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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迅速席卷全球，成为二战后人们面临的最大一次全球性危机，在这场危机中，全球化进程速度减慢。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党和政府采取“世界公共卫生史上最具勇气、最为重大的举措”，领导人民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同时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和国际合作，给世界送上一颗“定心丸”，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贡献力量，成为国际舆论场的焦点。传统舆论场形成“西强东弱”的固有局面，一些西方媒体和政客借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形象进行“污名化”，使得中国对外传播面临巨大的挑战。面对复杂的国际舆论形势，中国如何有效发挥对外传播的渠道优势，争夺国际话语权，是我国对外传播需要探索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对外传播;后疫情时期;国际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09-0-02
1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国际形势
21世纪以来，国际融合进程加快，许多国家国力不断增强。中国弥漫着一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精神[1]，这种精神在强调“民主自由主义”的美国等西方国家是不存在的。当前，西方政客出于政治利益考虑频频“甩锅”中国、抹黑中国。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逐渐在全球蔓延，部分西方政客无视中国为抗击疫情做出的努力，反而趁机散播“中国病毒源头论”“数据隐瞒说”等不实言论，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许多发达国家面对快速发展的中国，就产生了敌对心理。而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许多国家对中国面对疫情时强大的应对能力表现出恐慌[2]，国际社会对华人的排斥和恐惧逐渐加深。西方国家通过不实言论打压抹黑中国的行为屡见不鲜。西方政客企图转移矛盾，让相关舆论战进一步激化。在中国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中国形象仍遭到西方国家的损害，中国对外传播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目前，在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全球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增加。国际治理、全球演变局势都发生了深层次变化。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这一节点使西方民主政治的漏洞暴露在大家眼前，积淀已久的社会矛盾和政治势能在加速变化。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的短时间内控制住了疫情，给人民生活提供了安全保障。许多专家做出分析，尽管美国在国际上仍占据主导地位，综合实力在中国之上，但中美之间的传播博弈将更加激烈。
2 中国的国际传播形势
2.1 国际传播格局的新垄断
国际舆论场上有着两种垄断。一是舆论阵地的垄断。因为西方国家主导着国际舆论场，握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形成了文化强制与文化霸权并举的局面，发展中国家因长期被文化霸权和文化强制所压制，民众在心理上会产生深度焦虑。二是语言的垄断。新闻要想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就需要用使用范围最广的语言——英语，但许多国家没有英文的叙事语境以及英语宗教文化背景，就很难讲好故事，就很容易陷入语言困境中。
2.2 中国舆论场自身限制
在对外传播中，大众传媒可通过对新闻的数量安排选择策划进行不同的设置，在发展变化中传播国家形象。如今，西方国家在国际传播格局中占主导地位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西方国家为全球受众设置议程，中国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依然有限。同时，中国媒体在国际舆论场中的竞争力较弱，虽然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伟大成就，但中国媒体的国际影响力有限。西方媒体形成了认知框架，善于用片面的妖魔化的信息构建中国国际形象，中国媒体仍处于被支配的地位。
在跨文化传播视角下，中西方的文化差异会对受众的认知产生一定的阻碍，不同的價值取向在事物的处理上会存在一定的偏差。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刻板印象由来已久，主观地评价中国是这些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所以我国的实际形象和其他国家的“他塑”形象存在很大的差别，面对这种差别，我国不能回避，应积极面对[3]。
3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中国对外传播的机遇
