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了解中国乒乓球运动成绩的人，对陆元盛、陈新华、焦志敏、邓亚萍、杨影等这些在历次世界大赛中取得过世界冠军的运动员一定非常熟悉。不过大家也许并不知道，发现并培养过他们的教练是一个人，他就是记者采访的姚国治姚指导。
记者采访中得知，姚指导在中国乒乓球领域勤奋工作几十年，培养出了十多位世界冠军，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冠军伯乐。
小学4年级就喜欢打乒乓球
姚国治属于老一代的乒乓球运动员，早在1959年的时候就调到国家乒乓球队，到2009年他光荣退休，正好从事了50年的乒乓球事业。这50年，按照姚指导的划分，一共包括了三个阶段。首先是从1959年到1971年，这12年是做运动员；第二，从1971年到1996年，这25年一直在做教练员；第三，从1996年到2009年，他到了中国乒协开发部组建的一家公司做市场开发，组织各种比赛。
那么，姚国治是怎样和乒乓球结缘的呢？
早在1953年，姚国治还在哈尔滨上小学4年级的时候，就喜欢上了乒乓球和滑冰这两项运动。由于有着较高的运动天赋，他曾经取得过哈尔滨市中学生滑冰比赛的全能亚军，同时还取得过哈尔滨市中学生乒乓球比赛的男子单打冠军。姚国治说，当时自己很喜欢运动，夏天以打乒乓球为主，冬天则多去滑冰。尽管有天赋，但为了取得好成绩，姚国治还是训练得相当刻苦。
当时他家和学校之间的距离大概有四五千米，姚国治每天跑步上学，冬天的时候放学以后，他直接去溜冰场滑三十圈也就是一万多米，然后才回家吃饭。放学后不滑冰的时候他就去打乒乓球，一打就是两个小时。当时条件比较艰苦，伙食很差，基本上就是窝头咸菜，所以他在晚上经常饿着肚子打球。有时为了锻炼自己的腿部力量，在上课的时候，他的屁股只是轻轻地挨到凳子上做半蹲静力训练。后来听说用脚尖走路能锻炼弹跳力，在没人的时候他就用前脚掌着地走路。
1957年年底，一个偶然的机会，学校的体育老师知道姚国治乒乓球打得不错，就给他报名参加了哈尔滨市中学生乒乓球比赛。结果在这次比赛中，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姚国治敢打敢拼，拿到了男子单打冠军。当时他的照片还刊登在了《黑龙江日报》上，从此以后他就更加喜欢乒乓球运动了。
到了1958年，因为准备第一届全运会，黑龙江省成立了一个临时集训队，姚国治被调入黑龙江省乒乓球队。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插曲，他父亲希望他能考大学，将来做工程师，但姚国治从小偏爱体育，很固执，坚决要走体育的道路。他甚至跟父亲说，如果你不同意我做运动员，咱俩就脱离关系，但他父亲也不肯退步，父子俩一时间闹得很僵。当时他父亲是哈尔滨铁路局人事处处长，在黑龙江党校学习，姚国治就找到父亲的顶头上司哈尔滨铁路局副局长告了父亲一状，后来这位副局长就把他父亲批评了一顿，说老姚啊，干什么都是革命工作嘛，孩子想做运动员你应该支持嘛。无奈之下，父亲同意姚国治进了黑龙江省乒乓球队。那时只有15岁。如今再回忆起这一段经历，姚国治告诉记者，他对自己的情况很了解，打小就很调皮，对于学习功课没什么兴趣，自己的专长并不在数理化方面，而自己在运动上是有天赋的，同时又赶上“大跃进”，真正学习文化知识的时间非常少，这样更加促使了自己下定决心当运动员。
从国手到国家青年队教练
进入黑龙江省队以后，姚国治暗自立志要以乒乓球为自己的终生事业，所以训练起来十分刻苦。当时集训队里有五六十人，只有六张球台，需要三班倒，由于球台紧张，姚国治经常与另外一名队友一起凌晨三点起床训练两个小时，然后再回去睡觉。功夫不负有心人，集训不到一年，姚国治就拿到了黑龙江省乒乓球比赛的冠军，然后顺利参加了第一届全运会。参加全运会是他第一次参加大赛，整个团体赛打下来他只输了两三场球，其中一场是输给了徐寅生，而且还是以微弱的比分输掉的。
由于姚国治在这次比赛当中表现优异，比赛后被直接选拔进了国家队，成了容国团、徐寅生、李富荣、庄则栋等乒坛名将的队友。
让他记忆犹新的是，他到国家队报到的第二天就去了人民大会堂，周恩来总理请大家吃饭。他形容当时的激动心情，感觉就像做梦一样。他当时也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训练，争取能留下来并取得更好的成绩。此后的一年中，他刻苦训练，创立了左手攻削结合的打法（正手反胶、反手生胶），在国家队也站稳了脚跟。如今想来，姚国治说，自己之所以能留在国家队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不计较名利得失，低调做人埋头干事，甘做老实人。
在国家队的训练中姚国治技术训练刻苦认真，同时还经常加班加点进行身体素质的训练。他告诉记者，在队内的长跑比赛中，3000米以内总是庄则栋第一他第二，而在5000米乃至10000米的比赛中则是他第一庄则栋第二。当时的队友容国团感慨于他的勤奋刻苦，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阿牛”，这是对姚国治刻苦精神的褒扬。同时姚国治也是个有心人，平时很注意队友们的打法并细心体会，如果有技术上不明白的便及时请教。所以，他自己虽然是削球打法，但时间长了对于其他打法也并不陌生，为后来当教练积累了很多经验。
