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美）范发迪（Fa-ti Fan）著，袁剑译，《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British Naturalists in Qing China： Science， Empire， and Cultural Encounter），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271千字，定价：69元。
中图分类号 N09： Q-9
文献标识码 A
近年来博物学史逐渐成为国际视野下科学史研究的显学之一，这股研究浪潮也渗透到中国。早在2011年，由范发迪著、袁剑译的《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科学、帝国与文化遭遇》（British Naturalists in Qing China： Science， Empire， and Cultural Encounter）出版问世，该著作得到了业内人士的一致好评，被认为是记录中英博物交流的集大成之作，发行不久即售罄。为了进一步推动博物学及相关领域的研究，2018年，译者袁剑对该著作二次编译，译著名也有稍许变化《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图1）。新版译著对比旧版有些变动，细节上更见译者功底，新版的明显不同之处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装帧设计，新版的封面采用硬纸板装帧，书目以16开印刷，对比旧版的平装封面、32开印刷，新版增加了一份厚重感，无形中令读者感到此著作的学术分量。封面上的绘画恰到好处，是古代中国皇帝巡防民间一隅，再现了当时的社会面貌;二是目录编排上更加详细，旧版的一个瑕疵是目录太过简约没有精确到节，不方便查阅。新版克服此漏洞，在目录上力求详备，给读者一目了然之感。此外还有在术语表述、内容增减上的改进，兹不赘述。
该书记录了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期英国博物学家、传教士、探险家等造访中国的过程，还原了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重点是论述了以福里斯特（Forrest）、福特（Ford）、福钧（Fortune）、里夫斯（Reeves）、利文斯通（Livingstone）等人为代表的英国博物学家将中国动植物资源引进到欧洲的过程。该著作属于科学史范畴，却没有堆砌史实，而是从博物学绘画与“文化遭遇”的必然关系、经济植物学与帝国主义的双向关系、汉学与博物学的关系出发，“填补了学界关于非殖民地环境下英国科学实践活动以及18、19世纪国人与西方科学互动的研究空白”（[2]，封底），揭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该著作也是纪实性材料，并在纪实的基础上做了深入研究，引导读者从英国的科考活动表象去反思列强如何试图把中国一步步变为其殖民地的过程。
一 资料充足，言论可靠
中英博物交流史是中英两国在文化、经济、政治交流等方面的一个缩影，这种交流历史悠久，影响深远，为中英两国的博物学、生物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根基。博物学家们勇于探索中国这片未知的新大陆，他们深入中国内地采集各种动植物资源，开启了中英博物交流的道路。鼻祖勇于尝试新领域，后期交流使者风餐露宿、往返于中英之间，才缔造了当今中英博物学交流的一段佳话。这些博物交流大使在中英博物学交流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专业采集者福里斯特、林奈学会会员福特、将茶树从中国引种到印度的福钧、以收集中国动植物标本资料著称的里夫斯、发表数篇中国园艺报告的利文斯通等。随着中英博物交流的逐渐频繁，博物交流范围逐渐扩大至中国和欧洲之间，而在《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中，上述博物交流事迹有迹可循，记录了博物交流的每一历程。此外著作末尾有29位本书常出现的博物学家生平介绍，每位介绍虽未满百字却信息量十足，与细微之中可见著者掌握资料的丰富性以及对于资料的悉心概括，而且这些生平介绍对于后人进行此方面的研究也提供了大量线索。
