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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应该是给愿意付出的人足够的机会，而不是把大家拽到同一个水平线上，阻止人们改变命运，更何况，并非所有孩子都厌憎练习与考试。
有的人很早就知道，走哪条路才能改变命运；有的人甚至从小就能从解决问题中获得快乐。他们都不把应试视为负担。
这是一批最强的人，是未来的希望，他们将为一个民族提供最优质的人力资源，阻挠他们的结果是让公共利益受损。
网上有吐槽当代日本年轻人的梗，叫“平成养豚”。“平成”是日本明仁天皇的年号，“豚”在日语里是猪，翻译过来，就是在平成年代（1989年至今）成长起来的人，是一帮混吃等死的家伙，和猪差不多。
但这个锅不该天皇背，事实上，同期出生的年轻人还有一个外号，叫“宽松世代”。“宽松”指的是日本政府从2002年开始全面推行的“宽松教育”：降低课业难度，削减课时，减轻学生负担。
用中国话说，就是减负。
今天的很多日本人认为，正是宽松教育造就了今天的日本年轻人。平成养豚，其实是“减负养豚”。
电视剧《宽松世代又如何》 艺术升华宽松教育下的年轻人
“平成废物”是一群什么样的家伙？编剧大神宫藤宫九郎在2016年的电视剧《宽松世代又如何》中，把矛头对准了最早一批经历宽松教育的年轻人。
剧中三个男主角都是29岁，年近而立。男一号工作7年，业绩倒数第一，连最基础的新人工作都做不好，上司放弃了他，将他调离总部降职。
连教训都懒得教训，那就糟了。男二号在小学当老师，苦恼于领导严厉、家长难缠、学生不听话。因为从没谈过恋爱，还是处男，遭到所有人的嘲笑。总之问题不在自己这里。
男三号自视甚高，复读11年只为考东京大学，日常收入主要靠拉皮条和敲诈嫖客。他和非法滞留日本的游客生了孩子，但没有办理结婚手续。
被同事指出缺点就崩溃大哭的实习生：我们对劈头盖脸的理解可能有点区别……
在工作中犯下大错，上司带他道歉弥补，事后反而投诉上司“职权骚扰”的新人：在公司大群吐槽“和那种上司一起工作我会死的”，这是病得不轻了，需要把《关系攻略》抄10遍。
这些人自我感觉很好，但其实什么也做不成，走到哪里都碰壁。年长的职场老人在嫌弃他们时说了同一句话：年轻人所有的粗心愚蠢不靠谱，只要一句“他是宽松世代”，大家都能心领神会。
减负不止减掉了课本和家庭作业
电视剧做了些艺术夸张，但剧中提到的减负政策都是真的。“3.14对小学生太难，圆周率说3就可以了！”周三径一，直接退回到公元前中国《周髀算经》的水平。
关于年轻人吃不了苦，在学业、工作、家族和亲密关系中表现得一塌糊涂，以及老一辈人对他们产生了非常糟糕的印象的描写—被人说是“文科省创造出来的残次品”，也都是真的。
曾经有日本媒体总结了“宽松世代”经常被批评的几个问题：不懂商务礼仪，太自我和随意；伸手党，完全不能自己钻研，一有不懂只会直接问别人；不合群，不礼貌，粗鲁地拒绝上司的聚餐、娱乐玩耍等邀请；总会为犯下的各种错误找借口。
完全不按规矩办事，做事想当然。简单地说，就是“情商低”。大家可能还有印象，“情商低”一向是“应试教育牺牲品”和“高分低能”的标签。为什么它会反过来变成宽松世代的特色？因为减负不止减掉了课本和家庭作业。
“勤奋”对“自卑”的冲突 需及早进行
心理学家埃里克森认为，6—12岁的学龄期小学生们需要顺利度过“勤奋对自卑”的冲突。在这个阶段，能够很好地完成学习课程的儿童会获得“勤奋感”，他们会更自信，通常日后成就也更高。
相反，如果孩子在学习上表现很差，他们就会怀疑自己，感到沮丧，变得自卑。不管中国还是日本，减负的初衷都是提高孩子的勤奮感，降低自卑感。减负政策除了调低功课难度，削减课时外，往往还特别强调学校“成绩不能排名”“不能批评孩子”，不许给学生压力。
制定规则的人想消灭一切比较和负面评价，好让每一个孩子都觉得“我很棒”。这显然不可能。现实是，“大锅饭”让公立学校无法提供基本的荣誉感和激励，所以越来越多的孩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无论我怎么样，结果好像都差不多。”
说好听点就是“佛系”，而勤奋感的本质其实是“我能行，只要我努力，一定能得到一个好结果”。重点不是“我能行”，而是“我努力会有好结果”。
