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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三大挑战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年，我国经济也在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随着中国综合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日益提升，面临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环境，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史无前例地面临诸多挑战需要我们去积极应对，归结起来，主要有三大挑战。
（一）“修斯底德”陷阱，中国崛起的外部环境恶化
中国的快速发展无疑是得益于自身的改革开放和国际经济环境的改善，尤其是加入以WTO为代表的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为中国的对外开放注入动力源泉。近年来，西方部分发达国家拒不履行当年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诺，还针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提出改革国际贸易规则的各种主张，美国甚至以退出WTO等多边贸易体制相威胁逼迫国际社会改变贸易规则。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在其国情咨文中明确将中国、俄罗斯列为战略对手，还不断针对中国等发起贸易霸凌挑衅。毋庸讳言，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美国，面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势不可挡的快速发展，已经展开了贸易、信息、技术、金融甚至体制等多维度的全面战略的压制，从贸易層面来说，美国无视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承诺和即将首次举办进口商品博览会的举措，针对中国对美出口商品采取单边主义的301、超级301条款的调查措施，加征不合理关税并不断威胁还要层层加码，在信息方面美国摈弃对客户非歧视的“网络中性原则”，意味着美国可以针对中国网络用户采取歧视性政策举措，在技术层面针对制造强国战略和芯片企业代表中兴通讯直接提出并采取不合理的制裁措施，在金融层面美国政府支持数字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工作，意在强化美元的国际货币霸主地位，在制度等方面也提出无端干预和指责等。可以说美中之间陷入历史上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必有冲突的“修斯底德”陷阱。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决定了中美之间贸易等方面的冲突将是长期的，不可指望毕其功于一役，尤其是涉及到制度层面的冲突则更是难以指望在短期内从根本上加以调和，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双方经济等综合实力的动态变化，不断在竞争与合作中朝着中国所主张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逐步演化。面对外部经济环境的严重恶化，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对外开放新格局、对内需促进经济转型升级。
（二）“中等收入陷阱”，我国自身转型升级压力加大
改革开放以来，得益于我国庞大的低成本劳动力供给，我国在经济伴随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工业化与信息化相融合的新型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快速成为举世瞩目的经济大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前列，但在人均意义上可以说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大而不强，而且由于耕地保护、生态红线和城镇化与工业等对土地需求的不断扩张，经济发展的土地成本不断上升，相应地维持一度作为经济发展支柱产业的房地产价格稳定压力加大，相关的金融杠杆风险压力不断累积，与此同时，随着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加速来临，《劳动合同法》实施和相应社保机制的不断完善。劳动力成本攀升，既往低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的比较优势减弱，经济发展过程“干中学”的边际效用下降，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压力加大，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质量、效率、动力转换需求迫切。
在长期的经济运行中，我国还形成了宏观税负过高与社会保障不平衡、不充分共存的矛盾，反映出我国结构性供给侧改革不到位、不彻底的本质，中央地方财权事权不匹配，地方财政压力较大且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后续增长动力衰减。在对外开放方面，从最初采取“出口退税”、强制结售汇等非国民待遇等举措，强调吸引外资、扩大出口、积累外汇等经济目标，现已逐步转向鼓励投资、扩大进口，积极发挥外汇储备作为主权基金资金来源作用的“双向”开放、这是对外开放新格局的新的时代要求。
在不断推进的金融创新发展方面，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间接融资比重较高、直接融资比重有待进一步提高，债权融资比重较高、股权融资比重有待加大，造成的结果是杠杆率较高，风险不断累积且分散风险机制不健全。金融脱实向虚、自我空转现象一度突出，科技金融创新泡沫严重、信用和道德风险缺乏应有的约束，支撑实体经济创新发展的效果不佳。为此，在金融领域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天使投资、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并购重组基金等，服务实体经济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迫在眉睫。
（三）“激励约束不对称”困境，经济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受挫