到了1971年，因为要参加名古屋世锦赛，周恩来总理召集全体国家队人员开会，提出了要加紧培养后备力量的问题。然而“文革”时期很多地方领导班子不健全，还处在半瘫痪无政府主义状态，这时出现了一个问题：缺教练员，姚国治对领导说自己愿意做青年队的教练，于是，他成为国家青年队的第一批教练。在周总理的直接过问下，姚国治和其他教练拿着中共中央国务院的红头文件从各省市自治区调来了男、女青年运动员各20多名，成立了国家乒乓球青年队。
陆元盛、邓亚萍都因姚国治的据理力争而留在了国青队
做了青年队教练之后，姚国治管的第一批队员就有后来成绩很突出的黄亮、陆元盛、王俊等人，这三个人都是削球打法，但姚国治对他们的指导也有一些差别。比如说黄亮基本功比较扎实，姚国治就教他以削为主，伺机反攻。黄亮就在后来的比赛中不断取得佳绩，直到作为中国队的主力队员获得第三十四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冠军。 作为一名教练员，姚国治至今引以为荣的是经过自己的发掘和培养，一些运动员得以留在国家队并取得了优异成绩。这其中比较典型的是陆元盛和邓亚萍。
陆元盛到队不久以后，有教练觉得他水平不行要把他裁掉，但姚国治觉得陆元盛很有潜力，打球会动脑子。有教练建议说可以让陆元盛练习两面拉弧旋球，对此姚国治反对说，陆元盛长得瘦弱，不能拼力量。争执不下的时候，姚国治便去找青年队领队庄则栋商量，起先陆元盛正手是反胶、反手是长胶，姚国治主张让他调过来，正手是长胶，反手是反胶，这样他就有自己的特点了。再有，陆元盛反手削球很转，正手攻球力量不足，姚国治就要求他反手加力，而正手要打得巧一些。庄则栋赞同姚国治的意见，并召集教练员开会讨论，后来大家也同意了姚国治的意见。接下来，在姚国治的指导下，陆元盛的水平不断提高，最终成为第三十三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冠军中国队的主力队员。
邓亚萍当年进国家队的时候阻力也不小，当时国家队有人提出要调她，但五个教练四个不同意。作为青年队主教练的姚国治却很看好邓亚萍，一来邓亚萍打法很有特点，而且变化比较多，打法凶狠，她心理素质不错，场上有股拼劲儿。二来当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选用老运动员或老教练员的后代进入国家队，邓亚萍的爸爸和姚国治是同一批运动员，也曾经参加过第一届全运会。于是姚国治先后三次找到总教练说想要带邓亚萍，并且说给自己一年的时间，如果那时邓亚萍的成绩还是不行再调整也不迟。于是，邓亚萍便留在了国家青年队。
留下以后，姚国治在技术上对她悉心指导，教她掌握了很多实用的技术。比如说，由于邓亚萍个子不高，很容易在一般对抗的时候吃亏，特别是从正手回反手退台时非常被动。这个时候姚国治就教邓亚萍学习一板新技术，即退台后用大臂带前臂，选高点击球，发力、大动作、侧前方推一板，很好地解决了退台后的反手位漏洞。这是一个创新技术，球在运行中飘飘忽忽还带下旋，有一定的杀伤力。同时帮助她解决了长胶打法在近台反手快拨的技术难题。经过一年零七个月的精心调教，邓亚萍进步很快，终于进人到了国家队。半年以后，她就在多特蒙德世乒赛上夺得了双打的冠军。值得一提的是，邓亚萍直到自己的运动巅峰的时候，仍然坚持着姚国治教给她的打法，这让这位全力为中国乒乓球培养后备力量的老教练感到非常欣慰。
焦志敏委屈得哭鼻子
说到带过的世界冠军，姚国治说，还有一位也需要说说，那就是焦志敏。最早的时候是姚国治带焦志敏，中间有一个教练觉得她有潜力就把她要走了。这位教练觉得焦志敏打球稳定有余凶狠不足，认为焦志敏的潜力在于加强正手攻。但是姚国治则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观察发现，焦志敏的腿部力量不好，脚是扁平足，要想突出正手，必须要有很好的步法才可以。后来焦志敏还是交由姚国治来带，姚指导针对她的特点，让她站在中间，左推右攻为主，有机会侧身的风格，由于焦志敏是左手，所以姚国治让她在左手的反手来一板加力的斜线球，等对方回球的刚候再来正手攻球和发球抢攻时多用正手。后来的实践证明姚国治所教的这些方法是正确的，焦志敏正是坚持这种打法，最终成为获得世界冠军的中国女乒的主力球员。
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故事。有一年在秦皇岛训练，为了加强焦志敏的腿部力量，姚国治要求她在海边沙滩跑步，但焦志敏说自己腿疼不想跑。姚国治很严肃地说，你必须跑，不但要跑，而且要多跑。由于要求比较严厉，焦志敏觉得自己挺委屈，所以她便一边哭一边跑。等到跑步训练结束后姚国治对焦志敏说，我知道你腿疼，但我仍然坚持让你跑是为了锻炼你的意志品质，没有坚强的意志品质是当不了优秀运动员的。
杨影因违纪被罚跑50圈
在当教练的时候，姚国治曾经遇到过各种脾气秉性的队员，也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他跟记者说了一个当年带世界冠军杨影的故事。
在国家青年队的时候，杨影是个比较调皮的孩子。有一年过年挺高兴，杨影到厨房里要了几瓶啤酒，当时规定运动员们是不许喝酒的。姚国治发现以后就严厉地批评了她，而且罚她几天内不能吃运动员餐。但当真的看到杨影受罚不能吃运动员餐，姚国治心里也不好受，他就悄悄让其他队员把饭给杨影打回去。
还有一次，在比赛的时候，杨影打得不够认真，乱打了几个球。姚国治要求队员在平时的时候是一个球都不能乱打的。于是姚国治罚她长跑，让她围着正定训练基地的球房外跑50圈。50圈可不是一个短距离，杨影在外面跑的时候，姚国治在球房里隔窗观察，并计算跑一圈多长时间、跑50圈需要多长时间。
