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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顺应书写世界文学的时代潮流，以李伯勇为代表的赣南作家立足乡土，在兼具地方性的同时放眼世界。以《轮回》为代表的李伯勇长篇小说立足于传统赣南农村的书写，体现出望向世界的胸怀值得称道。其对政治、个人力比多与家族文化交织之下幽暗家园的展现和赣南家族精神的书写，不但为建构赣南乡土文化地标注入了新的血液，还为扩充当代中国文学提供新的思路。赣南文学史不但应该给其一个合理的定位，当代文学史也理应为其保留一席之地。
【关键词】 地方文学;个体无意识;伤痕;南方精神; 诗儒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41-0014-02
站在世界文学的视角展望文学史上的伟大作家，不难发现，任何一个具有世界性格局的作家，往往立足于生养他的故土进行着文学创作：“福克纳之于约克纳帕塔法、哈代之于威赛克斯、沈从文之于湘西、莫言之于高密东北乡”。[1]此时乡土承载着故乡的精神文化，在世界文学的地图上生产着空间。在此，作家们以乡土为基点，在植根于社会历史的同时与世界合流。
李伯勇在书写乡土的过程中也展现出了向世界文学皈依的抱负，他的长篇小说《轮回》就是其中之一。《轮回》这篇小说将张家、周家、马家世代家族恩怨的纠葛置于冷水坑这个舞台。作家惋惜赣南乡土精神被个人力比多和政治意识形态所撕扯，又希望保留南方精神的火种，发掘中华文化的根脉。然而，作者所建构的南方乡土的王国，是否具有现代性？又是否真的具有世界性的格局呢？
一、抵达与反思——黑暗撕扯下的南方精神
李伯勇对南方乡土的展现不仅停留于地理景观的展览，而是乡土人物以及精神层面的刻画与发掘。不同于伤痕文学对创痛的书写，李伯勇在家族恩怨、政治运动与个人力比多之间完成了交响。糅合了更大的历史背景以及趋于人性的史观，李伯勇在抵达政治运动伤痕的同时进行着深度的反思。在现代意义上超越了伤痕和反思文学，赋予文本现代性。
（一）个人力比多的展览式书写
《轮回》围绕地主之子张义林、雇农之子马家荣、下放知青刘新池、贫农之女徐三兰展开。文本花了大量的篇幅聚焦于个人力比多的展览。
除开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地主之子张义林的叙述，文本用了大量笔墨聚焦于生产队队长马家荣，塑造了一个被朴素的家族仇恨和个人力比多所吞噬的人。恩怨成了马家荣个人力比多的借口，对徐三兰以家族仇恨为借口针对张家实施性报复。同时，在满足自身快感的同时行使朴素的二元对立式复仇观念，这种复仇观念不仅源于受压抑的童年，更深层植根于农村集体无意识内留存下来的劣根性。这种劣根性表现为马家荣狭隘的眼界与随之催生出来的妒忌与傲慢。在马家荣身上，被放大的个人力比多不断占据着个人，对儿子马钱投以热切的期望的原因也仅仅是朴素地繁衍后代以占有越来越多的资源。
除了对生产队队长马家荣无意识的审丑式刻画。对徐三兰的塑造也同样灌注了无意识。从与张义林许定婚约，到因为张义林成分不好无法让自己过上好的生活而毁约，到因为自身利益而屈从于马家荣报复张家的朴素的复仇计划，再到与张义林结婚后对自我道德的无法抑制并与知青刘新池通奸。最后在祈求与知青私奔被拒转而回归家庭。身为时代洪流下的弱势女性，她在无法抵抗命运面前圆滑地露出趋利避害式动物性即：永远在动物性地进行着性与生存空间的掠夺。不仅是徐三兰，被无意识驱动之下的赣南乡土人民不但是小说的背景，更是舞臺上的主角。
（二）政治伤痕的揭露与反思
对“文革”伤痕的展览与反思也是文本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李伯勇的乡土文学世界被这块土地所涵养，作家本人又亲历过农村一浪接一浪的诸多政治运动，他对政治文化与乡土现代化密切关联的体察，也就特别敏感而深刻。” [2]
在“文革”进程中，赣南乡土的农民们扮演着政治规训的实施者，作者对政治规训与伤痕的书写并不仅仅局限于对官方权力话语代言人马家荣的书写。对冷水坑的群众的异化书写尤为重要。朴素的个体无意识在人与人之间不断被放大，村民互相之间既扮演着规训的施予者，也扮演着被规训之下的受害者。
