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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微笑地望着大家说：“南有深圳，北有黑河，能不能比翼齐飞？”“5年不行，8年行不行？”胡耀邦大声地问大家：“不要怕困难，把黑河建设好，有可能和南面的深圳媲美！”
1984年8月9日上午7点半，我刚走进办公室，就接到通知：马上到省委报到，有任务布置。原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明天中午到哈尔滨，要到中苏边境视察，让我随行采访。我意识到这次任务的分量之重：中苏关系恶化几十年了，中苏边境地区一直处于死气沉沉的“冰冻”状态，而此时，全国许多地方改革开放的浪潮已经兴起，这里的局面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可怎样才能“解冻”呢？胡耀邦此行的目的正在这里。
1984年8月11日中午时分，胡耀邦总书记悄然出现在了中苏边境的黑龙江边。
这条界江的两边，已然对峙了20多年。
这里是军事前沿。苏联的炮舰就横陈在江的对岸。胡耀邦乘坐的直升飞机只能降落在离边境城市黑河还有几十公里的一片空地上。驱车一到黑河，顾不上一路颠簸，胡耀邦就匆匆来到黑龙江边。环顾黑河市，眺望一江之隔的苏联边城布拉格维申斯克，想着彼此20多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冰封”局面，胡耀邦禁不住陷入了沉思：这里应该怎样打破僵局，怎样跟上全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这里的人民应该怎样尽快富起来呢？
作为随行的新华社记者，我注视着总书记的举动和神情。
胡耀邦是从北戴河赶来的。时值盛夏，中央安排在一线工作的同志“半工作，半休息”。可他说：“歇不下来。”他无时不在想着他的祖国和人民。警卫人员告诉我，他在北戴河躺在胶皮圈上一边划水，一边唱“我的中国心”。年前，他去了趟深圳，看到改革开放给这座边陲小镇带来的巨大变化，真是满心欢欣。然而，对比一片沉寂的北国边疆，又不免焦虑起来。多少年了，中央领导没有到那一带去过。他决定到那里走走。他深信，改革开放的春风一定能消融黑龙江上那厚厚的冰层！
胡耀邦第一站来到黑河。在中苏边境绵延数千公里的边境线上，黑河和布拉维申斯克是唯一两座隔江相望的城市。他选定这里作为“突破口”。
在江边，登上解放军边防某部八连6层楼高的观察哨，胡耀邦举起望远镜，仔细瞭望对岸，布拉格维申斯克高耸的电视发射塔、整齐的街道、新建的十几层的楼房、宽敞而又漂亮的广场，一一尽收眼底。他把望远镜转过来，看了一遍黑河市，陈旧矮小的房子，狭窄的街道，看不到新的建筑。“不行，破破烂烂的，和人家比差远了！”他不由得摸了一把脸，说：“这里搞不好，脸上无光！”
黑河的同志告诉胡耀邦，五六十年代，两座城市的情况差不多，差距是60年代以后拉开的。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政府增加投资，把布拉格维申斯克当做摆在中国面前的“橱窗”来建设。而我们，一方面是“文革”动乱耽误了，另一方面是担心中苏两国会打仗，总觉得一旦开火，黑河首当其冲，建设好了也没用。就这样，黑河的建设拖下来了。
当天晚上，胡耀邦和黑河地区的领导同志座谈，反复探讨怎样尽快改变黑河这个“窗口”的面貌。一张边境地图铺在地上，胡耀邦拿出眼镜戴上，蹲在地图前，边看边问黑河地区的情况，询问到对面参加过“会晤”的部队的同志关于布拉格维申斯克的情况、苏方军队的情况和苏联中下层军官对我们的态度怎么样，等等。
长期的封闭，使这里成为“死胡同”，交通闭塞，信息不畅；然而这里又是“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的第一线”，人们思想紧张，时时要保持警惕，事事要请示上面。经年累月，不仅严重影响经济的发展，也使人们的思想观念趋于拘谨和保守。
胡耀邦边听边思考边发表见解。他明确地说：“中苏之间的仗打不起来。”他要求边境地区的干部群众放下这个包袱，想办法把建设的速度加快一点，“建设好了，仗就更打不起来了！”
他强调，两国人民之间要讲友谊，中下层的工作要放开手脚干。“越做工作，苏联人民就越怀念两国友好的时候，反之，越不做工作，感情上就越淡薄”。他问大家：是解放思想放开手脚做好呢，还是不放开好？大家都说：放开好。
怎样把建设搞得快一些，胡耀邦要求下放权力，不要统，要搞开放政策，聘请专家，发展专业户，开展边境贸易，把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
