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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内政治文化是中国社会政治的主导文化，是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在文化建设各个层面具有引领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党内政治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革命文化为源头、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党性的文化。”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断，表明了我们党内政治文化绝不是“舶來品”“山寨品”，更不是“无根木”“无源水”，它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有着坚实的实践基础，还有着深厚的文化传承。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首先要加强党性教育；其次要把制度建设贯穿始终；最后要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能动性。
关键词：政治文化；党内政治生态；党性；革命文化
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也是著名的“8·18”讲话。在这篇理论文献中，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
现在，将近40年过去了，我们党在思想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明显好转。但还需要实事求是地承认，我们在肃清思想政治方面，封建主义残毒的任务还很繁重，没有彻底完成。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那么，如何建设党内政治文化？本文着重从旗帜鲜明讲政治的高度，特别是从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的高度来认识，从建设党内政治文化的背景、党内政治文化的结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建设党内政治文化的有效路径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党内政治文化，从词的构成来解释的话，党内、政治、文化分别是三个复合词，中心词是文化。那我们首先就从“文化”这个词入手。
国内外学者对文化的研究可以说是历史悠久、成果诸多。据统计，国内外所有对“文化”的定义加起来有两三百种，非常复杂。事实上，早在几千年前中国人就已经对“文化”有了一个明确的解释。《易经》里这样写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天文”指的就是观察自然界的运行规律。比如，2019年北京的蓝天次数很多，在冬去春来、秋高气爽，打响蓝天保卫战，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时间节点上，天空颜色从灰变蓝的次数变化被我们观察到了，这就叫做“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指的是观察人文百态，凝聚世相人心，然后用凝聚起来的一套价值观去流化天下，化育人心。这个定义表明，文化与价值观有着很大的关系，它包含着一种传承、教化和凝聚人心的作用。
俄国有一位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者，他打了一个很恰当的比方——文化就是一个社会的基因。基因对于一个人来说，决定了人的外在特征，也就是长什么样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基因也决定了人的行为特征，也就是做什么事。那么，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文化社会的基因就决定了社会整体的精神风貌和社会成员具体的行为特征。所以，我认为这个说法基本上抓住了文化的精髓。
总之，文化有三种形态：第一，精神形态。比如理念、思想，核心是价值观。第二，实物形态。比如器物、器皿。在青铜时期，青铜鼎象征着国家权力，象征着礼仪等级的玉器。第三，实践形态。前两种形态都是文化的实物形态，平时人们讲得比较多。最后一种文化形态虽然讲得比较少，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形态。
大家都知道，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首要的观点。正因为人改造客观世界，创造精神产品，从事文化生产，才会有文化实践，这种对象化的活动就叫做文化实践。正是因为人在此过程中能动地发挥作用，创造出产品，所以文化产品、文化观念一经形成，就会在上层建筑的范畴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力量存在，且会反过来作用于社会物质条件，这实际上是唯物史观中提出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过去一段时期以来，讲文化的观念形态与实物形态比较多，讲实践形态比较少，这实际上就是在文化产业里面“经济决定论”的根源，所以必须重视文化的实践形态。
在理解了文化含义的基础上，在其前面加上限定词党内、政治，也即“党内政治文化”。这样，党内政治文化的含义就很好理解了。严格意义上讲，政治文化是一个学术词汇，来自于西方政治学领域，最早提出来的是美国的政治学家阿尔蒙德。他是从思想观念形态来解释政治文化的，即政治体系对政治行为的指导作用。经过这番梳理会发现，政治文化并不仅仅是观念形态，还有制度形态、实践形态。德国著名的社会政治学家马克思·韦伯写了一本书，把资本主义的精神概括为节俭、致富、职业精神等等，并用这种文化因素来解释近代资本主义产生以及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制度如何构建，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政治文化。
党内政治文化特指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中国共产党具有一套相对稳定的价值挂念，而资产阶级政党则没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从党员到党魁，都可以今天加入这个党，明天换成那个党，没有一套稳定的价值观。选民爱听什么，谁给的钱多，政党就说什么，不管怎么样，先上台再说，也即选举政治、金钱政治。所以，它的一切价值观都是为选举服务的。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本质上形成了一套连贯、稳定的文化观念。早在1920年，列宁同志就对政治文化做过一个明确的定义：“政治文化、政治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使他们有本领战胜谎言和偏见，能够帮助劳动群众战胜旧秩序，建设一个没有资本家、没有剥削者、没有地主的国家。”这是从党内政治文化的功能、目的来说的。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提出不仅要从组织上建党，而且要从制度和思想上建党，要把无产阶级思想提升到党内政治文化主体地位的高度。不仅如此，他还提出通过整风运动来实现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涵作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1980年出台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2016年颁布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从制度治党的层面提出了党内政治文化的具体内容、指导方向、实践路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根本指针。
总之，党内政治文化是中国社会政治的主导文化，是當代中国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在文化建设各个层面具有引领作用。
一、党内政治文化的提出背景
简单来说，党内政治文化的提出背景可以概括成三句话：
第一，党内政治生态亟需净化，党内政治生活需要严肃化。党内政治生活、党内政治生态、党内政治文化这三者具有密切的关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高度，体现了对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的高度重视。201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改进工作作风，就是要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从政的良好环境。”这是政治生态首次出现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此后这个词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词汇，正式进入党的建设文件、党的理论文献和研究领域。政治生态已经专门用来描述一个时期内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大气候、大环境、大趋势，是党风、政风的综合性折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政治文化是相辅相成的，要注重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不断培厚良好政治生态的土壤。我们要深入领会和贯彻这一重要思想，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的灵魂，对政治生态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为我们理解这三者的相互关系提供了指导。
说到底，政治生态跟自然生态一样，指的都是环境。自然生态指的是生物环境，政治生态指的是从政环境。政治生态清明，从政环境就优良；政治生态污浊，从政环境就恶劣。如果一条河里面有一两条鱼死了，可以说是鱼的身体不健康，但是如果一群鱼都死了，那就是河水受到了污染，也即生态环境出了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一针见血地说：“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一样，稍不注意，就很容易受到污染，一旦出现问题，再想恢复就要付出很大代价。”简言之，生物能不能正常生存是判断自然生态好不好的标准，而干部能不能健康成长是判断政治生态好不好的标准。
无论是政治生态、政治生活，背后都能看到党内政治文化的作用，所以说建设党内政治文化是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必然需要。
第二，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对党的执政基础威胁最大的突出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是一些影响党内政治生活、党内政治生态的消极因素还没有根除，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一些老问题死灰复燃，一些反弹回潮的思潮隐患依然存在，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加尖锐复杂，一些负面的东西还会不断地侵蚀和渗透到党内政治生活中来。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中指出：“当前，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虽然已经有了‘起势’，但还没有形成‘定势’；许多方面已经取得了‘优势’，但还没有达到‘胜势’。”这四个“势”从“起势”到“定势”，从“优势”到“胜势”，说明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的必由之路。
第三，建设党内政治文化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必由之路。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党内政治文化自信，也是在国家文化建设进程中更加稳定、更加持久、更加深沉的力量。长期以来，党内政治生活总体是好的，党内政治文化基本面是好的，但是也出现了一些特殊的问题。2016年出台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里明确提到了几个问题，比如理想信念不坚定、对党不忠诚、纪律松弛、脱离群众、独断专行、弄虚作假、慵懒无为；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好人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拜金主义不同程度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等等。党内政治文化对一个国家文化起到引领作用，如果党内政治文化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社会风气和国家文化建设也会遇到阻碍。如果党风正，社会自然风清气正。因此，建设党内政治文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首当其先的重要举措。
建设党内政治文化有其特殊内涵，而建设党内政治文化又有着深刻的现实因素和社会背景。一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必然需要，二是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的必由之路，三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必然之举。
