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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在离京服刑前致乔冠华
1966年2月11日,胡风曾致乔冠华一封信,乔冠华接信后,随即写信给章汉夫、姬鹏飞并转周扬等同志,并将胡风的信附上。现将信转录于下,并结合有关材料稍加说明。
胡风致乔冠华信:
乔公足下:
十年多以来,常常瞻望行旌所向;声音在耳,笑容更在眼中。历史在前进,虽面壁之人,亦能感到神旺。
定论之后,曾向监狱当局提过,希望领导上代我向你转询,如还不至完全见弃,希望能给我一个见面的机会,在思想上从你得到帮助。因为,当时突出地记起了最后一次见面,提到某一问题时,你动情地说过:“如果那样,活下去有什么意思!”(大意)在我,无论在怎样困难和失败的情况之下,也从未发生过“活下去有什么意思”的问题。糊涂人对阶级事业的理想、对党,总有一种糊涂的自信或痴想也。但这时候深深地记起了你的话和你的表情。我不由自主地面对着了这个问题,这才想起了你的真情何在,因而想有所请教。但后来想到了:我这个阶下之身,提这样的要求,就成为对你的一种不敬。写书面感想时只好取消了。
现已受命即日远戌(虽要求略缓时日亦似不可能),想到后会无期,前尘种种,对你应感谢的,对你应请责的,不断地袭上了心头。语言有时是无能为力的,何况又在神情无绪之中,那么,就请以言不尽意、语无伦次见谅罢。匆匆敬礼
夫人均此
胡风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一日
北京东郊
乔冠华致章汉夫、姬鹏飞并转周扬的信:
汉夫、鹏飞同志并转周扬同志:
忽接胡风一信。最后一次,大概是1955年,根据定一同志指示,我曾去劝过他一次,讲过些什么具体内容,已经记的不清楚了。来信这样写的用意很明显是希望对他的处理有所缓和。此人已不可救药,我的意见是,不边(便)再理会他了。胡信附上。
即此敬礼
乔冠华
12/2,1966
注:章汉夫、姬鹏飞和周扬都在信上划了圈,章汉夫并写道:“我意不理”。
胡风缘何写这样一封信
关于胡风的冤案,已经披露了很多。人们知道,在解放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很少有人像他一样,对自己所信守的理念如此执著如此执迷不悟地充满着自信,也很少有人能够像他那样虽九死而不悔地不改初衷。即令是在关押了10年之后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6年,尽管按照宣判之前通过梅志(胡风的夫人)做工作而达成的默契,胡风没有上诉,但他仍然向中央写了《心安理不得》的判刑后的感想(所谓“心安”,就是他接受加在他身上的罪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而“理不得”,是胡风始终困惑的问题,即他无法找出自己究竟罪在何处)。
胡风是在1965年11月26日被判刑,12月30日与一家人团聚的。时过一个多月以后,“无论在怎样困难和失败的情况之下,也从未发生过活下去有什么意思的问题”的胡风,为何在给乔冠华的信中却如此低调,竟坦言“不由自主地面对着了”――活下去有什么意思的――“这个问题”?