过了没多久，杨影就进来了，说：我跑完了。姚国治问：是跑50圈吗？杨影说，是啊。姚国治说：你再说一遍，是50圈吗？这下杨影心虚了，说没有50圈，只跑了多少多少圈。姚国治不客气地说，在这个数上加倍，赶紧跑去。
从这件事以后，杨影再也不调皮撒谎了，训练也更认真了。
姚国治撅断了陈新华的梳子
做国家青年队教练员这些年，姚国治对这些队员都比较严，严师出高徒，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如愿进入到了国家队，并且在后来的运动道路上取得了比较出色的成绩。
姚国治还对记者讲了一个世界冠军陈新华的故事。陈新华刚进国家青年队的时候只有13岁，他家境贫寒，但有一天姚国治发现陈新华头上打了发蜡，还买了个梳子动不动就梳一下头发。姚国治认为刚进队的孩子不认真训练就追求漂亮发型这样不行，于是他把陈新华叫到跟前，把梳子要过来，当着很多人的面一撅两半，然后说你到我办公室来。陈新华来了之后，姚国治把梳子的钱给了他，姚国治觉得陈新华家庭经济条件差，省下买梳子的钱还可以用在生活方面。后来，陈新华主动找到姚国治，承认自己的错误，发誓刻苦训练，取得好成绩。
这些年做教练员取得了成绩，姚国治最大的体会就是要因材施教。他说，我从来不会强行把自己喜欢的打法硬让队员去学，也从来不给他们做示范动作，而是根据队员自身的特点，挖掘他们的潜力。在具体教球的时候，姚国治一般不教那些华而不实的动作，而是教最简单却最有实效的技术。 他在做教练的时候奉行这样一个原则：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重要的是教会队员核心原理和方法。另外，由于平时善于学习、善于琢磨，姚国治总是能够把别人很好的经验拿过来教给适合做的队员。此外，在队员的管耻，他的体会是宽严结合。凡是对于优秀的运动员姚国治管理得都是非常严格的，很少跟他们有笑脸，也很少和他们聊天。再有，他在做教练的时候，凡是要求运动员做到的，自己要先做到。比如不迟到不早退、在场馆里打扫卫生等等，他都会以身作则。
那么，如何去发现乒乓人才呢？姚国治向记者透露了自己做伯乐的“秘诀”，首先是看这个队员是否有特点，其次要看他是否有可塑性，第三要观察他的意志品质和心理素质，在初步看好以后姚国治还要对其进行“定向跟踪”，考察一段时间以后才确定调入国家青年队。所以，姚国治说，正因为有了前期比较慎重的考察，凡是进队的队员成材率还是比较高的。
本来上级领导是要调姚国治进国家队担任教练的，但姚国治认为自己在青年队这边也一样能发挥作用，他自己将名利的事情看得很淡，于是就婉拒了领导的好意，继续做国家青年队的教练，直到后来不再担任教练。
当记者问他经过他训练送到国家队的队员有多少时，姚国治笑着说，还真没详细统计过，不过100多人总是有了。
与国手夫人仇宝琴50年携手
姚国治的夫人仇宝琴是1959年进入先农坛培训基地，1960年进入国家乒乓球女队。姚国治介绍说，他们之间的恋爱是从1962年开始的。
那时国家乒乓球队男女队都住在工人体育场，而且还在一个楼里。仇宝琴人长得漂亮，性格活泼，两个人在平时都喜欢唱歌跳舞，慢慢互相产生了好感。
国家队有严格的规定，不许谈恋爱。当时管理得很严，一旦发现就会被调回原籍。所以，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不能公开，只能秘密进行。姚国治说，当时还真有男女队员之间谈恋爱被调整下去的，只有他们俩是意外，连他自己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现在回想起来，也许是他们的“保密”工作做得比较好，因为他们平时没有任何来往，只有到了星期天的时候，他们会通过一个可靠的中间人传递纸条，约好到哪里见面，然后吃顿饭。这种情况延续了很久。
到了后来接头的联络方式更简捷隐蔽了。到了周六的时候，他们俩有意晚些去食堂吃饭，然后很自然地在食堂“邂逅”，两人见面时不需要说太多，只需要摸摸自己的头发或揉一下眼睛，就会让对方清楚地知道第二天约会的时间和地点。
姚国治说，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以后，非但没有影响到训练，反而比过去训练得更加刻苦了。虽然恋爱过程比较隐蔽而顺利，可结婚的过程却有一定的戏剧性。“文革”期间，因为姚国治属于所谓的“保皇派”，保了荣高棠、贺龙等，算是保皇大队的副大队长，结果被造反派隔离审查，并且经常作为陪绑的对象与荣高棠、李梦华等人一起挨批斗。就在这一时期，姚国治的教练姜永宁因为不堪被造反派侮辱自杀了。姚国治得知这个消息后，赶紧和仇宝琴一起去姜永宁家，帮着姜家人把过去的一些东西都藏起来或处理干净，防止接下来红卫兵来抄家。
正当他们打包好了要离开时，与前来抄家的红卫兵撞了个满怀。于是姚国治和仇宝琴也被抓了起来，实行24小时看管。姚国治还挨了红卫兵的毒打，被打得昏迷过去，后来是被用凉水泼醒的。两人被关了三个月，后来实在审不出什么黑材料，于是就把他们俩给放了。出来以后，他们俩就搬到一起。其实早在这之前，也就是1967年，由于受“文革”的影响，国家打算解散专业运动员，运动员未来的路何去何从都不得而知，为了将来能够分配在一起，他们就向国家队申请领结婚证，当时国家队正处于半瘫痪状态，也就批准了。但却一直未办婚礼，被放出来后，没人理睬他们，他们也正好名正言顺地搬到一起。
搬到一起的时候也挺好笑，当时还发生一件有趣的事，原本姚国治和许绍发、郗恩庭在一个宿舍住，他搬东西的时候许绍发问，哥们又被审查了？姚国治笑着说，不是，哥们今晚要结婚了。