3.1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中国作为首个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初步成功的国家，从武汉全面“封城”到“解封”，经过全国人民的不断努力，仅用几个月的时间就取得了令西方国家感到惊讶的成效。中国的各种抗疫防控方案能够为其他国家提供有效的借鉴。同时，在中国有效控制住疫情之后，以国家的名义派遣多支医疗队伍援助受灾的他国，体现出了中国的人道主义精神与人文关怀。中国为其他国家提供必要的数据、信息，保持了抗疫的透明化，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治疗过程，同时与他国分享经验，实现中国价值。这样的行为既能推动全人类共建健康卫生体系，又有助于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心。
3.2 打响舆论战，回击污名化
自2003年“非典”以来，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就停留在“公共卫生存在隐患”上，所以这次在西方舆论的普遍压力下，许多发达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的政客将新冠肺炎疫情得以扩散的原因归咎于中国，把新冠肺炎疫情地域化、差别化不利于全球人民抗击疫情。联合国称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的无差别攻击是人类面临的共同威胁，全世界人民应该相互合作，携手共进，抗击疫情，而不是互相指责，推卸责任。对于种种污名化中国的行为，我们应该努力抓住这次全球卫生危机事件，主动出击，打响舆论反击战。
4 新形势下中国对外传播的战略转向
4.1 主动设置议程
中国人追求“和为贵”，中国的外交表态总是被其他国家认为是保守的、克制的，这是因为我们能够严于律己，遵从国际秩序和惯例。在国际传播舆论场上，中国与其他国家交往都讲究“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并且强调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地参与国际事务。但这样温良恭俭让形象所传递的信息符号被部分国家看作是软弱可欺、没有任何威信的。对此，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中国可以主动邀请世界各国医学病毒方面的专家，召开有关新冠肺炎防控的全球卫生大会;借助广播、电视、网络等新媒体共同抗击疫情，研制疫苗，减少民众恐慌，展现疫情下中国的真实状况。这样既可以为控制新冠肺炎疫情提供医疗研究方向，又能够正确表达中方的立场，消解误会[4]。 4.2 吸纳时代动能
面对后疫情时期带来的新挑战，中国在对外传播中，应认识到舆论战的紧迫性，不能存在幻想。中国不能沉浸在旧时代和旧幻想中，举棋不定，应利用新时代的力量与大众保持积极的互动[5]。在多元复杂的思想文化领域中，能再次关注新的文化话语体系发展是非常困难的。在国际舆论中，中国长期遭受其他国家政治偏见的攻击，所以一旦中国在外交中出现自主反击意识，就容易被贴上“战狼”的标签。如今在互联网上，中国新一代的爱国青年疑心重重，如果中国不能吸纳新的政治力量与大众进行互动，就无法创造出新的话语体系，聚集起文化力量。中国需要引导群众进行正确的文化表达。
4.3 创新机制理念
云计算、大数据、智能技术等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蓬勃发展，多终端全时段在线，全媒体即时、交互联动地完成内容的构建与传播[6]。在互联网时代，中国青年一代有敏锐的新闻嗅觉，通常利用网络表达对时势变化的看法，如乌合麒麟创作了具有极强讽刺意味的CG作品。和文字相比，动画的理解门槛较低，更具有冲击力，引起广大群众的共鸣。动画这种艺术表达方式通常为老百姓喜闻乐见。
中国外交发言人赵立坚曾在推特上转发过乌合麒麟的作品，这在国际舆论场中引起轩然大波。赵立坚在推特上转发乌合麒麟的画，是一次打破传媒和语言双层垄断的实践。官方的意见领袖用民间创作的作品一针见血地其他国家的暴行进行谴责和反击。
国内有许多文藝工作者试图通过漫画等形式，对国际上抹黑中国的现象进行反击，但他们通常处于非主流话语地位，且反击形式过于隐晦，因此没有形成广泛的共鸣。普通民众应拓宽文化输出路径，针对国外恶意抹黑中国的漫画和短片进行回应，显示出中国人的坚毅品质。中国人通常谦逊礼貌，习惯于在被抹黑之后再澄清和解释，不会以一种对抗性的姿态去反击敌人。
中国应拓宽对外传播的渠道，创新对外话语体系，提高专业化精准化传播的水平，在对外传播中秉持开放式的沟通方式。中国需要更多像乌合麒麟这样能够传递国家和人民意志的文艺工作者。乌合麒麟曾坦言，他的这些画作是为了抛砖引玉，激励国内更多文艺工作者使用传播技能为国家和人民做一些事。艺术家在对外传播中，应坚持正义，为自己的国家发声，消减西方话语对中国文化的冲击与侵蚀。
4.4 官方民间联动
中国国际形象的塑造与其他国家的理解和接收会存在一定的偏差，且不同国家在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上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应该产生联动。官方媒体对外表态时可能会陷入“自说自话”的尴尬境地，没有和民间产生良好的联动效果。我国外交的表态总是保守克制的，后疫情时期是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上转守为攻的一次契机。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疫情防控工作投来关注的目光，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要积极创新传播形式，多渠道传播防疫经验，助力全球抗疫[7]。中国的文化输出需要“共识”，需要具有普遍性的“文化语言”，而传递意识形态恰恰是文艺工作者的重要责任。