对照胡风的夫人梅志所写的《胡风传》,胡风在这一年的初三或初四,被强行要求全家到四川去服刑,2月15日,胡风与梅志赴四川,胡风在离开北京的前一夜,“在晓风的书桌里找到了信纸信封,给与他有过多年交往和一直崇敬的几位友人写下了告别信”。这几位友人是徐冰、陈家康、乔冠华、徐平羽和老舍。梅志在书中只引了胡风给徐冰和老舍的信,但信末只具年月而未写日期。
这一年的春节是1月21日。按照梅志所述,胡风是在23或24日得到赴四川的指令的。胡风给乔冠华的信是2月11日发出的,并不如梅志所说,是在离开北京的前夜写下的。但他给老舍的信中,明确地提到了“明日远戌”,这才是离开前夜写的。
胡风被判刑后,以为可以在北京服完剩下的6年刑期,殊不料,公安部却要将他们赶往四川。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令胡风非常沮丧。梅志写道:
胡风感到这是对他的终身放逐,从此再也无法从事自己喜爱的文艺工作了。他一生没有什么名利欲,就是执著于文艺,虽然因此获罪被关了十年,也没能使他断绝从事文艺的欲望,还是希望在有生之年仍能干这工作。现在,这一切都破灭了,他的痛苦、他的沮丧是无法用文字来形容的,连M(指梅志――引者)也无法帮助他,劝慰他。他的心情沉重而忧郁。
因为感到“这是对他的终身放逐”,所以胡风不愿离开北京,所以才“面临着活下去有什么意思的问题”。他提出愿和梅志一起到京郊劳改农场去服满刑期。被拒绝后,他在写出狱后的感想中,因为知道这个感想要呈交周恩来的,所以又提出了留在北京的请求。然而,没有回音。胡风失望了。他给乔冠华等人的信,就是在这种心境下写的。
然而,胡风又是执著的。即使是如此,胡风还是希望老朋友能理解自己的苦衷,希望自己的处境有所改变。乔冠华当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徐冰时任统战部部长。他在给他们二人的信中,都说到了“现已受命即日远戌(虽要求略缓时日亦似不可能)”的处境,实是在隐晦地表达请求老朋友帮忙的意愿。
但是,在当时的处境下,“不边(便)再理会他了”,也许是乔、徐二人唯一的选择。胡风彻底失望了,这才在临行的前夜,给老舍(或许还有陈家康、徐平羽)写了“辞行”的信。 胡风和乔冠华的关系
胡风在“神情无绪”中想到致信乔冠华,不但是因为他与乔是相知多年的朋友,而且他认为乔对他所坚持的文艺理论是理解的。
有“才子”美誉的乔冠华早年在德国留学时,学的是哲学。虽然他后来在香港主要是搞国际评论而名噪一时,但是,对哲学问题的研究,也一直是他所钟情的。1943年回到重庆后,乔冠华等人创办了《群众》杂志,登载了陈家康、胡绳,以及乔本人写的探讨哲学的文章。此时也在重庆的胡风,“感到这是在国统区讨论唯物论与唯心论的一个极好的锻炼机会”,因而对乔的作法表示支持。胡风正筹备出版《希望》杂志,“也准备发表一点关于这方面的文章”。胡风的这一想法也得到了乔冠华的支持。乔特意为《希望》翻译了《费尔巴哈论纲》一文。
在这一时期胡风与乔冠华关系是很密切的。胡风回忆说:
乔冠华对当时的文艺实践情况很不满意,常和我谈对这方面的意见。……他对我的刊物和文章是同情的、理解的,还特意为第二期译了诗。在反教条主义这个问题上,特别有共鸣。(《胡风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
因为有“共鸣”,所以乔冠华对胡风在桂林时期所发表的文章很赞赏。在胡、乔二人“一道去喝茶”时,乔冠华曾表露过这一想法。胡风回忆说:
谈到我在桂林写的文章,他觉得我是在不顾一切,意即,我批评了错误倾向,完全不顾及误会和攻击。谈到整风,我说,现在出现了用教条主义反教条主义,他表示了同意。这使我很高兴,引为知己。他到重庆后,和陈家康感情相投,常在一起,我有时间就去看望他们,一起谈天。(同前书)
乔、胡在重庆的这种友情,在后来胡风遭批判也被旧事重提。1952年周扬在上海和胡风谈话中,就曾指责胡风和重庆的“才子集团”(指乔冠华等人)的亲密关系。
其后,胡风因文艺理论问题招致了批评,乔冠华等人的文章,也受到了董必武等人的批评。尽管乔冠华就此在理论上与胡风有了不同,但是,两人惺惺相惜的友情还依然保持着。