关于英国在华的博物学研究，清朝后期这一时段常被学者忽略。范发迪先生敢为人先弥补历史研究空白，参考资料异常丰富。薄乃德（Emil Bretschneider）的《欧洲在华植物探索史》（History of European Botanical Discoveries in China）、林奈学生彼得·奥斯贝克（Peter Osbeck）在广州时所见动植物记录《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A Voyage to China and the East Indies）、亨利·埃利斯的《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邱园馆藏的《邱园：皇家植物园历史》（Kew： The History of the Royal Botanical Gardens）等等书信、日记、档案方面的珍贵一手资料出现频率极高。书中所记博物交流历史时间跨度之大，从1644—1911年均有记载。并将博物学的研究扩展到与之相关的汉学、绘画、民俗学、殖民主义等领域，观点公允。
二 注释详尽，严谨治学
该书的特点是注释部分占据相当大的篇幅，甚至很多页面的注释内容超出正文分量。该著作的注释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对内容中某个细节的进一步解释说明，二是对内容出处的标注。第一类注释是对文章内容作介绍、评议的文字，也是对重要细节问题的说明引申。每页注释中经常可见“对于……参见……”字样，是提供给读者的“引申阅读”，拓宽了学者视野。著者将自己对此书理论的诠释给出缘由，并启发学者大胆尝试未知领域并将不同学科嫁接起来。该书序言中提道：“由此更能打破中、西科學史的隔阂，有效地把18、19世纪中国科学史置入全球政治、经济、社会的脉络中，而不再使其沦为西方科学的‘他者’，也不再重复将晚清科学史等同于引进西方科学的陈年故事。”（[2]，序言页6）如第一章论及海上运输植物的技术支撑，提到史料中鲜有的“沃德箱”并做相关说明。又如第三章中提到福琼对中国茶叶资源的掠夺，这是能长篇大论的事件，作者在注释中提供这一事件的重要参考文献，并列出一些重要论点以供读者作进一步研究。再如第四章中对“植物学”“博物学”的术语起源、演变作一简介，满足读者“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求知欲望。注释之中对于前人博物研究工作的总结权威性较强，无一不显示了著者整理史料的专业水准。 对于第二种注释，对内容出处的详细标注是作者著作态度的集中反映。“言必有据”是先人鲁迅关于创作历史小说的原则总结，也是对后人学术研究的劝诫。该著作充分践行了这一点，对文中论据来自哪一文献的哪一页都有详细标明，恪守“不掠人之美”的严谨学术态度。如本著作第28页仅是前六行就有四处注释，都是对论据出处的标注。又如第7页“也雇佣了一名澳门画师和几个可能是华侨的当地高手绘制他的动植物收藏”，仅是这一句话作者列出了两处来源文献，可见作者对于论点的高度负责态度。
三 角度多元，理论新颖
当前学界对博物交流的研究一般侧重于梳理研究成果，如《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1]。但西方博物学与欧洲海洋贸易、帝国主义扩张、东亚文化遭遇等事件之间具有多角度互动关系。非文字交流方式的科学、文化遭遇（如像此书所论述的西方人在华通过目不识丁的农夫获取动植物资源），这种科学、文化资源掠夺方式虽常遭学者忽视，但其在历史进程上扮演的角色一点也逊于文字交流方式的科学遭遇。作者关注到此盲点于书中涉猎殖民科学、编史学、民俗学等，从多角度撑起本书的架构与视野，并将琐碎资料化为有趣故事，摆脱了史学著作枯燥的窠臼，让读者甘之若饴。“文化遭遇”是贯穿整本著作的线索，该著作既注重从内史即植物美学、绘画艺术、汉学等角度梳理英国在华的博物收集的甄选、生物资源的运输等方面，又注重从外史角度解读博物学研究与当时的对外贸易、政治背景、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遵循这一分析思路和视角，此书力图改变单向度的西人考察史论，将中外博物学交流的研究推向了新高度，超越纯粹科学史范畴，理论结合历史细节。