二、党内政治文化的结构
结构决定功能，结构是指一个事物构成诸要素之间的次序、关系、层次。那么，党内政治文化是由哪些要素构成的，彼此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党内政治文化的功能取决于它的结构，由以下几个要素构成：一是党内政治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二是党内政治文化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的；三是党内政治文化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以革命文化为源头的；四是党内政治文化是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的；五是党内政治文化内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党性。下面我们来详细叙述这几个构成要素。
（一）党内政治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党内政治文化有三方面关系：
1.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党内政治文化，被赋予了鲜明的政治内涵和政治特征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把党内政治文化的价值观概括为：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
这一组价值观并不是新鲜事物，历史上早已有之。提及任何一个价值观，脑海中几乎都能想到一个对应的历史人物。比如忠诚，能想到岳飞精忠报国；廉政，能想到包拯铁面无私；艰苦奋斗，能想到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但因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忠诚、廉政、艰苦奋斗这三个词就不是本来的含义了，而是被赋予了鲜明的政治特征。比如忠诚，中国共产党所讲的忠诚，跟古代的忠君有着本质的区别，是建立在人民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人民最根本利益这样的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上。忠诚是对党、人民和国家的忠诚，其本质上与忠君、忠于哪一个利益集团或者政治集团有着根本性的不同。所以，马克思主义赋予了这些价值观鲜明的政治内涵和政治特征。 2.马克思主义引领党内政治文化的正确方向
纵观建党98年的历史以及建国70年的历史，党的建设史在思想层面上，基本上可以概括成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的斗争史。在延安整风时期，通过整风运动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三大弊病。到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狠抓作风建设，严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对于负面的精神文化，比如利己主义、自由主义、拜金主义，要严抓狠打、严厉抵制意识形态渗透和价值输出。可以说，在文化交流、交锋、交融中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的斗争，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对党内政治文化起到了引领正确方向的关键作用。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动党内政治文化与时俱进
回顾建党98年以及建国70年的历史，可以归纳出一条主线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党以来，正是因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我们才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才能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初步确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取得了毛泽东思想的宝贵理论成果。这是党内政治文化取得的重大成果，属于党内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实行改革开放，赶上了发展的末班車，作出了在历史转折时期的重大决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后，江泽民、胡锦涛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续写了伟大篇章，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时代和实践的特征，回答了一个重大课题，就是在新时代应该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这个课题的回答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飞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产生的宝贵理论成果，本身也属于党内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推动党内政治文化的与时俱进。归纳起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赋予党内政治文化的价值观以鲜明的政治内涵和政治意义，指导着党内政治文化的正确方向。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推动着党内政治文化与时俱进。
4.党内政治文化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的
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政治文化也是浸润在中国土地上的，是中国文化的产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要从两个层面汲取，一个是政治智慧，另一个是传统美德。下面通过具体的例子来讲一下为什么党内政治文化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的。
（1）古代政治智慧突出的国家理念叫做以民为本，也即民本思想。民本思想最早可以追溯至夏启时期，在《尚书·五子之歌》中有这么一句话：“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是民本思想最初的、朴素的形态。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进行了批判性的继承，把民本思想升华为党的根本宗旨为人民服务。
2016年10月21日，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作了《一切贪图安逸的想法都要不得》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湖南汝城沙洲村“半床棉被”这个红色经典故事：“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
这个故事还有后续。1984年11月初，重走长征路的《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来到了这个村庄。80多岁有点恍惚的徐解秀以为是红军回来了：“你们打回来了？你们胜利了？那3名女红军什么时候能来？我家男人怎么还不回来呀？”闻听此言，罗开富被感动了，他将这个故事整理后，以《三个红军姑娘在哪里》为题在《经济日报》头版发表了。邓颖超、康克清、蔡畅看完这篇文章后感叹到：“悠悠五十载，沧海变桑田。可对那些在革命最艰难的时候帮助过红军的父老乡亲们，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请罗开富同志捎句话：我们也想念大爷、大娘、大哥、大嫂们！”并表示“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徐解秀老人要找的三位女红军姑娘和她的丈夫”。
后来罗开富到北京，也跟这三位老红军汇报过。很多老红军都说，我们会继续寻找她们，但是在找到她们之前，你先代我们送一条被子过去，感谢徐老当年对红军的帮助。
1991年，当罗开富拿着被子赶到这个地方时，老太太几天前已经去世了，所以罗开富就跪在那里，说：“大娘，我来晚了！”后来她的孙子告诉罗开富，老人临走时还说：“你爷爷回来告诉他，不是我不等他了，我等了快60年了，每年都到山边去看，看不来，我不拿红军的被子都可以，他们肯定是老了来不了了。一定要把路修好，党和政府是最好的，一定要把这些话给后辈传下去。什么叫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实际上这也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正因为有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有党内政治文化，党员干部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形式主义，真正达到党内团结，赢得人民的支持，取得革命的胜利，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民本思想这一政治智慧的批判性升华。
（2）传统美德。中国有很多传统美德，不论是党内政治文化、中国传统美德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不是抽象的东西，都有着非常具体的体现。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传统美德、党内政治文化都是中国人的文化，都是中国人在生活中体现出来的文化。比如和睦，如果一个干部在日常生活中缺乏对天地的敬畏，对长辈的孝顺，对邻里、朋友的和睦与诚信，那怎么能够指望他在政治上恪守规矩，忠诚担当。所以，一名优秀的党员干部，首先要在生活方面起到表率作用，应该践行传统美德，和睦邻里。 现实中，产生了不少“两面人”的现象，这并不是一个新鲜事物，也不是中国所特有的。苏联时期，曾出现过一部分党员干部，他们白天拥护党的方针，晚上则在家中与朋友高谈阔论，议论时政，而且读地下读物，抒发对时政的不满和抱怨，后来学术界把这种人叫做“夜间人”。无论是“两面人”还是“夜间人”，都表明在八小时工作之外，对党员干部的监督和考察至关重要，对党内政治文化来说也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反省意义。
2018年，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考核干部要经常化、制度化、全覆盖，既把功夫下在平时，全方位、多渠道了解干部，又注重了解干部在完成急难险重任务、处理复杂问题、应对重大考验中的表现，既在小事上察德辨才，更在大事上看德识才。”对于干部要打通八小时之内和八小时之外的工作圈、社交圈，工作、生活中的考核渠道和环节，也是党内政治文化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这是传统美德方面给我们的借鉴意义。
3.党内政治文化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以革命文化为源头的
革命文化有丰富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即革命传统、革命英雄、革命精神。
（1）革命传统。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重要的讲话，把党的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評”。实际上，这也是党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所形成的优良革命传统。
理论联系实际是克服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关键，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方式。下面我们重点来谈谈密切联系群众。美国学者费正清，是美国学术界研究中国问题的第一人，号称“头号中国通”，也是最早促进美国在外交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倡导人之一。他在自己的著作《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中提出过一个问题，1928年中国的希望似乎在国民党一边，为什么20年后形势颠倒了？他的回答是：“国民党的领导变得陈腐了”“因而失掉民心”；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们则“都是极热忱忠于他们的事业，并充当开路先锋，为一个伟大民族的奋起秣马厉兵”。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来说在于能够与广大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苏联这样一个大党，执政数十年，拥有数千万党员，一夜之间轰然倒塌，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造成了深远影响。这样一个大党亡党、亡国的原因，从根本上说就是失掉了民心。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层出现了一批特权阶层，腐化堕落、贪图享乐，最终与苏联人民离心离德，被苏联人民和苏联历史所淘汰。正反两方面的教训都告诉我们，密切联系群众是非常重要的。
（2）革命英雄。我们党向来尊崇革命英雄，在党的历史上也不断涌现出无数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英雄。马克思说：“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