随着自媒体的快速发展，信息呈裂变式传播，公众处在一个巨大的信息海洋之中[8]。当前，西方国家利用受众的话语权对中国紧追不舍，中国应该进行合理的回应。民间的舆论场主要集中于微博、微信等网络社交平台，而社交媒体与短视频相结合的方式迎合了当下受众碎片化的阅读习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不少普通民众从自身视角出发，借助图片影像进行生活化叙事，用客观真实的生活记录呈现疫情下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如武汉的外卖小哥@计六一六在微博上以图片文字的形式讲述了武汉从“封城”到“解封”的所见所闻，记录真实的武汉。还有外国友人，如定居在南京的日本导演竹内亮，拍摄了“南京抗疫现场”短片，讲述南京普通民众在疫情期间的生活，消解了国外民众的困惑。民间与官方的话语联动矫正了其他国家因刻板印象而产生的认知偏差，这对中国国家形象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5 结语
“同一个世界，同一场战役。”纵观疫情期间我国对外传播的总体态势可以发现，我国媒体的国际传播力有了较大提升，不论是官方媒体还是社交平台上的广大用户都在国际舆论场中发出了铿锵有力的中国声音，攻守结合，发挥联动效应。
中国的对外传播要把说与做、动机与效果更好地统一起来。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中国与西方发关系始终抱有积极的期待，中国的涉外话语也充分体现了这种期待，强调学习借鉴、合作共享、互利双赢。在舆论应战时，中国要防止落入舆论陷阱，要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观念的引导下对话语资源进行组织。
在国际舆论场上，不平衡的国际传播格局并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变，我国媒体对外传播的能力仍然较弱，在国际舆论场中仍然处于比较被动的境地，不过这样的局势并非一成不变。中国媒体应思考如何有效地发挥传播渠道的优势，在国际传播中如何平衡进攻和防守，把国际话语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在舆论场中提升中国的整体形象。
参考文献：
[1] 于运全.论后疫情时代的中国对外传播新发展[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22）：84-91，115.
[2] 薛可，龙靖宜，余明阳.后疫情时代对外传播的机遇与对策[J].对外传播，2020（07）：24-26.
[3] 袁赛男.困境与出路：公共危机中政府形象对外传播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公共危机事件为例[J].对外传播，2020（04）：10-12.
[4] 张生祥.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对策分析[J].对外传播，2020（10）：17-19.
[5] 王维佳.中国故事的讲法：展望后疫情时代的对外传播[J].对外传播，2021（01）：14-17.
[6] 丁月明.危机与转机：网络综艺节目叙事策略的优化——以《心动的信号》为例[J].戏剧之家，2019（16）：222-223.
[7] 刘东成.如何做好热点话题的对外传播——以中国日报社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对外传播实践为例[J].对外传播，2020（09）：25-27.
[8] 位云玲.新闻反转的内在机理、影响及治理探究[J].新闻知识，2019（04）：86-89.
作者简介：顾元（1997—），女，江苏无锡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传播社会学。
指导老师：冯广圣
关键词：对外传播;后疫情时期;国际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09-0-02
1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国际形势
21世纪以来，国际融合进程加快，许多国家国力不断增强。中国弥漫着一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精神[1]，这种精神在强调“民主自由主义”的美国等西方国家是不存在的。当前，西方政客出于政治利益考虑频频“甩锅”中国、抹黑中国。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逐渐在全球蔓延，部分西方政客无视中国为抗击疫情做出的努力，反而趁机散播“中国病毒源头论”“数据隐瞒说”等不实言论，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许多发达国家面对快速发展的中国，就产生了敌对心理。而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许多国家对中国面对疫情时强大的应对能力表现出恐慌[2]，国际社会对华人的排斥和恐惧逐渐加深。西方国家通过不实言论打压抹黑中国的行为屡见不鲜。西方政客企图转移矛盾，让相关舆论战进一步激化。在中国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中国形象仍遭到西方国家的损害，中国对外传播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目前，在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全球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增加。国际治理、全球演变局势都发生了深层次变化。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这一节点使西方民主政治的漏洞暴露在大家眼前，积淀已久的社会矛盾和政治势能在加速变化。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的短时间内控制住了疫情，给人民生活提供了安全保障。许多专家做出分析，尽管美国在国际上仍占据主导地位，综合实力在中国之上，但中美之间的传播博弈将更加激烈。
