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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90年代以来，从区域文化角度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开始成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一个学术生长点，并陆续出现了一批重要成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1995-1997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由严家炎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这套丛书分别从湘楚文化、三秦文化、三晋文化、巴蜀文化、齐鲁文化、黑土地文化、江南文化、雪域文化、消费文化等多个角度切入，对不同地域文化孕育、影响下的文学创作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开创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格局。这批研究成果的“集体亮相”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随后，许多学者都加入这一研究行列，发表和出版了一系列成果，许多研究机构也在不断推动这一研究继续前行。迄今为止，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编辑部、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全国“区域文化与文学”学术研讨会已经召开了四届;其中2009年召开的第二届会议上还成立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区域文学委员会”、编辑出版了《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辑刊》;另外，重庆师范大学也专门成立了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心……可以说，区域文化已经成为新时期以来学术界解读和阐释中国文学的一条重要路径，对于研究特定作家、创作群体的创作，彰显其独特价值和魅力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样一种研究之所以蔚然成风，既与倡导者们的推动有关，同时也是学术界面对新的文学环境和研究对象自我调适的结果。严家炎先生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总序》中回顾自己关注这一研究课题的经历时说，1989年在苏州举行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会上，他就建议杭州年会以“中国现代作家与吴越文化”为讨论主题之一并得到了理事会的赞同。“但后来的实际研究成果似乎不多。它可能就和学术界对区域文化的研究还刚刚起步，文学研究者对区域文化更是比较陌生，知识结构有待调整等状况有关。”在序言最后，他也表达了对现当代文学区域文化研究视角的希望与祝愿：“愿区域文化这一研究视角随着本丛书的面世而能引起更多研究者的重视，并结出大量丰硕的果实！”a后来这一研究视角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采用并且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应当说确实是与严家炎、凌宇等先生的着力倡导与推动分不开的。但回顾这一研究视角被发现与开始实践时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则又可以看作是学术研究“自然生长”的结果。1980年代相对开放的文化环境使得大量外来文化进入中国，在外来文化的刺激下国内出现了席卷思想文化界的“文化热”;而拉美文學繁荣与辉煌的成绩也使得中国作家在对比之下开始思考和寻找自身的文学之根，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中明确指出：“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b，阿城、李杭育等也随之纷纷跟进，参与理论探讨并开始创作实践，于是寻根文学正式登上文坛。应当说，在这样一种文学环境中研究者们开始注意到文学研究的“文化”视角是自然而然的事。更何况从理论上来讲，文化学视角原本就是除社会学视角之外文学研究最为重要的视角之一。只不过在中国的社会语境中，政治思维长期被过度张扬，文化视角则一直被遮蔽、淡忘而已——严家炎先生在“丛书”《总序》中提到过鲁迅的例子，在鲁迅生前就有人将其文风的犀利深刻与“绍兴师爷笔法”联系起来，鲁迅本人对此也并不以为忤。而鲁迅的同乡蒋梦麟更是在《谈中国新文艺运动》中肯定了绍兴师爷笔法与鲁迅文风的关系。这样一些零星的研究个案尽管缺少理论自觉，因而不能明确将其上升到文学研究的地域文化视角来看待，但至少已经在实践层面做了有益的研究尝试。所以，考察这一研究视角的确立过程，“文化热”和“寻根”思潮确实提供了重要背景，正如何西来先生所指出的：“……文化寻根小说的意义在于，它摆脱了纯政治、或唯政治的思维模式，对人们的文化心理、文化传统，给予了较为充分的关注。它对理论批评和文学研究的文化角度的确立，显然起了某种促进作用。”c文学研究的区域文化视角既是为阐释新的文学现象而生，同时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也有助于推动文学研究从狭窄的政治视界中跳出来，从而向纵深掘进，开启学术研究的新生面。
但是，任何一种研究视角都不是“万能钥匙”，都必然有其局限性，而且，一旦某种研究视角被“套路化”或“公式化”，问题自然也就随之产生。关于区域文化研究视角的局限性，已多有学者论及，比如李永东先生就曾撰文指出“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模式的两个薄弱环节：“其一，由于静止孤立地看待特定区域文化，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流变与区域文化、时代语境之间的动态结构关系，未能引起研究界的重视;其二，由于孤立静止地看待区域文化，把区域文化等同于乡土文化，因此，除了北京、上海这两个中心城市，其他城市的区域性文化风尚对文学的影响，未能受到应有的关注和深入的阐释。”d而在历次的“区域文化与文学”学术研讨会上，也有不少学者尝试对已有成果进行批判性反思。但是这些批判和反思并未能够阻挡作为一种研究视角，文学的区域文化研究越来越被“套路化”的趋势。当然，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对区域文化与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全面系统地梳理评说，而只选取关于“齐文化与莫言、张炜等作家的研究”作为一个横切面来讨论区域文化与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之所以以此为切入点，是因为其在整个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格局中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而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也更加激发了学界对文学创作的外来资源与本土资源的思考与探索，近些年来从区域文化视角对张炜、莫言等主流作家的研究阐释甚至成为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从这一点来说，也有对之进行考察的必要。