1948年,胡风返回了上海,乔冠华去了香港。在香港的乔冠华与邵荃麟等人一起,对胡风的理论发动了批判。乔冠华在《人民与文艺》(第二辑)发表《文艺创作与主观》一文,点名批评胡风,给胡风的文艺观点戴上了“主观唯心主义”的帽子。
这场由权威理论家出面的“批判”,引起了胡风的愤怒。胡风决定自己出面答辩。虽然他竭力想使自己平和些,但一提起笔,胡风就立刻进入“状态”,他强烈地感到自己的“异端”性,处于“四面包围”之中,——朋友们至今还记得当年那“在屋内急步走动、目光炯炯的、浑身冒火的胡风”。带着这一愤怒的情绪,1948年9月17日午夜3时,胡风写完了《论现实主义的路》一书。
在这部书的后记中,胡风叙述了对香港发表的文章的意见,认为香港对他的批评,在思想实质上是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在实践态度上是宗派主义,将会产生很不好的影响。此外,他并指出了乔冠华文章中的不妥之处。当然,胡风没有想到的是,这次争论在后来的日子里所导致的责难。
《论现实主义的路》尚未发行时,这年的12月,胡风来到了香港,又见到了乔冠华。乔冠华、邵荃麟以及冯乃超三对夫妇和周而复等人,一起招待了胡风。“饭后,开始正式谈话,以乔冠华为主,他先问胡风对他所写文章的意见。胡风说,我写了文章,你们可能知道了。例如,你引用的黑格尔的那个理论,我花了一些力气才把他搞清楚了。搞清楚的意思就是驳倒了他,也就是把他的理论根据推翻了,否定了他的意见。他听了,出现了惊愕的神情。他也承认,事情是不简单,同意他们意见的读者并不是多数。……乔不好再说什么,只说他自己是经过了怎样痛苦的自我斗争才解决了思想问题,不是别人能体会到的。”(《胡风传》)
经过“痛苦的自我斗争才解决了思想问题“的乔冠华,虽然与胡风在观点上迥然,但对两人之间的这份友情还是很看重的。
解放后,北京的报刊上对胡风的理论展开了猛烈的批判。1953年的1月前后,胡风有一次去看乔冠华。在两人的谈话中,很自然地谈到了林默涵发表在《文艺报》上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的文章。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乔冠华还是对胡风说:“我过去是你的朋友,现在是你的朋友,将来还要做你的朋友。我觉得,把问题摊开来谈,花几天功夫一定可以谈得清楚。我觉得,这个关一定可以过去。”
而耿直的胡风或许对乔冠华仍有怨气,所以并不理会他的表白,反而抢白说:“我从来没有抱过关思想。”
以乔冠华当时的身份,胡风话自然让他有点下不来台,他只好说:“我的话说错了……”
不过,或许为了安慰乔冠华,胡风最后还是告诉他,自己打算好好检查,长期检查。乔只好说,那就将来再说吧。
到了1955年年初,对胡风思想的批判运动已波及全国。在此期间,始终坚持自己观点的胡风,也不得不写出了《我的自我批判》。这年3月的一天夜晚,乔冠华又一次来看望胡风。随同乔来的还有陈家康和邵荃麟。这次持续到11时半的谈话,主谈的是乔冠华,主题还是胡风的思想问题。乔冠华传达了总理的指示:“应检查思想,应该打掉的打得愈彻底愈好,这才更好建设新的。但是,要实事求是,不能包,包不是办法。”
乔冠华还是希望胡风能积极地检讨自己的问题,并苦口婆心地劝道:“别的不说吧,你跟党这多年,至少是你没有积极提出要求入党,这在思想上应该检查检查,也可以回忆一下历史情况,看有什么问题……”
邵荃麟也抱着同样的想法。他对胡风说:“你老指责宗派主义,左联的事情我不清楚,至少我和你的关系应该是没有宗派的,但你也把我划入宗派了……”
而陈家康或许对此次对胡风批判的理解并不深刻,只是认为胡风的问题“一切可以说是一个认识问题”,因而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乔冠华厉声打断了:“家康这个同志就有这个毛病……”陈家康嗫嚅地红着脸不再说下去了。
这次谈话过后两个月,胡风就被逮捕。从现有的材料看,这应该是乔冠华与胡风的最后一次接触。乔冠华的信中所说55年“曾去劝过他一次”,也应该是指的这一次。
这次谈话,乔冠华显然是受命而来的。指派他来的人,乔的信中说是陆定一,但是从乔向胡风传达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来看,或许周恩来也知道这次谈话,并也给乔做过指示。