姚国治回忆当时的情形仍记忆犹新，当时放出来后，被国家队分配在由办公楼改造的筒子楼里，一间空空的单人房，两人向国家队借了两张单人床想并成一个双人床，结果发现这俩床一高一低不能用，于是第二天姚国治骑上自行车去买了一个新的双人床回来。结婚总得把房子粉刷粉刷吧，当天姚国治穿着后背有洞的运动短袖和一条运动短裤当起了粉刷匠，胡子都没来得及刮，当晚姚国治提议想庆祝一下，他半夜骑自行车跑到全北京唯一一个在火车站附近的24小时便利店，买了一瓶葡萄酒和一包花生米，共花了一块钱，两人自饮自乐，就这样度过了他们来之不易的新婚之夜。
由于条件所限，他们俩结婚，既没有婚纱也没有结婚照，甚至连结婚仪式都没有。但他们俩却很幸福很恩爱，姚国治说，尽管他和仇宝琴之间从恋爱到结婚整个过程都比较坎坷，但他们彼此的爱却从来没有动摇过。姚国治说，谈恋爱的时候，两人就相约不再分开，不管将来离开国家队分配到哪里，仇宝琴说姚国治分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
虽然姚国治和仇宝琴结婚比较早，但仇宝琴打球打到了32岁，并且在1966年夺得全国女子单打冠军，同一届男子单打冠军是庄则栋。到了1973年，正值世乒赛，仇宝琴和队友搭档已经打到了最后的决赛，对手是罗马尼亚和日本配对的选手，本来赢得比赛的把握很大，但上级要求为了外交需要让掉这场比赛。这一年仇宝琴已经30岁了，面临着退役，眼看到手的冠军要失去，那种失落的心情可想而知。
尽管经历了“文革”这样的政治运动，也遭受过被关押的非人待遇，但是两人之间的感情却从来没有动摇过。姚国治说，有意思的是，由于他们俩是因乒乓球结缘，又都曾经是国家队的，所以两人不但有共同的事业，而且也有共同的朋友。以至于后来两人出入社交场合也是成双成对的。
女儿早逝成为心中永远的痛
在整个人生的路程中。对于姚国治夫妇刻骨铭心也是遭受重创的事件，就是女儿的早逝。记者不忍心再问及此事，姚国治介绍说，那是在10年前，当时女儿在日本留学已经毕业并在东京找到了工作，她就住在离东京不远的高崎，马上要搬到东京去上班。结果在一天晚上，她和朋友聚会，很晚的时候离开时，不幸遇到了车祸，不治而逝，那时她只有26岁。姚国治坦言，女儿的离开对于他们夫妇俩打击很大，从那以后，他们老两口便相依为命，为了弥补对孩子的思念，便不断去找点儿事情做。姚国治都快70岁的人了还在做公司，而仇宝琴则一直在炒股。 让姚国治感动的是，在女儿离开之后，那些自己曾经带过的女队员们都纷纷表示愿意做他的女儿，并且给了他们夫妇很多的爱。姚国治举例说，有一个叫田静的队员，曾经拿过世界第三名的好成绩，现在在德国定居，邀请姚国治夫妇每年前往德国散心，姚国治夫妇去了之后就住在田静的家里，田静陪着他们吃喝游玩。平时逢年过节的时候，还会打电话过来问候，只要是回国，就一定来看望他们，这让姚国治夫妇感到很安慰。还有其他很多队员也常来看望或打电话问候，所以姚国治说有了这些可爱的孩子们，自己一点都不感到孤独，而是感到相当温暖。
退休后成为成功商人
到了1996年的时候，已经53岁的姚国治觉得自己的年纪到了该离开教练岗位的时候了，于是他申请去乒协开发部工作，很快得到了批准，他便开始了乒乓球市场开发的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从教练变成了“商人”，这一干又是13年。
凭借自己对乒乓球事业的热情和良好的人脉关系，姚国治策划了很多大型体育比赛或活动。比如说全国市长杯乒乓球比赛，至今已经举办了十几届，影响广泛，不但增进了城市之间的友谊，而且对于更好地推广乒乓球运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再比如说“双鱼杯”乒乓球比赛，乒乓球名人赛等，至今延续了多年。
即便成了“商人”，姚国治也不忘记自己的“老本行”，他和央视体育频道一起策划了全国U17青少年乒乓球比赛，一共进行了11年，一批佼佼者从这些比赛中脱颖而出，比如说世界冠军马龙、奥运冠军张继科、李晓霞、郭跃等很多已经成为国家队主力球员的选手，很多外国青少年运动员也多次参加了U17比赛，比如日本的福原爱，这项赛事在国内外影响很大并得到国际乓联主席沙拉拉的肯定和推广。
说到这些年做“商人”的情况，姚国治自豪地说，我曾经算了一下，我个人通过努力给公司创造的收益大约有七千万。
到了2009年的时候，姚国治正式退休了，本想安度晚年，没想到又有一个机会找上门来了，他参与策划组织成立了深圳傲得华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并担任总经理，这个公司是专门做图像处理的，主要研发全高清的摄像监控产品，可用于医疗、交通、银行等方面。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见到了一位搞安防的设计师，这位设计师曾经设计了故宫博物院的安防系统。这位设计师说你做了一件好事，因为全高清图像处理技术在中国是比较落后的，而目前该公司所掌握的研发技术，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平，紧跟技术发展的潮头。
自2010年后，姚国治和仇宝琴就常年定居在了深圳，已快七十岁的人了，仍然每天坚持准时上下班，业余时间义务教球，上至领导下到青少年学生，尽量做到有求必应，为推广乒乓球运动尽一点微薄之力。冬天老两口不适应南方阴冷的天气，腿疼毛病犯了，但却仍然坚持着，他经常说加入傲得华视是我的最后一项事业了，公司稳步发展了，我也就对得起股民了，可以跟仇宝琴回北京一起好好享受生活了，他还透露，等公司稳步发展了，他们还有最后一个目标，那就是一起周游世界！