二
齐鲁文化是中国地域文化中引人注目的一种文化类型，所以严家炎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中就有魏建先生和贾振勇先生合著的《齐鲁文化与山东新文学》。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从齐鲁文化这一视角去研究山东新文学，此书应当算是开山之作。此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进入这一研究领域，也不断有新的成果问世，仅以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专著而论，就有房福贤、马征、孙凤等人的《齐鲁文化形象与百年山东叙事》，以及李少群、乔力等人的《齐鲁文学演变与地域文化》等等，其中后者更是将研究视野扩大到了从先秦一直到20世纪。而更多的研究者则将目光锁定在张炜和莫言两位文坛主流作家身上，从地域文化角度去探讨他们创作的文化背景、文化内涵与文化意义。不过《齐鲁文化与山东新文学》及上述两部专著，跟后续的许多研究成果虽然都立足于区域文化去研究文学，但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三部专著将“齐鲁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观照，而后续的研究者则主要从齐文化切入去分析作家创作同齐文化之间的关联，对于鲁文化则很少论及。 以《齐鲁文化与山东新文学》为例，书中虽然也注意到了齐文化与鲁文化之间的差异，但更多的是考虑到了文化的融合，即所谓“从‘齐、鲁文化’到‘齐鲁文化’”e，并且以此为基点来探讨齐鲁文化与山东新文学之间的关联。书中也将张炜、莫言的作品作为重点研究对象来加以讨论，但是由于所持的文化融合的立场，认为他们是受到了“齐鲁文化”的整体性影响，所以并不刻意突出齐文化或鲁文化。比如书中认为基于“圣人”崇拜而形成的文化守成主义是齐鲁文化的典型特征之一，而张炜作品中那种道德理想主义的高扬正是根植于这一文化传统。对于莫言，书中在分析高密东北乡的文化形态时也指出“正统化了的儒家实践理性规范下的重视现世伦理实践价值趋向的鲁文化，和保存着东夷文化荒诞不经、灿烂绚丽的远古神话氛围的齐文化，氤氲化生，共同奠定了这方土地的精神气质与文化走向。这种精神气质和文化走向又建构了莫言小说世界文化家园的基本框架……”f所以虽然同是着眼于从地域文化入手去解读作家作品，但《齐鲁文化与山东新文学》中对张炜、莫言的解读，跟后续研究者主要扣住齐文化对两位作家进行阐释还是有明显的区别的。当然，后续研究者舍弃“齐鲁文化”的整体观，转而立足齐文化来解读张炜、莫言的创作，或多或少都跟作者本人或其亲属的言说有关。
就张炜研究而言，张炜本人就有着很高的文化敏感与文化自觉，他对给自己提供了丰厚滋养的文化传统有着无限的热情。作家王蒙在其自传中曾叙及一则趣事：“一次张炜（可能不是研讨会这次）讲起他的一贯理论，胶东人吃海鲜多，大脑发育良好，所以齐国当年抗秦一直抗到了最后，秦国在横扫六合之余，久久攻不下齐国来。看得出他作为齐人后代的咸有荣焉的得意之情。他正讲着，被何西来听到了，何是陕西人，长相如活脱脱的秦俑。他听到哈哈大笑，他说，不管先后，反正最后是吃海鲜的齐人被吃锅盔的秦人征服了……”g故事固然有趣，但真正有意思的其实还是王蒙所说的张炜的“一贯理论”和“他作为齐人后代的咸有荣焉的得意之情”。的确，多年来，张炜一直都在强调他的创作所受到的“齐文化滋润”。这样一种言说在《刺猬歌》出版后达到高潮。《刺猬歌》出版后他在做客新浪接受“新浪读书”访问时说：“要理解我全部的作品，就要理解齐文化，这是一个前提，是文化的土壤，要作为一种文化的背景去理解。每个人脚踏的土壤都不一样，我脚踏的这片土壤的文化就是齐文化，或者东夷的文化。从我的书中就可以发现人和动物对外部世界的幻想，里边有疯癫的语言、人物，就不奇怪了。齐文化滋生的就是这类色调的故事。我个人特别希望通过我的作品，让人们注意齐文化，齐文化对这个时期的中国、世界是有作用的，是對它们很大的补充。有的人反复讲儒家文化对于当今的全球一体化强大的互补作用，但是很少有人谈到齐文化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有什么样的作用，当今全球一体化，在这么一个强大的语境下面它的作用是什么，很少有人说。”同时，在访谈中他也对齐文化的精神内核进行了概括：“齐文化，简单地概括一点，就是放浪的、‘胡言乱语’的、无拘无束的文化，是虚无缥渺的、亦真亦幻的、寻找探索开放的文化，很自由、很放浪的文化。”h尽管作家本人的解读与阐释只是文学文本诸多阐释中的一种，研究者在阐释文本时不必将作家本人的说法奉为圭臬，但毕竟作家自身的阐述更能反映出创作的“原意”和“初衷”，因而值得研究者重视。从研究实践来看，张炜本人的文化言说，也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研究者们的选择。
至于从齐文化角度切入去研究莫言，则随着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出现了一个高潮。大批博士生、硕士生以此作为选题进行学位论文写作，众多学者的研究论文也纷纷发表。与张炜亲自现身说法去阐述自己创作与齐文化之间的关联不同，莫言创作与地域文化——齐文化的关联之所以被广泛认可并被研究者们一再探索，主要是跟莫言的大哥管谟贤先生的反复申说有关。管谟贤是莫言的文学启蒙者，他的看法对莫言研究而言自然非常重要。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一经公布，管谟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即表示：“研究莫言必须从新（齐）文化这个根上来找，‘不是齐鲁文化——鲁仍然是孔子那一套，孔子是从来不谈什么议论;齐文化非常浪漫，妖魔鬼怪都说，包括农村的民间故事。所以这个颁奖词写得非常好：魔幻现实主义和民间故事结合，历史和现实结合——就得从齐文化找根。’管谟贤称，莫言生活的高密大地上，齐文化DNA印记很深，祖祖辈辈流传下来很多故事，‘我爷爷就讲很多妖魔鬼怪的故事，讲了很多，满脑子都是。我们这些人为什么都喜欢文学，估计跟这个有关系。’”i此后，管谟贤也在许多场合一再强调研究莫言应当注意齐文化的背景。应当说莫言的大哥还是非常“专业”的，他敏锐地抓住了“齐文化”这一切入点，认为这才是莫言文学创作之“根”。这就解决了莫言创作的精神资源这一重要问题。也就是说，构成莫言文学创作典型特征之一的那些神秘书写，并非是莫言向外来资源即魔幻现实主义的取经，而是来自本土资源——莫言从小就浸润其中的齐文化。之所以说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是因为这牵涉到对莫言文学创作的价值评判。众所周知，原创性是经典的必备要素，也是“典律构建”的本质性规定之一。如果认为莫言创作的精神资源是魔幻现实主义的话，那么其创作就不过是对马尔克斯、福克纳等人的模仿，而即便模仿得再成功也只能算是二流的作品，只有那些具有原创性的作品才有资格成为真正的经典。也正因此，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给莫言的颁奖词用的是“hallucinatory realism”（幻觉现实主义）而没有沿用“magic realism”（魔幻现实主义），来肯定莫言创作的原创性。管谟贤指出莫言文学创作精神资源和内在驱动力是来自本土的齐文化，更是进一步扫清了莫言作品跻身原创经典的重要障碍，对于评判莫言的文学价值与文学贡献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当然，作家本人或亲属的言说对于“齐鲁文化与现当代文学研究”转向“齐文化与现当代文学研究”而言只是一种显在的外部因素，更重要的内部因素则涉及到对文化本身的认识或文化观问题。