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2007年的夏天，我完成了一次预谋已久的出走。那一天早晨，我和平常一样，六点起床，迅速地穿好衣服，去镜子前洗漱。我们家没有做早餐的习惯，确切地说，没有给我做早餐的习惯。在我刚刚升入高中的时候，我母亲曾经受到她的闺蜜们的感染，决定早晨六点起来给我做早餐。她有十二个闺蜜，其他人都在常年如一日地给自己的孩子做早餐，而我从小的时候，就只会买学校门口的早餐。反思过后，她决心给我做早餐。那时候，我们母女的对抗正日渐白热化。早餐本该是我们缓和关系的一个契机，可惜，事与愿违。
　　第一天，母亲做了黄豆豆浆;第二天，她打了黑豆豆浆;第三天，她打了各种豆子的豆浆，每天都是一大碗。我告诉她，这太多了，我喝不完。她慈母式地注视我说，好好喝。到第三天的时候，我只喝了大碗的一半，母亲很生气，觉得我浪费了她的辛勤付出。我们又开始互相指责。“有本事你自己出去过吧。”随着我年纪的增长，母亲的优势日渐衰落，她既不能打我，逻辑上也无法辩论过我，她头脑灵活，很快就想出这个我无法反抗的招数。一旦她讲到，在这个家里，我所有的吃穿用度都由她提供，我的气势就顿时萎靡。
　　常常这个时候，父亲会从温暖的被窝中起床，问道：“大清早的，你们又怎么了？”这个“又”字道明了一切。多年以来，父亲一直试图充当一个调解员。他和历史剧里敷衍的官员一样，目的只有一个：维持表面的稳定。父亲惯会和稀泥，当母亲蛮横地介入我的生活，妄图掌控我时，他谁也不想得罪。但我知道，沉默就是一种选择，他选择了妻子一边。母亲在家庭斗争中展现出一种强大的气魄，只要她认为自己是有理的，那么，她就所向披靡。在所有理由中，最能给予母亲力量的，便是她掌握了我安身立命的关键。

02

　　我的家庭不属于我。我只是父母婚姻里一个顺带的产品，出于义务，他们不得已要将我养到十八岁。
　　初一那年，我觉得我发现了一件了不得的事情。我的同桌李阳是一位皮肤黝黑，瘦高瘦高的男生。在一个夏天，他突然消失了。他父母连续三天没有见到他的身影，学校里也没有。他父亲骑着自行车找遍了全城所有的网吧，也没能找到。他母亲则在校门口守着，她认为他一定会返回学校，寻求同学的帮助。看到他母亲时，我非常诧异。在李阳的描述里，他母亲暴力、易于愤怒、偏心、毫无怜悯之心。一周后，李阳被他父亲找到，回到了学校。因为他敢于离家出走，他成了班里的英雄。李阳后来又离家出走了几回，都是被他父亲找到，送到学校里来，他母亲只出现过一回。她走在李阳的前头，面色苍白，看上去像是被他儿子折腾得筋疲力尽。把儿子交给老师的时候，她才转过头跟他说话：“你好好的。”语气里都是哀求的意味。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是李阳的离家出走，改变了他母亲。
　　一天夜里发生的事，让我不可遏制地想起了他。我母亲突然让我给她弹奏一首鋼琴曲，我拒绝了。我刚刚下晚自习回来，非常累，只想躺在沙发上，不做任何事。但这一次母亲非常执拗，要求我一定要弹奏。这是我们之间经常会涌动的暗流，我越不想做什么，我母亲就一定要求我做，她越是要求我，我就越是不做。最终我妥协了，我想尽快结束战争，掀起琴盖不情愿地弹奏着。母亲看出来了，她马上意识到自己并不是真正胜利了，这令她感到羞辱。在我弹奏的期间，她发起第二轮攻势，其中最有战斗力的理论仍然是，她花了金钱和心血来培养我的特长，我连为她弹奏一首曲子都不愿意。争执中父亲回来了，他很不情愿地又一次被我们拉进了辩论。“难道就因为你们花了钱，我就不能有任何自己的想法吗？我可以明天弹，也可以后天弹，但我就是不想今天弹。”这句话刺激到了我父亲，他问我，怎么能够如此评论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太混账了。他第一次旗帜鲜明地站在我母亲那边。而我恰恰认为他这是恼羞成怒，我点破了家庭关系的本质。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控制我，就是因为，他们花钱供我吃穿、上学。那时候我想到了李阳，假如我也和他一样，离开家庭，证明自己能够独立地生活，我就会拥有底气。