他背诵了列宁的一段话：“现在对我们来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等于官僚主义的空想。”他说：“我们不要追求这种空想。”他指出，我们马克思主义水平高，可连列宁的这个话也不懂。我们搞计划的办法走不通了，再搞下去不得了。他说：我们国家这样大，怎么能搞无所不包的计划？我们没这个本事，一万个毛主席也不行。你们地委也不要“无所不包”，因为你们包不了，而是要搞好指导……
座谈持续到11点多钟。胡耀邦回屋后，灯光又亮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在准备明天在黑河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第二天，8月12日，天气很好。早晨7点多钟，当地大约二百来名干部，聚集在一间简陋的会议室里。前面放一排桌子，算作主席台。没有配话筒，以防对面苏联能接收到。胡耀邦坐下，从兜里掏出一张纸，上面有几行铅笔字。他微笑地望着大家，一开口说了8个字：“南有深圳，北有黑河。”会场一片寂静。谁也没想到，总书记一上来会把沉寂闭塞的黑河和热火朝天的深圳相提并论。他解释说，这是我的一个题目。两个地方大体上意义差不多。
停顿一下，他说：“来到这里，首先向为开拓边疆、保卫边疆尽了力、做出过贡献的同志们问好和致敬！”
接着，他提了个问题：“我国和12个国家为邻，那么我们的边境上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呢？” 环顾了一下会场，胡耀邦说：“守卫在边疆的同志，包括地方的干部、军队和公安的同志，应该明确我国与邻国关系的总的方针，归纳起来主要是4句话，32个字。第一句话，争取长期睦邻友好，不要打仗嘛。第二句话，坚决反对任何侵略。假使有人要来扩张我们，我们不怕，坚决斗争到底。第三句话，不要别国一寸土地。第四句话，不给别国一寸土地。”
之后，胡耀邦简略地讲了中俄瑷珲条约，讲了麦克马洪线，讲了香港回归问题，讲了中越自卫反击战，最后讲了他最近访问日本，接触了各方面人士，尤其是日本青年，认为和日本长期友好相处的可能性很大。
讲到这儿，胡耀邦把思路拉回到眼前一江之隔的苏联——从60年代开始，70年代、80年代，苏联领导者一直反对我们，有个时期好一阵子，但没根本好转。
他搞老子天下第一、搞老大哥，谁都要听他的，其实就是搞大国霸权主义……
当然，六七十年代我们有些对策也不十分妥当，有些事也不该这么做。比如，批评人家的对内政策。粉碎“四人帮”，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改过来了，因为我们讲不准，议论不好，就要犯主观主义和干涉人家内政的错误。
那么，苏联反对我们，是不是下了决心，做了准备，要进攻我们，出兵几十万打到北京、上海呢？我看这个决心他从来没有下过，他不敢下这个决心。中国这么大块地方，你派几十万人，能占领多少地方？你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扶持一个什么卡尔迈勒，你什么五百万人，我看一千万人也不够，他没那么多兵，不可能有那么多兵。对这个问题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他飞机当然多啊，舰船、坦克、大炮比我们强得多，但我们国土大，他不敢随便来的，“恐苏病”毫无根据……因此，在中苏边境工作的同志，要拿出许多生动的理由来教育干部、群众，中苏之间仗打不起来。和邻国，我们的原则是争取同人家长期友好相处，这也包括苏联。
还有一个问题要区别开来，就是不能把苏联领导人错误的对外政策，同他下面的干部混为一谈，这不是一码事。他下面的干部有跟着错误政策走的，也有不少人怀疑的。上层斗，下层不要斗。人民之间要多讲友谊。
会场静静的，大家听得很认真，也很仔细。多少年来，中苏边境地区的人们盼的就是来自中央的新精神、新声音！
讲了32字方针后，胡耀邦设了一问：“边疆的同志怎样创造性地执行好这个方针呢？”
没等下面的同志回答，他“霍”地站了起来，打着手势，说道——
一、把经济搞上去。军队也要协助地方把经济搞上去。黑河地区土地肥美，产粮多，木材多，条件很好。怎样发挥自己的优势，明年怎么办，1990年怎么办，大家想办法，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同心协力干。把经济搞上去，国防、边防也就巩固了，和苏联和平友好的可能性就更增强了。
二、必须把黑河市建设好。近几年你们有成绩，工作辛苦了，我向你们鞠躬。但对黑河市现在的建设，我只能摇头，这是讲实话，讲真话。20多年来，我们轻视这个地方了。改变这里的面貌，要求你们太急了办不到，但3年不行5年，总要变个面貌，不是一般地变，而是要敢于和对面比。现在深圳人扬眉吐气，没有人往香港跑，而是前些年跑过去的人往回跑。深圳人说：“回来可以，但要写个检讨。”总之，你们大家想办法，大家出力，军队要出力，地方要出力，国家、中央、省上都要出力，把黑河这个地方搞好了，有国际意义，要办好我们这个“窗口”。