1949年9月30日，在开国大典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在首都北京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议。今天，在天安门广场上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威严耸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2014年8月3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经表决，通过了设立烈士纪念日的决定，以法律形式将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规定每年9月30日国家举行纪念烈士活动。2015年1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的意见》，对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作出了整体设计，并决定成立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负责统筹协调、政策制定等工作。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对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充分发挥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的精神引领、典型示范作用，推动全社会形成见贤思齐、崇尚英雄、争做先锋的良好氛围。
我们党历来有尊重、尊崇革命英雄的传统，革命英雄之所以被人民所铭记，在于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革命精神，这是90多年党的历史上独特的精神标识。现在，许多学者对革命精神进行了深入研究，把它概括为形形色色的精神，比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等等。
从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角度来看，众多革命精神根源应该是“红船精神”。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因为中途受到了法租界的干扰，被迫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有了中央领导机构，有了决议，实际上就宣告了党的正式诞生。党的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诞生，“红船精神”也由此而来。2005年6月21日，习近平同志在《光明日报》上刊发5000多字的署名文章《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系统阐述了“红船精神”，认为“红船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他将“红船精神”的内涵高度提炼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改革也是一场革命，甚至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变革的深度和广度，丝毫不亚于革命斗争。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指出：“改革开放铸就的伟大改革开放精神，极大丰富了民族精神内涵，成为当代中国人民最鲜明的精神标识！”因此，改革开放精神与革命精神具有内在统一性。
首先，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改革开放可以说是一个创举，浩浩荡荡、气势恢宏。以特区对外开放为例，当初特区从点到线、从线到面，从东南沿海向中西部地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体现了一种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
其次，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当代中国的改革历经曲折，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如果把改革40年来的线索做一条曲线，可以画成一条整体上行的“马鞍型”曲线，第一个波峰就是改革开放的正式启动。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批评了“两个凡是”的方针，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口号，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决策，体现出在经济、文化方面比较落后的中国，想要迅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理想的那种百折不挠、一以贯之的精神。20世纪末，在国际、国内环境的共同压力下，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吹响了第二轮改革开放的号角，这是整体上行的“马鞍型”曲线的第二个波峰。所以说，改革开放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程，体现着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最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奉献精神。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有刀刃向内、壮士断腕、勇于自我革新的勇气。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中外记者时说：“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要以这种自我净化、刀刃向内的勇气严惩腐败，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扎紧制度的牢笼。可见，在反腐败方面，我们保持着高压、严打的态势，这也体现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奉献精神。
4.党内政治文化是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的
拨开文化的外壳会发现，无论从哪个方面去解读，文化的核心都是价值观。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关键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可以从24个字来理解，也可以从价值、核心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角度来理解。
下面我们从词的构成来解释一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价值”本身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在《资本论》里，马克思把它概括成体现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价值”转入伦理学，才有了价值观、人生观、核心价值、价值判断、价值取向、价值目标。哲学意义上的价值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评价，是事物的有用性。进入到社会文化领域后，形成了一套价值观、社会文化概念，比如核心价值、资本主义基本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所谓核心价值，是一种社会形态或文化体系，是指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形成的基本内核，是比社会制度更深层次的东西，是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准则，是社会形态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
社会制度，实际上就是在核心价值主导之下，反映并维护一定社会形态或社会结构的各种制度的总称。比如，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和基本价值中有一条叫做财产私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个观念在欧美各国根深蒂固，深入人心。到欧美旅游时经常会在街上看到在花园、院子、私人区域、潜艇等上面插着一个牌子，写着私有财产（private property）。这个牌子就是告诉外人这里是私人领域，不可进入、不可侵犯。
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社会主义在中国还处于初级阶段，不是很成熟，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所以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是初步的。当然，这种不成熟的认识是与不成熟的实践相适应的。但是，社会主义制度既然是一种新型的社会制度，就必然要有其独特的核心价值理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概括为24个字，在当代中国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凝心聚气的灵魂，是全党、全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支柱，简言之就是一种中华魂。因此，在全党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际上就是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的体现。
5.党内政治文化内在体现着中国共产党的党性
党性从广义上讲，是一个政党的固有本性，狭义上指每一名党员个体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特性，是党员所具有的政治人格，也即立场问题（有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有没有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有没有铁一般的纪律等）。
党内政治文化的结构内在体现着中国共产党的党性。首先，信仰是党性的重要内容。当前，党内政治文化里出现了信仰动摇、信仰危机，比如“不问马列问鬼神”；认同西方意识形态，向往自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利己主义。这些都反映出有些人对马克思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的信仰出现了问题，也即信仰危机。从思想理论层面来说，出现信仰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得不够透彻，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原理学习得不够深入。真正的信仰不是轻易就能确立起来的，而是要经过理性思考、逻辑思辨，在人生阅历的起起伏伏中得到检验后才确立起来的，也只有这样的信仰才能够真正坚定。
有一位学者读过恩格斯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读到回顾个人信仰确立的过程时，他说被书里的逻辑理论力量征服、吸引。那种思想理论上的酣畅淋漓、大彻大悟的快感，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能体会到。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被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全书共三个小章节，是为了在工人阶级中与杜林错误思潮作斗争而写的一部书。这部书的核心是第三部分，恩格斯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其发展过程，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预测了未来新社会的基本经济特征，阐述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根本任务。恩格斯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生产的社会化是资本主义生产区别于以往时代生产活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但这是在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基础上实现的。和以往简单商品生产的条件不同的是，现在的私人占有者已不是那些真正使用生产资料和真正生产出产品的勞动者，而是把社会化的生产资料集中在自己手里，占有别人劳动产品的资本家。这样，生产的社会化便与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之间发生了对抗性的矛盾，这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具体表现，这个矛盾“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是占统治地位，“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越加鲜明地表现出来”。恩格斯正是抓住了这个基本矛盾，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过程和阶级关系状况进行深入的考察，得出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科学结论。