事实上，着眼于“齐鲁文化”，则文学研究的地域文化特色就不可避免地显得有些模糊。因为“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许多人心目中，形成了这样两个公式：齐鲁文化=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这两个公式显然不是科学的推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把这一复杂的文化现象简单化了。然而，又必须承认这是人们的一种普遍的感觉”。客观地来说，齐鲁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确实具有某种“同构性”并且在齐鲁以外的地域大范围普及j。这就使得齐鲁文化的地域文化色彩不够明显。要想突出其地域文化特征，只能从文化内部的差异性入手去做更细致的辨析。而进入到齐鲁文化内部以后，就会发现后来被“独尊”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恰恰是来自于“鲁文化”。那么只要将“鲁文化”剔除出去，单从“齐文化”入手来研究文学，那“地域文化”的意味自然而然也就浓厚了。但问题是，将齐、鲁文化进行清楚地分割谈何容易！这种分割的尝试也带来了当下“齐文化与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许多问题，当然其中的大多数也是“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共有的问题。 三
从近年来的有关“齐文化与张炜、莫言等作家的研究”成果來看，许多成果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将“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简单化、公式化的倾向。具体来说就是研究者本人对齐文化往往并无深入的研究，只是借鉴现有的关于齐文化研究成果中对齐文化所具有的某些文化特征的提炼与概括，然后去作品中寻找相关“证据”，以此来证明二者之间确有关联。这种“文化特征+作品例证”的研究模式其实与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备受诟病的“西方理论+作品例证”的研究模式在本质上并无二致。很难真正做到将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有机结合，并在此基础上对文学文本做出深刻的、富有启发性的阐释。
目前关于“齐文化与张炜、莫言等作家的研究”，多数成果都是分析齐文化在作家创作中的表现或者对其创作的影响。比如涂昕在2011年连续发表《齐文化在张炜小说中的意义及由此引导出的“大地”意象》 （《东吴学术》2011年第2期）以及《张炜小说中的两个层面的齐文化浸润》 （《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1期）两篇文章，前文是围绕“齐文化好语‘怪力乱神’，爱讲动物精怪、植物仙灵、人与物一起狂欢之类的故事”等特征，对张炜的创作进行分析。后文虽则从“前景”与“背景”两个层面来分析了作品中浸透着的“齐文化气韵”，但细节论证仍然是围绕作品中的“胡言乱语”以及人物的“吊儿郎当”、“装神弄鬼”等这些齐文化最为人所熟知的内涵展开的;再如王恒升的《从齐文化的角度看莫言创作》，文章主要围绕齐文化的“广收博采、融会贯通、自由奔放、积极进取”等文化特征来分析莫言创作中的齐文化印记;孟文斌的《齐文化视野中的文学创作及其审美风格：张炜与莫言》（《重庆社会科学2012年第8期》），则是认为“以张炜、莫言等为代表的生长于齐文化圈的作家的创作，表现出齐文化影响下的独特的文学审美特色：一是作品中营造的神秘浪漫的民间世界;二是作品中刻画的自由奔放的女性形象;三是作品中表现出的恢弘恣肆的开放气度”等等，这样一些研究成果，都抓住了齐文化所具有的文化特征的一个或几个方面，分析其在张炜、莫言等作家创作中的表现，或者以此来观照作品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征中所具有的齐文化人格等等。其对“齐文化”文化特征的理解与把握，甚至完全没有超出张炜本人对齐文化的阐释。虽然许多分析仍旧堪称精彩，但不免有简单“借用”他人对文化特征的界说，然后去与文本贴合之嫌。而且，大多数分析也止步于现象的梳理，对张炜所提到的“齐文化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有什么样的作用”等更深层面的问题，就很少有人论及。这样一种研究“模式”，实际上会导致区域文化原本所具有的丰富内涵被标签化、概念化，使其沦为图解文本的工具。
另外，在此过程中，由于缺少对齐文化本身的深入研究，一些研究者在“借用”他人对齐文化内在特征的界说时，也往往有着随意性的倾向。文化研究学者们对齐文化特征的归纳与表述都是有着特殊语境的。任何文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流动的，在与其他文化的碰撞交流中不断丰富着自身的文化内涵，所以不同时代的齐文化所具有的文化内涵也不尽相同。研究齐文化与现当代文学，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齐文化的本质性特征。而要做到这一点，既要将齐文化与鲁文化、三秦文化等其他区域文化进行横向比较，同时也应该将齐文化与以儒家文化为主流、儒释道互补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比较，在比较中彰显出齐文化的独特性。
现有的研究中有许多都是拿张炜、莫言作品中的神秘元素来证明其创作确实是受到了齐文化的影响，拿他们对蒲松龄《聊斋志异》的致敬与借鉴来论证其创作的齐文化渊源。但问题是“神秘”并非齐文化所独有的文化特征。荆楚文化、巴蜀文化等其他地域文化中也都有神秘的特征，尤其是荆楚文化，更因荆楚之地巫风盛行，其“神秘”程度甚至远在其他地域文化之上。所以仅仅罗列一些作品中的神秘书写就证明其受到了齐文化的影响，显然是不具有说服力的，至少要将齐文化的神秘与荆楚文化等其他地域文化中的神秘作进一步区分，在逻辑上方能理顺。至于蒲松龄，固然生在齐地，并著成了名扬后世的《聊斋志异》，为齐文化的神秘特征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也不应忽略《聊斋志异》的成书与蒲松龄本人“喜人谈鬼”“雅爱搜神”的性格之间的关联。蒲松龄的古代知己，东晋干宝，祖籍新蔡后又迁居海宁，并非生长于齐地，可是也因为“雅爱搜神”而写出了《搜神记》。所以，对于创作中作者个人的性格因素不应选择性无视，而一概将其归结为特定文化氛围的影响。文化自然不可避免地会对在某一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作家产生影响，但文化的影响常常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反映在创作中未必那么明显。反倒是个体的性格特征、趣味爱好以及价值选择等因素在作家的创作中体现得会更加清晰。否则就难以解释文化环境高度一致的鲁迅、周作人两兄弟，创作面貌为何如此迥异。而且，《聊斋志异》写作过程中也是蒙“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伙”k的，正因此，书中所记载的神秘故事许多并不发生在齐地。蒲松龄所处的时代，齐鲁文化的融合早已完成，他的文化背景其实是带有多元色彩的，比如《聊斋志异》中有两篇《三生》，也有《向杲》 《席方平》等这类涉及轮回转世的故事，莫言的《生死疲劳》可以说是直接承续了这类聊斋故事的书写，许多研究者也将此作为《生死疲劳》受齐文化影响的典型个案。但是轮回转世说恰恰源自佛教，而且随着文化融合和影响边界的扩张，许多地方都有类似传说，不独齐地为然。所以，搞清楚什么是齐文化的本质性特征、蒲松龄对齐文化的传承究竟体现在何处是十分重要的。不能简单地将蒲松龄认定为齐文化的象征，然后就用张炜、莫言中的一些情节与《聊斋志异》去进行比附，因为这同样是将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简单化、公式化的一种表现。