首先表现在探寻博物学与绘画的相互依存关系，该著作从绘画角度透视“文化遭遇”，从艺术史视角深入挖掘博物学对于知识体系的深层次影响[1]。因西人在华的博物学研究由目不识丁、住在穷乡僻壤的当地农夫搜集动植物标本，由居住广州掌握西方绘画技巧的画师画出动植物图鉴，由此导致广州一带洋画坊群集，生意兴隆。“中国画师绘制出兼具科学价值与艺术价值的博物学图画，将西方写实主义传统与中国洋画相结合，洋画成了双方共同制造、传播混合文化产品的媒介。”（[2]，页70）博物收集者要求画师们遵守“科学式的精确”：必须描摹真正的标本并独自完成创作。这些科学图鉴显示了中西方科学和艺术两种不同视觉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3]。因此书中总结东印度公司茶叶督察员约翰·里夫斯（John Reeves）的最大贡献不仅限于其把中国丰富的植物资源输入英国，更在于其间接对于中国洋画产业的贡献。邀请广州画工绘制的博物图画，在当地形成了家族经营，代代相传，流水线式的产业模式。而传入英国的动植物和绘画，对英国人研究中国博物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其次表现在论述帝国知识建构与地方知识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从地方知识视角反思欧洲科学体系的形成。著作中通过描绘中西的互动，如马嘎尔尼使团访华堪称中西文化的首次碰撞，在此次交流活动中西方改变了对清王朝的看法，最重要的是达到了窃取经济之物与农桑情报的目的[4];还比如乡土知识对科学体系的渗透，在华博物学家依赖于在地庶民完成动植物资源的搜集，从而填充大英帝国的博物知识，丰富英国邱园的植物资源。由此可得知殖民者致力于获取博物资源外尝试建构新的博物学分类体系并构筑其科学知识[1]。
最后，展现了汉学与博物学的联合与对话，从汉学角度证实其对博物学研究的重要作用。在华博物学家研究汉学借类似于《植物名实图考》的中文文献，挖掘有助于博物研究的文本信息。例如从历史地理学角度研究植物的地域分布、植物栽种史、现代植物分布等;从地方志搜索到植物根源分布等。由此说明人类历史与现代植物分布密切相关。还有从在华英国人对民俗知识的掌握角度论述博物甄别的浩大工作，并从侧面论述文化遭遇如何助推博物遭遇。
四 思路独特，启发读者
要研究文化遭遇，十分有必要细心重构并分析其情境（殖民环境）、过程（博物收集）与历史行动者（博物学家、庶民等）的动机与行为，才能适当地解释其结果（[2]，序言页4），这个观点贯穿全书。例如，在著作前半部分力图兼顾全球贸易的宏观视野以及在地文化遭遇的微观焦点，在宏观环境的大背景下解析微观理论。以广州作为一个全球性商埠为背景，探索博物学研究中的日常科学实作是如何在这个文化、商品集散地展开，“探索欧洲人如何与扮演着文化中介（cultural agent）角色的当地人进行贸易，将其认为有价值的知识（庶民知识、博物知识、汉学等）传入他们自己的社会”（[2]，序言页4）。
此书以文化遭遇角度为出发点，回顾在华英国人的科考活动以及进行科学实践时如何与各地、各阶层中国人交往的史实，并进而研究中国人参与科学活动的方式（洋画、协助博物收集）。但该书未停留在单一研究博物资源流失的理论探讨上，而是把文化遭遇、殖民主义、科学实践等有机结合起来，因而能够更加深入地剖析博物学与各科学理性观点之间的联系。“其中的论点可推而广之。启发学者也可采取同样的思路来研究在清代中国的其他帝国强权，例如，法国在中国西南地区的统治，俄国在清帝国的西北部的殖民情况等。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以学术的眼光审视年代稍后的日本科学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活动。”（[2]，序言页6）
随着史料研读的深入，范发迪先生于书中呈现出明晰的中西博物学交流图景，但呈现方式并不依赖传统文字材料。书中数十页篇幅展现华人作出的洋画，并于后半部分叙述当地人与洋人的“冲突”，注重史料与历史叙事的复杂关系。本书封底上有数位科学史界翘楚对此著作的研究范式方面给予的评价，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皇家学会会员伯纳德·莱特曼评价此书：“范发迪的学术一丝不苟，注重细节的把握。”《哲学博物学家：十九世纪早期英国生物学中的主题》作者菲利普·雷保克说道：“范发迪于书中还特别论及了科学的图像再现、中国的图式分类法、中国出口画、英國的帝国研究体系以及探索之旅等方方面面的内容。”《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背景》编辑伯纳德·莱特曼所言：“此书为我们提供了在华英国博物学家的权威研究，迫使我们去重新思考我们在研究科学史过程中的某些分类问题，如如何去设想科学与帝国主义、西方博物学家与当地民众之间的关系。”