这位学者说，正是因为经过了理性思考和系统的哲学学习，才确立了非常坚定的信仰，几十年的历史沉浮和风云变幻从来没有动摇过。这也反映出，信仰的确立是需要经历长期思考的。 信念与立场是党性的根基，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时期有很多挑战。作为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仅凭肉体和个人勇气无法经受住这些挑战。建党以来，入党誓词经过几个版本的修改，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至现在的版本。以现在的版本为例，开头是“我志愿”，结尾是“永不叛党”。但是，这么多个版本里反复出现了两个词：纪律和不怕牺牲。显然，我们用斩钉截铁的语言点明了信念和立场是党性的根基。
革命时期，无数共产党员经受住了枪林弹雨的考验没有屈服，但是在和平年代，我们必须要警惕有些人可能会走上享乐主义、自由主义、思想松懈、贪污腐化的道路的情况。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专门讲述了整顿党的作风问题，强调了信念和立场是党性的根基，丝毫不能松懈。
三、党内政治文化的建设路径
文化具有三种形态，分别是观念形态、实物形态（制度形态）、实践形态。因此，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也要从这三个角度入手。
（一）加强党性教育
文化有自发性。在价值观交流、交融、交锋的当代世界，中国社会文化彼此交汇的大背景之下，有些文化会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对文化实践起指导作用。党内政治文化也遵循文化的这种特点，在长期复杂的政治生活中，自发地形成了形形色色的价值观，用来指导党员的个体行为。
党内政治价值观的建设就是党性教育，其在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中起核心和关键的作用。对于党内政治文化建设，首先要加强党性教育，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先进思想从外部灌输进去。2019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指出：“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离不开党内政治文化的浸润滋养。坚持‘三严三实’，大力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充分利用各类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党性教育基地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教育和熏陶，增强党员干部的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拒腐定力。”“坚决抵制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自觉抵制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生活的侵蚀，狠刹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不正之风，破除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等封建糟粕，坚决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好人主义，坚决防止和反对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所以说，党性教育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首要途径。
加强党性教育最重要的是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坚定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从空想到科学，社会主义经过了500多年。科学社会主义以《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为标志，至今已有170多年。空想社会主义者或通过诉诸感情去批判旧社会，讴歌新社会，用华丽的词章、感性的词句去描述未来社会的美好愿景；或试图通过法律制度去设计一个精巧的未来社会。用恩格斯的话来说，这种设计越是精致，就越注定要失败。因为他们既没有发现社会是一个自然的、历史的过程，也没有发现唯物史观原理，更不知道剥削也就是剩余价值从何而来。他们没有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两块基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所以，直到《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后，在马克思、恩格斯系统阐述这两大理论基石之后，社会主义才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越来越多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贯穿建国70年的一条主线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如何迅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就始终在思考怎样实现工业化，包括“一化三改”“一体两翼”的施行。以《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两部理论著作为标志，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建设方针实现了从“以俄为师”到“以苏为鉴”的转变。自此之后，我们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一段时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萌芽期。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后来，在改革开放的征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越走越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锐意进取，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飞跃。这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今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加强理想信念，进行党性教育的重中之重。
（二）制度建设贯穿始终
党的十九大在明确党的建设总基调即“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基础上，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总要求。其中，制度建设贯穿始终是重要内容。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坏的制度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所以，把党的制度建设贯穿始终既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必然之举，也符合文化建设的一般规律。
文化有三种形态，其中根据一套价值形成一种组织规范理念，根据次序、等级制度形成的一套机构安排就是制度，所以实物形态又叫制度形态。制度包含着两大方面，第一是党章，这是党的根本大法；第二是党纪国法。因而，制度建设也符合文化建设的一般规律。
首先，以党章为根本，把制度建设贯穿到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始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必須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党的建设的根本宗旨。建设党内政治文化的制度环境，首先就是要在全党形成一种尊崇维护党章，学习贯彻党章的氛围。树立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的意识，使党章贯穿党内法规制定、修改和废止的各个方面，这样才能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始终保持高度一致，这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指针。
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这是最核心的制度，也是体现和保障党内文化建设的抓手。回顾党的历史，如果民主集中制坚持得好，党内政治生活就严谨有序，党内政治生态就风清气正，充满生机活力；如果民主集中制受到了破坏，党内政治生活就松懈失范，党内就会滋生矛盾和问题。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就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提出了“六個必须”的总体要求。其中放在首位的就是，必须坚持集体领导制度，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这实际上是抓住了集体领导制度的牛鼻子，目的是为了坚决反对和防止独断专行或各自为政；坚决反对和防止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实；坚决反对和防止以党委集体决策名义集体违规。
其次，要把党的纪律挺在前面，实现党纪和国法的有效衔接。把纪律挺在前面，是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用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建设带动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严起来，这就意味着要严加惩处违反党纪的行为，坚持高标准和守底线相结合，清除各种政治污染源。
2018年3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成立，这是我们党历史上首次设立这样的机构，目的是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集中统一领导，统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工作。同时，这也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集中统一领导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主任，2018年8月24日，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制定和修订了140多部中央党内法规，出台了一批标志性、关键性、基础性的法规制度，有规可依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下一步的重点是执规必严，使党内法规真正落地。绝大多数落马官员忏悔时都说自己不懂党纪国法。为什么党内这么多高级干部走上犯罪的道路？根本原因在于理想信念动摇了，但对党纪国法没有敬畏之心也是一个重要原因。”2019年2月25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2019年中央党内法规制定计划》，就是为了推动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形成，把党内法规建设跟宪法、法律相衔接，加强党内法规和国家立法相互促进。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赋予党内法规科学性和合理性，增强其可操作性，实际上是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提供了一个制度护盾，把政治建设和制度建设贯穿到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
（三）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能动性，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首要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区分于以往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主要标志。实践的观点重要的要素就是强调人作为实践的主体，既有思想，能够对客观世界形成认识，又能够用这些认识来指导行为，改造客观世界。并且，在改造过程中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检验认识，修改、丰富、发展认识，使认识符合现实的过程。实际上，实践的观点充分体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要地位。所以，在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关键是要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能动性，体现党员干部的主体地位，大力倡导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干干净净的政商关系，弘扬正气、树立新风，特别强调领导干部要带头讲政治。