虽然文化背景有异、发展模式不同，但经济发展有其相通的基本规律和内在要求，比如经济主体在法律上要权利与义务对等、在财务上要资产负债平衡、在创新发展上要激励与约束相容。当前我国深化改革的任务艰巨，需要社会共同发力、攻坚克难、创新突破，这就要求大力激励创新，但往往由于宏观政策微观化，政府替代企业微观决策，容易导致企业创新动力不足，对企业家的约束较多、激励不足，难以形成和培育企业家精神，难以形成以企业为中心的创新活力竞相迸发的局面。改革政策表面化、名至而实不惠，比如，面对变化中的经营环境，一方面强调结构性供给侧改革，另一方面通过普遍降税、放水养鱼、培育和扩大税基的相关政策未见出台，已经实施的“营改增”改革总体上对减轻企业税收负担的效果值得商榷，与此同时，中央和地方税务部门合并及对地方税收优惠政策收紧、对发行政府性债务融资发展的约束增强，无疑会削弱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在激励企业家和科学家进行创新发展方面虽然也出台了不少政策文件，但存在政策落地难的客观现象，这往往由于政出多门且有时自相矛盾，抵消政策执行效力，或由于政策标准制度宽严不一，且人们处于避险自保的动机和行为偏好，造成激励性政策执行难，约束性政策执行易，造成激励约束不对称、不相容，其效果必然是适得其反，南辕北辙，客观上造成创新者“被格式化”，对经济创新发展形成制度上的“紧缩”效应，严重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二、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面对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新时代所面临的各种挑战，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改进和完善国内外经济政策，创新发展，全面实现小康社会，造福中国人民，并通过“一带一路”全球倡议，引领新一轮全球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奋斗。 （一）促进区域战略协同 开拓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战略压制，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对西方发达国家采取竞争与合作并举的战略态势，切实维护我国自主发展的根本权益。根据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需要，研究构建国际合作优先排序事项清单，寻求与相关国家如俄罗斯等的战略合作的利益共同点，切实推动务实合作与开发建设，实现互利双赢或多赢。结合国内结构性供给侧改革现实，推动我国优质富余产能、强大的建设能力、良好金融创新能力的国际合作。结合产业园区建设促进产能合作，结合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促进建能合作，结合离岸人民币市场和人民币国际化及区块链等金融科技发展，促进金融创新合作等。建议以“一带一路”倡议为载体，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贯穿到对外经济合作之中，积极开展国际战略对接，创新发展绿色低碳金融、合作开发建设生态循环经济园区，探索以租赁融资代替传统的银行借贷融资模式，尊重穆斯林、阿拉伯国家的独特文化特点，增加对外金融合作的双方可接受性，克服文化冲突与合作障碍，同时采取多元投资主体股权合作的模式实现风险共担、收益共享，充分考虑合作伙伴财务可持续性，科学合理创新开发设计新型投融资合作模式，构建风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体制机制，避免所谓合作中的“债务陷阱”，努力打造互利多赢的国际合作新局面。我们应加强“一带一路”全球愿景与行动，加强与国内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内区域发展战略的衔接与协同，将雄安新区与海南自贸港、广西北部湾建设等同步协调推进，避免形成政策孤岛、各自为政，充分发挥政策内外联动、海陆并举的叠加协同效应，有力支撑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奋斗。
（二）调整宏观经济政策 稳定高质量发展预期
虽然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外经济政策饱受国内外病垢，但其降税、加息并举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客观上对美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和维护美元霸权有利。在我国推行结构性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下，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应从对微观经济政策的多度干预中解脱出来，做到真正从大处着眼，在财税政策方面，根据需要与可能，采取普遍降税措施，降低企业税费负担，降低宏观税负，激发企业创新发展活力，与此同时，应进一步加大国有企业受益上缴并补充社会保障基金的比例，改进和完善社会保障水平和能力。在防范和化解高杠杆融资带来的偿债爽约风险时，应善于运用债转股、资产重组、企业并购等市场化手段。面对精准脱贫、全面小康的战略任务，应充分发挥我国新时代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探索通过形成区划调整、国企股权或资产在不同行政区划和不同层级政府间的划拨转移，实现精准脱贫、动态发展、全面小康、区域协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目标和任务。在金融政策方面，要结合结构性供给侧改革的迫切要求，进一步扩大直接融资和股权融资比重，防范与分散金融风险，积极构建从天使投资、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并购和重组投资基金等全链条的产业创新发展支撑体系。在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和提升道德伦理底线的前提下，鼓励科技金融等新业态的健康可持续创新发展。
（三）优化打造激励机制 提升经济创新发展活力
创新是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不懈动力。也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与“修斯底德”陷阱的必由之路。而要实现经济主体创新发展，就要从法律上实现权力与义务对等、财务上资产与负债的平衡，创新上的激励约束相容。为此，应大胆摈弃约束创新的各种不合理的规定，按照“负面清单”思维模式，拓展市场主体创新空间。同时应进一步解放思想、切实深化改革，在國有企业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股份合作制改革促进乡村振兴、在科技创新领域开展产权激励，对各级政府官员加强党纪国法约束的同时，对敢于担当、开拓创新的有识之士应切实落实激励和容错机制，鼓励大胆超前创新，努力开拓新时代经济创新发展新局面。积极培育三种精神：工匠精神、企业家精神及科技工作者的开拓创新精神。面对人口老龄化和产业结构转型的现实需要，发展生活安康、生态优美、生产高效的“三生”经济，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应通过持续的创新激励，形成品质高、品味雅、品牌响的“三品”产业和服务体系，营造积极向上、美丽和谐、创新发展的社会精神氛围，让百姓享受人文、生态、智慧、健康、平安的美好生活。
