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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建国后山西大同市首任市长李铁生初识、交往的经历，都是60多年前的事了。这段难忘的革命情谊一直延续到2003年。60多年来，我与李市长交往的一幕幕情景一直萦绕心头，难以忘怀。
市长亲自来接站
1952年8月，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由于我是党、团员，要起模范表率作用，要求去艰苦地区创业。我服从国家分配来到当时仍隶属于察哈尔省的大同市参加革命工作。这一年，察哈尔省决定在张家口市和大同市各建一所市立中学，归属各市市委、市政府领导。我被分配筹建大同五中。当我从北京乘火车来到大同时，市政府的李铁生市长竟然亲自来车站接我。这足以说明市领导对我这个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是多么重视。当时，我激动得都说不出话来，我心中感到暖烘烘的，并暗下决心一定要加倍努力工作，搞好大同市的教育工作，不负党组织的期望和重托。李铁生市长说：“欢迎你到大同市工作。”我连说：“谢谢！谢谢！”
这是我最初踏上大同市这片革命沃土时，首次见到大同市的领导干部。李铁生留给我的最初印象是：这是一位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没有官架子的领导干部。李市长安排我乘坐他的吉普车来到大同市政府接待处。
照顾我吃小灶
我住的地方距市政府不远，就在马路对面。这样我去市政府办事和来去都方便。有关同志告诉我，市政府领导专门安排我在市政府的小灶餐厅用餐。建国初期，市政府工作人员吃工作餐时分大、中、小灶，我是刚参加革命工作的大学生，按说我应该在大灶用餐，可是市领导却安排我在小灶，同市领导们一起用餐。我考虑可能是我第一次远离北京，初来乍到，生活还不适应；市领导对我的特殊照顾，也是对知识分子的关爱。我心里清楚，这是市领导希望我安心工作、做出成绩。尽管我只享受了几天“小灶殊荣”，就搬到后来选定的校址，正式投入市立中学的筹备工作，但我深感组织的温暖和关怀，从而激励我更加努力地工作。
经过多次的接触和交往，李市长详细了解了我在大学的学习和工作情况，以及我在革命老区参加艰苦土改工作的情况。他相信我能够胜任创办中学的任务，并鼓励我：“要按照自己的思路和办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大胆创新，施展才华，放手去干革命事业，市委和市政府定会重视支持你的工作。”
选定校址
1952年9月初，李铁生市长带领我和有关人员，乘坐吉普车从位于东门的市政府出发，到西门外选定市立中学的校址。那时，西门外地域开阔，荒无人烟。仅有一座新建成的市级机关全日制寄宿幼儿园，别无任何建筑物。这里也没有马路，仅有一条通往口泉矿区的土路。当地老百姓说，解放前这里是乱坟岗，经常有野狼出没。经过调查研究和实地考察后，李市长当即拍板定案，选定这里为市立中学（即当今山西大同三中）的校址。
当时有些人持异议，认为这里太偏僻荒凉，不适宜建学校。实践证明，李市长的决策是正确的。几年后，大同市委和市级机关的办公楼、宿舍区都建在这里。这里修建了几条四通八达的新马路，成为市区通往矿区和著名古迹云冈石窟的枢纽地区。
校址确定后，李铁生还亲自指示建筑公司精心设计和认真施工，明确限期建成校舍，尽快开学。市委书记也多次指示，要把市立中学建成一座社会主义的新型中学。我坚决贯彻执行市委、市政府的指示，尽我所能把这所中学建好。赶在设计施工之前，按照苏联巴甫洛夫教学理论和我大学所学的教育理论和方法，以及参考北京重点中学的先进经验，我在基督教堂办公（兼宿舍）的斗室里，精心制订出了市立中学的建校规划、拟定学校的平面图以及教学计划和各项规章制度等，以使基建工程符合学校教学工作的需求。
在市长家吃饺子、过中秋节
李铁生是我参加革命、踏入社会初识的第一位高级干部。在我这个年轻干部的眼里，我对他不惧怕也不拘束，反而感到他可亲、可敬。我愿意接近他、聆听教诲。无论是工作还是私事，我都愿意向他汇报和倾诉，取得他的指点和帮助。李市长在工作上对我器重和鼓励，在生活上对我关爱和照顾。比如，我每周都要参加市政府办公厅的党小组会，经常要晚上10点多才能散会。由于西门外经常有野狼出没，李市长总是安排他的警卫员怀揣手枪，护送我回学校。
李市长的夫人陈照漪，也是位资深的革命干部。当时担任大同城区区委秘书，后来曾到大同市委宣传部、组织部等任职。陈大姐为人正直、平易近人，担心我生活上不适应，怕我思乡想家，就在生活上对我倍加关爱。节假日，他们家包饺子，总要请我去吃饭。大姐对我说：“你来大同工作，这里就是你的家，你不要客气，有什么需求就对我们说。”那年中秋节，他们请我去家里吃饭、吃月饼，赏月过节。尽管我不喜欢吃胡麻油食品，但盛情难却，我还是愉快地吃了月饼。这是我第一次在异地他乡过中秋节，印象极为深刻。
20世纪60年代初期，李铁生调到省里工作。我有时去省会太原出差或开会，总要去看望他们夫妇。
李铁生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含冤过世。他的夫人陈照漪大姐也经历过很多苦难。“文革”结束后，陈大姐携子女回大同定居。
2002年10月，山西大同三中建校50周年校庆时，我作为学校的创建者，应邀参加这次盛会。这年，陈照漪大姐已是85岁高龄。我去看望她时，畅谈甚欢。这晚，我住在她家，我们亲如姐妹，促膝长谈，谈往事、谈家庭、谈人生、谈未来，一直聊到深夜。没想到，这是我与陈照漪大姐的最后一次长谈。此后不足两年，大姐就离世了。