记者采访中得知，姚指导在中国乒乓球领域勤奋工作几十年，培养出了十多位世界冠军，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冠军伯乐。
小学4年级就喜欢打乒乓球
姚国治属于老一代的乒乓球运动员，早在1959年的时候就调到国家乒乓球队，到2009年他光荣退休，正好从事了50年的乒乓球事业。这50年，按照姚指导的划分，一共包括了三个阶段。首先是从1959年到1971年，这12年是做运动员；第二，从1971年到1996年，这25年一直在做教练员；第三，从1996年到2009年，他到了中国乒协开发部组建的一家公司做市场开发，组织各种比赛。
那么，姚国治是怎样和乒乓球结缘的呢？
早在1953年，姚国治还在哈尔滨上小学4年级的时候，就喜欢上了乒乓球和滑冰这两项运动。由于有着较高的运动天赋，他曾经取得过哈尔滨市中学生滑冰比赛的全能亚军，同时还取得过哈尔滨市中学生乒乓球比赛的男子单打冠军。姚国治说，当时自己很喜欢运动，夏天以打乒乓球为主，冬天则多去滑冰。尽管有天赋，但为了取得好成绩，姚国治还是训练得相当刻苦。
当时他家和学校之间的距离大概有四五千米，姚国治每天跑步上学，冬天的时候放学以后，他直接去溜冰场滑三十圈也就是一万多米，然后才回家吃饭。放学后不滑冰的时候他就去打乒乓球，一打就是两个小时。当时条件比较艰苦，伙食很差，基本上就是窝头咸菜，所以他在晚上经常饿着肚子打球。有时为了锻炼自己的腿部力量，在上课的时候，他的屁股只是轻轻地挨到凳子上做半蹲静力训练。后来听说用脚尖走路能锻炼弹跳力，在没人的时候他就用前脚掌着地走路。
1957年年底，一个偶然的机会，学校的体育老师知道姚国治乒乓球打得不错，就给他报名参加了哈尔滨市中学生乒乓球比赛。结果在这次比赛中，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姚国治敢打敢拼，拿到了男子单打冠军。当时他的照片还刊登在了《黑龙江日报》上，从此以后他就更加喜欢乒乓球运动了。
到了1958年，因为准备第一届全运会，黑龙江省成立了一个临时集训队，姚国治被调入黑龙江省乒乓球队。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插曲，他父亲希望他能考大学，将来做工程师，但姚国治从小偏爱体育，很固执，坚决要走体育的道路。他甚至跟父亲说，如果你不同意我做运动员，咱俩就脱离关系，但他父亲也不肯退步，父子俩一时间闹得很僵。当时他父亲是哈尔滨铁路局人事处处长，在黑龙江党校学习，姚国治就找到父亲的顶头上司哈尔滨铁路局副局长告了父亲一状，后来这位副局长就把他父亲批评了一顿，说老姚啊，干什么都是革命工作嘛，孩子想做运动员你应该支持嘛。无奈之下，父亲同意姚国治进了黑龙江省乒乓球队。那时只有15岁。如今再回忆起这一段经历，姚国治告诉记者，他对自己的情况很了解，打小就很调皮，对于学习功课没什么兴趣，自己的专长并不在数理化方面，而自己在运动上是有天赋的，同时又赶上“大跃进”，真正学习文化知识的时间非常少，这样更加促使了自己下定决心当运动员。
从国手到国家青年队教练
进入黑龙江省队以后，姚国治暗自立志要以乒乓球为自己的终生事业，所以训练起来十分刻苦。当时集训队里有五六十人，只有六张球台，需要三班倒，由于球台紧张，姚国治经常与另外一名队友一起凌晨三点起床训练两个小时，然后再回去睡觉。功夫不负有心人，集训不到一年，姚国治就拿到了黑龙江省乒乓球比赛的冠军，然后顺利参加了第一届全运会。参加全运会是他第一次参加大赛，整个团体赛打下来他只输了两三场球，其中一场是输给了徐寅生，而且还是以微弱的比分输掉的。
由于姚国治在这次比赛当中表现优异，比赛后被直接选拔进了国家队，成了容国团、徐寅生、李富荣、庄则栋等乒坛名将的队友。
让他记忆犹新的是，他到国家队报到的第二天就去了人民大会堂，周恩来总理请大家吃饭。他形容当时的激动心情，感觉就像做梦一样。他当时也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训练，争取能留下来并取得更好的成绩。此后的一年中，他刻苦训练，创立了左手攻削结合的打法（正手反胶、反手生胶），在国家队也站稳了脚跟。如今想来，姚国治说，自己之所以能留在国家队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不计较名利得失，低调做人埋头干事，甘做老实人。
在国家队的训练中姚国治技术训练刻苦认真，同时还经常加班加点进行身体素质的训练。他告诉记者，在队内的长跑比赛中，3000米以内总是庄则栋第一他第二，而在5000米乃至10000米的比赛中则是他第一庄则栋第二。当时的队友容国团感慨于他的勤奋刻苦，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阿牛”，这是对姚国治刻苦精神的褒扬。同时姚国治也是个有心人，平时很注意队友们的打法并细心体会，如果有技术上不明白的便及时请教。所以，他自己虽然是削球打法，但时间长了对于其他打法也并不陌生，为后来当教练积累了很多经验。
到了1971年，因为要参加名古屋世锦赛，周恩来总理召集全体国家队人员开会，提出了要加紧培养后备力量的问题。然而“文革”时期很多地方领导班子不健全，还处在半瘫痪无政府主义状态，这时出现了一个问题：缺教练员，姚国治对领导说自己愿意做青年队的教练，于是，他成为国家青年队的第一批教练。在周总理的直接过问下，姚国治和其他教练拿着中共中央国务院的红头文件从各省市自治区调来了男、女青年运动员各20多名，成立了国家乒乓球青年队。