（作者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所）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年，我国经济也在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随着中国综合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日益提升，面临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环境，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史无前例地面临诸多挑战需要我们去积极应对，归结起来，主要有三大挑战。
（一）“修斯底德”陷阱，中国崛起的外部环境恶化
中国的快速发展无疑是得益于自身的改革开放和国际经济环境的改善，尤其是加入以WTO为代表的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为中国的对外开放注入动力源泉。近年来，西方部分发达国家拒不履行当年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诺，还针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提出改革国际贸易规则的各种主张，美国甚至以退出WTO等多边贸易体制相威胁逼迫国际社会改变贸易规则。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在其国情咨文中明确将中国、俄罗斯列为战略对手，还不断针对中国等发起贸易霸凌挑衅。毋庸讳言，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美国，面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势不可挡的快速发展，已经展开了贸易、信息、技术、金融甚至体制等多维度的全面战略的压制，从贸易層面来说，美国无视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承诺和即将首次举办进口商品博览会的举措，针对中国对美出口商品采取单边主义的301、超级301条款的调查措施，加征不合理关税并不断威胁还要层层加码，在信息方面美国摈弃对客户非歧视的“网络中性原则”，意味着美国可以针对中国网络用户采取歧视性政策举措，在技术层面针对制造强国战略和芯片企业代表中兴通讯直接提出并采取不合理的制裁措施，在金融层面美国政府支持数字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工作，意在强化美元的国际货币霸主地位，在制度等方面也提出无端干预和指责等。可以说美中之间陷入历史上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必有冲突的“修斯底德”陷阱。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决定了中美之间贸易等方面的冲突将是长期的，不可指望毕其功于一役，尤其是涉及到制度层面的冲突则更是难以指望在短期内从根本上加以调和，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双方经济等综合实力的动态变化，不断在竞争与合作中朝着中国所主张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逐步演化。面对外部经济环境的严重恶化，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对外开放新格局、对内需促进经济转型升级。
（二）“中等收入陷阱”，我国自身转型升级压力加大
改革开放以来，得益于我国庞大的低成本劳动力供给，我国在经济伴随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工业化与信息化相融合的新型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快速成为举世瞩目的经济大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前列，但在人均意义上可以说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大而不强，而且由于耕地保护、生态红线和城镇化与工业等对土地需求的不断扩张，经济发展的土地成本不断上升，相应地维持一度作为经济发展支柱产业的房地产价格稳定压力加大，相关的金融杠杆风险压力不断累积，与此同时，随着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加速来临，《劳动合同法》实施和相应社保机制的不断完善。劳动力成本攀升，既往低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的比较优势减弱，经济发展过程“干中学”的边际效用下降，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压力加大，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质量、效率、动力转换需求迫切。
在长期的经济运行中，我国还形成了宏观税负过高与社会保障不平衡、不充分共存的矛盾，反映出我国结构性供给侧改革不到位、不彻底的本质，中央地方财权事权不匹配，地方财政压力较大且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后续增长动力衰减。在对外开放方面，从最初采取“出口退税”、强制结售汇等非国民待遇等举措，强调吸引外资、扩大出口、积累外汇等经济目标，现已逐步转向鼓励投资、扩大进口，积极发挥外汇储备作为主权基金资金来源作用的“双向”开放、这是对外开放新格局的新的时代要求。
在不断推进的金融创新发展方面，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间接融资比重较高、直接融资比重有待进一步提高，债权融资比重较高、股权融资比重有待加大，造成的结果是杠杆率较高，风险不断累积且分散风险机制不健全。金融脱实向虚、自我空转现象一度突出，科技金融创新泡沫严重、信用和道德风险缺乏应有的约束，支撑实体经济创新发展的效果不佳。为此，在金融领域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天使投资、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并购重组基金等，服务实体经济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迫在眉睫。
（三）“激励约束不对称”困境，经济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受挫