2 中国的国际传播形势
2.1 国际传播格局的新垄断
国际舆论场上有着两种垄断。一是舆论阵地的垄断。因为西方国家主导着国际舆论场，握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形成了文化强制与文化霸权并举的局面，发展中国家因长期被文化霸权和文化强制所压制，民众在心理上会产生深度焦虑。二是语言的垄断。新闻要想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就需要用使用范围最广的语言——英语，但许多国家没有英文的叙事语境以及英语宗教文化背景，就很难讲好故事，就很容易陷入语言困境中。
2.2 中国舆论场自身限制
在对外传播中，大众传媒可通过对新闻的数量安排选择策划进行不同的设置，在发展变化中传播国家形象。如今，西方国家在国际传播格局中占主导地位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西方国家为全球受众设置议程，中国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依然有限。同时，中国媒体在国际舆论场中的竞争力较弱，虽然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伟大成就，但中国媒体的国际影响力有限。西方媒体形成了认知框架，善于用片面的妖魔化的信息构建中国国际形象，中国媒体仍处于被支配的地位。
在跨文化传播视角下，中西方的文化差异会对受众的认知产生一定的阻碍，不同的價值取向在事物的处理上会存在一定的偏差。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刻板印象由来已久，主观地评价中国是这些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所以我国的实际形象和其他国家的“他塑”形象存在很大的差别，面对这种差别，我国不能回避，应积极面对[3]。
3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中国对外传播的机遇
3.1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中国作为首个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初步成功的国家，从武汉全面“封城”到“解封”，经过全国人民的不断努力，仅用几个月的时间就取得了令西方国家感到惊讶的成效。中国的各种抗疫防控方案能够为其他国家提供有效的借鉴。同时，在中国有效控制住疫情之后，以国家的名义派遣多支医疗队伍援助受灾的他国，体现出了中国的人道主义精神与人文关怀。中国为其他国家提供必要的数据、信息，保持了抗疫的透明化，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治疗过程，同时与他国分享经验，实现中国价值。这样的行为既能推动全人类共建健康卫生体系，又有助于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心。
3.2 打响舆论战，回击污名化
自2003年“非典”以来，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就停留在“公共卫生存在隐患”上，所以这次在西方舆论的普遍压力下，许多发达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的政客将新冠肺炎疫情得以扩散的原因归咎于中国，把新冠肺炎疫情地域化、差别化不利于全球人民抗击疫情。联合国称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的无差别攻击是人类面临的共同威胁，全世界人民应该相互合作，携手共进，抗击疫情，而不是互相指责，推卸责任。对于种种污名化中国的行为，我们应该努力抓住这次全球卫生危机事件，主动出击，打响舆论反击战。
4 新形势下中国对外传播的战略转向
4.1 主动设置议程
中国人追求“和为贵”，中国的外交表态总是被其他国家认为是保守的、克制的，这是因为我们能够严于律己，遵从国际秩序和惯例。在国际传播舆论场上，中国与其他国家交往都讲究“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并且强调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地参与国际事务。但这样温良恭俭让形象所传递的信息符号被部分国家看作是软弱可欺、没有任何威信的。对此，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中国可以主动邀请世界各国医学病毒方面的专家，召开有关新冠肺炎防控的全球卫生大会;借助广播、电视、网络等新媒体共同抗击疫情，研制疫苗，减少民众恐慌，展现疫情下中国的真实状况。这样既可以为控制新冠肺炎疫情提供医疗研究方向，又能够正确表达中方的立场，消解误会[4]。 4.2 吸纳时代动能
面对后疫情时期带来的新挑战，中国在对外传播中，应认识到舆论战的紧迫性，不能存在幻想。中国不能沉浸在旧时代和旧幻想中，举棋不定，应利用新时代的力量与大众保持积极的互动[5]。在多元复杂的思想文化领域中，能再次关注新的文化话语体系发展是非常困难的。在国际舆论中，中国长期遭受其他国家政治偏见的攻击，所以一旦中国在外交中出现自主反击意识，就容易被贴上“战狼”的标签。如今在互联网上，中国新一代的爱国青年疑心重重，如果中国不能吸纳新的政治力量与大众进行互动，就无法创造出新的话语体系，聚集起文化力量。中国需要引导群众进行正确的文化表达。
4.3 创新机制理念
云计算、大数据、智能技术等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蓬勃发展，多终端全时段在线，全媒体即时、交互联动地完成内容的构建与传播[6]。在互联网时代，中国青年一代有敏锐的新闻嗅觉，通常利用网络表达对时势变化的看法，如乌合麒麟创作了具有极强讽刺意味的CG作品。和文字相比，动画的理解门槛较低，更具有冲击力，引起广大群众的共鸣。动画这种艺术表达方式通常为老百姓喜闻乐见。