陆元盛、邓亚萍都因姚国治的据理力争而留在了国青队
做了青年队教练之后，姚国治管的第一批队员就有后来成绩很突出的黄亮、陆元盛、王俊等人，这三个人都是削球打法，但姚国治对他们的指导也有一些差别。比如说黄亮基本功比较扎实，姚国治就教他以削为主，伺机反攻。黄亮就在后来的比赛中不断取得佳绩，直到作为中国队的主力队员获得第三十四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冠军。 作为一名教练员，姚国治至今引以为荣的是经过自己的发掘和培养，一些运动员得以留在国家队并取得了优异成绩。这其中比较典型的是陆元盛和邓亚萍。
陆元盛到队不久以后，有教练觉得他水平不行要把他裁掉，但姚国治觉得陆元盛很有潜力，打球会动脑子。有教练建议说可以让陆元盛练习两面拉弧旋球，对此姚国治反对说，陆元盛长得瘦弱，不能拼力量。争执不下的时候，姚国治便去找青年队领队庄则栋商量，起先陆元盛正手是反胶、反手是长胶，姚国治主张让他调过来，正手是长胶，反手是反胶，这样他就有自己的特点了。再有，陆元盛反手削球很转，正手攻球力量不足，姚国治就要求他反手加力，而正手要打得巧一些。庄则栋赞同姚国治的意见，并召集教练员开会讨论，后来大家也同意了姚国治的意见。接下来，在姚国治的指导下，陆元盛的水平不断提高，最终成为第三十三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冠军中国队的主力队员。
邓亚萍当年进国家队的时候阻力也不小，当时国家队有人提出要调她，但五个教练四个不同意。作为青年队主教练的姚国治却很看好邓亚萍，一来邓亚萍打法很有特点，而且变化比较多，打法凶狠，她心理素质不错，场上有股拼劲儿。二来当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选用老运动员或老教练员的后代进入国家队，邓亚萍的爸爸和姚国治是同一批运动员，也曾经参加过第一届全运会。于是姚国治先后三次找到总教练说想要带邓亚萍，并且说给自己一年的时间，如果那时邓亚萍的成绩还是不行再调整也不迟。于是，邓亚萍便留在了国家青年队。
留下以后，姚国治在技术上对她悉心指导，教她掌握了很多实用的技术。比如说，由于邓亚萍个子不高，很容易在一般对抗的时候吃亏，特别是从正手回反手退台时非常被动。这个时候姚国治就教邓亚萍学习一板新技术，即退台后用大臂带前臂，选高点击球，发力、大动作、侧前方推一板，很好地解决了退台后的反手位漏洞。这是一个创新技术，球在运行中飘飘忽忽还带下旋，有一定的杀伤力。同时帮助她解决了长胶打法在近台反手快拨的技术难题。经过一年零七个月的精心调教，邓亚萍进步很快，终于进人到了国家队。半年以后，她就在多特蒙德世乒赛上夺得了双打的冠军。值得一提的是，邓亚萍直到自己的运动巅峰的时候，仍然坚持着姚国治教给她的打法，这让这位全力为中国乒乓球培养后备力量的老教练感到非常欣慰。
焦志敏委屈得哭鼻子
说到带过的世界冠军，姚国治说，还有一位也需要说说，那就是焦志敏。最早的时候是姚国治带焦志敏，中间有一个教练觉得她有潜力就把她要走了。这位教练觉得焦志敏打球稳定有余凶狠不足，认为焦志敏的潜力在于加强正手攻。但是姚国治则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观察发现，焦志敏的腿部力量不好，脚是扁平足，要想突出正手，必须要有很好的步法才可以。后来焦志敏还是交由姚国治来带，姚指导针对她的特点，让她站在中间，左推右攻为主，有机会侧身的风格，由于焦志敏是左手，所以姚国治让她在左手的反手来一板加力的斜线球，等对方回球的刚候再来正手攻球和发球抢攻时多用正手。后来的实践证明姚国治所教的这些方法是正确的，焦志敏正是坚持这种打法，最终成为获得世界冠军的中国女乒的主力球员。
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故事。有一年在秦皇岛训练，为了加强焦志敏的腿部力量，姚国治要求她在海边沙滩跑步，但焦志敏说自己腿疼不想跑。姚国治很严肃地说，你必须跑，不但要跑，而且要多跑。由于要求比较严厉，焦志敏觉得自己挺委屈，所以她便一边哭一边跑。等到跑步训练结束后姚国治对焦志敏说，我知道你腿疼，但我仍然坚持让你跑是为了锻炼你的意志品质，没有坚强的意志品质是当不了优秀运动员的。
杨影因违纪被罚跑50圈
在当教练的时候，姚国治曾经遇到过各种脾气秉性的队员，也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他跟记者说了一个当年带世界冠军杨影的故事。
在国家青年队的时候，杨影是个比较调皮的孩子。有一年过年挺高兴，杨影到厨房里要了几瓶啤酒，当时规定运动员们是不许喝酒的。姚国治发现以后就严厉地批评了她，而且罚她几天内不能吃运动员餐。但当真的看到杨影受罚不能吃运动员餐，姚国治心里也不好受，他就悄悄让其他队员把饭给杨影打回去。
还有一次，在比赛的时候，杨影打得不够认真，乱打了几个球。姚国治要求队员在平时的时候是一个球都不能乱打的。于是姚国治罚她长跑，让她围着正定训练基地的球房外跑50圈。50圈可不是一个短距离，杨影在外面跑的时候，姚国治在球房里隔窗观察，并计算跑一圈多长时间、跑50圈需要多长时间。
过了没多久，杨影就进来了，说：我跑完了。姚国治问：是跑50圈吗？杨影说，是啊。姚国治说：你再说一遍，是50圈吗？这下杨影心虚了，说没有50圈，只跑了多少多少圈。姚国治不客气地说，在这个数上加倍，赶紧跑去。