2017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讲话指出：“历史经验表明，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严肃认真开展党内政治生活。”“党的高级干部要注重提高政治能力，牢固树立政治理想，正确把握政治方向，坚定站稳政治立场，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加强政治历练，积累政治经验，自觉把讲政治贯穿于党性锻炼全过程，使自己的政治能力与担任的领导职责相匹配。”这就为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旗帜鲜明讲政治作出了明确要求。与此同时，这也是用来检验领导干部是否合格、优秀的第一标准。
根据“学习中国”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文潇 文韬 邓菁 侯欣
关键词：政治文化；党内政治生态；党性；革命文化
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也是著名的“8·18”讲话。在这篇理论文献中，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
现在，将近40年过去了，我们党在思想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明显好转。但还需要实事求是地承认，我们在肃清思想政治方面，封建主义残毒的任务还很繁重，没有彻底完成。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那么，如何建设党内政治文化？本文着重从旗帜鲜明讲政治的高度，特别是从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的高度来认识，从建设党内政治文化的背景、党内政治文化的结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建设党内政治文化的有效路径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党内政治文化，从词的构成来解释的话，党内、政治、文化分别是三个复合词，中心词是文化。那我们首先就从“文化”这个词入手。
国内外学者对文化的研究可以说是历史悠久、成果诸多。据统计，国内外所有对“文化”的定义加起来有两三百种，非常复杂。事实上，早在几千年前中国人就已经对“文化”有了一个明确的解释。《易经》里这样写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天文”指的就是观察自然界的运行规律。比如，2019年北京的蓝天次数很多，在冬去春来、秋高气爽，打响蓝天保卫战，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时间节点上，天空颜色从灰变蓝的次数变化被我们观察到了，这就叫做“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指的是观察人文百态，凝聚世相人心，然后用凝聚起来的一套价值观去流化天下，化育人心。这个定义表明，文化与价值观有着很大的关系，它包含着一种传承、教化和凝聚人心的作用。
俄国有一位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者，他打了一个很恰当的比方——文化就是一个社会的基因。基因对于一个人来说，决定了人的外在特征，也就是长什么样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基因也决定了人的行为特征，也就是做什么事。那么，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文化社会的基因就决定了社会整体的精神风貌和社会成员具体的行为特征。所以，我认为这个说法基本上抓住了文化的精髓。
总之，文化有三种形态：第一，精神形态。比如理念、思想，核心是价值观。第二，实物形态。比如器物、器皿。在青铜时期，青铜鼎象征着国家权力，象征着礼仪等级的玉器。第三，实践形态。前两种形态都是文化的实物形态，平时人们讲得比较多。最后一种文化形态虽然讲得比较少，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形态。
大家都知道，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首要的观点。正因为人改造客观世界，创造精神产品，从事文化生产，才会有文化实践，这种对象化的活动就叫做文化实践。正是因为人在此过程中能动地发挥作用，创造出产品，所以文化产品、文化观念一经形成，就会在上层建筑的范畴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力量存在，且会反过来作用于社会物质条件，这实际上是唯物史观中提出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过去一段时期以来，讲文化的观念形态与实物形态比较多，讲实践形态比较少，这实际上就是在文化产业里面“经济决定论”的根源，所以必须重视文化的实践形态。
在理解了文化含义的基础上，在其前面加上限定词党内、政治，也即“党内政治文化”。这样，党内政治文化的含义就很好理解了。严格意义上讲，政治文化是一个学术词汇，来自于西方政治学领域，最早提出来的是美国的政治学家阿尔蒙德。他是从思想观念形态来解释政治文化的，即政治体系对政治行为的指导作用。经过这番梳理会发现，政治文化并不仅仅是观念形态，还有制度形态、实践形态。德国著名的社会政治学家马克思·韦伯写了一本书，把资本主义的精神概括为节俭、致富、职业精神等等，并用这种文化因素来解释近代资本主义产生以及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制度如何构建，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政治文化。
党内政治文化特指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中国共产党具有一套相对稳定的价值挂念，而资产阶级政党则没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从党员到党魁，都可以今天加入这个党，明天换成那个党，没有一套稳定的价值观。选民爱听什么，谁给的钱多，政党就说什么，不管怎么样，先上台再说，也即选举政治、金钱政治。所以，它的一切价值观都是为选举服务的。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本质上形成了一套连贯、稳定的文化观念。早在1920年，列宁同志就对政治文化做过一个明确的定义：“政治文化、政治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使他们有本领战胜谎言和偏见，能够帮助劳动群众战胜旧秩序，建设一个没有资本家、没有剥削者、没有地主的国家。”这是从党内政治文化的功能、目的来说的。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提出不仅要从组织上建党，而且要从制度和思想上建党，要把无产阶级思想提升到党内政治文化主体地位的高度。不仅如此，他还提出通过整风运动来实现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涵作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1980年出台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2016年颁布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从制度治党的层面提出了党内政治文化的具体内容、指导方向、实践路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根本指针。
总之，党内政治文化是中国社会政治的主导文化，是當代中国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在文化建设各个层面具有引领作用。
一、党内政治文化的提出背景
简单来说，党内政治文化的提出背景可以概括成三句话：
第一，党内政治生态亟需净化，党内政治生活需要严肃化。党内政治生活、党内政治生态、党内政治文化这三者具有密切的关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高度，体现了对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的高度重视。201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改进工作作风，就是要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从政的良好环境。”这是政治生态首次出现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此后这个词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词汇，正式进入党的建设文件、党的理论文献和研究领域。政治生态已经专门用来描述一个时期内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大气候、大环境、大趋势，是党风、政风的综合性折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政治文化是相辅相成的，要注重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不断培厚良好政治生态的土壤。我们要深入领会和贯彻这一重要思想，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的灵魂，对政治生态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为我们理解这三者的相互关系提供了指导。
说到底，政治生态跟自然生态一样，指的都是环境。自然生态指的是生物环境，政治生态指的是从政环境。政治生态清明，从政环境就优良；政治生态污浊，从政环境就恶劣。如果一条河里面有一两条鱼死了，可以说是鱼的身体不健康，但是如果一群鱼都死了，那就是河水受到了污染，也即生态环境出了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一针见血地说：“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一样，稍不注意，就很容易受到污染，一旦出现问题，再想恢复就要付出很大代价。”简言之，生物能不能正常生存是判断自然生态好不好的标准，而干部能不能健康成长是判断政治生态好不好的标准。
无论是政治生态、政治生活，背后都能看到党内政治文化的作用，所以说建设党内政治文化是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必然需要。
第二，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对党的执政基础威胁最大的突出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是一些影响党内政治生活、党内政治生态的消极因素还没有根除，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一些老问题死灰复燃，一些反弹回潮的思潮隐患依然存在，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加尖锐复杂，一些负面的东西还会不断地侵蚀和渗透到党内政治生活中来。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中指出：“当前，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虽然已经有了‘起势’，但还没有形成‘定势’；许多方面已经取得了‘优势’，但还没有达到‘胜势’。”这四个“势”从“起势”到“定势”，从“优势”到“胜势”，说明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的必由之路。
第三，建设党内政治文化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必由之路。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党内政治文化自信，也是在国家文化建设进程中更加稳定、更加持久、更加深沉的力量。长期以来，党内政治生活总体是好的，党内政治文化基本面是好的，但是也出现了一些特殊的问题。2016年出台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里明确提到了几个问题，比如理想信念不坚定、对党不忠诚、纪律松弛、脱离群众、独断专行、弄虚作假、慵懒无为；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好人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拜金主义不同程度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等等。党内政治文化对一个国家文化起到引领作用，如果党内政治文化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社会风气和国家文化建设也会遇到阻碍。如果党风正，社会自然风清气正。因此，建设党内政治文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首当其先的重要举措。
建设党内政治文化有其特殊内涵，而建设党内政治文化又有着深刻的现实因素和社会背景。一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必然需要，二是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的必由之路，三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必然之举。
二、党内政治文化的结构
结构决定功能，结构是指一个事物构成诸要素之间的次序、关系、层次。那么，党内政治文化是由哪些要素构成的，彼此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党内政治文化的功能取决于它的结构，由以下几个要素构成：一是党内政治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二是党内政治文化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的；三是党内政治文化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以革命文化为源头的；四是党内政治文化是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的；五是党内政治文化内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党性。下面我们来详细叙述这几个构成要素。