胡风信中说,这次谈话谈到了“活下去有什么意思”的话题。其实,“活下去”这个话题,还是周恩来先对胡风提到的:
1951年12月3日,周总理约见他,谈了约5个小时。后来在狱中,胡风回忆了这次谈话。其中说:“总理在提到不能回避斗争的时候,还恳切地说到,一种重要情况或一个原则问题要弄清楚,有时得经过曲折或艰难的过程,要活下去就不能回避……”(《胡风传》)
梅志说,这次谈话对胡风的震动很大。谈话过后,胡风又再一次修改《我的自我批判》。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胡风绝不会想到两个月后的结局,当然更不会想到,十年监狱生涯后被判刑还要被驱逐出北京的结局。
而当胡风因为无法挽回被放逐的命运而面临“活下去有什么意思”的问题时,乔冠华虽然知道胡风的信“用意很明显是希望对他的处理有所缓和”,但是以其身份和地位,也只能忘记他对胡风所说的“将来还要做你的朋友”的承诺了。其后,胡风囚禁四川,乔冠华叱咤政坛。两人惺惺相惜的友情,在这次谈话过后也画上了句号。■
1966年2月11日,胡风曾致乔冠华一封信,乔冠华接信后,随即写信给章汉夫、姬鹏飞并转周扬等同志,并将胡风的信附上。现将信转录于下,并结合有关材料稍加说明。
胡风致乔冠华信:
乔公足下:
十年多以来,常常瞻望行旌所向;声音在耳,笑容更在眼中。历史在前进,虽面壁之人,亦能感到神旺。
定论之后,曾向监狱当局提过,希望领导上代我向你转询,如还不至完全见弃,希望能给我一个见面的机会,在思想上从你得到帮助。因为,当时突出地记起了最后一次见面,提到某一问题时,你动情地说过:“如果那样,活下去有什么意思!”(大意)在我,无论在怎样困难和失败的情况之下,也从未发生过“活下去有什么意思”的问题。糊涂人对阶级事业的理想、对党,总有一种糊涂的自信或痴想也。但这时候深深地记起了你的话和你的表情。我不由自主地面对着了这个问题,这才想起了你的真情何在,因而想有所请教。但后来想到了:我这个阶下之身,提这样的要求,就成为对你的一种不敬。写书面感想时只好取消了。
现已受命即日远戌(虽要求略缓时日亦似不可能),想到后会无期,前尘种种,对你应感谢的,对你应请责的,不断地袭上了心头。语言有时是无能为力的,何况又在神情无绪之中,那么,就请以言不尽意、语无伦次见谅罢。匆匆敬礼
夫人均此
胡风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一日
北京东郊
乔冠华致章汉夫、姬鹏飞并转周扬的信:
汉夫、鹏飞同志并转周扬同志:
忽接胡风一信。最后一次,大概是1955年,根据定一同志指示,我曾去劝过他一次,讲过些什么具体内容,已经记的不清楚了。来信这样写的用意很明显是希望对他的处理有所缓和。此人已不可救药,我的意见是,不边(便)再理会他了。胡信附上。
即此敬礼
乔冠华
12/2,1966
注:章汉夫、姬鹏飞和周扬都在信上划了圈,章汉夫并写道:“我意不理”。
胡风缘何写这样一封信
关于胡风的冤案,已经披露了很多。人们知道,在解放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很少有人像他一样,对自己所信守的理念如此执著如此执迷不悟地充满着自信,也很少有人能够像他那样虽九死而不悔地不改初衷。即令是在关押了10年之后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6年,尽管按照宣判之前通过梅志(胡风的夫人)做工作而达成的默契,胡风没有上诉,但他仍然向中央写了《心安理不得》的判刑后的感想(所谓“心安”,就是他接受加在他身上的罪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而“理不得”,是胡风始终困惑的问题,即他无法找出自己究竟罪在何处)。
胡风是在1965年11月26日被判刑,12月30日与一家人团聚的。时过一个多月以后,“无论在怎样困难和失败的情况之下,也从未发生过活下去有什么意思的问题”的胡风,为何在给乔冠华的信中却如此低调,竟坦言“不由自主地面对着了”――活下去有什么意思的――“这个问题”?