03

　　实际上，我有过许多次离家出走的打算。一开始我像个战士般勇猛，时间在一点点凌迟我的勇气，很快肚子就会变成一个奸臣，告诉我应该投降。等我吃完饭，身体变得舒适而慵懒，想要一张床休息，睡眠充足以后，没有任何人逼迫，我就会走去学校上学。过去许多年，我都是这么过来的，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轻易改变。
　　事情发生巨大的转变，是在一场家长会过后。当时班主任要求所有学生要给家长写一封信，放在试卷上方。所有人都写了，但不包括我。当其他家长都拆开信封阅读自己孩子的心声时，我母亲手中什么也没有。这让她尴尬又愤怒，在这种情绪中，度过了长达三小时的家长会。回到家中，她终于将这种羞愤发泄出来。我很高兴地告诉她：是的，我就是不想跟你沟通。我看到她的眼睛发红，坐在椅子上，不像平常挺着背，隐隐有颓靡之势。有那么一刻，我看到了老去的她。楼道里传来父亲的脚步声，我预感大事不妙，一溜烟跑进卧室。我感到即将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暴风雨，躺在床上等待它的到来，很久很久，久到我睡着了。第二天早晨，我意识到，我躲过了一场暴风雨。父母没有向我发难。这很不寻常。一分钟之后，我决定离开。
　　那天早晨，我开始收拾东西，几件衣服和我最喜欢的一本书，哦，还有一只从老家地里长出来的葫芦，祖母在上面锯开一个缝隙，送给我。一年来，有硬币和一角、五角，我就塞进去。我没法弄开它，只能塞进包里。从钱包里，找到一些钱，杂七杂八，加起来不到两百。那是我全部的身家。我原本打算写一张告别的字条留给我父母，于是，我站在门口听着我父亲的呼噜声踌躇良久。最终，我选择什么线索都不留下。轻手轻脚地开了门，我朝卧室的方向望了最后一眼，将钥匙和手机扔在沙发里，走了出去。 　　我曾经做过很详细的计划，离家后就去当键盘手，然后演出赚钱，像唐朝、黑豹，那些牛气哄哄的乐队一样。最重要的是，我要去一座有海的城市。我需要先买一张去往西安的车票。平凉的火车站，只能通向极少的城市。我们向来仰赖交通发达的西安，只有通过它，才能去往天南海北。确定目标后，我找了一块石头，狠狠地砸向这个我宝贝了一年的存钱罐。祖母把它交给我的时候，希望它可以陪伴我到十八岁。那是我们家地里长出来的最大的葫芦。过去我有无数次砸开它的念头，就像看到一只气球，你就想用针扎开它一样。
　　出门后不久，我就有些想念我父亲，他是个不错的人，就算他不是我父亲，他也是个好人。我也开始想念我母亲，虽然她做的早餐不怎么样，但是她六点就起床了。随后我想到，这两人发现我不见了，他们会多么惊讶，多么愤怒，又多么懊悔。我砸出了一堆零碎的小钱，拦了一辆出租车，去往火车站。一路上我一直在担心我的钱不够，当我拿到去往西安的红色车票时，觉得拥有了全世界。车票是晚上的，没有其他班次了。十一点左右，我猜想，我父母大约已经知道我没有去上课，也许他们正在满城地找我。我不敢回到城区里，只好坐在候车室里，等待。我在这里吃了泡面，看人来人往，大约四五个钟头。我感到很乏味，我决定去学校，跟我的朋友告别。去学校是一件相当冒险的事情，我母亲有可能守在大门口，父亲可能发动了他的朋友们寻找我。我戴上口罩和帽子，将自己捂得严严实实，这是我去网吧时的常用装备。在夏季艳阳的烘烤中，我感到呼吸很紧张。