（一）党内政治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党内政治文化有三方面关系：
1.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党内政治文化，被赋予了鲜明的政治内涵和政治特征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把党内政治文化的价值观概括为：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
这一组价值观并不是新鲜事物，历史上早已有之。提及任何一个价值观，脑海中几乎都能想到一个对应的历史人物。比如忠诚，能想到岳飞精忠报国；廉政，能想到包拯铁面无私；艰苦奋斗，能想到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但因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忠诚、廉政、艰苦奋斗这三个词就不是本来的含义了，而是被赋予了鲜明的政治特征。比如忠诚，中国共产党所讲的忠诚，跟古代的忠君有着本质的区别，是建立在人民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人民最根本利益这样的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上。忠诚是对党、人民和国家的忠诚，其本质上与忠君、忠于哪一个利益集团或者政治集团有着根本性的不同。所以，马克思主义赋予了这些价值观鲜明的政治内涵和政治特征。 2.马克思主义引领党内政治文化的正确方向
纵观建党98年的历史以及建国70年的历史，党的建设史在思想层面上，基本上可以概括成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的斗争史。在延安整风时期，通过整风运动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三大弊病。到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狠抓作风建设，严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对于负面的精神文化，比如利己主义、自由主义、拜金主义，要严抓狠打、严厉抵制意识形态渗透和价值输出。可以说，在文化交流、交锋、交融中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的斗争，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对党内政治文化起到了引领正确方向的关键作用。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动党内政治文化与时俱进
回顾建党98年以及建国70年的历史，可以归纳出一条主线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党以来，正是因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我们才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才能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初步确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取得了毛泽东思想的宝贵理论成果。这是党内政治文化取得的重大成果，属于党内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实行改革开放，赶上了发展的末班車，作出了在历史转折时期的重大决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后，江泽民、胡锦涛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续写了伟大篇章，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时代和实践的特征，回答了一个重大课题，就是在新时代应该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这个课题的回答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飞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产生的宝贵理论成果，本身也属于党内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推动党内政治文化的与时俱进。归纳起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赋予党内政治文化的价值观以鲜明的政治内涵和政治意义，指导着党内政治文化的正确方向。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推动着党内政治文化与时俱进。
4.党内政治文化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的
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政治文化也是浸润在中国土地上的，是中国文化的产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要从两个层面汲取，一个是政治智慧，另一个是传统美德。下面通过具体的例子来讲一下为什么党内政治文化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的。
（1）古代政治智慧突出的国家理念叫做以民为本，也即民本思想。民本思想最早可以追溯至夏启时期，在《尚书·五子之歌》中有这么一句话：“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是民本思想最初的、朴素的形态。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进行了批判性的继承，把民本思想升华为党的根本宗旨为人民服务。
2016年10月21日，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作了《一切贪图安逸的想法都要不得》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湖南汝城沙洲村“半床棉被”这个红色经典故事：“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
这个故事还有后续。1984年11月初，重走长征路的《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来到了这个村庄。80多岁有点恍惚的徐解秀以为是红军回来了：“你们打回来了？你们胜利了？那3名女红军什么时候能来？我家男人怎么还不回来呀？”闻听此言，罗开富被感动了，他将这个故事整理后，以《三个红军姑娘在哪里》为题在《经济日报》头版发表了。邓颖超、康克清、蔡畅看完这篇文章后感叹到：“悠悠五十载，沧海变桑田。可对那些在革命最艰难的时候帮助过红军的父老乡亲们，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请罗开富同志捎句话：我们也想念大爷、大娘、大哥、大嫂们！”并表示“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徐解秀老人要找的三位女红军姑娘和她的丈夫”。
后来罗开富到北京，也跟这三位老红军汇报过。很多老红军都说，我们会继续寻找她们，但是在找到她们之前，你先代我们送一条被子过去，感谢徐老当年对红军的帮助。
1991年，当罗开富拿着被子赶到这个地方时，老太太几天前已经去世了，所以罗开富就跪在那里，说：“大娘，我来晚了！”后来她的孙子告诉罗开富，老人临走时还说：“你爷爷回来告诉他，不是我不等他了，我等了快60年了，每年都到山边去看，看不来，我不拿红军的被子都可以，他们肯定是老了来不了了。一定要把路修好，党和政府是最好的，一定要把这些话给后辈传下去。什么叫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实际上这也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正因为有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有党内政治文化，党员干部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形式主义，真正达到党内团结，赢得人民的支持，取得革命的胜利，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民本思想这一政治智慧的批判性升华。
（2）传统美德。中国有很多传统美德，不论是党内政治文化、中国传统美德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不是抽象的东西，都有着非常具体的体现。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传统美德、党内政治文化都是中国人的文化，都是中国人在生活中体现出来的文化。比如和睦，如果一个干部在日常生活中缺乏对天地的敬畏，对长辈的孝顺，对邻里、朋友的和睦与诚信，那怎么能够指望他在政治上恪守规矩，忠诚担当。所以，一名优秀的党员干部，首先要在生活方面起到表率作用，应该践行传统美德，和睦邻里。 现实中，产生了不少“两面人”的现象，这并不是一个新鲜事物，也不是中国所特有的。苏联时期，曾出现过一部分党员干部，他们白天拥护党的方针，晚上则在家中与朋友高谈阔论，议论时政，而且读地下读物，抒发对时政的不满和抱怨，后来学术界把这种人叫做“夜间人”。无论是“两面人”还是“夜间人”，都表明在八小时工作之外，对党员干部的监督和考察至关重要，对党内政治文化来说也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反省意义。
2018年，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考核干部要经常化、制度化、全覆盖，既把功夫下在平时，全方位、多渠道了解干部，又注重了解干部在完成急难险重任务、处理复杂问题、应对重大考验中的表现，既在小事上察德辨才，更在大事上看德识才。”对于干部要打通八小时之内和八小时之外的工作圈、社交圈，工作、生活中的考核渠道和环节，也是党内政治文化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这是传统美德方面给我们的借鉴意义。
3.党内政治文化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以革命文化为源头的
革命文化有丰富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即革命传统、革命英雄、革命精神。
（1）革命传统。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重要的讲话，把党的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評”。实际上，这也是党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所形成的优良革命传统。
理论联系实际是克服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关键，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方式。下面我们重点来谈谈密切联系群众。美国学者费正清，是美国学术界研究中国问题的第一人，号称“头号中国通”，也是最早促进美国在外交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倡导人之一。他在自己的著作《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中提出过一个问题，1928年中国的希望似乎在国民党一边，为什么20年后形势颠倒了？他的回答是：“国民党的领导变得陈腐了”“因而失掉民心”；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们则“都是极热忱忠于他们的事业，并充当开路先锋，为一个伟大民族的奋起秣马厉兵”。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来说在于能够与广大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苏联这样一个大党，执政数十年，拥有数千万党员，一夜之间轰然倒塌，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造成了深远影响。这样一个大党亡党、亡国的原因，从根本上说就是失掉了民心。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层出现了一批特权阶层，腐化堕落、贪图享乐，最终与苏联人民离心离德，被苏联人民和苏联历史所淘汰。正反两方面的教训都告诉我们，密切联系群众是非常重要的。
（2）革命英雄。我们党向来尊崇革命英雄，在党的历史上也不断涌现出无数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英雄。马克思说：“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