对照胡风的夫人梅志所写的《胡风传》,胡风在这一年的初三或初四,被强行要求全家到四川去服刑,2月15日,胡风与梅志赴四川,胡风在离开北京的前一夜,“在晓风的书桌里找到了信纸信封,给与他有过多年交往和一直崇敬的几位友人写下了告别信”。这几位友人是徐冰、陈家康、乔冠华、徐平羽和老舍。梅志在书中只引了胡风给徐冰和老舍的信,但信末只具年月而未写日期。
这一年的春节是1月21日。按照梅志所述,胡风是在23或24日得到赴四川的指令的。胡风给乔冠华的信是2月11日发出的,并不如梅志所说,是在离开北京的前夜写下的。但他给老舍的信中,明确地提到了“明日远戌”,这才是离开前夜写的。
胡风被判刑后,以为可以在北京服完剩下的6年刑期,殊不料,公安部却要将他们赶往四川。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令胡风非常沮丧。梅志写道:
胡风感到这是对他的终身放逐,从此再也无法从事自己喜爱的文艺工作了。他一生没有什么名利欲,就是执著于文艺,虽然因此获罪被关了十年,也没能使他断绝从事文艺的欲望,还是希望在有生之年仍能干这工作。现在,这一切都破灭了,他的痛苦、他的沮丧是无法用文字来形容的,连M(指梅志――引者)也无法帮助他,劝慰他。他的心情沉重而忧郁。
因为感到“这是对他的终身放逐”,所以胡风不愿离开北京,所以才“面临着活下去有什么意思的问题”。他提出愿和梅志一起到京郊劳改农场去服满刑期。被拒绝后,他在写出狱后的感想中,因为知道这个感想要呈交周恩来的,所以又提出了留在北京的请求。然而,没有回音。胡风失望了。他给乔冠华等人的信,就是在这种心境下写的。
然而,胡风又是执著的。即使是如此,胡风还是希望老朋友能理解自己的苦衷,希望自己的处境有所改变。乔冠华当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徐冰时任统战部部长。他在给他们二人的信中,都说到了“现已受命即日远戌(虽要求略缓时日亦似不可能)”的处境,实是在隐晦地表达请求老朋友帮忙的意愿。
但是,在当时的处境下,“不边(便)再理会他了”,也许是乔、徐二人唯一的选择。胡风彻底失望了,这才在临行的前夜,给老舍(或许还有陈家康、徐平羽)写了“辞行”的信。 胡风和乔冠华的关系
胡风在“神情无绪”中想到致信乔冠华,不但是因为他与乔是相知多年的朋友,而且他认为乔对他所坚持的文艺理论是理解的。
有“才子”美誉的乔冠华早年在德国留学时,学的是哲学。虽然他后来在香港主要是搞国际评论而名噪一时,但是,对哲学问题的研究,也一直是他所钟情的。1943年回到重庆后,乔冠华等人创办了《群众》杂志,登载了陈家康、胡绳,以及乔本人写的探讨哲学的文章。此时也在重庆的胡风,“感到这是在国统区讨论唯物论与唯心论的一个极好的锻炼机会”,因而对乔的作法表示支持。胡风正筹备出版《希望》杂志,“也准备发表一点关于这方面的文章”。胡风的这一想法也得到了乔冠华的支持。乔特意为《希望》翻译了《费尔巴哈论纲》一文。
在这一时期胡风与乔冠华关系是很密切的。胡风回忆说:
乔冠华对当时的文艺实践情况很不满意,常和我谈对这方面的意见。……他对我的刊物和文章是同情的、理解的,还特意为第二期译了诗。在反教条主义这个问题上,特别有共鸣。(《胡风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
因为有“共鸣”,所以乔冠华对胡风在桂林时期所发表的文章很赞赏。在胡、乔二人“一道去喝茶”时,乔冠华曾表露过这一想法。胡风回忆说:
谈到我在桂林写的文章,他觉得我是在不顾一切,意即,我批评了错误倾向,完全不顾及误会和攻击。谈到整风,我说,现在出现了用教条主义反教条主义,他表示了同意。这使我很高兴,引为知己。他到重庆后,和陈家康感情相投,常在一起,我有时间就去看望他们,一起谈天。(同前书)
乔、胡在重庆的这种友情,在后来胡风遭批判也被旧事重提。1952年周扬在上海和胡风谈话中,就曾指责胡风和重庆的“才子集团”(指乔冠华等人)的亲密关系。
其后,胡风因文艺理论问题招致了批评,乔冠华等人的文章,也受到了董必武等人的批评。尽管乔冠华就此在理论上与胡风有了不同,但是,两人惺惺相惜的友情还依然保持着。