三、对苏联人民、苏联中下层干部，要有正确的态度，要解放思想，大胆工作，要讲友好。人民军队总是主张友好的，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永存的。苏联是列宁的故乡，他们广大干部对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是有感情的，正如我们的广大干部、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对苏联有感情是一样的。要好好地讲清楚，从各方面来改进。对苏联领导人的错误政策我们要抵制，要反对，混进特务来捣乱要坚决查处，但对他们的干部、人民要好好地尊重，欢迎他们来参观，接待好，招待好，介绍好情况。这些工作要放开手来干。我总觉得我们现在不放手，太拘谨。我们的优势，第一是政策对头；第二是轻工业、农业生产比他们好得多，介绍情况嘛，热情欢迎嘛，热情接待嘛。这不会犯什么错误。相反，只会有助于他们了解中国情况，提高他们的辨别能力，究竟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正确的，还是他们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重要。我们现在正发愁嘛，大豆、玉米积压严重，都拿出来嘛。他那里每年缺两三千万吨粮食，肉也缺，水果也缺，西瓜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要很快地准备，你们的工作做得好，他们地方干部要求同我们贸易的积极性就高。所以要好好地做工作，大方一些，大胆一些，出不了乱子。他们那边出了什么事，遭了什么灾，什么抢险啦，我们这边要主动过去帮助。总之，中苏友好关系从下面搞起，这要当做一件重大的政治任务来办。
最后，胡耀邦把话题又拉回到开头的8个字，又把黑河和深圳联了起来。他微笑地望着大家，说：“南有深圳，北有黑河，能不能比翼齐飞？”
安静的会场，一下子响起了一片兴奋的议论声。
“5年不行，8年行不行？”胡耀邦大声地问大家，“不要怕困难，把黑河建设好，有可能和南面的深圳媲美！”
他的话音刚落，会场上立刻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这是发自中苏边境地区干部内心深处的掌声啊！
这些长期在中苏边境这一敏感地区工作的干部，思想上是背了一些包袱的。这里是“反修”第一线，不能出事，出点事就是大事，就是捅天的……因此，他们处处谨慎，想的就是怎样维护好现状。进入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使外面的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这里的气氛仍然是沉闷的、甚或是压抑的……
而总书记的到来给他们带来了清醒的风！
与会干部们的脸上都露出了久违的、爽快而又会心的笑容！
这以后的几天里，碰到下雨我们坐火车，天晴就乘直升飞机，昼夜兼程，沿着边境线到了伊春、同江、虎林、密山、绥芬河、牡丹江等县、市。
8月14日上午，我们乘直升飞机从三江平原上的洪河农场抵达同江县城。在这个边境小城了解情况后，下一站就去乌苏里江边的抚远县，这是“我国最早迎接太阳升起的地方”，江对岸是苏联的远东地区。 此刻，祈盼着总书记去的抚远县领导无奈地急告：遭遇大雨，县城已被洪水围困，进不来，出不去，已成孤岛！获知信息，在同江县招待所的胡耀邦思考片刻，说：拿纸来，抚远去不了了，给他们写几个字。桌上铺开了纸张，他将毛笔蘸了墨汁后，提起笔思索着，又抬起头，微笑着望着围着他的七八个人，没想到眼光转到我的脸上后停了下来，
“小伙子”，胡耀邦招呼我：“你说说，写什么好？”我感到很突然，因事先没有准备，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可又“盛情难却”，便脱口说到：“这里是最早迎接阳光的地方。”“不行！不行！”胡耀邦连连摇头。停顿了一会儿，胡耀邦落笔了——“英雄的东方第一哨”，8个道劲的大字一挥而就。原来他要给守卫抚远的边防部队题词。我不知其意，瞎冒了一炮，怪不好意思的。不过我拍摄下了他题词的珍贵镜头。
午饭后，直升飞机起飞，向虎林县飞去，途中特意绕到抚远上空盘旋了一圈儿，从空中俯瞰了这个被洪水围困的边境小城……
中苏界湖兴凯湖是冒雨去的。胡耀邦还坐吉普车去了一趟乌苏里江畔的虎头镇。那儿离苏联边境小城伊曼市只有6公里。站在江岸可以看见苏方的建筑和火车的运行。途经地处边境地区的国营农场，胡耀邦和农场的领导同志做了交流。