因此此书不仅再现中英博物交流的历史片段，亦是华人反抗外来支配的故事，让后人深思“殖民科学知识的生产并非完全由殖民中心操控，更有赖于被殖民者的合作”[5]。正如序言所言：“本书的论点可推广到当时其他某些科学领域，如地理学、人类学、考古学等。这些科学领域的发展，与欧洲势力渗入世界各地时发生的文化遭遇息息相关。而它们的操作与实践，与博物学类似，常具在地性并受自然人文环境影响。”（[2]，序言页6） 本书结语中所说：“现今对博物学的史学论述总是忽略了某些潮流及研究领域，但这些潮流和研究领域在当时却是极为重要的。”（[2]，页214）此番话语引发学者对于学术研究的思考：如何在已知领域或横向或纵向地对未知领域进行探索并得出崭新学术收获，这倒不失为另辟蹊径的学术研究方式。
五 反思历史，着眼未来
该书的重要价值不仅是要展示博物侵略随之带来的文化遭遇，更重要的是唤醒国人的危机意识和保护意识：“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通过对此书英国在华进行博物收集工作的总结并结合后期中国博物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对比出，博物收集出现了后来居上的逆转，甚至对中国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一方面是造成了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植物交易营业额的减少，如植物收集史上的元老级人物——福琼，1859年在松萝山、武夷山等茶区采集茶种和幼苗，通过沃德箱成功运输23892珠幼小植株和大约17000个发芽的种子至印度阿萨姆和锡金，建立了茶叶种植产业，将中国制茶产业完整复制到印度，使之成为19世纪后半叶北印度主要的出口产业之一，造成19世纪60年代起印度在世界茶叶市场上的贸易额比重不断提升，因而中国的茶叶贸易额被不断打压（[6]，页125—126，页164—190）。为此，科研机构应认识到在生物资源保护方面工作的不足，此书也为当今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海关、林业局、植物园等单位在生物资源的引进出口方面提供重要借鉴，科研机构应加大生物资源保护力度，提升动植物资源的杂交培育成功率。另一方面，通过对本书细节的深入探究可知，列强借科考活动一步步将中国沦为其殖民地，英国美其名曰科学考察，在中国的博物收集工作过程中的海岸线测量、军备力量的考察、国民的生活习性观察、和当地人的交流等都是为了日后的侵略做准备，如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中国南海进行水文调查，为方便其后期进行商业侵略[7]。该书侧面反映出的历史教训，不仅给肩负动植物资源保护使命的机关事业单位敲响警钟，更是唤醒后人文化保护与动植物保护同等重要的意识。
著者范发迪先生跨学科勇于尝试，创新研究方法，驻扎英国邱园逐一辨识手写体档案材料笔耕不辍。译者袁剑博士历时两年“如精卫填海般，历数世之力方能达旷世之功”，于博士论文答辩前夕的紧迫时刻再次修订付梓成书。两位学者忘我投入的学术精神以及兢兢业业的学术态度，正是对此巨著为何能获得学界大力肯定的强有力说明。
参考文献
[1] 王楠. 帝国之术与地方知识近代博物学研究在中国[J]. 江苏社会科学， 2015， （6）： 236—244.
[2] 范发迪. 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著[M]. 袁剑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3]石延平. 博物风尚与中国经验[J]. 中国图书评论， 2012， （10）： 69—75.
[4]刘为民. 论马嘎尔尼访华与乾隆贡品的“科普”分歧[J]. 科学对社会的影响， 2007， （3）： 60—64.
[5]祝平一. 《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读后感（七）：评介Fa-ti Fan， British Naturalists in Qing China： Science， Empire and Cultural Encounter[J].新史學， 2005， （9）： 181—186.
[6]马斯格雷夫， 马斯格雷夫. 改变世界的植物[M]. 董晓黎译. 太原： 希望出版社， 2005.