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应当注意区分文化共性与文化个性，并以文化个性为立足点来展开研究。一种文化往往既具有在文化融合基础上形成的存在于其他许多文化形态中的 “共性”因子，同时也保留了自己的“个性”。尤其是对区域文化而言，如果文化个性缺失，那么区域文化本身也就不成立了。中国主流的传统文化在形成过程中伴随着对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的融合，而融合的过程也使得区域文化原有的文化个性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但是以区域文化为视角研究文学，必须要找到其文化个性所在，或者其“文化之根”所在。“文化在其发展中表现出一种万变不离其‘根’的特点。每一种文化都有一个源头，这个源头就是这种文化赖以生长的‘根’，每一种文化在其后来的发展中都离不开它的‘根’，都要在它的根部汲取自信和力量。”l但凡“根”总是隐蔽于地下，或隐蔽于其他具有普泛性的文化特征之中。如果没有对特定区域文化进行过专门深入的研究，是不容易抓住其“文化之根”的。而如果不能立足于区域文化个性去展开研究，那么就很难保证研究的有效性。 比如冯淑静、沈壮娟的《暗流与川流——齐文化对当代胶东籍作家的影响比较探究》 （《山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9期），文中选取了“民本思想”“齐人性格”及“天人关系”等向度来分析齐文化对胶东籍作家的影响，最终认为齐文化在张炜的创作中已成“川流”：“他的系列作品突出表现了齐文化的智慧性、开放性与浪漫多情等品质”……文中所列举的“民本思想”虽然也是齐文化的内涵之一，却并不能够代表齐文化的独特性或个性特征。或许文中所列举的姜太公认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等“金句”确实比较早地内蕴了一种朴素的“民本意识”，但直到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本思想才真正形成，这种认知已是学界共识。而且孟子的“金句”在后世也远比姜太公的“金句”流传更广，影响更大。为什么就认为老一代胶东籍作家作品中那些关心民瘼的内容“正是对齐文化以民为本思想的不自觉的表达”呢？这样的结论是极为牵强的。而认为张炜的作品“突出表现了齐文化的智慧性、开放性与浪漫多情等品质”这种归纳就更显随意，毕竟没有“智慧性”品质的文化还是比较少见的。再如唐长华的《诗、哲、史的融合——评张炜<独药师>及其齐文化蕴含》（《小说评论》2016年第6期）中认为“张炜用他的作品传达着齐文化的仁善之美、果敢之美、浪漫之美”等等，其中的论断同样难以经受细致的推敲。因为“仁善之美”云云，也并非齐文化所独有，相较而言，倒是孔子的“仁者，爱人也”更广为人知。那为什么不能说张炜作品中传达着鲁文化的仁善之美呢？之所以出现这样一些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表述，原因就在于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没有注意将文化共性与文化个性加以区分，没有立足区域文化的文化个性来展开研究。而这，是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中极为关键的一点。
从区域文化角度切入现当代文学研究，别开生面，但难度也相当高。这需要研究者既对特定的区域文化有着深入的研究和认识，同时又对作为研究对象的作家作品极为熟悉，只有这样才能将文学研究的区域文化视角运用自如。但实际上，仅“对特定的区域文化有着深入的研究和认识”这一点，就是许多研究者所不具备的。区域文化一般都带有强烈的传统文化印记，通常需要研究者有古代文学、文化的研究背景，而如今随着学科划分的越来越细，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同时又具有良好的古代文学、文化素养的研究者寥寥无几，仅这一点就限制了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走向深入。另外，研究者同作家一样，只有长期浸润在区域文化之中、深受特定区域文化的滋养，才可能对同受某一区域文化影响的作家创作有直观且深入的认识。否则，即便这种文化感受可以通过阅读来弥补，但也往往难以真正融入个人的文化血脉之中并与文学文本阐释有机结合。严家炎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取得的成就至今研究界鲜有超越者，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丛书的作者都是饱受自己所研究的区域文化浸润、与作为研究对象的作家有着相通的文化血脉同时又有着丰富治学经验的学者，比如凌宇之于湘楚文化，吴福辉之于上海都市文化，李继凯之于三秦文化，魏建、贾振勇之于齐鲁文化等等，莫不如此。即便偶有作者与研究对象并不具有文化同源关系，如朱晓进之于三晋文化，但也是先对三晋文化长期潜心研究之后才对其与“山药蛋派”的文化关联展开论析的，所以同样获得了广泛的赞誉与好评。反观当下这一研究领域虽然成果层出不穷，表面上十分繁荣，但“套路化”、“公式化”的研究卻大量存在，如此一来，研究变得越来越“容易”，研究者也很难真正潜下心来去认识和研究某一特定地域文化的精髓并准确把握其文化个性。所有这些，都影响了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继续走向深入并产出有创见的学术成果。
【注释】
a严家炎：《〈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总序》，《理论与创作》1995年第1期。
b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
c何西来：《关于文学的地域文化研究的思考——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想到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1期。
d李永东：《“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模式的拓展》，《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efj魏建、贾振勇：《齐鲁文化与山东新文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246页、32-33页。
g王蒙：《王蒙自传第3部：九命七羊》，花城出版社2008年版，第293页。
h 《张炜解读〈刺猬歌〉呼吁人们认知“齐文化”》，新浪读书，http：//book.sina.com.cn/author/subject/2007-04-24/1435213994.shtml，2007年4月24日。
i参见《大哥管谟贤谈莫言文学创作：浪漫齐文化是他的根》，《青岛晚报》2012年10月14日第13版。
k蒲松龄：《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上）·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页。