从这件事以后，杨影再也不调皮撒谎了，训练也更认真了。
姚国治撅断了陈新华的梳子
做国家青年队教练员这些年，姚国治对这些队员都比较严，严师出高徒，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如愿进入到了国家队，并且在后来的运动道路上取得了比较出色的成绩。
姚国治还对记者讲了一个世界冠军陈新华的故事。陈新华刚进国家青年队的时候只有13岁，他家境贫寒，但有一天姚国治发现陈新华头上打了发蜡，还买了个梳子动不动就梳一下头发。姚国治认为刚进队的孩子不认真训练就追求漂亮发型这样不行，于是他把陈新华叫到跟前，把梳子要过来，当着很多人的面一撅两半，然后说你到我办公室来。陈新华来了之后，姚国治把梳子的钱给了他，姚国治觉得陈新华家庭经济条件差，省下买梳子的钱还可以用在生活方面。后来，陈新华主动找到姚国治，承认自己的错误，发誓刻苦训练，取得好成绩。
这些年做教练员取得了成绩，姚国治最大的体会就是要因材施教。他说，我从来不会强行把自己喜欢的打法硬让队员去学，也从来不给他们做示范动作，而是根据队员自身的特点，挖掘他们的潜力。在具体教球的时候，姚国治一般不教那些华而不实的动作，而是教最简单却最有实效的技术。 他在做教练的时候奉行这样一个原则：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重要的是教会队员核心原理和方法。另外，由于平时善于学习、善于琢磨，姚国治总是能够把别人很好的经验拿过来教给适合做的队员。此外，在队员的管耻，他的体会是宽严结合。凡是对于优秀的运动员姚国治管理得都是非常严格的，很少跟他们有笑脸，也很少和他们聊天。再有，他在做教练的时候，凡是要求运动员做到的，自己要先做到。比如不迟到不早退、在场馆里打扫卫生等等，他都会以身作则。
那么，如何去发现乒乓人才呢？姚国治向记者透露了自己做伯乐的“秘诀”，首先是看这个队员是否有特点，其次要看他是否有可塑性，第三要观察他的意志品质和心理素质，在初步看好以后姚国治还要对其进行“定向跟踪”，考察一段时间以后才确定调入国家青年队。所以，姚国治说，正因为有了前期比较慎重的考察，凡是进队的队员成材率还是比较高的。
本来上级领导是要调姚国治进国家队担任教练的，但姚国治认为自己在青年队这边也一样能发挥作用，他自己将名利的事情看得很淡，于是就婉拒了领导的好意，继续做国家青年队的教练，直到后来不再担任教练。
当记者问他经过他训练送到国家队的队员有多少时，姚国治笑着说，还真没详细统计过，不过100多人总是有了。
与国手夫人仇宝琴50年携手
姚国治的夫人仇宝琴是1959年进入先农坛培训基地，1960年进入国家乒乓球女队。姚国治介绍说，他们之间的恋爱是从1962年开始的。
那时国家乒乓球队男女队都住在工人体育场，而且还在一个楼里。仇宝琴人长得漂亮，性格活泼，两个人在平时都喜欢唱歌跳舞，慢慢互相产生了好感。
国家队有严格的规定，不许谈恋爱。当时管理得很严，一旦发现就会被调回原籍。所以，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不能公开，只能秘密进行。姚国治说，当时还真有男女队员之间谈恋爱被调整下去的，只有他们俩是意外，连他自己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现在回想起来，也许是他们的“保密”工作做得比较好，因为他们平时没有任何来往，只有到了星期天的时候，他们会通过一个可靠的中间人传递纸条，约好到哪里见面，然后吃顿饭。这种情况延续了很久。
到了后来接头的联络方式更简捷隐蔽了。到了周六的时候，他们俩有意晚些去食堂吃饭，然后很自然地在食堂“邂逅”，两人见面时不需要说太多，只需要摸摸自己的头发或揉一下眼睛，就会让对方清楚地知道第二天约会的时间和地点。
姚国治说，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以后，非但没有影响到训练，反而比过去训练得更加刻苦了。虽然恋爱过程比较隐蔽而顺利，可结婚的过程却有一定的戏剧性。“文革”期间，因为姚国治属于所谓的“保皇派”，保了荣高棠、贺龙等，算是保皇大队的副大队长，结果被造反派隔离审查，并且经常作为陪绑的对象与荣高棠、李梦华等人一起挨批斗。就在这一时期，姚国治的教练姜永宁因为不堪被造反派侮辱自杀了。姚国治得知这个消息后，赶紧和仇宝琴一起去姜永宁家，帮着姜家人把过去的一些东西都藏起来或处理干净，防止接下来红卫兵来抄家。
正当他们打包好了要离开时，与前来抄家的红卫兵撞了个满怀。于是姚国治和仇宝琴也被抓了起来，实行24小时看管。姚国治还挨了红卫兵的毒打，被打得昏迷过去，后来是被用凉水泼醒的。两人被关了三个月，后来实在审不出什么黑材料，于是就把他们俩给放了。出来以后，他们俩就搬到一起。其实早在这之前，也就是1967年，由于受“文革”的影响，国家打算解散专业运动员，运动员未来的路何去何从都不得而知，为了将来能够分配在一起，他们就向国家队申请领结婚证，当时国家队正处于半瘫痪状态，也就批准了。但却一直未办婚礼，被放出来后，没人理睬他们，他们也正好名正言顺地搬到一起。
搬到一起的时候也挺好笑，当时还发生一件有趣的事，原本姚国治和许绍发、郗恩庭在一个宿舍住，他搬东西的时候许绍发问，哥们又被审查了？姚国治笑着说，不是，哥们今晚要结婚了。