自从中苏关系恶化以后，中央领导同志很少到这一带来视察工作。这次胡耀邦来考察，受到干部、群众和驻军指战员的热烈欢迎。座谈会上，大家向他反映了不少情况。
绥芬河是中苏边境上又一个重要口岸城市，它和苏联陆路相联。和它相对的是苏联沿海边区的格罗捷阔沃镇，两座城市有两条公路和一条铁路相通，两个火车站相距25公里。
胡耀邦先是登上边防部队某部605高地上的观察哨，了解边境地区的情况。随后和绥芬河领导座谈。绥芬河市委书记回顾了这座边境小城的兴衰史，得出了边境开放就“活”，发展就快，经济就繁荣的结论。他对胡耀邦说，1922年绥芬河边境开放时，居民达五六万人，店铺有250家之多，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商人来这里做买卖，一度被称为“国际商业都市”。1933年日本侵占绥芬河，实行封边闭关政策，国内外资本和居民纷纷转移，人口下降到2000多人，变成了闭塞的死镇。现在党和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但是，由于受中苏关系这个大背景的影响，绥芬河还没有活起来，没有繁荣起来。
边境的同志还向胡耀邦介绍了中苏边境贸易的历史沿革和现状。算年头的话，中苏两国边境贸易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和黑龙江省接壤的苏联远东地区，远离苏联中心区域，这里森林、矿藏等资源丰富，原材料工业比较发达，但农业和轻纺工业落后，不少日用品和食品供应短缺。而黑龙江省则与之相反，农业和轻纺工业比较发达，短缺的正是对方比较丰富的那些原材料。这就使双方形成了十分理想的贸易伙伴。在贸易形式上，主要是简便易行的“以物易物”，即你用这堆东西来换我这堆东西，大家平等互利，互通有无。新中国成立后，这种贸易形式依然保持了下来。1958年5月12日，两国贸易部长换文，达成广泛开展两国边境贸易的协议。随后，两国交通部又达成协议，规定在黑龙江、松花江、额尔古纳河、乌苏里江、兴凯湖上，两国的商船为了贸易和其他商务活动，可以互驶对方水域和港岸。这两个协议的实施，使边境贸易更趋活跃。然而9年后，到了1968年，根据中苏关系恶化的现状，双方消账，边境贸易往来就此中断。
胡耀邦听得很仔细，和大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他赞同“开放就活，封闭就死”的观点，赞同“把政治和生意分开”的观点。他指出，中国和苏联除了两国政府间的贸易外，要大力发展边境民间贸易。边境上成千上万的专业户，都可以搞对苏贸易。他要求绥芬河市的贸易公司主动行动，恢复和对方的边境贸易。他说，我们的蔬菜、水果、饮料等副食品和日用工业品很多，和他们以物易物，换回我们需要的东西。他强调，这件事你们自己定就是了，不要老是向上请示。和海关、边检打个招呼，让他们支持。他说，他最担心的就是有些人把什么都“把得死死的”。他几次提到，我们有些事没办好，就总怪天老爷，其实问题不在天老爷，在官老爷，省里的官老爷，北京的官老爷。他还说，中央的规定不能太具体，中央只能规定一些大框框，你的工业怎么搞，农业怎么搞，不结合实际可能抓不到点子上去，总之，中央的大框框必须结合你的具体特点，你们要有创造性。他讲到了江苏省长顾秀莲，说她有创造性，敢想敢干，她能干，你们也能干。他算了一笔账后说，苏联远东地区3个州有500多万人口，要能做到每年同他做1000万吨的生意就好了，黑龙江的经济就活多了。
为了消除隔阂，营造融洽的气氛，胡耀邦希望边境的同志在同苏方交往中，要表现出大方、热情，多谈家常，多交心，多交朋友，不要板着脸做生意，不要以为只有板着面孔才是坚持原则，也不要直接谈政治，可以在谈生意中带政治。他说，多送点礼品没有关系，犯不了错误。他还指出，做生意要从长远利益出发，讲信誉，不要老想着占便宜。对苏方人员提出到我方人员家做客和邀请我方人员到他们家做客，我们不敢答应的问题，胡耀邦明确表示，有什么不敢答应的，这方面的思想要解放。他说，邓小平访问美国，到基辛格家做客，反应很好嘛。
胡耀邦对军队支持边贸和开展双边友好活动也提出了要求。他在多个场合讲到，边疆要保卫，警惕性要高，这是必须的。但也不要老是怀疑苏方人员一来就是搞情报的。现在双方往来太少，要多交往，要把友好交往的权放开。友谊比任何导弹的威力都大。
一路上，胡耀邦对改革分配制度、推行家庭农场、加强科研工作、发展粮食和木材深加工等，也讲了许多重要意见。
胡耀邦回到北京的第2天，龙江人就行动起来了。
黑龙江上沉积了那么多年的厚厚的坚冰，就这样渐渐地融化了！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中苏边境地区的人民迎来了又一次解放，这里重又呈现和平、繁荣的景象。这里不再是“死胡同”，而是对外开放的第一线了……
边疆变了，边境地区的干部群众多么希望胡耀邦再来看看啊！