l狄其骢、王汶成、凌晨光：《文艺学新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1页。
1990年代以来，从区域文化角度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开始成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一个学术生长点，并陆续出现了一批重要成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1995-1997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由严家炎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这套丛书分别从湘楚文化、三秦文化、三晋文化、巴蜀文化、齐鲁文化、黑土地文化、江南文化、雪域文化、消费文化等多个角度切入，对不同地域文化孕育、影响下的文学创作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开创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格局。这批研究成果的“集体亮相”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随后，许多学者都加入这一研究行列，发表和出版了一系列成果，许多研究机构也在不断推动这一研究继续前行。迄今为止，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编辑部、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全国“区域文化与文学”学术研讨会已经召开了四届;其中2009年召开的第二届会议上还成立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区域文学委员会”、编辑出版了《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辑刊》;另外，重庆师范大学也专门成立了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心……可以说，区域文化已经成为新时期以来学术界解读和阐释中国文学的一条重要路径，对于研究特定作家、创作群体的创作，彰显其独特价值和魅力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样一种研究之所以蔚然成风，既与倡导者们的推动有关，同时也是学术界面对新的文学环境和研究对象自我调适的结果。严家炎先生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总序》中回顾自己关注这一研究课题的经历时说，1989年在苏州举行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会上，他就建议杭州年会以“中国现代作家与吴越文化”为讨论主题之一并得到了理事会的赞同。“但后来的实际研究成果似乎不多。它可能就和学术界对区域文化的研究还刚刚起步，文学研究者对区域文化更是比较陌生，知识结构有待调整等状况有关。”在序言最后，他也表达了对现当代文学区域文化研究视角的希望与祝愿：“愿区域文化这一研究视角随着本丛书的面世而能引起更多研究者的重视，并结出大量丰硕的果实！”a后来这一研究视角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采用并且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应当说确实是与严家炎、凌宇等先生的着力倡导与推动分不开的。但回顾这一研究视角被发现与开始实践时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则又可以看作是学术研究“自然生长”的结果。1980年代相对开放的文化环境使得大量外来文化进入中国，在外来文化的刺激下国内出现了席卷思想文化界的“文化热”;而拉美文學繁荣与辉煌的成绩也使得中国作家在对比之下开始思考和寻找自身的文学之根，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中明确指出：“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b，阿城、李杭育等也随之纷纷跟进，参与理论探讨并开始创作实践，于是寻根文学正式登上文坛。应当说，在这样一种文学环境中研究者们开始注意到文学研究的“文化”视角是自然而然的事。更何况从理论上来讲，文化学视角原本就是除社会学视角之外文学研究最为重要的视角之一。只不过在中国的社会语境中，政治思维长期被过度张扬，文化视角则一直被遮蔽、淡忘而已——严家炎先生在“丛书”《总序》中提到过鲁迅的例子，在鲁迅生前就有人将其文风的犀利深刻与“绍兴师爷笔法”联系起来，鲁迅本人对此也并不以为忤。而鲁迅的同乡蒋梦麟更是在《谈中国新文艺运动》中肯定了绍兴师爷笔法与鲁迅文风的关系。这样一些零星的研究个案尽管缺少理论自觉，因而不能明确将其上升到文学研究的地域文化视角来看待，但至少已经在实践层面做了有益的研究尝试。所以，考察这一研究视角的确立过程，“文化热”和“寻根”思潮确实提供了重要背景，正如何西来先生所指出的：“……文化寻根小说的意义在于，它摆脱了纯政治、或唯政治的思维模式，对人们的文化心理、文化传统，给予了较为充分的关注。它对理论批评和文学研究的文化角度的确立，显然起了某种促进作用。”c文学研究的区域文化视角既是为阐释新的文学现象而生，同时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也有助于推动文学研究从狭窄的政治视界中跳出来，从而向纵深掘进，开启学术研究的新生面。
但是，任何一种研究视角都不是“万能钥匙”，都必然有其局限性，而且，一旦某种研究视角被“套路化”或“公式化”，问题自然也就随之产生。关于区域文化研究视角的局限性，已多有学者论及，比如李永东先生就曾撰文指出“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模式的两个薄弱环节：“其一，由于静止孤立地看待特定区域文化，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流变与区域文化、时代语境之间的动态结构关系，未能引起研究界的重视;其二，由于孤立静止地看待区域文化，把区域文化等同于乡土文化，因此，除了北京、上海这两个中心城市，其他城市的区域性文化风尚对文学的影响，未能受到应有的关注和深入的阐释。”d而在历次的“区域文化与文学”学术研讨会上，也有不少学者尝试对已有成果进行批判性反思。但是这些批判和反思并未能够阻挡作为一种研究视角，文学的区域文化研究越来越被“套路化”的趋势。当然，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对区域文化与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全面系统地梳理评说，而只选取关于“齐文化与莫言、张炜等作家的研究”作为一个横切面来讨论区域文化与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之所以以此为切入点，是因为其在整个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格局中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而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也更加激发了学界对文学创作的外来资源与本土资源的思考与探索，近些年来从区域文化视角对张炜、莫言等主流作家的研究阐释甚至成为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从这一点来说，也有对之进行考察的必要。