对政治伤痕的书写成为了作者书写南方乡土的宣泄口，人们披着政治的大旗对着曾经引起群众嫉妒的家族宣泄着怒火，他们成了啃食着活人肉体的野狗。在这里，冷水坑的无意识乘着政治的浪潮对人们进行倾轧，集中表现为对地主之子张义林以及其母周颖珍受难肉身的描写。政治的扭曲不但在赣南人民的身体上烙下伤痕，更对人们的心灵构成了冲击。
作者继承了七十年代伤痕文学的书写并进行着深度反思。在这里，文本放大了政治伤痕对家园的冲击，同时也与朴素的力比多合流。这层展览将荒诞与异化暴露于舞台，残酷的戏剧是为了引起读者的共鸣，读者通过对创伤的凝视得到净化。
因而政治的演进、个人力比多以及家族恩怨的杂糅不仅仅局限于赣南乡土冷水坑这个舞台，而是历史上的中国农村，这里反映出作者在时代洪流之下的现代化史诗精神，作家融汇了个人力比多和政治，将其置于现代性史观之下。作家在这里以一种更深刻的关怀切入文本不着褒贬的历史性的眼光，聚焦于文学史中南方幽暗的家园。
二、沉潜与寻根——点燃南方精神的烛火
如果说，抵达历史是为了反思历史，那么沉潜于历史的深处，必然是寻找文化的根脉，与世界接壤，李伯勇先生在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的基础之上进行着文化意义上的寻根之旅，如果仅仅局限于伤痕与创痛之下的揭露与反思，《轮回》还不足以超越故乡走向世界，作家文本的优秀之处恰恰表现在既聚焦于赣南乡土的舞台，又不局限于地方景观、个人力比多与政治的书写，而是企图展现其发掘南方精神根脉的抱负。他承接客家文化，与中原文化进行着深度对话与合流，力图把握民族文化的根脉，点燃南方精神的烛火。 作家站在现代性的视角重新阐释家族纠葛，李伯勇力求在表现家族纷争的同时保留南方精神的火种，作家开篇书写张家的衰弱，以周颖珍口述周家因诗儒风气考中科举时的辉煌，张家渴望通过联姻获得周家的文脉，并将自身耕读传家的精神向下一代传承。这种南方大家族精神在融合之下在孙女周颖珍身上生根，家族精神在轮回中继承与发扬，然而，伴随着政治运动的演进，周家和张家开始衰败，马家快速崛起，雇农之子马家荣以及背后的村民不断啃噬着周家以及张家的精神，愚昧麻木的冷水坑村民不希望以周家为代表的异乡精神在冷水坑里扎根，以政治运动为名对周颖珍为代表的“地主”进行着欺凌。南方精神的包容并未在侮辱与损害之中被吞没，周颖珍以一己之力承受着历史与政治，家族与个人的罪孽。
面对冷水坑群众的欺凌，周颖珍用母性保护着自己的儿子，以包容的姿态笑对政治与卑劣人性降下的铁锤。即使在政治运动的尾声，张家并未对马家报复，而是以慈爱包容了私奔未遂的三兰以及因为儿子犯罪而失去权势的马家荣。周颖珍是慈爱的南方母亲，饱读诗书胸怀四海大儒的代表，她的身上继承了祖辈耕读传家，包容慈爱的精神。
因此文本题为《轮回》不是对历史的解构，而是企图寻根与建构，作家所书写的南方家族精神在不断地被冷水坑所敲打的同时也散发出微弱的光芒。作家在揭示南方精神的途中追溯客家文化的根脉，以一本曾国藩家训上溯中原文化，在发掘本土精神的同时，力图与人类的终极关怀汇通。
三、互文与皈依——寻求地方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汇通
为了建构具有世界文学气质的作品，赣南作家努力立足客家文化，渴望在当代文学史之上争得一席之地。赣南，作为以客家文化圈为代表的赣南乡土，客家文化本身融合了闽、湘、粤等多地文化。如何立足自身乡土又与异域文学有所区隔，并向世界迈进成了作家面临的焦虑。
（一）文学史层面的互文
当人们在立足各自乡土以建构文学时，总是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自我中心的漩涡，隔绝了地域与时代的写作终究不是完美的写作。然而，作家在写作《轮回》时并未陷入自我中心的陷阱而是积极地与时代进行互文。《轮回》不但与乡土文学、伤痕文学进行对话，并且与寻根文学进行着深度互文。作家在阐释历史的同时并未规避历史“我以为，在现代化视野中，对民族心灵的重铸，对乡土精神资源的探寻，都不能无视这种大历史对人的消极和积极影响。”[3]即破除官方意识的遮蔽，去与真正的历史进行着互文。