可他来不了了。但他的精、气、神留在了这里，他从没有离开过这里，他关注着这里每一天的变化，当年考察的时候，他肯定预见到改革开放之后的边境地区会有今天的！
（责任编辑 李秀江）
1984年8月9日上午7点半，我刚走进办公室，就接到通知：马上到省委报到，有任务布置。原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明天中午到哈尔滨，要到中苏边境视察，让我随行采访。我意识到这次任务的分量之重：中苏关系恶化几十年了，中苏边境地区一直处于死气沉沉的“冰冻”状态，而此时，全国许多地方改革开放的浪潮已经兴起，这里的局面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可怎样才能“解冻”呢？胡耀邦此行的目的正在这里。
1984年8月11日中午时分，胡耀邦总书记悄然出现在了中苏边境的黑龙江边。
这条界江的两边，已然对峙了20多年。
这里是军事前沿。苏联的炮舰就横陈在江的对岸。胡耀邦乘坐的直升飞机只能降落在离边境城市黑河还有几十公里的一片空地上。驱车一到黑河，顾不上一路颠簸，胡耀邦就匆匆来到黑龙江边。环顾黑河市，眺望一江之隔的苏联边城布拉格维申斯克，想着彼此20多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冰封”局面，胡耀邦禁不住陷入了沉思：这里应该怎样打破僵局，怎样跟上全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这里的人民应该怎样尽快富起来呢？
作为随行的新华社记者，我注视着总书记的举动和神情。
胡耀邦是从北戴河赶来的。时值盛夏，中央安排在一线工作的同志“半工作，半休息”。可他说：“歇不下来。”他无时不在想着他的祖国和人民。警卫人员告诉我，他在北戴河躺在胶皮圈上一边划水，一边唱“我的中国心”。年前，他去了趟深圳，看到改革开放给这座边陲小镇带来的巨大变化，真是满心欢欣。然而，对比一片沉寂的北国边疆，又不免焦虑起来。多少年了，中央领导没有到那一带去过。他决定到那里走走。他深信，改革开放的春风一定能消融黑龙江上那厚厚的冰层！
胡耀邦第一站来到黑河。在中苏边境绵延数千公里的边境线上，黑河和布拉维申斯克是唯一两座隔江相望的城市。他选定这里作为“突破口”。
在江边，登上解放军边防某部八连6层楼高的观察哨，胡耀邦举起望远镜，仔细瞭望对岸，布拉格维申斯克高耸的电视发射塔、整齐的街道、新建的十几层的楼房、宽敞而又漂亮的广场，一一尽收眼底。他把望远镜转过来，看了一遍黑河市，陈旧矮小的房子，狭窄的街道，看不到新的建筑。“不行，破破烂烂的，和人家比差远了！”他不由得摸了一把脸，说：“这里搞不好，脸上无光！”
黑河的同志告诉胡耀邦，五六十年代，两座城市的情况差不多，差距是60年代以后拉开的。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政府增加投资，把布拉格维申斯克当做摆在中国面前的“橱窗”来建设。而我们，一方面是“文革”动乱耽误了，另一方面是担心中苏两国会打仗，总觉得一旦开火，黑河首当其冲，建设好了也没用。就这样，黑河的建设拖下来了。
当天晚上，胡耀邦和黑河地区的领导同志座谈，反复探讨怎样尽快改变黑河这个“窗口”的面貌。一张边境地图铺在地上，胡耀邦拿出眼镜戴上，蹲在地图前，边看边问黑河地区的情况，询问到对面参加过“会晤”的部队的同志关于布拉格维申斯克的情况、苏方军队的情况和苏联中下层军官对我们的态度怎么样，等等。
长期的封闭，使这里成为“死胡同”，交通闭塞，信息不畅；然而这里又是“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的第一线”，人们思想紧张，时时要保持警惕，事事要请示上面。经年累月，不仅严重影响经济的发展，也使人们的思想观念趋于拘谨和保守。
胡耀邦边听边思考边发表见解。他明确地说：“中苏之间的仗打不起来。”他要求边境地区的干部群众放下这个包袱，想办法把建设的速度加快一点，“建设好了，仗就更打不起来了！”
他强调，两国人民之间要讲友谊，中下层的工作要放开手脚干。“越做工作，苏联人民就越怀念两国友好的时候，反之，越不做工作，感情上就越淡薄”。他问大家：是解放思想放开手脚做好呢，还是不放开好？大家都说：放开好。
怎样把建设搞得快一些，胡耀邦要求下放权力，不要统，要搞开放政策，聘请专家，发展专业户，开展边境贸易，把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
他背诵了列宁的一段话：“现在对我们来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等于官僚主义的空想。”他说：“我们不要追求这种空想。”他指出，我们马克思主义水平高，可连列宁的这个话也不懂。我们搞计划的办法走不通了，再搞下去不得了。他说：我们国家这样大，怎么能搞无所不包的计划？我们没这个本事，一万个毛主席也不行。你们地委也不要“无所不包”，因为你们包不了，而是要搞好指导……