1949年9月30日，在开国大典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在首都北京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议。今天，在天安门广场上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威严耸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2014年8月3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经表决，通过了设立烈士纪念日的决定，以法律形式将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规定每年9月30日国家举行纪念烈士活动。2015年1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的意见》，对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作出了整体设计，并决定成立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负责统筹协调、政策制定等工作。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对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充分发挥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的精神引领、典型示范作用，推动全社会形成见贤思齐、崇尚英雄、争做先锋的良好氛围。
我们党历来有尊重、尊崇革命英雄的传统，革命英雄之所以被人民所铭记，在于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革命精神，这是90多年党的历史上独特的精神标识。现在，许多学者对革命精神进行了深入研究，把它概括为形形色色的精神，比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等等。
从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角度来看，众多革命精神根源应该是“红船精神”。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因为中途受到了法租界的干扰，被迫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有了中央领导机构，有了决议，实际上就宣告了党的正式诞生。党的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诞生，“红船精神”也由此而来。2005年6月21日，习近平同志在《光明日报》上刊发5000多字的署名文章《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系统阐述了“红船精神”，认为“红船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他将“红船精神”的内涵高度提炼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改革也是一场革命，甚至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变革的深度和广度，丝毫不亚于革命斗争。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指出：“改革开放铸就的伟大改革开放精神，极大丰富了民族精神内涵，成为当代中国人民最鲜明的精神标识！”因此，改革开放精神与革命精神具有内在统一性。
首先，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改革开放可以说是一个创举，浩浩荡荡、气势恢宏。以特区对外开放为例，当初特区从点到线、从线到面，从东南沿海向中西部地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体现了一种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
其次，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当代中国的改革历经曲折，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如果把改革40年来的线索做一条曲线，可以画成一条整体上行的“马鞍型”曲线，第一个波峰就是改革开放的正式启动。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批评了“两个凡是”的方针，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口号，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决策，体现出在经济、文化方面比较落后的中国，想要迅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理想的那种百折不挠、一以贯之的精神。20世纪末，在国际、国内环境的共同压力下，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吹响了第二轮改革开放的号角，这是整体上行的“马鞍型”曲线的第二个波峰。所以说，改革开放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程，体现着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最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奉献精神。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有刀刃向内、壮士断腕、勇于自我革新的勇气。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中外记者时说：“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要以这种自我净化、刀刃向内的勇气严惩腐败，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扎紧制度的牢笼。可见，在反腐败方面，我们保持着高压、严打的态势，这也体现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奉献精神。
4.党内政治文化是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的
拨开文化的外壳会发现，无论从哪个方面去解读，文化的核心都是价值观。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关键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可以从24个字来理解，也可以从价值、核心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角度来理解。
下面我们从词的构成来解释一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价值”本身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在《资本论》里，马克思把它概括成体现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价值”转入伦理学，才有了价值观、人生观、核心价值、价值判断、价值取向、价值目标。哲学意义上的价值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评价，是事物的有用性。进入到社会文化领域后，形成了一套价值观、社会文化概念，比如核心价值、资本主义基本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所谓核心价值，是一种社会形态或文化体系，是指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形成的基本内核，是比社会制度更深层次的东西，是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准则，是社会形态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
社会制度，实际上就是在核心价值主导之下，反映并维护一定社会形态或社会结构的各种制度的总称。比如，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和基本价值中有一条叫做财产私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个观念在欧美各国根深蒂固，深入人心。到欧美旅游时经常会在街上看到在花园、院子、私人区域、潜艇等上面插着一个牌子，写着私有财产（private property）。这个牌子就是告诉外人这里是私人领域，不可进入、不可侵犯。
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社会主义在中国还处于初级阶段，不是很成熟，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所以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是初步的。当然，这种不成熟的认识是与不成熟的实践相适应的。但是，社会主义制度既然是一种新型的社会制度，就必然要有其独特的核心价值理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概括为24个字，在当代中国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凝心聚气的灵魂，是全党、全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支柱，简言之就是一种中华魂。因此，在全党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际上就是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的体现。
5.党内政治文化内在体现着中国共产党的党性
党性从广义上讲，是一个政党的固有本性，狭义上指每一名党员个体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特性，是党员所具有的政治人格，也即立场问题（有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有没有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有没有铁一般的纪律等）。
党内政治文化的结构内在体现着中国共产党的党性。首先，信仰是党性的重要内容。当前，党内政治文化里出现了信仰动摇、信仰危机，比如“不问马列问鬼神”；认同西方意识形态，向往自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利己主义。这些都反映出有些人对马克思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的信仰出现了问题，也即信仰危机。从思想理论层面来说，出现信仰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得不够透彻，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原理学习得不够深入。真正的信仰不是轻易就能确立起来的，而是要经过理性思考、逻辑思辨，在人生阅历的起起伏伏中得到检验后才确立起来的，也只有这样的信仰才能够真正坚定。
有一位学者读过恩格斯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读到回顾个人信仰确立的过程时，他说被书里的逻辑理论力量征服、吸引。那种思想理论上的酣畅淋漓、大彻大悟的快感，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能体会到。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被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全书共三个小章节，是为了在工人阶级中与杜林错误思潮作斗争而写的一部书。这部书的核心是第三部分，恩格斯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其发展过程，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预测了未来新社会的基本经济特征，阐述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根本任务。恩格斯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生产的社会化是资本主义生产区别于以往时代生产活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但这是在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基础上实现的。和以往简单商品生产的条件不同的是，现在的私人占有者已不是那些真正使用生产资料和真正生产出产品的勞动者，而是把社会化的生产资料集中在自己手里，占有别人劳动产品的资本家。这样，生产的社会化便与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之间发生了对抗性的矛盾，这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具体表现，这个矛盾“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是占统治地位，“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越加鲜明地表现出来”。恩格斯正是抓住了这个基本矛盾，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过程和阶级关系状况进行深入的考察，得出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科学结论。
这位学者说，正是因为经过了理性思考和系统的哲学学习，才确立了非常坚定的信仰，几十年的历史沉浮和风云变幻从来没有动摇过。这也反映出，信仰的确立是需要经历长期思考的。 信念与立场是党性的根基，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时期有很多挑战。作为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仅凭肉体和个人勇气无法经受住这些挑战。建党以来，入党誓词经过几个版本的修改，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至现在的版本。以现在的版本为例，开头是“我志愿”，结尾是“永不叛党”。但是，这么多个版本里反复出现了两个词：纪律和不怕牺牲。显然，我们用斩钉截铁的语言点明了信念和立场是党性的根基。
