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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西方汉学研究的中心无疑是巴黎。这只要看一件事就全明白了:哈佛燕京学社一九二八年创立后,曾计划不远万里请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来担任社长,后来伯希和推荐了自己的学生、俄裔法籍汉学家叶理绥(Serge Elisseeff)。随着伯希和、葛兰言(Marcel Granet)、马伯乐(Henri Maspero)等大师的先后谢世,西方汉学研究的中心开始从法国向美国转移,这当然大大得益于战后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地位的迅速提升,而同时也和以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为代表的第一代美国专业汉学家的闪亮登场密切相关。
考察第一代美国汉学家的学术背景就会发现,他们虽然有着不同的师承和不同的研究领域,但却拥有一段共同的经历——上世纪三十年代都曾留学北京,短则一两年,长则四五年。这批人除了费正清之外,主要还有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宾板桥(Woodbridge Bingham)、卜德(Derk Bodde)、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毕格(Cyrus Henderson Peake)、西克曼(Laurence Sickman)、戴德华(George E. Taylor)、韦慕庭(Clarence Martin Wilbur)。
他们当中大部分人是凭借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来北京进修的。除了学术上的进修外,语言上的进修自然也必不可少;为这批年轻学者提供语言训练的是华北协和语言学校(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该机构一九一○年由英国伦敦会传教士瑞思义(W. H. Rees)建立,本来主要是为来华的英美传教士提供语言培训,后来招生范围扩大至外交和商业人员。据美国学者甘博(Sidney D. Gamble)一九二一年发表的调查报告称,其时该校“学生人数达到二百二十六人,来自二十六个传教团体,十二个商户,五家公使馆”(《北京社会调查》英文版,383页)。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作为美国驻华使馆的武官曾于一九二○至一九二三年在该校学习过。到三十年代,这所学校由于优良的教学方法和生活条件早已名声在外,成为年轻学者们的不二选择。
关于这所学校的教学方法,曾在这所学校里半工半读过两年的韦慕庭是最有发言权的,他回忆道:“我们用直接法学习汉语。在开始的几个星期,我们听不到一句英语,所有的人坐在一个教室里听老师慢慢地说汉语,他一边说,一边会指着脸上和身体上的器官——鼻子、眼睛、嘴巴、胳膊,或者会介绍人称代词——我、他、他们的用法,或者用动作来演示动词的意思。课后我们有个别的辅导,在一个小房间里,一个老师对一个学生,帮助我们复习已经学过的东西。这些辅导老师一般年纪较大,而且不会说一句英语。对于我这样此前没有学过口语和汉字的人来说,我从这一说话练习中获益良多。说话对我们来说最难的是记住——不,是内化——每一个多音节字和词组的发音的声调。”(《回忆录》英文版,27—28页)至于这所学校的生活条件,只要提两点就足以说明,一是该校位于东四的校舍是一幢三层的楼房,它在周围平房的包围中显得鹤立鸡群;二是该校有个网球场,这在当时的北京颇不可多得。韦慕庭与费正清正是在网球场上开始了他们的友谊。
韦慕庭于一九三二年秋天从哥伦比亚大学来到北京,由于奖学金数量不足,他在语言学校学习时兼做该校图书馆的管理员。与他相比,费正清还要更辛苦些。费正清一九三二年初作为牛津大学的研究生来到北京,一开始他因为有罗德斯奖学金(Rhodes Scholarship),生活得很舒适,一九三三年该奖学金到期后他两次申请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都失败了,于是只好到清华大学去兼课,为了在九点钟之前赶到学校,他不得不黎明即起,坐上一个小时的公共汽车赶往远在郊外的上课地点。好在一九三四年他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不必再为生计奔波了。
当然,即使是在奖学金不足或不到位的情况下,美国留学生们的生活也不会困难到无米下锅的程度。当时美元与银元的兑换率是一比五,留学生们在大部分情况下可以住宽敞的房子,并至少有一名仆人。他们苦读的夜晚也不缺少红袖添香,而在白天,太太们则或者料理家务,或者干点零活(如教授英语)以补贴家用。来北京前还没有女朋友的卜德在北京找到了自己的幸福,新娘来自俄国,结婚后一直支持丈夫的学术事业,后来还帮助丈夫撰写了《托尔斯泰与中国》一书(一九五○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费正清也是在北京完婚的,新娘是他早在哈佛读本科时就已经认识了;新娘的父亲是哈佛大学鼎鼎大名的生理学教授,一九三五年曾应协和医学院的邀请来华讲学,同时当然也公私兼顾地看望自己的女儿与女婿。