座谈持续到11点多钟。胡耀邦回屋后，灯光又亮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在准备明天在黑河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第二天，8月12日，天气很好。早晨7点多钟，当地大约二百来名干部，聚集在一间简陋的会议室里。前面放一排桌子，算作主席台。没有配话筒，以防对面苏联能接收到。胡耀邦坐下，从兜里掏出一张纸，上面有几行铅笔字。他微笑地望着大家，一开口说了8个字：“南有深圳，北有黑河。”会场一片寂静。谁也没想到，总书记一上来会把沉寂闭塞的黑河和热火朝天的深圳相提并论。他解释说，这是我的一个题目。两个地方大体上意义差不多。
停顿一下，他说：“来到这里，首先向为开拓边疆、保卫边疆尽了力、做出过贡献的同志们问好和致敬！”
接着，他提了个问题：“我国和12个国家为邻，那么我们的边境上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呢？” 环顾了一下会场，胡耀邦说：“守卫在边疆的同志，包括地方的干部、军队和公安的同志，应该明确我国与邻国关系的总的方针，归纳起来主要是4句话，32个字。第一句话，争取长期睦邻友好，不要打仗嘛。第二句话，坚决反对任何侵略。假使有人要来扩张我们，我们不怕，坚决斗争到底。第三句话，不要别国一寸土地。第四句话，不给别国一寸土地。”
之后，胡耀邦简略地讲了中俄瑷珲条约，讲了麦克马洪线，讲了香港回归问题，讲了中越自卫反击战，最后讲了他最近访问日本，接触了各方面人士，尤其是日本青年，认为和日本长期友好相处的可能性很大。
讲到这儿，胡耀邦把思路拉回到眼前一江之隔的苏联——从60年代开始，70年代、80年代，苏联领导者一直反对我们，有个时期好一阵子，但没根本好转。
他搞老子天下第一、搞老大哥，谁都要听他的，其实就是搞大国霸权主义……
当然，六七十年代我们有些对策也不十分妥当，有些事也不该这么做。比如，批评人家的对内政策。粉碎“四人帮”，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改过来了，因为我们讲不准，议论不好，就要犯主观主义和干涉人家内政的错误。
那么，苏联反对我们，是不是下了决心，做了准备，要进攻我们，出兵几十万打到北京、上海呢？我看这个决心他从来没有下过，他不敢下这个决心。中国这么大块地方，你派几十万人，能占领多少地方？你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扶持一个什么卡尔迈勒，你什么五百万人，我看一千万人也不够，他没那么多兵，不可能有那么多兵。对这个问题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他飞机当然多啊，舰船、坦克、大炮比我们强得多，但我们国土大，他不敢随便来的，“恐苏病”毫无根据……因此，在中苏边境工作的同志，要拿出许多生动的理由来教育干部、群众，中苏之间仗打不起来。和邻国，我们的原则是争取同人家长期友好相处，这也包括苏联。
还有一个问题要区别开来，就是不能把苏联领导人错误的对外政策，同他下面的干部混为一谈，这不是一码事。他下面的干部有跟着错误政策走的，也有不少人怀疑的。上层斗，下层不要斗。人民之间要多讲友谊。
会场静静的，大家听得很认真，也很仔细。多少年来，中苏边境地区的人们盼的就是来自中央的新精神、新声音！
讲了32字方针后，胡耀邦设了一问：“边疆的同志怎样创造性地执行好这个方针呢？”
没等下面的同志回答，他“霍”地站了起来，打着手势，说道——
一、把经济搞上去。军队也要协助地方把经济搞上去。黑河地区土地肥美，产粮多，木材多，条件很好。怎样发挥自己的优势，明年怎么办，1990年怎么办，大家想办法，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同心协力干。把经济搞上去，国防、边防也就巩固了，和苏联和平友好的可能性就更增强了。
二、必须把黑河市建设好。近几年你们有成绩，工作辛苦了，我向你们鞠躬。但对黑河市现在的建设，我只能摇头，这是讲实话，讲真话。20多年来，我们轻视这个地方了。改变这里的面貌，要求你们太急了办不到，但3年不行5年，总要变个面貌，不是一般地变，而是要敢于和对面比。现在深圳人扬眉吐气，没有人往香港跑，而是前些年跑过去的人往回跑。深圳人说：“回来可以，但要写个检讨。”总之，你们大家想办法，大家出力，军队要出力，地方要出力，国家、中央、省上都要出力，把黑河这个地方搞好了，有国际意义，要办好我们这个“窗口”。