（二）世界人文关怀的皈依
作家谈论文化融合与建构自身文化的过程中不仅展现出赣南本土文化，还表现了对南方文化的哀愁，作家对家族精神衰败表现忧虑，透过文本我们能看见作家肩膀上沉重的责任。
李伯勇曾在访谈中提起：“個体农民的精神状态严重“营养不良”，他们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应得到同情，我们应表达义愤，但是一些后果都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关键在于要树立现代人格精神，自尊，自信，增强创造力，从而走出生活和精神的困境。”[4]在这里表达了李伯勇先生寻求建构南方精神乃至民族精神的关怀。
作家在感叹南方精神流逝的同时又希望保留南方精神的火种，因而面向历史，从周家祖先的故事讲起，向一本曾国藩家训皈依，并企图在之上生发出南方精神的根性。从周家先祖“耕读传家”“诗儒气质”再到“慈爱”“包容”“隐忍”这些宽阔的胸襟与精神在李伯勇先生的笔下焕发生机，一如作家在访谈中所说：“在我们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客家人正在吸纳时代气息、廓大胸襟、提升精神视野上确实有勇立潮头坦荡承担的一面。”[5]
《轮回》其名是为了表征处于历史、人性、动物性盘根错节的环境中，人类不应当沉沦于黑暗的历史漩涡，包容的人文精神才是走出轮回的解药。因此，李伯勇先生对文化寻根的挖掘，不仅局限于赣南文化的根脉，同时向着客家精神，中原文化，以及传统人文关怀进行着皈依。在这里的寻根展现出了世界性文学的格局与眼界。建构世界文学的焦虑在这里成长，当代文学史应当关注处于大家文学夹缝中的文学作品，发掘并重估他们的价值。
参考文献：
[1]南帆，刘小新，练暑生.文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邵滢.抵达并返观：南方百年乡土的全息敞现——李伯勇文学创作综论[J].创作评谭，2020，（05）.
[3][4][5]周鸿，李伯勇.守望乡土中国的精神家园——对话2005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得主李伯勇[J].创作评谭，2006，（06）.
【关键词】 地方文学;个体无意识;伤痕;南方精神; 诗儒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41-0014-02
站在世界文学的视角展望文学史上的伟大作家，不难发现，任何一个具有世界性格局的作家，往往立足于生养他的故土进行着文学创作：“福克纳之于约克纳帕塔法、哈代之于威赛克斯、沈从文之于湘西、莫言之于高密东北乡”。[1]此时乡土承载着故乡的精神文化，在世界文学的地图上生产着空间。在此，作家们以乡土为基点，在植根于社会历史的同时与世界合流。
李伯勇在书写乡土的过程中也展现出了向世界文学皈依的抱负，他的长篇小说《轮回》就是其中之一。《轮回》这篇小说将张家、周家、马家世代家族恩怨的纠葛置于冷水坑这个舞台。作家惋惜赣南乡土精神被个人力比多和政治意识形态所撕扯，又希望保留南方精神的火种，发掘中华文化的根脉。然而，作者所建构的南方乡土的王国，是否具有现代性？又是否真的具有世界性的格局呢？
一、抵达与反思——黑暗撕扯下的南方精神
李伯勇对南方乡土的展现不仅停留于地理景观的展览，而是乡土人物以及精神层面的刻画与发掘。不同于伤痕文学对创痛的书写，李伯勇在家族恩怨、政治运动与个人力比多之间完成了交响。糅合了更大的历史背景以及趋于人性的史观，李伯勇在抵达政治运动伤痕的同时进行着深度的反思。在现代意义上超越了伤痕和反思文学，赋予文本现代性。
（一）个人力比多的展览式书写
《轮回》围绕地主之子张义林、雇农之子马家荣、下放知青刘新池、贫农之女徐三兰展开。文本花了大量的篇幅聚焦于个人力比多的展览。