虽然文化背景有异、发展模式不同，但经济发展有其相通的基本规律和内在要求，比如经济主体在法律上要权利与义务对等、在财务上要资产负债平衡、在创新发展上要激励与约束相容。当前我国深化改革的任务艰巨，需要社会共同发力、攻坚克难、创新突破，这就要求大力激励创新，但往往由于宏观政策微观化，政府替代企业微观决策，容易导致企业创新动力不足，对企业家的约束较多、激励不足，难以形成和培育企业家精神，难以形成以企业为中心的创新活力竞相迸发的局面。改革政策表面化、名至而实不惠，比如，面对变化中的经营环境，一方面强调结构性供给侧改革，另一方面通过普遍降税、放水养鱼、培育和扩大税基的相关政策未见出台，已经实施的“营改增”改革总体上对减轻企业税收负担的效果值得商榷，与此同时，中央和地方税务部门合并及对地方税收优惠政策收紧、对发行政府性债务融资发展的约束增强，无疑会削弱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在激励企业家和科学家进行创新发展方面虽然也出台了不少政策文件，但存在政策落地难的客观现象，这往往由于政出多门且有时自相矛盾，抵消政策执行效力，或由于政策标准制度宽严不一，且人们处于避险自保的动机和行为偏好，造成激励性政策执行难，约束性政策执行易，造成激励约束不对称、不相容，其效果必然是适得其反，南辕北辙，客观上造成创新者“被格式化”，对经济创新发展形成制度上的“紧缩”效应，严重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二、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面对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新时代所面临的各种挑战，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改进和完善国内外经济政策，创新发展，全面实现小康社会，造福中国人民，并通过“一带一路”全球倡议，引领新一轮全球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奋斗。 （一）促进区域战略协同 开拓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战略压制，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对西方发达国家采取竞争与合作并举的战略态势，切实维护我国自主发展的根本权益。根据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需要，研究构建国际合作优先排序事项清单，寻求与相关国家如俄罗斯等的战略合作的利益共同点，切实推动务实合作与开发建设，实现互利双赢或多赢。结合国内结构性供给侧改革现实，推动我国优质富余产能、强大的建设能力、良好金融创新能力的国际合作。结合产业园区建设促进产能合作，结合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促进建能合作，结合离岸人民币市场和人民币国际化及区块链等金融科技发展，促进金融创新合作等。建议以“一带一路”倡议为载体，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贯穿到对外经济合作之中，积极开展国际战略对接，创新发展绿色低碳金融、合作开发建设生态循环经济园区，探索以租赁融资代替传统的银行借贷融资模式，尊重穆斯林、阿拉伯国家的独特文化特点，增加对外金融合作的双方可接受性，克服文化冲突与合作障碍，同时采取多元投资主体股权合作的模式实现风险共担、收益共享，充分考虑合作伙伴财务可持续性，科学合理创新开发设计新型投融资合作模式，构建风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体制机制，避免所谓合作中的“债务陷阱”，努力打造互利多赢的国际合作新局面。我们应加强“一带一路”全球愿景与行动，加强与国内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内区域发展战略的衔接与协同，将雄安新区与海南自贸港、广西北部湾建设等同步协调推进，避免形成政策孤岛、各自为政，充分发挥政策内外联动、海陆并举的叠加协同效应，有力支撑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奋斗。
（二）调整宏观经济政策 稳定高质量发展预期
虽然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外经济政策饱受国内外病垢，但其降税、加息并举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客观上对美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和维护美元霸权有利。在我国推行结构性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下，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应从对微观经济政策的多度干预中解脱出来，做到真正从大处着眼，在财税政策方面，根据需要与可能，采取普遍降税措施，降低企业税费负担，降低宏观税负，激发企业创新发展活力，与此同时，应进一步加大国有企业受益上缴并补充社会保障基金的比例，改进和完善社会保障水平和能力。在防范和化解高杠杆融资带来的偿债爽约风险时，应善于运用债转股、资产重组、企业并购等市场化手段。面对精准脱贫、全面小康的战略任务，应充分发挥我国新时代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探索通过形成区划调整、国企股权或资产在不同行政区划和不同层级政府间的划拨转移，实现精准脱贫、动态发展、全面小康、区域协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目标和任务。在金融政策方面，要结合结构性供给侧改革的迫切要求，进一步扩大直接融资和股权融资比重，防范与分散金融风险，积极构建从天使投资、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并购和重组投资基金等全链条的产业创新发展支撑体系。在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和提升道德伦理底线的前提下，鼓励科技金融等新业态的健康可持续创新发展。
（三）优化打造激励机制 提升经济创新发展活力
创新是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不懈动力。也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与“修斯底德”陷阱的必由之路。而要实现经济主体创新发展，就要从法律上实现权力与义务对等、财务上资产与负债的平衡，创新上的激励约束相容。为此，应大胆摈弃约束创新的各种不合理的规定，按照“负面清单”思维模式，拓展市场主体创新空间。同时应进一步解放思想、切实深化改革，在國有企业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股份合作制改革促进乡村振兴、在科技创新领域开展产权激励，对各级政府官员加强党纪国法约束的同时，对敢于担当、开拓创新的有识之士应切实落实激励和容错机制，鼓励大胆超前创新，努力开拓新时代经济创新发展新局面。积极培育三种精神：工匠精神、企业家精神及科技工作者的开拓创新精神。面对人口老龄化和产业结构转型的现实需要，发展生活安康、生态优美、生产高效的“三生”经济，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应通过持续的创新激励，形成品质高、品味雅、品牌响的“三品”产业和服务体系，营造积极向上、美丽和谐、创新发展的社会精神氛围，让百姓享受人文、生态、智慧、健康、平安的美好生活。
（作者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