要获得勤奋感，首先得有一套靠得住的价值观。否则只会沦为面试官口中“自我感觉良好”的讨厌鬼。
此外，在学校里躲开了竞争和排名，工作后一样得面对。老师为了饭碗不敢得罪学生，公司领导训起人来可没有这些担心。
直到工作了，才“第一次被人好好教训了一顿”。单纯的年龄增长并不会自动让人更加成熟坚韧，对压力和挫折的处理其实是个熟能生巧的过程。很多人说“吃亏要趁早”，那是因为他们觉得跟少年竞赛相比，成年后懵懵懂懂地直接闯进丛林社会，实在难得 多。
减负与补习 公共利益如何造就
很多家长看到了这一点。既然公立学校要减负，那就送孩子去补习班，去更好更贵的私立学校。这就像一个囚徒困境，谁不甘心、不肯走那条政府划定的“宽松”路，谁的孩子就能学得更多，在未来的竞争中多一点优势。
他们宁愿付出相当的代价，也要把被“减掉”的补回来。“补习班还是会排名次。”补习班弥补了公立学校被政策剥夺的部分，很多孩子的勤奋感是从这里来的。
学校也很焦虑。减负导致招生的选拔性大大降低，招不来优秀的学生，地位就保不住。所以校领导会想尽办法筛来好学生—一所学校的基本面就是那群最优秀的孩 子。
这不是坏事，它代表着一条用实力换机会的路。家境富裕的孩子能靠学区房顺利进名校，勤奋自律的孩子也能自己给自己开道，大家各凭本事。
确实也有很多家长不希望孩子太累，只要孩子开心，顺其自然就好，这当然是他们的自由。但是强行以“减负”为名堵死金钱之外的通路，硬要所有孩子一起玩耍，结果就是那些生来理应不止如此的人的潜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无法创造更多的价值。
这哪里叫公平呢？公平应该是给愿意付出的人足够的机会，而不是把大家拽到同一个水平线上，阻止人们改变命运。更何况，并非所有孩子都厌憎练习与考试。
日本人已经发现不对了，他们不只在电视剧里吐槽，早在2005年就开始着手修改基础教育指导意见。
2005年，文部科学大臣要求中央教育审议会重新审视学习指导要领。
2006年，曾经因为难度被删掉的“发展性内容”重新编入教科书。
2007年，在首相安倍晋三主导下，以“教育再生”之名，开始着手改革宽松教 育。
2008年，新的学习指导要领方案公 布。
有的人很早就知道，走哪条路才能改变命运；有的人甚至从小就能从解决问题中获得快乐。他们都不把应试视为负担。
这是一批最强的人，是未来的希望，他们将为一个民族提供最优质的人力资源，阻挠他们的结果是让公共利益受损。
网上有吐槽当代日本年轻人的梗，叫“平成养豚”。“平成”是日本明仁天皇的年号，“豚”在日语里是猪，翻译过来，就是在平成年代（1989年至今）成长起来的人，是一帮混吃等死的家伙，和猪差不多。
但这个锅不该天皇背，事实上，同期出生的年轻人还有一个外号，叫“宽松世代”。“宽松”指的是日本政府从2002年开始全面推行的“宽松教育”：降低课业难度，削减课时，减轻学生负担。
用中国话说，就是减负。
今天的很多日本人认为，正是宽松教育造就了今天的日本年轻人。平成养豚，其实是“减负养豚”。
电视剧《宽松世代又如何》 艺术升华宽松教育下的年轻人
“平成废物”是一群什么样的家伙？编剧大神宫藤宫九郎在2016年的电视剧《宽松世代又如何》中，把矛头对准了最早一批经历宽松教育的年轻人。
剧中三个男主角都是29岁，年近而立。男一号工作7年，业绩倒数第一，连最基础的新人工作都做不好，上司放弃了他，将他调离总部降职。
连教训都懒得教训，那就糟了。男二号在小学当老师，苦恼于领导严厉、家长难缠、学生不听话。因为从没谈过恋爱，还是处男，遭到所有人的嘲笑。总之问题不在自己这里。
男三号自视甚高，复读11年只为考东京大学，日常收入主要靠拉皮条和敲诈嫖客。他和非法滞留日本的游客生了孩子，但没有办理结婚手续。
被同事指出缺点就崩溃大哭的实习生：我们对劈头盖脸的理解可能有点区别……
在工作中犯下大错，上司带他道歉弥补，事后反而投诉上司“职权骚扰”的新人：在公司大群吐槽“和那种上司一起工作我会死的”，这是病得不轻了，需要把《关系攻略》抄10遍。
这些人自我感觉很好，但其实什么也做不成，走到哪里都碰壁。年长的职场老人在嫌弃他们时说了同一句话：年轻人所有的粗心愚蠢不靠谱，只要一句“他是宽松世代”，大家都能心领神会。