04

　　去往学校的路上，我路过一个背着吉他坐在地上的女孩，她的面前摆着一张白色的纸板，上面写着，她是某所音乐学院的学生，从兰州去往西安的路上，被人抢了钱，只好向好心人求助，希望用吉他演奏，获得资助，回到学校里。在我驻足的几分钟里，我在那个女孩身上看到了未来的自己。几个月前，我曾经写过一首理查德式的钢琴曲，但是一直被卡在高潮位置，我想了很久，也没能写出来，只好半途而废。我总是在需要死磕的时候放弃，毁坏它原本应该的进程，转而去做别的事情，然后重复过去的道路。母亲对我的评价是正确的，永远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永远不能走完一条路。那一瞬间，我的底气消失了一大半。
　　到达学校的时候，校门口很安静，周围没有人，除了一旁小卖部里的阿姨在不停地搬动货物，烧烤店还没有营业，竟然有些萧条之感。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时间的学校周遭，这种感觉很陌生。学校里面和学校外面，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校门将我和学校里的人隔离起来，一股恐慌的情绪控制了我。我想象着我的同学们正在里面上课，就算有人打瞌睡，有人偷吃零食，有人看小人书，但他们仍然坐在椅子上，半只腳试探在大学的校门口。
　　在我们的青春期，我身边的每个人都有着各自的问题，但他们没有一个人，尝试离开家庭，离开学校。尽管大家一致觉得未来不知道去做什么，但只要还在读书，就觉得总会知道。这时候，我已经在外面晃悠了一天了，天色渐晚，天边最后一抹夕阳，也逐渐离去，我感到精疲力尽，背包在此时更加沉重，消磨着我的精神气，我花了所有积蓄买的火车票，看来也不过是张纸。我对它们失去了兴趣。一旦我真正做出反抗，反抗本身就失去了吸引力。多年以后，我意识到，这是我30岁之前最接近成人的一刻。

05

　　我开始往回走，夜幕降临时我已经走到了家门口，我去口袋里找钥匙，没能找到，此时我想起来，早上出门时，我骄傲地将钥匙扔在了沙发上。我只好敲门，怀着忐忑的心情。敲第二下的时候，门就开了，仿佛我父亲就在门背后，等着我归来。母亲在一旁神色如常地问我：“你早上出门怎么没带钥匙？”“我忘了。”“哦，那你赶紧串上吧，别明天又忘了。”她说道，父亲像往常我下晚自习那样，倒了一杯水给我。我接下水杯，有些摸不着头绪，我父母明明应该知道我没去上课，我的班主任是那种迟到一小时，就会打电话给家长的老师。父母的反应太过平常，顿时令我陷入一种古怪的氛围，难道我离家出走了一天，丝毫没被发觉？比起经历一场暴风雨，这更令我尴尬，仿佛一拳打在了棉花上。
　　我沮丧地回到房间里，一件件掏出书包里的行李，突然想起，我没有退票！钱白花了，很快我陷入更大的悲伤，那是我一个多月的零花钱啊。但是我躺在床上时，想着明天仍然要上学，感到极为安心。
　　许多年后，母亲告诉我，那天我离开家两个小时后，他们就接到了老师的电话，得知我没去上学后，他们又发现，我既没带钥匙，也没带手机。母亲立马意识到，我离家出走了。他们确实找遍了全城，在学校门口守了整整一个早晨，母亲跟父亲说：“完了，这娃真的跑了。”他们回到家守株待我，觉得没有希望后，又出去找。最后他们彻底失去了希望，准备报警时，我回到家中了。母亲一开始的确想着，找到我后，要揍死我，随着时间慢慢过去，母亲只希望我回到家中。她和父亲商量，如果我回到家里，他们就当作什么事情也没发生。正如我所期待的那样，母亲决定为她的女儿保留一丝尊严。这场预谋两年的离家出走，就在一种默契中收场了。
　　（黄敏摘自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