[7]游博清. 英国东印度公司与南中国海水文调查（1779—1833）[J]. 自然科学史研究， 2015， 34 （1）： 61—73.
中图分类号 N09： Q-9
文献标识码 A
近年来博物学史逐渐成为国际视野下科学史研究的显学之一，这股研究浪潮也渗透到中国。早在2011年，由范发迪著、袁剑译的《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科学、帝国与文化遭遇》（British Naturalists in Qing China： Science， Empire， and Cultural Encounter）出版问世，该著作得到了业内人士的一致好评，被认为是记录中英博物交流的集大成之作，发行不久即售罄。为了进一步推动博物学及相关领域的研究，2018年，译者袁剑对该著作二次编译，译著名也有稍许变化《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图1）。新版译著对比旧版有些变动，细节上更见译者功底，新版的明显不同之处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装帧设计，新版的封面采用硬纸板装帧，书目以16开印刷，对比旧版的平装封面、32开印刷，新版增加了一份厚重感，无形中令读者感到此著作的学术分量。封面上的绘画恰到好处，是古代中国皇帝巡防民间一隅，再现了当时的社会面貌;二是目录编排上更加详细，旧版的一个瑕疵是目录太过简约没有精确到节，不方便查阅。新版克服此漏洞，在目录上力求详备，给读者一目了然之感。此外还有在术语表述、内容增减上的改进，兹不赘述。
该书记录了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期英国博物学家、传教士、探险家等造访中国的过程，还原了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重点是论述了以福里斯特（Forrest）、福特（Ford）、福钧（Fortune）、里夫斯（Reeves）、利文斯通（Livingstone）等人为代表的英国博物学家将中国动植物资源引进到欧洲的过程。该著作属于科学史范畴，却没有堆砌史实，而是从博物学绘画与“文化遭遇”的必然关系、经济植物学与帝国主义的双向关系、汉学与博物学的关系出发，“填补了学界关于非殖民地环境下英国科学实践活动以及18、19世纪国人与西方科学互动的研究空白”（[2]，封底），揭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该著作也是纪实性材料，并在纪实的基础上做了深入研究，引导读者从英国的科考活动表象去反思列强如何试图把中国一步步变为其殖民地的过程。
一 资料充足，言论可靠
中英博物交流史是中英两国在文化、经济、政治交流等方面的一个缩影，这种交流历史悠久，影响深远，为中英两国的博物学、生物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根基。博物学家们勇于探索中国这片未知的新大陆，他们深入中国内地采集各种动植物资源，开启了中英博物交流的道路。鼻祖勇于尝试新领域，后期交流使者风餐露宿、往返于中英之间，才缔造了当今中英博物学交流的一段佳话。这些博物交流大使在中英博物学交流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专业采集者福里斯特、林奈学会会员福特、将茶树从中国引种到印度的福钧、以收集中国动植物标本资料著称的里夫斯、发表数篇中国园艺报告的利文斯通等。随着中英博物交流的逐渐频繁，博物交流范围逐渐扩大至中国和欧洲之间，而在《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中，上述博物交流事迹有迹可循，记录了博物交流的每一历程。此外著作末尾有29位本书常出现的博物学家生平介绍，每位介绍虽未满百字却信息量十足，与细微之中可见著者掌握资料的丰富性以及对于资料的悉心概括，而且这些生平介绍对于后人进行此方面的研究也提供了大量线索。