（责编 兴柱）
市长亲自来接站
1952年8月，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由于我是党、团员，要起模范表率作用，要求去艰苦地区创业。我服从国家分配来到当时仍隶属于察哈尔省的大同市参加革命工作。这一年，察哈尔省决定在张家口市和大同市各建一所市立中学，归属各市市委、市政府领导。我被分配筹建大同五中。当我从北京乘火车来到大同时，市政府的李铁生市长竟然亲自来车站接我。这足以说明市领导对我这个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是多么重视。当时，我激动得都说不出话来，我心中感到暖烘烘的，并暗下决心一定要加倍努力工作，搞好大同市的教育工作，不负党组织的期望和重托。李铁生市长说：“欢迎你到大同市工作。”我连说：“谢谢！谢谢！”
这是我最初踏上大同市这片革命沃土时，首次见到大同市的领导干部。李铁生留给我的最初印象是：这是一位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没有官架子的领导干部。李市长安排我乘坐他的吉普车来到大同市政府接待处。
照顾我吃小灶
我住的地方距市政府不远，就在马路对面。这样我去市政府办事和来去都方便。有关同志告诉我，市政府领导专门安排我在市政府的小灶餐厅用餐。建国初期，市政府工作人员吃工作餐时分大、中、小灶，我是刚参加革命工作的大学生，按说我应该在大灶用餐，可是市领导却安排我在小灶，同市领导们一起用餐。我考虑可能是我第一次远离北京，初来乍到，生活还不适应；市领导对我的特殊照顾，也是对知识分子的关爱。我心里清楚，这是市领导希望我安心工作、做出成绩。尽管我只享受了几天“小灶殊荣”，就搬到后来选定的校址，正式投入市立中学的筹备工作，但我深感组织的温暖和关怀，从而激励我更加努力地工作。
经过多次的接触和交往，李市长详细了解了我在大学的学习和工作情况，以及我在革命老区参加艰苦土改工作的情况。他相信我能够胜任创办中学的任务，并鼓励我：“要按照自己的思路和办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大胆创新，施展才华，放手去干革命事业，市委和市政府定会重视支持你的工作。”
选定校址
1952年9月初，李铁生市长带领我和有关人员，乘坐吉普车从位于东门的市政府出发，到西门外选定市立中学的校址。那时，西门外地域开阔，荒无人烟。仅有一座新建成的市级机关全日制寄宿幼儿园，别无任何建筑物。这里也没有马路，仅有一条通往口泉矿区的土路。当地老百姓说，解放前这里是乱坟岗，经常有野狼出没。经过调查研究和实地考察后，李市长当即拍板定案，选定这里为市立中学（即当今山西大同三中）的校址。
当时有些人持异议，认为这里太偏僻荒凉，不适宜建学校。实践证明，李市长的决策是正确的。几年后，大同市委和市级机关的办公楼、宿舍区都建在这里。这里修建了几条四通八达的新马路，成为市区通往矿区和著名古迹云冈石窟的枢纽地区。
校址确定后，李铁生还亲自指示建筑公司精心设计和认真施工，明确限期建成校舍，尽快开学。市委书记也多次指示，要把市立中学建成一座社会主义的新型中学。我坚决贯彻执行市委、市政府的指示，尽我所能把这所中学建好。赶在设计施工之前，按照苏联巴甫洛夫教学理论和我大学所学的教育理论和方法，以及参考北京重点中学的先进经验，我在基督教堂办公（兼宿舍）的斗室里，精心制订出了市立中学的建校规划、拟定学校的平面图以及教学计划和各项规章制度等，以使基建工程符合学校教学工作的需求。
在市长家吃饺子、过中秋节
李铁生是我参加革命、踏入社会初识的第一位高级干部。在我这个年轻干部的眼里，我对他不惧怕也不拘束，反而感到他可亲、可敬。我愿意接近他、聆听教诲。无论是工作还是私事，我都愿意向他汇报和倾诉，取得他的指点和帮助。李市长在工作上对我器重和鼓励，在生活上对我关爱和照顾。比如，我每周都要参加市政府办公厅的党小组会，经常要晚上10点多才能散会。由于西门外经常有野狼出没，李市长总是安排他的警卫员怀揣手枪，护送我回学校。
李市长的夫人陈照漪，也是位资深的革命干部。当时担任大同城区区委秘书，后来曾到大同市委宣传部、组织部等任职。陈大姐为人正直、平易近人，担心我生活上不适应，怕我思乡想家，就在生活上对我倍加关爱。节假日，他们家包饺子，总要请我去吃饭。大姐对我说：“你来大同工作，这里就是你的家，你不要客气，有什么需求就对我们说。”那年中秋节，他们请我去家里吃饭、吃月饼，赏月过节。尽管我不喜欢吃胡麻油食品，但盛情难却，我还是愉快地吃了月饼。这是我第一次在异地他乡过中秋节，印象极为深刻。
20世纪60年代初期，李铁生调到省里工作。我有时去省会太原出差或开会，总要去看望他们夫妇。
李铁生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含冤过世。他的夫人陈照漪大姐也经历过很多苦难。“文革”结束后，陈大姐携子女回大同定居。
2002年10月，山西大同三中建校50周年校庆时，我作为学校的创建者，应邀参加这次盛会。这年，陈照漪大姐已是85岁高龄。我去看望她时，畅谈甚欢。这晚，我住在她家，我们亲如姐妹，促膝长谈，谈往事、谈家庭、谈人生、谈未来，一直聊到深夜。没想到，这是我与陈照漪大姐的最后一次长谈。此后不足两年，大姐就离世了。
（责编 兴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