姚国治回忆当时的情形仍记忆犹新，当时放出来后，被国家队分配在由办公楼改造的筒子楼里，一间空空的单人房，两人向国家队借了两张单人床想并成一个双人床，结果发现这俩床一高一低不能用，于是第二天姚国治骑上自行车去买了一个新的双人床回来。结婚总得把房子粉刷粉刷吧，当天姚国治穿着后背有洞的运动短袖和一条运动短裤当起了粉刷匠，胡子都没来得及刮，当晚姚国治提议想庆祝一下，他半夜骑自行车跑到全北京唯一一个在火车站附近的24小时便利店，买了一瓶葡萄酒和一包花生米，共花了一块钱，两人自饮自乐，就这样度过了他们来之不易的新婚之夜。
由于条件所限，他们俩结婚，既没有婚纱也没有结婚照，甚至连结婚仪式都没有。但他们俩却很幸福很恩爱，姚国治说，尽管他和仇宝琴之间从恋爱到结婚整个过程都比较坎坷，但他们彼此的爱却从来没有动摇过。姚国治说，谈恋爱的时候，两人就相约不再分开，不管将来离开国家队分配到哪里，仇宝琴说姚国治分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
虽然姚国治和仇宝琴结婚比较早，但仇宝琴打球打到了32岁，并且在1966年夺得全国女子单打冠军，同一届男子单打冠军是庄则栋。到了1973年，正值世乒赛，仇宝琴和队友搭档已经打到了最后的决赛，对手是罗马尼亚和日本配对的选手，本来赢得比赛的把握很大，但上级要求为了外交需要让掉这场比赛。这一年仇宝琴已经30岁了，面临着退役，眼看到手的冠军要失去，那种失落的心情可想而知。
尽管经历了“文革”这样的政治运动，也遭受过被关押的非人待遇，但是两人之间的感情却从来没有动摇过。姚国治说，有意思的是，由于他们俩是因乒乓球结缘，又都曾经是国家队的，所以两人不但有共同的事业，而且也有共同的朋友。以至于后来两人出入社交场合也是成双成对的。
女儿早逝成为心中永远的痛
在整个人生的路程中。对于姚国治夫妇刻骨铭心也是遭受重创的事件，就是女儿的早逝。记者不忍心再问及此事，姚国治介绍说，那是在10年前，当时女儿在日本留学已经毕业并在东京找到了工作，她就住在离东京不远的高崎，马上要搬到东京去上班。结果在一天晚上，她和朋友聚会，很晚的时候离开时，不幸遇到了车祸，不治而逝，那时她只有26岁。姚国治坦言，女儿的离开对于他们夫妇俩打击很大，从那以后，他们老两口便相依为命，为了弥补对孩子的思念，便不断去找点儿事情做。姚国治都快70岁的人了还在做公司，而仇宝琴则一直在炒股。 让姚国治感动的是，在女儿离开之后，那些自己曾经带过的女队员们都纷纷表示愿意做他的女儿，并且给了他们夫妇很多的爱。姚国治举例说，有一个叫田静的队员，曾经拿过世界第三名的好成绩，现在在德国定居，邀请姚国治夫妇每年前往德国散心，姚国治夫妇去了之后就住在田静的家里，田静陪着他们吃喝游玩。平时逢年过节的时候，还会打电话过来问候，只要是回国，就一定来看望他们，这让姚国治夫妇感到很安慰。还有其他很多队员也常来看望或打电话问候，所以姚国治说有了这些可爱的孩子们，自己一点都不感到孤独，而是感到相当温暖。
退休后成为成功商人
到了1996年的时候，已经53岁的姚国治觉得自己的年纪到了该离开教练岗位的时候了，于是他申请去乒协开发部工作，很快得到了批准，他便开始了乒乓球市场开发的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从教练变成了“商人”，这一干又是13年。
凭借自己对乒乓球事业的热情和良好的人脉关系，姚国治策划了很多大型体育比赛或活动。比如说全国市长杯乒乓球比赛，至今已经举办了十几届，影响广泛，不但增进了城市之间的友谊，而且对于更好地推广乒乓球运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再比如说“双鱼杯”乒乓球比赛，乒乓球名人赛等，至今延续了多年。
即便成了“商人”，姚国治也不忘记自己的“老本行”，他和央视体育频道一起策划了全国U17青少年乒乓球比赛，一共进行了11年，一批佼佼者从这些比赛中脱颖而出，比如说世界冠军马龙、奥运冠军张继科、李晓霞、郭跃等很多已经成为国家队主力球员的选手，很多外国青少年运动员也多次参加了U17比赛，比如日本的福原爱，这项赛事在国内外影响很大并得到国际乓联主席沙拉拉的肯定和推广。
说到这些年做“商人”的情况，姚国治自豪地说，我曾经算了一下，我个人通过努力给公司创造的收益大约有七千万。
到了2009年的时候，姚国治正式退休了，本想安度晚年，没想到又有一个机会找上门来了，他参与策划组织成立了深圳傲得华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并担任总经理，这个公司是专门做图像处理的，主要研发全高清的摄像监控产品，可用于医疗、交通、银行等方面。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见到了一位搞安防的设计师，这位设计师曾经设计了故宫博物院的安防系统。这位设计师说你做了一件好事，因为全高清图像处理技术在中国是比较落后的，而目前该公司所掌握的研发技术，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平，紧跟技术发展的潮头。
自2010年后，姚国治和仇宝琴就常年定居在了深圳，已快七十岁的人了，仍然每天坚持准时上下班，业余时间义务教球，上至领导下到青少年学生，尽量做到有求必应，为推广乒乓球运动尽一点微薄之力。冬天老两口不适应南方阴冷的天气，腿疼毛病犯了，但却仍然坚持着，他经常说加入傲得华视是我的最后一项事业了，公司稳步发展了，我也就对得起股民了，可以跟仇宝琴回北京一起好好享受生活了，他还透露，等公司稳步发展了，他们还有最后一个目标，那就是一起周游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