中国外交发言人赵立坚曾在推特上转发过乌合麒麟的作品，这在国际舆论场中引起轩然大波。赵立坚在推特上转发乌合麒麟的画，是一次打破传媒和语言双层垄断的实践。官方的意见领袖用民间创作的作品一针见血地其他国家的暴行进行谴责和反击。
国内有许多文藝工作者试图通过漫画等形式，对国际上抹黑中国的现象进行反击，但他们通常处于非主流话语地位，且反击形式过于隐晦，因此没有形成广泛的共鸣。普通民众应拓宽文化输出路径，针对国外恶意抹黑中国的漫画和短片进行回应，显示出中国人的坚毅品质。中国人通常谦逊礼貌，习惯于在被抹黑之后再澄清和解释，不会以一种对抗性的姿态去反击敌人。
中国应拓宽对外传播的渠道，创新对外话语体系，提高专业化精准化传播的水平，在对外传播中秉持开放式的沟通方式。中国需要更多像乌合麒麟这样能够传递国家和人民意志的文艺工作者。乌合麒麟曾坦言，他的这些画作是为了抛砖引玉，激励国内更多文艺工作者使用传播技能为国家和人民做一些事。艺术家在对外传播中，应坚持正义，为自己的国家发声，消减西方话语对中国文化的冲击与侵蚀。
4.4 官方民间联动
中国国际形象的塑造与其他国家的理解和接收会存在一定的偏差，且不同国家在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上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应该产生联动。官方媒体对外表态时可能会陷入“自说自话”的尴尬境地，没有和民间产生良好的联动效果。我国外交的表态总是保守克制的，后疫情时期是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上转守为攻的一次契机。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疫情防控工作投来关注的目光，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要积极创新传播形式，多渠道传播防疫经验，助力全球抗疫[7]。中国的文化输出需要“共识”，需要具有普遍性的“文化语言”，而传递意识形态恰恰是文艺工作者的重要责任。
随着自媒体的快速发展，信息呈裂变式传播，公众处在一个巨大的信息海洋之中[8]。当前，西方国家利用受众的话语权对中国紧追不舍，中国应该进行合理的回应。民间的舆论场主要集中于微博、微信等网络社交平台，而社交媒体与短视频相结合的方式迎合了当下受众碎片化的阅读习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不少普通民众从自身视角出发，借助图片影像进行生活化叙事，用客观真实的生活记录呈现疫情下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如武汉的外卖小哥@计六一六在微博上以图片文字的形式讲述了武汉从“封城”到“解封”的所见所闻，记录真实的武汉。还有外国友人，如定居在南京的日本导演竹内亮，拍摄了“南京抗疫现场”短片，讲述南京普通民众在疫情期间的生活，消解了国外民众的困惑。民间与官方的话语联动矫正了其他国家因刻板印象而产生的认知偏差，这对中国国家形象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5 结语
“同一个世界，同一场战役。”纵观疫情期间我国对外传播的总体态势可以发现，我国媒体的国际传播力有了较大提升，不论是官方媒体还是社交平台上的广大用户都在国际舆论场中发出了铿锵有力的中国声音，攻守结合，发挥联动效应。
中国的对外传播要把说与做、动机与效果更好地统一起来。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中国与西方发关系始终抱有积极的期待，中国的涉外话语也充分体现了这种期待，强调学习借鉴、合作共享、互利双赢。在舆论应战时，中国要防止落入舆论陷阱，要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观念的引导下对话语资源进行组织。
在国际舆论场上，不平衡的国际传播格局并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变，我国媒体对外传播的能力仍然较弱，在国际舆论场中仍然处于比较被动的境地，不过这样的局势并非一成不变。中国媒体应思考如何有效地发挥传播渠道的优势，在国际传播中如何平衡进攻和防守，把国际话语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在舆论场中提升中国的整体形象。
参考文献：
[1] 于运全.论后疫情时代的中国对外传播新发展[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22）：84-91，115.
[2] 薛可，龙靖宜，余明阳.后疫情时代对外传播的机遇与对策[J].对外传播，2020（07）：24-26.
[3] 袁赛男.困境与出路：公共危机中政府形象对外传播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公共危机事件为例[J].对外传播，2020（04）：10-12.
[4] 张生祥.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对策分析[J].对外传播，2020（10）：17-19.
[5] 王维佳.中国故事的讲法：展望后疫情时代的对外传播[J].对外传播，2021（01）：14-17.
[6] 丁月明.危机与转机：网络综艺节目叙事策略的优化——以《心动的信号》为例[J].戏剧之家，2019（16）：222-223.
[7] 刘东成.如何做好热点话题的对外传播——以中国日报社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对外传播实践为例[J].对外传播，2020（09）：25-27.
[8] 位云玲.新闻反转的内在机理、影响及治理探究[J].新闻知识，2019（04）：86-89.
作者简介：顾元（1997—），女，江苏无锡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传播社会学。
指导老师：冯广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