的发展也具有启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