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媛”和“名媛”是不容搞混的两种人。“媛”是秀外慧中的闺阁之秀，而当“媛”有了“名”，大概就不成其为“媛”了。
　　


　　近年来，台湾的所谓“名媛”八卦，多得难以计数。只要女人敢曝光，媒体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不管什么人都称为“名媛”。而且有些女人确实也拼尽办法，争取曝光机会，以跻身“名媛”之列为毕生宏愿。
　　于是，一堆穿名牌、高曝光的“名媛”新闻不断出现，而且多半还是相当主动地出现。像陈敏薰、王筱婵、孙芸芸、江承、何丽玲、许纯美、吴玟萱……等皆成了“名媛”。现在已成了很畸型的“名媛时代”。最近，一个“名媛”以将近８００万（新台币）的天价买了一只手表，并引发一连串八卦，仅此一事即堪为“名媛时代”最好注脚。
　　
　　“名媛”实指姬妾娼妓
　　《说文》曰：“媛，美女也，人所欲援也，从女爰声，诗曰‘邦之媛兮’。”因此，所谓“媛”者，指的是那种每个人都想爰引为己有的美女类型。以前许多人替自己的女儿取“媛媛”这样的小名，也是希望她秀外慧中的意思。
　　不过，古代中国一向闺范严谨，礼教谨慎。官宦缙绅之家的女儿，除了偶尔在庙会或灯节的时候，可以在重重仆妇婢女簇拥下到庙里烧香礼佛，以及在自家窗台欣赏灯会等之外，其实很少有抛头露面的机会。既不抛头露面，当然不可能出名，正常家庭当然不可能出所谓的“名媛”、“名姝”。
　　把“名”这个称呼加诸女人身上，这种女人当然就是那些可以抛头露面的姬妾或高等妓女了，如“名媛”和“名姝”、“名姬”、“名妓”、“名花”等。宋代文天祥的《名姝吟》里即曰：“名姝从何来，皎妾出神京。”就是最好的说明例证。
　　因此，“媛”和“名媛”，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上海选美的“美丽误会”
　　由“媛”和“名媛”的不同，我们可以举１９４６年上海所办的全中国第一次选美比赛——“上海小姐选美活动”所造成的“美丽的误会”作为例证。
　　１９４６年江苏北部出现水灾，３００万人流离失所，当时全国各地纷纷成立“救济苏北难民捐款组织”。而在上海，则由三大闻人之一，脚跨黑白两道的杜月笙出面，成立了“苏北难民救济协会上海市筹募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最先靠举办足球义赛募款，门票及冠军球拍卖的款项全数捐出，但因达不到募款目标，于是决定再办上海小姐选美活动来募款。
　　


　　该次选美比赛，分为四组：闺阁名媛组、歌星组、舞星组、坤伶组。它的比赛方式是看谁拉到的有价选票最多就是谁当选。也就是说，这场选美比赛，可以说乃是一次参加者的金钱比赛，谁找到出最多钱帮忙买票的干爹干哥者，谁就当选。
　　其中，又以闺阁名媛组最重要，它的第一名即“上海小姐”。
　　在获奖名单里，最值得玩味的，是闺阁名媛组的第一名，即“上海小姐”王韵梅。她是绍兴人，当时２３岁，曾在上海伴舞半年，与上海企业大亨王晓籁有特殊关系，因而住豪宅、穿名牌、吃大菜，并花得起以当时币值计好几亿元来买票。她一人得票６５５００张，第二名才２５４３０张，第三名８５００张。
　　因此，所谓“闺阁名媛”，其实与“闺阁”完全无关，和“名交际花”倒是相差无几。这也是这次“上海小姐”选美，在“名媛”问题闹出的“美丽错误”。
　　
　　镀金时代名媛领风骚
　　自从清末以迄民初，中国内部动荡不已，上海以其地利，遂出现了畸型的繁荣。由于被西洋之风所熏染，上海的女性也在娼妓、歌星、舞女、坤伶等“非典型妇女”带头下，踏入了男子生活的世界。对这些妇女而言，除了金钱之外，没有什么是重要的，只要“敢”，就一切皆可为。而当时的报纸也在“名伶”、“名花”、“名姝”、“名媛”上头不断做文章。
　　那个时代，正是一切皆告崩塌，只有“名”、“利”、“敢”字当道的时代。有诗曰：
　　华筵杂生解裙罗，香泽微闻耗彼殊；
　　仿佛宦家花烛夜，少爷小姐一堂呼。
　　举首咸知众乐场，美人小姐踢门墙；
　　如看一部群芳谱，万种名花标目详。
　　携手同登油璧车，鞭影掩映鬓边鸦：
　　是谁春属同游聘，拥得名花去看花。
　　这样的场景真的只有上海如此吗？答案是，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的阶段，当时美国打完内战，举国经济大扩张，同样也是个“名”、“利”、“敢”字当道的时代。那时有钱人夜夜笙歌，妇女也同样开始抛头露面，为了“利”可以无所不为，为了“名”也同样可以不择手段。
　　在那种奇特的繁荣时代，在政治上被称为“赃掠政治时代”，“鬻官政治”大行、富人当道、强者纵横、奢侈及夸张型消费大盛。美国文豪马克·吐温一本重要小说《镀金时代》，所写的就是这样的时代。
　　
　　八卦满天飞的镀金时代
　　而在那样的时代，我们还必须特别提到温契尔其人。这个人赶上了“镀金时代”的尾巴——即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因而成了美国新闻广播史上的传奇人物。
　　温契尔出身于俄国犹太移民的穷苦家庭，成长于纽约的东哈林区，他自幼辍学，最先跳踢踏舞，而后到一家黄昏画报的小报写“百老汇和我”专栏，声名大噪。后来“赫斯特报系”里的《每日镜报》挖角，温契尔每天为它写“百老汇专栏”。全盛时期，他每天的专栏有２０００家大小报纸采用，主持的广播脱口秀也是当时收听率最高的节目。
　　当时温契尔在纽约的“史塔克俱乐部”有张专属的第５０号桌台，台上有电话，入夜他就去这里消磨，人们不断地到他台前讲自己和别人的八卦，电话也不断响起，各色八卦纷纷而来。他就以记录和发表八卦内幕著称，后被称为“八卦和猥亵新闻的鼻祖”。
　　温契尔的窜起，其实和“镀金时代”人人抢着出名的风气有着密切的关系。“镀金时代”产生了一大群由小人物发迹而成的新富新贵，这些人只要出名就好，不管好名烂名皆可，而温契尔所满足的，就是这种名人名媛出名的欲望。这是一个暴发户式的时代，一切都已瓦解，只有“名”、“利”、“敢”当道，成了最后的标准，“为出名而出名”也就必然出现。当“有名的八卦女”，远远胜过当“默默无闻的闺秀”，纵使出的是“烂名”，但也胜过“无名”。
　　到了今天，台湾尽管与过去的上海有异，但那种“镀金社会”的本质却相差无几。也是“名”、“利”、“敢”当道，出“烂名”总好过“无名”。出了“烂名”之后，好歹可以跻身“名媛”之列，可以上电视亮相，可以主持节目，说不定还可以因此而抬高身价，钓只大金龟。成为“名媛”实在好处太多了?熏怪不得台湾社会主动的“名媛八卦”总是前仆后继，生生不息！
　　“媛”和“名媛”乃是不容搞混的两种人。“媛”是秀外慧中的闺阁之秀，而当“媛”有了“名”，大概就不成其为“媛”了。“名媛”以交际为活动之天地，她们必须不断制造新闻，始能让自己的“名”不被忘记，也因而“名媛”八卦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