减负不止减掉了课本和家庭作业
电视剧做了些艺术夸张，但剧中提到的减负政策都是真的。“3.14对小学生太难，圆周率说3就可以了！”周三径一，直接退回到公元前中国《周髀算经》的水平。
关于年轻人吃不了苦，在学业、工作、家族和亲密关系中表现得一塌糊涂，以及老一辈人对他们产生了非常糟糕的印象的描写—被人说是“文科省创造出来的残次品”，也都是真的。
曾经有日本媒体总结了“宽松世代”经常被批评的几个问题：不懂商务礼仪，太自我和随意；伸手党，完全不能自己钻研，一有不懂只会直接问别人；不合群，不礼貌，粗鲁地拒绝上司的聚餐、娱乐玩耍等邀请；总会为犯下的各种错误找借口。
完全不按规矩办事，做事想当然。简单地说，就是“情商低”。大家可能还有印象，“情商低”一向是“应试教育牺牲品”和“高分低能”的标签。为什么它会反过来变成宽松世代的特色？因为减负不止减掉了课本和家庭作业。
“勤奋”对“自卑”的冲突 需及早进行
心理学家埃里克森认为，6—12岁的学龄期小学生们需要顺利度过“勤奋对自卑”的冲突。在这个阶段，能够很好地完成学习课程的儿童会获得“勤奋感”，他们会更自信，通常日后成就也更高。
相反，如果孩子在学习上表现很差，他们就会怀疑自己，感到沮丧，变得自卑。不管中国还是日本，减负的初衷都是提高孩子的勤奮感，降低自卑感。减负政策除了调低功课难度，削减课时外，往往还特别强调学校“成绩不能排名”“不能批评孩子”，不许给学生压力。
制定规则的人想消灭一切比较和负面评价，好让每一个孩子都觉得“我很棒”。这显然不可能。现实是，“大锅饭”让公立学校无法提供基本的荣誉感和激励，所以越来越多的孩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无论我怎么样，结果好像都差不多。”
说好听点就是“佛系”，而勤奋感的本质其实是“我能行，只要我努力，一定能得到一个好结果”。重点不是“我能行”，而是“我努力会有好结果”。
要获得勤奋感，首先得有一套靠得住的价值观。否则只会沦为面试官口中“自我感觉良好”的讨厌鬼。
此外，在学校里躲开了竞争和排名，工作后一样得面对。老师为了饭碗不敢得罪学生，公司领导训起人来可没有这些担心。
直到工作了，才“第一次被人好好教训了一顿”。单纯的年龄增长并不会自动让人更加成熟坚韧，对压力和挫折的处理其实是个熟能生巧的过程。很多人说“吃亏要趁早”，那是因为他们觉得跟少年竞赛相比，成年后懵懵懂懂地直接闯进丛林社会，实在难得 多。
减负与补习 公共利益如何造就
很多家长看到了这一点。既然公立学校要减负，那就送孩子去补习班，去更好更贵的私立学校。这就像一个囚徒困境，谁不甘心、不肯走那条政府划定的“宽松”路，谁的孩子就能学得更多，在未来的竞争中多一点优势。
他们宁愿付出相当的代价，也要把被“减掉”的补回来。“补习班还是会排名次。”补习班弥补了公立学校被政策剥夺的部分，很多孩子的勤奋感是从这里来的。
学校也很焦虑。减负导致招生的选拔性大大降低，招不来优秀的学生，地位就保不住。所以校领导会想尽办法筛来好学生—一所学校的基本面就是那群最优秀的孩 子。
这不是坏事，它代表着一条用实力换机会的路。家境富裕的孩子能靠学区房顺利进名校，勤奋自律的孩子也能自己给自己开道，大家各凭本事。
确实也有很多家长不希望孩子太累，只要孩子开心，顺其自然就好，这当然是他们的自由。但是强行以“减负”为名堵死金钱之外的通路，硬要所有孩子一起玩耍，结果就是那些生来理应不止如此的人的潜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无法创造更多的价值。
这哪里叫公平呢？公平应该是给愿意付出的人足够的机会，而不是把大家拽到同一个水平线上，阻止人们改变命运。更何况，并非所有孩子都厌憎练习与考试。
日本人已经发现不对了，他们不只在电视剧里吐槽，早在2005年就开始着手修改基础教育指导意见。
2005年，文部科学大臣要求中央教育审议会重新审视学习指导要领。
2006年，曾经因为难度被删掉的“发展性内容”重新编入教科书。
2007年，在首相安倍晋三主导下，以“教育再生”之名，开始着手改革宽松教 育。
2008年，新的学习指导要领方案公 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