除了家人的陪伴,留学生们还有定期和不定期的朋友聚会。一九三四年毕安祺(Carl Whiting Bishop)任美国史密斯苏尼博物馆(即美国国家博物馆)驻北京代表时,曾组织每月一次的聚会,大家在轻松的气氛中讨论一些共同关心的学术问题。美国驻华公使詹森(Nelson Johnson, 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五年在任)也时不时地请年轻学者们打打牙祭,以示作为在华最高官员的关心。而让留学生们更为兴奋的是,他们可以在汉语还不熟练的情况下和中国学者用英语进行交流,并向他们请教。民国建立前后留学英美的一批中国学人在三十年代已经成为学界的领袖,占据着北京各大高校的要津。一九三三年费正清之所以能得到清华的教职,完全得益于蒋廷黻的关照。蒋廷黻于一九一二至一九二三年在美国留学,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一九二九至一九三四年任清华历史系主任。蒋廷黻是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的开创者,曾就如何使用《筹办夷务始末》等中文文献给予费正清很大的提示。除了蒋廷黻之外,费正清还和胡适、丁文江、陶孟和、金岳霖等有过交往,并和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结下终身的友谊。费正清夫人费慰梅(Wilma Fairbank)为这对探索中国建筑的伴侣所写的传记于一九九四年面世。费慰梅从小就对绘画很感兴趣,到北京后开始研究中国的美术和建筑,梁、林夫妇在这方面无疑是她最好的老师。如果说故宫、天坛、长城代表了中国的古老文明,那么这批从欧美留学回国的年轻教授则给北京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生气和活力。这种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交织让北京充满了魅力,美国学生们不约而同地用“黄金时代”来称呼他们留学的那段时光。
一九三二年刚到北京的费正清在家书中这样描写他和中国学者的第一次接触:“我感到惊讶的是一位现代的伏尔泰——胡适坐在我身旁,敬我笋片和鸭肫肝,别的人也对我异常亲密。我全然不明白之所以如此的道理,但是我一点也没有不快之感,并且借助于通常的中国酒,我感到胸怀开朗,什么事都对他们说了……这要花多大的功夫才能当之无愧地享有这份荣耀呢?”(《回忆录》英文版,46页)这种受宠若惊的感觉除了学识的差距之外,也有地位的差距,当时的费正清还处于前途未卜的状况,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自己日后会成为美国乃至世界的中国学“教父”。实际上,当时他和他的同学们最担心的是毕业后能否找到一份工作,能否把他们在北京学到的东西派上用场。有一次在和詹森公使吃饭时,卜德不禁问了这一方面问题,公使半开玩笑地回答道:“完全没有可能,孩子们,你们只能去揩富人的油,而且最好是去洛杉矶。”时隔三十多年,这句话仍然让卜德记忆犹新,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在费正清六十大寿那天,他在贺信中旧事重提,不胜感慨。确实,三十年代无论是汉语教学还是中国研究,在美国大学中都处于极其边缘的地位。眼前北京的留学生活虽然美好,但日后的工作前景却很黯淡。
考察第一代美国汉学家的学术背景就会发现,他们虽然有着不同的师承和不同的研究领域,但却拥有一段共同的经历——上世纪三十年代都曾留学北京,短则一两年,长则四五年。这批人除了费正清之外,主要还有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宾板桥(Woodbridge Bingham)、卜德(Derk Bodde)、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毕格(Cyrus Henderson Peake)、西克曼(Laurence Sickman)、戴德华(George E. Taylor)、韦慕庭(Clarence Martin Wilbur)。
他们当中大部分人是凭借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来北京进修的。除了学术上的进修外,语言上的进修自然也必不可少;为这批年轻学者提供语言训练的是华北协和语言学校(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该机构一九一○年由英国伦敦会传教士瑞思义(W. H. Rees)建立,本来主要是为来华的英美传教士提供语言培训,后来招生范围扩大至外交和商业人员。据美国学者甘博(Sidney D. Gamble)一九二一年发表的调查报告称,其时该校“学生人数达到二百二十六人,来自二十六个传教团体,十二个商户,五家公使馆”(《北京社会调查》英文版,383页)。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作为美国驻华使馆的武官曾于一九二○至一九二三年在该校学习过。到三十年代,这所学校由于优良的教学方法和生活条件早已名声在外,成为年轻学者们的不二选择。