三、对苏联人民、苏联中下层干部，要有正确的态度，要解放思想，大胆工作，要讲友好。人民军队总是主张友好的，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永存的。苏联是列宁的故乡，他们广大干部对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是有感情的，正如我们的广大干部、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对苏联有感情是一样的。要好好地讲清楚，从各方面来改进。对苏联领导人的错误政策我们要抵制，要反对，混进特务来捣乱要坚决查处，但对他们的干部、人民要好好地尊重，欢迎他们来参观，接待好，招待好，介绍好情况。这些工作要放开手来干。我总觉得我们现在不放手，太拘谨。我们的优势，第一是政策对头；第二是轻工业、农业生产比他们好得多，介绍情况嘛，热情欢迎嘛，热情接待嘛。这不会犯什么错误。相反，只会有助于他们了解中国情况，提高他们的辨别能力，究竟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正确的，还是他们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重要。我们现在正发愁嘛，大豆、玉米积压严重，都拿出来嘛。他那里每年缺两三千万吨粮食，肉也缺，水果也缺，西瓜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要很快地准备，你们的工作做得好，他们地方干部要求同我们贸易的积极性就高。所以要好好地做工作，大方一些，大胆一些，出不了乱子。他们那边出了什么事，遭了什么灾，什么抢险啦，我们这边要主动过去帮助。总之，中苏友好关系从下面搞起，这要当做一件重大的政治任务来办。
最后，胡耀邦把话题又拉回到开头的8个字，又把黑河和深圳联了起来。他微笑地望着大家，说：“南有深圳，北有黑河，能不能比翼齐飞？”
安静的会场，一下子响起了一片兴奋的议论声。
“5年不行，8年行不行？”胡耀邦大声地问大家，“不要怕困难，把黑河建设好，有可能和南面的深圳媲美！”
他的话音刚落，会场上立刻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这是发自中苏边境地区干部内心深处的掌声啊！
这些长期在中苏边境这一敏感地区工作的干部，思想上是背了一些包袱的。这里是“反修”第一线，不能出事，出点事就是大事，就是捅天的……因此，他们处处谨慎，想的就是怎样维护好现状。进入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使外面的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这里的气氛仍然是沉闷的、甚或是压抑的……
而总书记的到来给他们带来了清醒的风！
与会干部们的脸上都露出了久违的、爽快而又会心的笑容！
这以后的几天里，碰到下雨我们坐火车，天晴就乘直升飞机，昼夜兼程，沿着边境线到了伊春、同江、虎林、密山、绥芬河、牡丹江等县、市。
8月14日上午，我们乘直升飞机从三江平原上的洪河农场抵达同江县城。在这个边境小城了解情况后，下一站就去乌苏里江边的抚远县，这是“我国最早迎接太阳升起的地方”，江对岸是苏联的远东地区。 此刻，祈盼着总书记去的抚远县领导无奈地急告：遭遇大雨，县城已被洪水围困，进不来，出不去，已成孤岛！获知信息，在同江县招待所的胡耀邦思考片刻，说：拿纸来，抚远去不了了，给他们写几个字。桌上铺开了纸张，他将毛笔蘸了墨汁后，提起笔思索着，又抬起头，微笑着望着围着他的七八个人，没想到眼光转到我的脸上后停了下来，
“小伙子”，胡耀邦招呼我：“你说说，写什么好？”我感到很突然，因事先没有准备，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可又“盛情难却”，便脱口说到：“这里是最早迎接阳光的地方。”“不行！不行！”胡耀邦连连摇头。停顿了一会儿，胡耀邦落笔了——“英雄的东方第一哨”，8个道劲的大字一挥而就。原来他要给守卫抚远的边防部队题词。我不知其意，瞎冒了一炮，怪不好意思的。不过我拍摄下了他题词的珍贵镜头。
午饭后，直升飞机起飞，向虎林县飞去，途中特意绕到抚远上空盘旋了一圈儿，从空中俯瞰了这个被洪水围困的边境小城……
中苏界湖兴凯湖是冒雨去的。胡耀邦还坐吉普车去了一趟乌苏里江畔的虎头镇。那儿离苏联边境小城伊曼市只有6公里。站在江岸可以看见苏方的建筑和火车的运行。途经地处边境地区的国营农场，胡耀邦和农场的领导同志做了交流。
自从中苏关系恶化以后，中央领导同志很少到这一带来视察工作。这次胡耀邦来考察，受到干部、群众和驻军指战员的热烈欢迎。座谈会上，大家向他反映了不少情况。
绥芬河是中苏边境上又一个重要口岸城市，它和苏联陆路相联。和它相对的是苏联沿海边区的格罗捷阔沃镇，两座城市有两条公路和一条铁路相通，两个火车站相距25公里。