除开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地主之子张义林的叙述，文本用了大量笔墨聚焦于生产队队长马家荣，塑造了一个被朴素的家族仇恨和个人力比多所吞噬的人。恩怨成了马家荣个人力比多的借口，对徐三兰以家族仇恨为借口针对张家实施性报复。同时，在满足自身快感的同时行使朴素的二元对立式复仇观念，这种复仇观念不仅源于受压抑的童年，更深层植根于农村集体无意识内留存下来的劣根性。这种劣根性表现为马家荣狭隘的眼界与随之催生出来的妒忌与傲慢。在马家荣身上，被放大的个人力比多不断占据着个人，对儿子马钱投以热切的期望的原因也仅仅是朴素地繁衍后代以占有越来越多的资源。
除了对生产队队长马家荣无意识的审丑式刻画。对徐三兰的塑造也同样灌注了无意识。从与张义林许定婚约，到因为张义林成分不好无法让自己过上好的生活而毁约，到因为自身利益而屈从于马家荣报复张家的朴素的复仇计划，再到与张义林结婚后对自我道德的无法抑制并与知青刘新池通奸。最后在祈求与知青私奔被拒转而回归家庭。身为时代洪流下的弱势女性，她在无法抵抗命运面前圆滑地露出趋利避害式动物性即：永远在动物性地进行着性与生存空间的掠夺。不仅是徐三兰，被无意识驱动之下的赣南乡土人民不但是小说的背景，更是舞臺上的主角。
（二）政治伤痕的揭露与反思
对“文革”伤痕的展览与反思也是文本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李伯勇的乡土文学世界被这块土地所涵养，作家本人又亲历过农村一浪接一浪的诸多政治运动，他对政治文化与乡土现代化密切关联的体察，也就特别敏感而深刻。” [2]
在“文革”进程中，赣南乡土的农民们扮演着政治规训的实施者，作者对政治规训与伤痕的书写并不仅仅局限于对官方权力话语代言人马家荣的书写。对冷水坑的群众的异化书写尤为重要。朴素的个体无意识在人与人之间不断被放大，村民互相之间既扮演着规训的施予者，也扮演着被规训之下的受害者。
对政治伤痕的书写成为了作者书写南方乡土的宣泄口，人们披着政治的大旗对着曾经引起群众嫉妒的家族宣泄着怒火，他们成了啃食着活人肉体的野狗。在这里，冷水坑的无意识乘着政治的浪潮对人们进行倾轧，集中表现为对地主之子张义林以及其母周颖珍受难肉身的描写。政治的扭曲不但在赣南人民的身体上烙下伤痕，更对人们的心灵构成了冲击。
作者继承了七十年代伤痕文学的书写并进行着深度反思。在这里，文本放大了政治伤痕对家园的冲击，同时也与朴素的力比多合流。这层展览将荒诞与异化暴露于舞台，残酷的戏剧是为了引起读者的共鸣，读者通过对创伤的凝视得到净化。
因而政治的演进、个人力比多以及家族恩怨的杂糅不仅仅局限于赣南乡土冷水坑这个舞台，而是历史上的中国农村，这里反映出作者在时代洪流之下的现代化史诗精神，作家融汇了个人力比多和政治，将其置于现代性史观之下。作家在这里以一种更深刻的关怀切入文本不着褒贬的历史性的眼光，聚焦于文学史中南方幽暗的家园。
二、沉潜与寻根——点燃南方精神的烛火
如果说，抵达历史是为了反思历史，那么沉潜于历史的深处，必然是寻找文化的根脉，与世界接壤，李伯勇先生在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的基础之上进行着文化意义上的寻根之旅，如果仅仅局限于伤痕与创痛之下的揭露与反思，《轮回》还不足以超越故乡走向世界，作家文本的优秀之处恰恰表现在既聚焦于赣南乡土的舞台，又不局限于地方景观、个人力比多与政治的书写，而是企图展现其发掘南方精神根脉的抱负。他承接客家文化，与中原文化进行着深度对话与合流，力图把握民族文化的根脉，点燃南方精神的烛火。 作家站在现代性的视角重新阐释家族纠葛，李伯勇力求在表现家族纷争的同时保留南方精神的火种，作家开篇书写张家的衰弱，以周颖珍口述周家因诗儒风气考中科举时的辉煌，张家渴望通过联姻获得周家的文脉，并将自身耕读传家的精神向下一代传承。这种南方大家族精神在融合之下在孙女周颖珍身上生根，家族精神在轮回中继承与发扬，然而，伴随着政治运动的演进，周家和张家开始衰败，马家快速崛起，雇农之子马家荣以及背后的村民不断啃噬着周家以及张家的精神，愚昧麻木的冷水坑村民不希望以周家为代表的异乡精神在冷水坑里扎根，以政治运动为名对周颖珍为代表的“地主”进行着欺凌。南方精神的包容并未在侮辱与损害之中被吞没，周颖珍以一己之力承受着历史与政治，家族与个人的罪孽。