关于这所学校的教学方法,曾在这所学校里半工半读过两年的韦慕庭是最有发言权的,他回忆道:“我们用直接法学习汉语。在开始的几个星期,我们听不到一句英语,所有的人坐在一个教室里听老师慢慢地说汉语,他一边说,一边会指着脸上和身体上的器官——鼻子、眼睛、嘴巴、胳膊,或者会介绍人称代词——我、他、他们的用法,或者用动作来演示动词的意思。课后我们有个别的辅导,在一个小房间里,一个老师对一个学生,帮助我们复习已经学过的东西。这些辅导老师一般年纪较大,而且不会说一句英语。对于我这样此前没有学过口语和汉字的人来说,我从这一说话练习中获益良多。说话对我们来说最难的是记住——不,是内化——每一个多音节字和词组的发音的声调。”(《回忆录》英文版,27—28页)至于这所学校的生活条件,只要提两点就足以说明,一是该校位于东四的校舍是一幢三层的楼房,它在周围平房的包围中显得鹤立鸡群;二是该校有个网球场,这在当时的北京颇不可多得。韦慕庭与费正清正是在网球场上开始了他们的友谊。
韦慕庭于一九三二年秋天从哥伦比亚大学来到北京,由于奖学金数量不足,他在语言学校学习时兼做该校图书馆的管理员。与他相比,费正清还要更辛苦些。费正清一九三二年初作为牛津大学的研究生来到北京,一开始他因为有罗德斯奖学金(Rhodes Scholarship),生活得很舒适,一九三三年该奖学金到期后他两次申请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都失败了,于是只好到清华大学去兼课,为了在九点钟之前赶到学校,他不得不黎明即起,坐上一个小时的公共汽车赶往远在郊外的上课地点。好在一九三四年他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不必再为生计奔波了。
当然,即使是在奖学金不足或不到位的情况下,美国留学生们的生活也不会困难到无米下锅的程度。当时美元与银元的兑换率是一比五,留学生们在大部分情况下可以住宽敞的房子,并至少有一名仆人。他们苦读的夜晚也不缺少红袖添香,而在白天,太太们则或者料理家务,或者干点零活(如教授英语)以补贴家用。来北京前还没有女朋友的卜德在北京找到了自己的幸福,新娘来自俄国,结婚后一直支持丈夫的学术事业,后来还帮助丈夫撰写了《托尔斯泰与中国》一书(一九五○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费正清也是在北京完婚的,新娘是他早在哈佛读本科时就已经认识了;新娘的父亲是哈佛大学鼎鼎大名的生理学教授,一九三五年曾应协和医学院的邀请来华讲学,同时当然也公私兼顾地看望自己的女儿与女婿。
除了家人的陪伴,留学生们还有定期和不定期的朋友聚会。一九三四年毕安祺(Carl Whiting Bishop)任美国史密斯苏尼博物馆(即美国国家博物馆)驻北京代表时,曾组织每月一次的聚会,大家在轻松的气氛中讨论一些共同关心的学术问题。美国驻华公使詹森(Nelson Johnson, 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五年在任)也时不时地请年轻学者们打打牙祭,以示作为在华最高官员的关心。而让留学生们更为兴奋的是,他们可以在汉语还不熟练的情况下和中国学者用英语进行交流,并向他们请教。民国建立前后留学英美的一批中国学人在三十年代已经成为学界的领袖,占据着北京各大高校的要津。一九三三年费正清之所以能得到清华的教职,完全得益于蒋廷黻的关照。蒋廷黻于一九一二至一九二三年在美国留学,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一九二九至一九三四年任清华历史系主任。蒋廷黻是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的开创者,曾就如何使用《筹办夷务始末》等中文文献给予费正清很大的提示。除了蒋廷黻之外,费正清还和胡适、丁文江、陶孟和、金岳霖等有过交往,并和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结下终身的友谊。费正清夫人费慰梅(Wilma Fairbank)为这对探索中国建筑的伴侣所写的传记于一九九四年面世。费慰梅从小就对绘画很感兴趣,到北京后开始研究中国的美术和建筑,梁、林夫妇在这方面无疑是她最好的老师。如果说故宫、天坛、长城代表了中国的古老文明,那么这批从欧美留学回国的年轻教授则给北京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生气和活力。这种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交织让北京充满了魅力,美国学生们不约而同地用“黄金时代”来称呼他们留学的那段时光。
一九三二年刚到北京的费正清在家书中这样描写他和中国学者的第一次接触:“我感到惊讶的是一位现代的伏尔泰——胡适坐在我身旁,敬我笋片和鸭肫肝,别的人也对我异常亲密。我全然不明白之所以如此的道理,但是我一点也没有不快之感,并且借助于通常的中国酒,我感到胸怀开朗,什么事都对他们说了……这要花多大的功夫才能当之无愧地享有这份荣耀呢?”(《回忆录》英文版,46页)这种受宠若惊的感觉除了学识的差距之外,也有地位的差距,当时的费正清还处于前途未卜的状况,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自己日后会成为美国乃至世界的中国学“教父”。实际上,当时他和他的同学们最担心的是毕业后能否找到一份工作,能否把他们在北京学到的东西派上用场。有一次在和詹森公使吃饭时,卜德不禁问了这一方面问题,公使半开玩笑地回答道:“完全没有可能,孩子们,你们只能去揩富人的油,而且最好是去洛杉矶。”时隔三十多年,这句话仍然让卜德记忆犹新,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在费正清六十大寿那天,他在贺信中旧事重提,不胜感慨。确实,三十年代无论是汉语教学还是中国研究,在美国大学中都处于极其边缘的地位。眼前北京的留学生活虽然美好,但日后的工作前景却很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