关于英国在华的博物学研究，清朝后期这一时段常被学者忽略。范发迪先生敢为人先弥补历史研究空白，参考资料异常丰富。薄乃德（Emil Bretschneider）的《欧洲在华植物探索史》（History of European Botanical Discoveries in China）、林奈学生彼得·奥斯贝克（Peter Osbeck）在广州时所见动植物记录《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A Voyage to China and the East Indies）、亨利·埃利斯的《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邱园馆藏的《邱园：皇家植物园历史》（Kew： The History of the Royal Botanical Gardens）等等书信、日记、档案方面的珍贵一手资料出现频率极高。书中所记博物交流历史时间跨度之大，从1644—1911年均有记载。并将博物学的研究扩展到与之相关的汉学、绘画、民俗学、殖民主义等领域，观点公允。
二 注释详尽，严谨治学
该书的特点是注释部分占据相当大的篇幅，甚至很多页面的注释内容超出正文分量。该著作的注释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对内容中某个细节的进一步解释说明，二是对内容出处的标注。第一类注释是对文章内容作介绍、评议的文字，也是对重要细节问题的说明引申。每页注释中经常可见“对于……参见……”字样，是提供给读者的“引申阅读”，拓宽了学者视野。著者将自己对此书理论的诠释给出缘由，并启发学者大胆尝试未知领域并将不同学科嫁接起来。该书序言中提道：“由此更能打破中、西科學史的隔阂，有效地把18、19世纪中国科学史置入全球政治、经济、社会的脉络中，而不再使其沦为西方科学的‘他者’，也不再重复将晚清科学史等同于引进西方科学的陈年故事。”（[2]，序言页6）如第一章论及海上运输植物的技术支撑，提到史料中鲜有的“沃德箱”并做相关说明。又如第三章中提到福琼对中国茶叶资源的掠夺，这是能长篇大论的事件，作者在注释中提供这一事件的重要参考文献，并列出一些重要论点以供读者作进一步研究。再如第四章中对“植物学”“博物学”的术语起源、演变作一简介，满足读者“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求知欲望。注释之中对于前人博物研究工作的总结权威性较强，无一不显示了著者整理史料的专业水准。 对于第二种注释，对内容出处的详细标注是作者著作态度的集中反映。“言必有据”是先人鲁迅关于创作历史小说的原则总结，也是对后人学术研究的劝诫。该著作充分践行了这一点，对文中论据来自哪一文献的哪一页都有详细标明，恪守“不掠人之美”的严谨学术态度。如本著作第28页仅是前六行就有四处注释，都是对论据出处的标注。又如第7页“也雇佣了一名澳门画师和几个可能是华侨的当地高手绘制他的动植物收藏”，仅是这一句话作者列出了两处来源文献，可见作者对于论点的高度负责态度。
三 角度多元，理论新颖
当前学界对博物交流的研究一般侧重于梳理研究成果，如《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1]。但西方博物学与欧洲海洋贸易、帝国主义扩张、东亚文化遭遇等事件之间具有多角度互动关系。非文字交流方式的科学、文化遭遇（如像此书所论述的西方人在华通过目不识丁的农夫获取动植物资源），这种科学、文化资源掠夺方式虽常遭学者忽视，但其在历史进程上扮演的角色一点也逊于文字交流方式的科学遭遇。作者关注到此盲点于书中涉猎殖民科学、编史学、民俗学等，从多角度撑起本书的架构与视野，并将琐碎资料化为有趣故事，摆脱了史学著作枯燥的窠臼，让读者甘之若饴。“文化遭遇”是贯穿整本著作的线索，该著作既注重从内史即植物美学、绘画艺术、汉学等角度梳理英国在华的博物收集的甄选、生物资源的运输等方面，又注重从外史角度解读博物学研究与当时的对外贸易、政治背景、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遵循这一分析思路和视角，此书力图改变单向度的西人考察史论，将中外博物学交流的研究推向了新高度，超越纯粹科学史范畴，理论结合历史细节。