二
齐鲁文化是中国地域文化中引人注目的一种文化类型，所以严家炎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中就有魏建先生和贾振勇先生合著的《齐鲁文化与山东新文学》。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从齐鲁文化这一视角去研究山东新文学，此书应当算是开山之作。此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进入这一研究领域，也不断有新的成果问世，仅以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专著而论，就有房福贤、马征、孙凤等人的《齐鲁文化形象与百年山东叙事》，以及李少群、乔力等人的《齐鲁文学演变与地域文化》等等，其中后者更是将研究视野扩大到了从先秦一直到20世纪。而更多的研究者则将目光锁定在张炜和莫言两位文坛主流作家身上，从地域文化角度去探讨他们创作的文化背景、文化内涵与文化意义。不过《齐鲁文化与山东新文学》及上述两部专著，跟后续的许多研究成果虽然都立足于区域文化去研究文学，但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三部专著将“齐鲁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观照，而后续的研究者则主要从齐文化切入去分析作家创作同齐文化之间的关联，对于鲁文化则很少论及。 以《齐鲁文化与山东新文学》为例，书中虽然也注意到了齐文化与鲁文化之间的差异，但更多的是考虑到了文化的融合，即所谓“从‘齐、鲁文化’到‘齐鲁文化’”e，并且以此为基点来探讨齐鲁文化与山东新文学之间的关联。书中也将张炜、莫言的作品作为重点研究对象来加以讨论，但是由于所持的文化融合的立场，认为他们是受到了“齐鲁文化”的整体性影响，所以并不刻意突出齐文化或鲁文化。比如书中认为基于“圣人”崇拜而形成的文化守成主义是齐鲁文化的典型特征之一，而张炜作品中那种道德理想主义的高扬正是根植于这一文化传统。对于莫言，书中在分析高密东北乡的文化形态时也指出“正统化了的儒家实践理性规范下的重视现世伦理实践价值趋向的鲁文化，和保存着东夷文化荒诞不经、灿烂绚丽的远古神话氛围的齐文化，氤氲化生，共同奠定了这方土地的精神气质与文化走向。这种精神气质和文化走向又建构了莫言小说世界文化家园的基本框架……”f所以虽然同是着眼于从地域文化入手去解读作家作品，但《齐鲁文化与山东新文学》中对张炜、莫言的解读，跟后续研究者主要扣住齐文化对两位作家进行阐释还是有明显的区别的。当然，后续研究者舍弃“齐鲁文化”的整体观，转而立足齐文化来解读张炜、莫言的创作，或多或少都跟作者本人或其亲属的言说有关。
就张炜研究而言，张炜本人就有着很高的文化敏感与文化自觉，他对给自己提供了丰厚滋养的文化传统有着无限的热情。作家王蒙在其自传中曾叙及一则趣事：“一次张炜（可能不是研讨会这次）讲起他的一贯理论，胶东人吃海鲜多，大脑发育良好，所以齐国当年抗秦一直抗到了最后，秦国在横扫六合之余，久久攻不下齐国来。看得出他作为齐人后代的咸有荣焉的得意之情。他正讲着，被何西来听到了，何是陕西人，长相如活脱脱的秦俑。他听到哈哈大笑，他说，不管先后，反正最后是吃海鲜的齐人被吃锅盔的秦人征服了……”g故事固然有趣，但真正有意思的其实还是王蒙所说的张炜的“一贯理论”和“他作为齐人后代的咸有荣焉的得意之情”。的确，多年来，张炜一直都在强调他的创作所受到的“齐文化滋润”。这样一种言说在《刺猬歌》出版后达到高潮。《刺猬歌》出版后他在做客新浪接受“新浪读书”访问时说：“要理解我全部的作品，就要理解齐文化，这是一个前提，是文化的土壤，要作为一种文化的背景去理解。每个人脚踏的土壤都不一样，我脚踏的这片土壤的文化就是齐文化，或者东夷的文化。从我的书中就可以发现人和动物对外部世界的幻想，里边有疯癫的语言、人物，就不奇怪了。齐文化滋生的就是这类色调的故事。我个人特别希望通过我的作品，让人们注意齐文化，齐文化对这个时期的中国、世界是有作用的，是對它们很大的补充。有的人反复讲儒家文化对于当今的全球一体化强大的互补作用，但是很少有人谈到齐文化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有什么样的作用，当今全球一体化，在这么一个强大的语境下面它的作用是什么，很少有人说。”同时，在访谈中他也对齐文化的精神内核进行了概括：“齐文化，简单地概括一点，就是放浪的、‘胡言乱语’的、无拘无束的文化，是虚无缥渺的、亦真亦幻的、寻找探索开放的文化，很自由、很放浪的文化。”h尽管作家本人的解读与阐释只是文学文本诸多阐释中的一种，研究者在阐释文本时不必将作家本人的说法奉为圭臬，但毕竟作家自身的阐述更能反映出创作的“原意”和“初衷”，因而值得研究者重视。从研究实践来看，张炜本人的文化言说，也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研究者们的选择。
至于从齐文化角度切入去研究莫言，则随着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出现了一个高潮。大批博士生、硕士生以此作为选题进行学位论文写作，众多学者的研究论文也纷纷发表。与张炜亲自现身说法去阐述自己创作与齐文化之间的关联不同，莫言创作与地域文化——齐文化的关联之所以被广泛认可并被研究者们一再探索，主要是跟莫言的大哥管谟贤先生的反复申说有关。管谟贤是莫言的文学启蒙者，他的看法对莫言研究而言自然非常重要。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一经公布，管谟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即表示：“研究莫言必须从新（齐）文化这个根上来找，‘不是齐鲁文化——鲁仍然是孔子那一套，孔子是从来不谈什么议论;齐文化非常浪漫，妖魔鬼怪都说，包括农村的民间故事。所以这个颁奖词写得非常好：魔幻现实主义和民间故事结合，历史和现实结合——就得从齐文化找根。’管谟贤称，莫言生活的高密大地上，齐文化DNA印记很深，祖祖辈辈流传下来很多故事，‘我爷爷就讲很多妖魔鬼怪的故事，讲了很多，满脑子都是。我们这些人为什么都喜欢文学，估计跟这个有关系。’”i此后，管谟贤也在许多场合一再强调研究莫言应当注意齐文化的背景。应当说莫言的大哥还是非常“专业”的，他敏锐地抓住了“齐文化”这一切入点，认为这才是莫言文学创作之“根”。这就解决了莫言创作的精神资源这一重要问题。也就是说，构成莫言文学创作典型特征之一的那些神秘书写，并非是莫言向外来资源即魔幻现实主义的取经，而是来自本土资源——莫言从小就浸润其中的齐文化。之所以说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是因为这牵涉到对莫言文学创作的价值评判。众所周知，原创性是经典的必备要素，也是“典律构建”的本质性规定之一。如果认为莫言创作的精神资源是魔幻现实主义的话，那么其创作就不过是对马尔克斯、福克纳等人的模仿，而即便模仿得再成功也只能算是二流的作品，只有那些具有原创性的作品才有资格成为真正的经典。也正因此，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给莫言的颁奖词用的是“hallucinatory realism”（幻觉现实主义）而没有沿用“magic realism”（魔幻现实主义），来肯定莫言创作的原创性。管谟贤指出莫言文学创作精神资源和内在驱动力是来自本土的齐文化，更是进一步扫清了莫言作品跻身原创经典的重要障碍，对于评判莫言的文学价值与文学贡献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当然，作家本人或亲属的言说对于“齐鲁文化与现当代文学研究”转向“齐文化与现当代文学研究”而言只是一种显在的外部因素，更重要的内部因素则涉及到对文化本身的认识或文化观问题。