革命时期，无数共产党员经受住了枪林弹雨的考验没有屈服，但是在和平年代，我们必须要警惕有些人可能会走上享乐主义、自由主义、思想松懈、贪污腐化的道路的情况。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专门讲述了整顿党的作风问题，强调了信念和立场是党性的根基，丝毫不能松懈。
三、党内政治文化的建设路径
文化具有三种形态，分别是观念形态、实物形态（制度形态）、实践形态。因此，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也要从这三个角度入手。
（一）加强党性教育
文化有自发性。在价值观交流、交融、交锋的当代世界，中国社会文化彼此交汇的大背景之下，有些文化会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对文化实践起指导作用。党内政治文化也遵循文化的这种特点，在长期复杂的政治生活中，自发地形成了形形色色的价值观，用来指导党员的个体行为。
党内政治价值观的建设就是党性教育，其在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中起核心和关键的作用。对于党内政治文化建设，首先要加强党性教育，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先进思想从外部灌输进去。2019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指出：“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离不开党内政治文化的浸润滋养。坚持‘三严三实’，大力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充分利用各类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党性教育基地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教育和熏陶，增强党员干部的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拒腐定力。”“坚决抵制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自觉抵制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生活的侵蚀，狠刹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不正之风，破除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等封建糟粕，坚决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好人主义，坚决防止和反对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所以说，党性教育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首要途径。
加强党性教育最重要的是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坚定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从空想到科学，社会主义经过了500多年。科学社会主义以《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为标志，至今已有170多年。空想社会主义者或通过诉诸感情去批判旧社会，讴歌新社会，用华丽的词章、感性的词句去描述未来社会的美好愿景；或试图通过法律制度去设计一个精巧的未来社会。用恩格斯的话来说，这种设计越是精致，就越注定要失败。因为他们既没有发现社会是一个自然的、历史的过程，也没有发现唯物史观原理，更不知道剥削也就是剩余价值从何而来。他们没有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两块基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所以，直到《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后，在马克思、恩格斯系统阐述这两大理论基石之后，社会主义才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越来越多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贯穿建国70年的一条主线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如何迅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就始终在思考怎样实现工业化，包括“一化三改”“一体两翼”的施行。以《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两部理论著作为标志，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建设方针实现了从“以俄为师”到“以苏为鉴”的转变。自此之后，我们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一段时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萌芽期。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后来，在改革开放的征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越走越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锐意进取，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飞跃。这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今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加强理想信念，进行党性教育的重中之重。
（二）制度建设贯穿始终
党的十九大在明确党的建设总基调即“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基础上，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总要求。其中，制度建设贯穿始终是重要内容。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坏的制度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所以，把党的制度建设贯穿始终既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必然之举，也符合文化建设的一般规律。
文化有三种形态，其中根据一套价值形成一种组织规范理念，根据次序、等级制度形成的一套机构安排就是制度，所以实物形态又叫制度形态。制度包含着两大方面，第一是党章，这是党的根本大法；第二是党纪国法。因而，制度建设也符合文化建设的一般规律。
首先，以党章为根本，把制度建设贯穿到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始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必須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党的建设的根本宗旨。建设党内政治文化的制度环境，首先就是要在全党形成一种尊崇维护党章，学习贯彻党章的氛围。树立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的意识，使党章贯穿党内法规制定、修改和废止的各个方面，这样才能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始终保持高度一致，这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指针。
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这是最核心的制度，也是体现和保障党内文化建设的抓手。回顾党的历史，如果民主集中制坚持得好，党内政治生活就严谨有序，党内政治生态就风清气正，充满生机活力；如果民主集中制受到了破坏，党内政治生活就松懈失范，党内就会滋生矛盾和问题。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就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提出了“六個必须”的总体要求。其中放在首位的就是，必须坚持集体领导制度，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这实际上是抓住了集体领导制度的牛鼻子，目的是为了坚决反对和防止独断专行或各自为政；坚决反对和防止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实；坚决反对和防止以党委集体决策名义集体违规。
其次，要把党的纪律挺在前面，实现党纪和国法的有效衔接。把纪律挺在前面，是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用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建设带动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严起来，这就意味着要严加惩处违反党纪的行为，坚持高标准和守底线相结合，清除各种政治污染源。
2018年3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成立，这是我们党历史上首次设立这样的机构，目的是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集中统一领导，统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工作。同时，这也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集中统一领导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主任，2018年8月24日，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制定和修订了140多部中央党内法规，出台了一批标志性、关键性、基础性的法规制度，有规可依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下一步的重点是执规必严，使党内法规真正落地。绝大多数落马官员忏悔时都说自己不懂党纪国法。为什么党内这么多高级干部走上犯罪的道路？根本原因在于理想信念动摇了，但对党纪国法没有敬畏之心也是一个重要原因。”2019年2月25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2019年中央党内法规制定计划》，就是为了推动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形成，把党内法规建设跟宪法、法律相衔接，加强党内法规和国家立法相互促进。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赋予党内法规科学性和合理性，增强其可操作性，实际上是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提供了一个制度护盾，把政治建设和制度建设贯穿到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
（三）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能动性，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首要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区分于以往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主要标志。实践的观点重要的要素就是强调人作为实践的主体，既有思想，能够对客观世界形成认识，又能够用这些认识来指导行为，改造客观世界。并且，在改造过程中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检验认识，修改、丰富、发展认识，使认识符合现实的过程。实际上，实践的观点充分体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要地位。所以，在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关键是要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能动性，体现党员干部的主体地位，大力倡导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干干净净的政商关系，弘扬正气、树立新风，特别强调领导干部要带头讲政治。
2017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讲话指出：“历史经验表明，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严肃认真开展党内政治生活。”“党的高级干部要注重提高政治能力，牢固树立政治理想，正确把握政治方向，坚定站稳政治立场，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加强政治历练，积累政治经验，自觉把讲政治贯穿于党性锻炼全过程，使自己的政治能力与担任的领导职责相匹配。”这就为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旗帜鲜明讲政治作出了明确要求。与此同时，这也是用来检验领导干部是否合格、优秀的第一标准。
根据“学习中国”报告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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