首先表现在探寻博物学与绘画的相互依存关系，该著作从绘画角度透视“文化遭遇”，从艺术史视角深入挖掘博物学对于知识体系的深层次影响[1]。因西人在华的博物学研究由目不识丁、住在穷乡僻壤的当地农夫搜集动植物标本，由居住广州掌握西方绘画技巧的画师画出动植物图鉴，由此导致广州一带洋画坊群集，生意兴隆。“中国画师绘制出兼具科学价值与艺术价值的博物学图画，将西方写实主义传统与中国洋画相结合，洋画成了双方共同制造、传播混合文化产品的媒介。”（[2]，页70）博物收集者要求画师们遵守“科学式的精确”：必须描摹真正的标本并独自完成创作。这些科学图鉴显示了中西方科学和艺术两种不同视觉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3]。因此书中总结东印度公司茶叶督察员约翰·里夫斯（John Reeves）的最大贡献不仅限于其把中国丰富的植物资源输入英国，更在于其间接对于中国洋画产业的贡献。邀请广州画工绘制的博物图画，在当地形成了家族经营，代代相传，流水线式的产业模式。而传入英国的动植物和绘画，对英国人研究中国博物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其次表现在论述帝国知识建构与地方知识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从地方知识视角反思欧洲科学体系的形成。著作中通过描绘中西的互动，如马嘎尔尼使团访华堪称中西文化的首次碰撞，在此次交流活动中西方改变了对清王朝的看法，最重要的是达到了窃取经济之物与农桑情报的目的[4];还比如乡土知识对科学体系的渗透，在华博物学家依赖于在地庶民完成动植物资源的搜集，从而填充大英帝国的博物知识，丰富英国邱园的植物资源。由此可得知殖民者致力于获取博物资源外尝试建构新的博物学分类体系并构筑其科学知识[1]。
最后，展现了汉学与博物学的联合与对话，从汉学角度证实其对博物学研究的重要作用。在华博物学家研究汉学借类似于《植物名实图考》的中文文献，挖掘有助于博物研究的文本信息。例如从历史地理学角度研究植物的地域分布、植物栽种史、现代植物分布等;从地方志搜索到植物根源分布等。由此说明人类历史与现代植物分布密切相关。还有从在华英国人对民俗知识的掌握角度论述博物甄别的浩大工作，并从侧面论述文化遭遇如何助推博物遭遇。
四 思路独特，启发读者
要研究文化遭遇，十分有必要细心重构并分析其情境（殖民环境）、过程（博物收集）与历史行动者（博物学家、庶民等）的动机与行为，才能适当地解释其结果（[2]，序言页4），这个观点贯穿全书。例如，在著作前半部分力图兼顾全球贸易的宏观视野以及在地文化遭遇的微观焦点，在宏观环境的大背景下解析微观理论。以广州作为一个全球性商埠为背景，探索博物学研究中的日常科学实作是如何在这个文化、商品集散地展开，“探索欧洲人如何与扮演着文化中介（cultural agent）角色的当地人进行贸易，将其认为有价值的知识（庶民知识、博物知识、汉学等）传入他们自己的社会”（[2]，序言页4）。
此书以文化遭遇角度为出发点，回顾在华英国人的科考活动以及进行科学实践时如何与各地、各阶层中国人交往的史实，并进而研究中国人参与科学活动的方式（洋画、协助博物收集）。但该书未停留在单一研究博物资源流失的理论探讨上，而是把文化遭遇、殖民主义、科学实践等有机结合起来，因而能够更加深入地剖析博物学与各科学理性观点之间的联系。“其中的论点可推而广之。启发学者也可采取同样的思路来研究在清代中国的其他帝国强权，例如，法国在中国西南地区的统治，俄国在清帝国的西北部的殖民情况等。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以学术的眼光审视年代稍后的日本科学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活动。”（[2]，序言页6）
随着史料研读的深入，范发迪先生于书中呈现出明晰的中西博物学交流图景，但呈现方式并不依赖传统文字材料。书中数十页篇幅展现华人作出的洋画，并于后半部分叙述当地人与洋人的“冲突”，注重史料与历史叙事的复杂关系。本书封底上有数位科学史界翘楚对此著作的研究范式方面给予的评价，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皇家学会会员伯纳德·莱特曼评价此书：“范发迪的学术一丝不苟，注重细节的把握。”《哲学博物学家：十九世纪早期英国生物学中的主题》作者菲利普·雷保克说道：“范发迪于书中还特别论及了科学的图像再现、中国的图式分类法、中国出口画、英國的帝国研究体系以及探索之旅等方方面面的内容。”《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背景》编辑伯纳德·莱特曼所言：“此书为我们提供了在华英国博物学家的权威研究，迫使我们去重新思考我们在研究科学史过程中的某些分类问题，如如何去设想科学与帝国主义、西方博物学家与当地民众之间的关系。”因此此书不仅再现中英博物交流的历史片段，亦是华人反抗外来支配的故事，让后人深思“殖民科学知识的生产并非完全由殖民中心操控，更有赖于被殖民者的合作”[5]。正如序言所言：“本书的论点可推广到当时其他某些科学领域，如地理学、人类学、考古学等。这些科学领域的发展，与欧洲势力渗入世界各地时发生的文化遭遇息息相关。而它们的操作与实践，与博物学类似，常具在地性并受自然人文环境影响。”（[2]，序言页6） 本书结语中所说：“现今对博物学的史学论述总是忽略了某些潮流及研究领域，但这些潮流和研究领域在当时却是极为重要的。”（[2]，页214）此番话语引发学者对于学术研究的思考：如何在已知领域或横向或纵向地对未知领域进行探索并得出崭新学术收获，这倒不失为另辟蹊径的学术研究方式。