事实上，着眼于“齐鲁文化”，则文学研究的地域文化特色就不可避免地显得有些模糊。因为“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许多人心目中，形成了这样两个公式：齐鲁文化=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这两个公式显然不是科学的推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把这一复杂的文化现象简单化了。然而，又必须承认这是人们的一种普遍的感觉”。客观地来说，齐鲁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确实具有某种“同构性”并且在齐鲁以外的地域大范围普及j。这就使得齐鲁文化的地域文化色彩不够明显。要想突出其地域文化特征，只能从文化内部的差异性入手去做更细致的辨析。而进入到齐鲁文化内部以后，就会发现后来被“独尊”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恰恰是来自于“鲁文化”。那么只要将“鲁文化”剔除出去，单从“齐文化”入手来研究文学，那“地域文化”的意味自然而然也就浓厚了。但问题是，将齐、鲁文化进行清楚地分割谈何容易！这种分割的尝试也带来了当下“齐文化与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许多问题，当然其中的大多数也是“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共有的问题。 三
从近年来的有关“齐文化与张炜、莫言等作家的研究”成果來看，许多成果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将“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简单化、公式化的倾向。具体来说就是研究者本人对齐文化往往并无深入的研究，只是借鉴现有的关于齐文化研究成果中对齐文化所具有的某些文化特征的提炼与概括，然后去作品中寻找相关“证据”，以此来证明二者之间确有关联。这种“文化特征+作品例证”的研究模式其实与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备受诟病的“西方理论+作品例证”的研究模式在本质上并无二致。很难真正做到将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有机结合，并在此基础上对文学文本做出深刻的、富有启发性的阐释。
目前关于“齐文化与张炜、莫言等作家的研究”，多数成果都是分析齐文化在作家创作中的表现或者对其创作的影响。比如涂昕在2011年连续发表《齐文化在张炜小说中的意义及由此引导出的“大地”意象》 （《东吴学术》2011年第2期）以及《张炜小说中的两个层面的齐文化浸润》 （《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1期）两篇文章，前文是围绕“齐文化好语‘怪力乱神’，爱讲动物精怪、植物仙灵、人与物一起狂欢之类的故事”等特征，对张炜的创作进行分析。后文虽则从“前景”与“背景”两个层面来分析了作品中浸透着的“齐文化气韵”，但细节论证仍然是围绕作品中的“胡言乱语”以及人物的“吊儿郎当”、“装神弄鬼”等这些齐文化最为人所熟知的内涵展开的;再如王恒升的《从齐文化的角度看莫言创作》，文章主要围绕齐文化的“广收博采、融会贯通、自由奔放、积极进取”等文化特征来分析莫言创作中的齐文化印记;孟文斌的《齐文化视野中的文学创作及其审美风格：张炜与莫言》（《重庆社会科学2012年第8期》），则是认为“以张炜、莫言等为代表的生长于齐文化圈的作家的创作，表现出齐文化影响下的独特的文学审美特色：一是作品中营造的神秘浪漫的民间世界;二是作品中刻画的自由奔放的女性形象;三是作品中表现出的恢弘恣肆的开放气度”等等，这样一些研究成果，都抓住了齐文化所具有的文化特征的一个或几个方面，分析其在张炜、莫言等作家创作中的表现，或者以此来观照作品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征中所具有的齐文化人格等等。其对“齐文化”文化特征的理解与把握，甚至完全没有超出张炜本人对齐文化的阐释。虽然许多分析仍旧堪称精彩，但不免有简单“借用”他人对文化特征的界说，然后去与文本贴合之嫌。而且，大多数分析也止步于现象的梳理，对张炜所提到的“齐文化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有什么样的作用”等更深层面的问题，就很少有人论及。这样一种研究“模式”，实际上会导致区域文化原本所具有的丰富内涵被标签化、概念化，使其沦为图解文本的工具。
另外，在此过程中，由于缺少对齐文化本身的深入研究，一些研究者在“借用”他人对齐文化内在特征的界说时，也往往有着随意性的倾向。文化研究学者们对齐文化特征的归纳与表述都是有着特殊语境的。任何文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流动的，在与其他文化的碰撞交流中不断丰富着自身的文化内涵，所以不同时代的齐文化所具有的文化内涵也不尽相同。研究齐文化与现当代文学，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齐文化的本质性特征。而要做到这一点，既要将齐文化与鲁文化、三秦文化等其他区域文化进行横向比较，同时也应该将齐文化与以儒家文化为主流、儒释道互补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比较，在比较中彰显出齐文化的独特性。
现有的研究中有许多都是拿张炜、莫言作品中的神秘元素来证明其创作确实是受到了齐文化的影响，拿他们对蒲松龄《聊斋志异》的致敬与借鉴来论证其创作的齐文化渊源。但问题是“神秘”并非齐文化所独有的文化特征。荆楚文化、巴蜀文化等其他地域文化中也都有神秘的特征，尤其是荆楚文化，更因荆楚之地巫风盛行，其“神秘”程度甚至远在其他地域文化之上。所以仅仅罗列一些作品中的神秘书写就证明其受到了齐文化的影响，显然是不具有说服力的，至少要将齐文化的神秘与荆楚文化等其他地域文化中的神秘作进一步区分，在逻辑上方能理顺。至于蒲松龄，固然生在齐地，并著成了名扬后世的《聊斋志异》，为齐文化的神秘特征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也不应忽略《聊斋志异》的成书与蒲松龄本人“喜人谈鬼”“雅爱搜神”的性格之间的关联。蒲松龄的古代知己，东晋干宝，祖籍新蔡后又迁居海宁，并非生长于齐地，可是也因为“雅爱搜神”而写出了《搜神记》。所以，对于创作中作者个人的性格因素不应选择性无视，而一概将其归结为特定文化氛围的影响。文化自然不可避免地会对在某一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作家产生影响，但文化的影响常常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反映在创作中未必那么明显。反倒是个体的性格特征、趣味爱好以及价值选择等因素在作家的创作中体现得会更加清晰。否则就难以解释文化环境高度一致的鲁迅、周作人两兄弟，创作面貌为何如此迥异。而且，《聊斋志异》写作过程中也是蒙“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伙”k的，正因此，书中所记载的神秘故事许多并不发生在齐地。蒲松龄所处的时代，齐鲁文化的融合早已完成，他的文化背景其实是带有多元色彩的，比如《聊斋志异》中有两篇《三生》，也有《向杲》 《席方平》等这类涉及轮回转世的故事，莫言的《生死疲劳》可以说是直接承续了这类聊斋故事的书写，许多研究者也将此作为《生死疲劳》受齐文化影响的典型个案。但是轮回转世说恰恰源自佛教，而且随着文化融合和影响边界的扩张，许多地方都有类似传说，不独齐地为然。所以，搞清楚什么是齐文化的本质性特征、蒲松龄对齐文化的传承究竟体现在何处是十分重要的。不能简单地将蒲松龄认定为齐文化的象征，然后就用张炜、莫言中的一些情节与《聊斋志异》去进行比附，因为这同样是将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简单化、公式化的一种表现。