胡耀邦先是登上边防部队某部605高地上的观察哨，了解边境地区的情况。随后和绥芬河领导座谈。绥芬河市委书记回顾了这座边境小城的兴衰史，得出了边境开放就“活”，发展就快，经济就繁荣的结论。他对胡耀邦说，1922年绥芬河边境开放时，居民达五六万人，店铺有250家之多，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商人来这里做买卖，一度被称为“国际商业都市”。1933年日本侵占绥芬河，实行封边闭关政策，国内外资本和居民纷纷转移，人口下降到2000多人，变成了闭塞的死镇。现在党和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但是，由于受中苏关系这个大背景的影响，绥芬河还没有活起来，没有繁荣起来。
边境的同志还向胡耀邦介绍了中苏边境贸易的历史沿革和现状。算年头的话，中苏两国边境贸易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和黑龙江省接壤的苏联远东地区，远离苏联中心区域，这里森林、矿藏等资源丰富，原材料工业比较发达，但农业和轻纺工业落后，不少日用品和食品供应短缺。而黑龙江省则与之相反，农业和轻纺工业比较发达，短缺的正是对方比较丰富的那些原材料。这就使双方形成了十分理想的贸易伙伴。在贸易形式上，主要是简便易行的“以物易物”，即你用这堆东西来换我这堆东西，大家平等互利，互通有无。新中国成立后，这种贸易形式依然保持了下来。1958年5月12日，两国贸易部长换文，达成广泛开展两国边境贸易的协议。随后，两国交通部又达成协议，规定在黑龙江、松花江、额尔古纳河、乌苏里江、兴凯湖上，两国的商船为了贸易和其他商务活动，可以互驶对方水域和港岸。这两个协议的实施，使边境贸易更趋活跃。然而9年后，到了1968年，根据中苏关系恶化的现状，双方消账，边境贸易往来就此中断。
胡耀邦听得很仔细，和大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他赞同“开放就活，封闭就死”的观点，赞同“把政治和生意分开”的观点。他指出，中国和苏联除了两国政府间的贸易外，要大力发展边境民间贸易。边境上成千上万的专业户，都可以搞对苏贸易。他要求绥芬河市的贸易公司主动行动，恢复和对方的边境贸易。他说，我们的蔬菜、水果、饮料等副食品和日用工业品很多，和他们以物易物，换回我们需要的东西。他强调，这件事你们自己定就是了，不要老是向上请示。和海关、边检打个招呼，让他们支持。他说，他最担心的就是有些人把什么都“把得死死的”。他几次提到，我们有些事没办好，就总怪天老爷，其实问题不在天老爷，在官老爷，省里的官老爷，北京的官老爷。他还说，中央的规定不能太具体，中央只能规定一些大框框，你的工业怎么搞，农业怎么搞，不结合实际可能抓不到点子上去，总之，中央的大框框必须结合你的具体特点，你们要有创造性。他讲到了江苏省长顾秀莲，说她有创造性，敢想敢干，她能干，你们也能干。他算了一笔账后说，苏联远东地区3个州有500多万人口，要能做到每年同他做1000万吨的生意就好了，黑龙江的经济就活多了。
为了消除隔阂，营造融洽的气氛，胡耀邦希望边境的同志在同苏方交往中，要表现出大方、热情，多谈家常，多交心，多交朋友，不要板着脸做生意，不要以为只有板着面孔才是坚持原则，也不要直接谈政治，可以在谈生意中带政治。他说，多送点礼品没有关系，犯不了错误。他还指出，做生意要从长远利益出发，讲信誉，不要老想着占便宜。对苏方人员提出到我方人员家做客和邀请我方人员到他们家做客，我们不敢答应的问题，胡耀邦明确表示，有什么不敢答应的，这方面的思想要解放。他说，邓小平访问美国，到基辛格家做客，反应很好嘛。
胡耀邦对军队支持边贸和开展双边友好活动也提出了要求。他在多个场合讲到，边疆要保卫，警惕性要高，这是必须的。但也不要老是怀疑苏方人员一来就是搞情报的。现在双方往来太少，要多交往，要把友好交往的权放开。友谊比任何导弹的威力都大。
一路上，胡耀邦对改革分配制度、推行家庭农场、加强科研工作、发展粮食和木材深加工等，也讲了许多重要意见。
胡耀邦回到北京的第2天，龙江人就行动起来了。
黑龙江上沉积了那么多年的厚厚的坚冰，就这样渐渐地融化了！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中苏边境地区的人民迎来了又一次解放，这里重又呈现和平、繁荣的景象。这里不再是“死胡同”，而是对外开放的第一线了……
边疆变了，边境地区的干部群众多么希望胡耀邦再来看看啊！
可他来不了了。但他的精、气、神留在了这里，他从没有离开过这里，他关注着这里每一天的变化，当年考察的时候，他肯定预见到改革开放之后的边境地区会有今天的！
（责任编辑 李秀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