面对冷水坑群众的欺凌，周颖珍用母性保护着自己的儿子，以包容的姿态笑对政治与卑劣人性降下的铁锤。即使在政治运动的尾声，张家并未对马家报复，而是以慈爱包容了私奔未遂的三兰以及因为儿子犯罪而失去权势的马家荣。周颖珍是慈爱的南方母亲，饱读诗书胸怀四海大儒的代表，她的身上继承了祖辈耕读传家，包容慈爱的精神。
因此文本题为《轮回》不是对历史的解构，而是企图寻根与建构，作家所书写的南方家族精神在不断地被冷水坑所敲打的同时也散发出微弱的光芒。作家在揭示南方精神的途中追溯客家文化的根脉，以一本曾国藩家训上溯中原文化，在发掘本土精神的同时，力图与人类的终极关怀汇通。
三、互文与皈依——寻求地方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汇通
为了建构具有世界文学气质的作品，赣南作家努力立足客家文化，渴望在当代文学史之上争得一席之地。赣南，作为以客家文化圈为代表的赣南乡土，客家文化本身融合了闽、湘、粤等多地文化。如何立足自身乡土又与异域文学有所区隔，并向世界迈进成了作家面临的焦虑。
（一）文学史层面的互文
当人们在立足各自乡土以建构文学时，总是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自我中心的漩涡，隔绝了地域与时代的写作终究不是完美的写作。然而，作家在写作《轮回》时并未陷入自我中心的陷阱而是积极地与时代进行互文。《轮回》不但与乡土文学、伤痕文学进行对话，并且与寻根文学进行着深度互文。作家在阐释历史的同时并未规避历史“我以为，在现代化视野中，对民族心灵的重铸，对乡土精神资源的探寻，都不能无视这种大历史对人的消极和积极影响。”[3]即破除官方意识的遮蔽，去与真正的历史进行着互文。
（二）世界人文关怀的皈依
作家谈论文化融合与建构自身文化的过程中不仅展现出赣南本土文化，还表现了对南方文化的哀愁，作家对家族精神衰败表现忧虑，透过文本我们能看见作家肩膀上沉重的责任。
李伯勇曾在访谈中提起：“個体农民的精神状态严重“营养不良”，他们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应得到同情，我们应表达义愤，但是一些后果都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关键在于要树立现代人格精神，自尊，自信，增强创造力，从而走出生活和精神的困境。”[4]在这里表达了李伯勇先生寻求建构南方精神乃至民族精神的关怀。
作家在感叹南方精神流逝的同时又希望保留南方精神的火种，因而面向历史，从周家祖先的故事讲起，向一本曾国藩家训皈依，并企图在之上生发出南方精神的根性。从周家先祖“耕读传家”“诗儒气质”再到“慈爱”“包容”“隐忍”这些宽阔的胸襟与精神在李伯勇先生的笔下焕发生机，一如作家在访谈中所说：“在我们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客家人正在吸纳时代气息、廓大胸襟、提升精神视野上确实有勇立潮头坦荡承担的一面。”[5]
《轮回》其名是为了表征处于历史、人性、动物性盘根错节的环境中，人类不应当沉沦于黑暗的历史漩涡，包容的人文精神才是走出轮回的解药。因此，李伯勇先生对文化寻根的挖掘，不仅局限于赣南文化的根脉，同时向着客家精神，中原文化，以及传统人文关怀进行着皈依。在这里的寻根展现出了世界性文学的格局与眼界。建构世界文学的焦虑在这里成长，当代文学史应当关注处于大家文学夹缝中的文学作品，发掘并重估他们的价值。
参考文献：
[1]南帆，刘小新，练暑生.文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邵滢.抵达并返观：南方百年乡土的全息敞现——李伯勇文学创作综论[J].创作评谭，2020，（05）.
[3][4][5]周鸿，李伯勇.守望乡土中国的精神家园——对话2005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得主李伯勇[J].创作评谭，200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