五 反思历史，着眼未来
该书的重要价值不仅是要展示博物侵略随之带来的文化遭遇，更重要的是唤醒国人的危机意识和保护意识：“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通过对此书英国在华进行博物收集工作的总结并结合后期中国博物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对比出，博物收集出现了后来居上的逆转，甚至对中国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一方面是造成了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植物交易营业额的减少，如植物收集史上的元老级人物——福琼，1859年在松萝山、武夷山等茶区采集茶种和幼苗，通过沃德箱成功运输23892珠幼小植株和大约17000个发芽的种子至印度阿萨姆和锡金，建立了茶叶种植产业，将中国制茶产业完整复制到印度，使之成为19世纪后半叶北印度主要的出口产业之一，造成19世纪60年代起印度在世界茶叶市场上的贸易额比重不断提升，因而中国的茶叶贸易额被不断打压（[6]，页125—126，页164—190）。为此，科研机构应认识到在生物资源保护方面工作的不足，此书也为当今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海关、林业局、植物园等单位在生物资源的引进出口方面提供重要借鉴，科研机构应加大生物资源保护力度，提升动植物资源的杂交培育成功率。另一方面，通过对本书细节的深入探究可知，列强借科考活动一步步将中国沦为其殖民地，英国美其名曰科学考察，在中国的博物收集工作过程中的海岸线测量、军备力量的考察、国民的生活习性观察、和当地人的交流等都是为了日后的侵略做准备，如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中国南海进行水文调查，为方便其后期进行商业侵略[7]。该书侧面反映出的历史教训，不仅给肩负动植物资源保护使命的机关事业单位敲响警钟，更是唤醒后人文化保护与动植物保护同等重要的意识。
著者范发迪先生跨学科勇于尝试，创新研究方法，驻扎英国邱园逐一辨识手写体档案材料笔耕不辍。译者袁剑博士历时两年“如精卫填海般，历数世之力方能达旷世之功”，于博士论文答辩前夕的紧迫时刻再次修订付梓成书。两位学者忘我投入的学术精神以及兢兢业业的学术态度，正是对此巨著为何能获得学界大力肯定的强有力说明。
参考文献
[1] 王楠. 帝国之术与地方知识近代博物学研究在中国[J]. 江苏社会科学， 2015， （6）： 236—244.
[2] 范发迪. 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著[M]. 袁剑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3]石延平. 博物风尚与中国经验[J]. 中国图书评论， 2012， （10）： 69—75.
[4]刘为民. 论马嘎尔尼访华与乾隆贡品的“科普”分歧[J]. 科学对社会的影响， 2007， （3）： 60—64.
[5]祝平一. 《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读后感（七）：评介Fa-ti Fan， British Naturalists in Qing China： Science， Empire and Cultural Encounter[J].新史學， 2005， （9）： 181—186.
[6]马斯格雷夫， 马斯格雷夫. 改变世界的植物[M]. 董晓黎译. 太原： 希望出版社， 2005.
[7]游博清. 英国东印度公司与南中国海水文调查（1779—1833）[J]. 自然科学史研究， 2015， 34 （1）： 6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