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应当注意区分文化共性与文化个性，并以文化个性为立足点来展开研究。一种文化往往既具有在文化融合基础上形成的存在于其他许多文化形态中的 “共性”因子，同时也保留了自己的“个性”。尤其是对区域文化而言，如果文化个性缺失，那么区域文化本身也就不成立了。中国主流的传统文化在形成过程中伴随着对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的融合，而融合的过程也使得区域文化原有的文化个性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但是以区域文化为视角研究文学，必须要找到其文化个性所在，或者其“文化之根”所在。“文化在其发展中表现出一种万变不离其‘根’的特点。每一种文化都有一个源头，这个源头就是这种文化赖以生长的‘根’，每一种文化在其后来的发展中都离不开它的‘根’，都要在它的根部汲取自信和力量。”l但凡“根”总是隐蔽于地下，或隐蔽于其他具有普泛性的文化特征之中。如果没有对特定区域文化进行过专门深入的研究，是不容易抓住其“文化之根”的。而如果不能立足于区域文化个性去展开研究，那么就很难保证研究的有效性。 比如冯淑静、沈壮娟的《暗流与川流——齐文化对当代胶东籍作家的影响比较探究》 （《山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9期），文中选取了“民本思想”“齐人性格”及“天人关系”等向度来分析齐文化对胶东籍作家的影响，最终认为齐文化在张炜的创作中已成“川流”：“他的系列作品突出表现了齐文化的智慧性、开放性与浪漫多情等品质”……文中所列举的“民本思想”虽然也是齐文化的内涵之一，却并不能够代表齐文化的独特性或个性特征。或许文中所列举的姜太公认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等“金句”确实比较早地内蕴了一种朴素的“民本意识”，但直到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本思想才真正形成，这种认知已是学界共识。而且孟子的“金句”在后世也远比姜太公的“金句”流传更广，影响更大。为什么就认为老一代胶东籍作家作品中那些关心民瘼的内容“正是对齐文化以民为本思想的不自觉的表达”呢？这样的结论是极为牵强的。而认为张炜的作品“突出表现了齐文化的智慧性、开放性与浪漫多情等品质”这种归纳就更显随意，毕竟没有“智慧性”品质的文化还是比较少见的。再如唐长华的《诗、哲、史的融合——评张炜<独药师>及其齐文化蕴含》（《小说评论》2016年第6期）中认为“张炜用他的作品传达着齐文化的仁善之美、果敢之美、浪漫之美”等等，其中的论断同样难以经受细致的推敲。因为“仁善之美”云云，也并非齐文化所独有，相较而言，倒是孔子的“仁者，爱人也”更广为人知。那为什么不能说张炜作品中传达着鲁文化的仁善之美呢？之所以出现这样一些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表述，原因就在于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没有注意将文化共性与文化个性加以区分，没有立足区域文化的文化个性来展开研究。而这，是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中极为关键的一点。
从区域文化角度切入现当代文学研究，别开生面，但难度也相当高。这需要研究者既对特定的区域文化有着深入的研究和认识，同时又对作为研究对象的作家作品极为熟悉，只有这样才能将文学研究的区域文化视角运用自如。但实际上，仅“对特定的区域文化有着深入的研究和认识”这一点，就是许多研究者所不具备的。区域文化一般都带有强烈的传统文化印记，通常需要研究者有古代文学、文化的研究背景，而如今随着学科划分的越来越细，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同时又具有良好的古代文学、文化素养的研究者寥寥无几，仅这一点就限制了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走向深入。另外，研究者同作家一样，只有长期浸润在区域文化之中、深受特定区域文化的滋养，才可能对同受某一区域文化影响的作家创作有直观且深入的认识。否则，即便这种文化感受可以通过阅读来弥补，但也往往难以真正融入个人的文化血脉之中并与文学文本阐释有机结合。严家炎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取得的成就至今研究界鲜有超越者，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丛书的作者都是饱受自己所研究的区域文化浸润、与作为研究对象的作家有着相通的文化血脉同时又有着丰富治学经验的学者，比如凌宇之于湘楚文化，吴福辉之于上海都市文化，李继凯之于三秦文化，魏建、贾振勇之于齐鲁文化等等，莫不如此。即便偶有作者与研究对象并不具有文化同源关系，如朱晓进之于三晋文化，但也是先对三晋文化长期潜心研究之后才对其与“山药蛋派”的文化关联展开论析的，所以同样获得了广泛的赞誉与好评。反观当下这一研究领域虽然成果层出不穷，表面上十分繁荣，但“套路化”、“公式化”的研究卻大量存在，如此一来，研究变得越来越“容易”，研究者也很难真正潜下心来去认识和研究某一特定地域文化的精髓并准确把握其文化个性。所有这些，都影响了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继续走向深入并产出有创见的学术成果。
【注释】
a严家炎：《〈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总序》，《理论与创作》1995年第1期。
b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
c何西来：《关于文学的地域文化研究的思考——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想到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1期。
d李永东：《“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模式的拓展》，《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efj魏建、贾振勇：《齐鲁文化与山东新文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246页、32-33页。
g王蒙：《王蒙自传第3部：九命七羊》，花城出版社2008年版，第293页。
h 《张炜解读〈刺猬歌〉呼吁人们认知“齐文化”》，新浪读书，http：//book.sina.com.cn/author/subject/2007-04-24/1435213994.shtml，2007年4月24日。
i参见《大哥管谟贤谈莫言文学创作：浪漫齐文化是他的根》，《青岛晚报》2012年10月14日第13版。
k蒲松龄：《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上）·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页。
l狄其骢、王汶成、凌晨光：《文艺学新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