1948年,胡风返回了上海,乔冠华去了香港。在香港的乔冠华与邵荃麟等人一起,对胡风的理论发动了批判。乔冠华在《人民与文艺》(第二辑)发表《文艺创作与主观》一文,点名批评胡风,给胡风的文艺观点戴上了“主观唯心主义”的帽子。
这场由权威理论家出面的“批判”,引起了胡风的愤怒。胡风决定自己出面答辩。虽然他竭力想使自己平和些,但一提起笔,胡风就立刻进入“状态”,他强烈地感到自己的“异端”性,处于“四面包围”之中,——朋友们至今还记得当年那“在屋内急步走动、目光炯炯的、浑身冒火的胡风”。带着这一愤怒的情绪,1948年9月17日午夜3时,胡风写完了《论现实主义的路》一书。
在这部书的后记中,胡风叙述了对香港发表的文章的意见,认为香港对他的批评,在思想实质上是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在实践态度上是宗派主义,将会产生很不好的影响。此外,他并指出了乔冠华文章中的不妥之处。当然,胡风没有想到的是,这次争论在后来的日子里所导致的责难。
《论现实主义的路》尚未发行时,这年的12月,胡风来到了香港,又见到了乔冠华。乔冠华、邵荃麟以及冯乃超三对夫妇和周而复等人,一起招待了胡风。“饭后,开始正式谈话,以乔冠华为主,他先问胡风对他所写文章的意见。胡风说,我写了文章,你们可能知道了。例如,你引用的黑格尔的那个理论,我花了一些力气才把他搞清楚了。搞清楚的意思就是驳倒了他,也就是把他的理论根据推翻了,否定了他的意见。他听了,出现了惊愕的神情。他也承认,事情是不简单,同意他们意见的读者并不是多数。……乔不好再说什么,只说他自己是经过了怎样痛苦的自我斗争才解决了思想问题,不是别人能体会到的。”(《胡风传》)
经过“痛苦的自我斗争才解决了思想问题“的乔冠华,虽然与胡风在观点上迥然,但对两人之间的这份友情还是很看重的。
解放后,北京的报刊上对胡风的理论展开了猛烈的批判。1953年的1月前后,胡风有一次去看乔冠华。在两人的谈话中,很自然地谈到了林默涵发表在《文艺报》上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的文章。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乔冠华还是对胡风说:“我过去是你的朋友,现在是你的朋友,将来还要做你的朋友。我觉得,把问题摊开来谈,花几天功夫一定可以谈得清楚。我觉得,这个关一定可以过去。”
而耿直的胡风或许对乔冠华仍有怨气,所以并不理会他的表白,反而抢白说:“我从来没有抱过关思想。”
以乔冠华当时的身份,胡风话自然让他有点下不来台,他只好说:“我的话说错了……”
不过,或许为了安慰乔冠华,胡风最后还是告诉他,自己打算好好检查,长期检查。乔只好说,那就将来再说吧。
到了1955年年初,对胡风思想的批判运动已波及全国。在此期间,始终坚持自己观点的胡风,也不得不写出了《我的自我批判》。这年3月的一天夜晚,乔冠华又一次来看望胡风。随同乔来的还有陈家康和邵荃麟。这次持续到11时半的谈话,主谈的是乔冠华,主题还是胡风的思想问题。乔冠华传达了总理的指示:“应检查思想,应该打掉的打得愈彻底愈好,这才更好建设新的。但是,要实事求是,不能包,包不是办法。”
乔冠华还是希望胡风能积极地检讨自己的问题,并苦口婆心地劝道:“别的不说吧,你跟党这多年,至少是你没有积极提出要求入党,这在思想上应该检查检查,也可以回忆一下历史情况,看有什么问题……”
邵荃麟也抱着同样的想法。他对胡风说:“你老指责宗派主义,左联的事情我不清楚,至少我和你的关系应该是没有宗派的,但你也把我划入宗派了……”
而陈家康或许对此次对胡风批判的理解并不深刻,只是认为胡风的问题“一切可以说是一个认识问题”,因而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乔冠华厉声打断了:“家康这个同志就有这个毛病……”陈家康嗫嚅地红着脸不再说下去了。
这次谈话过后两个月,胡风就被逮捕。从现有的材料看,这应该是乔冠华与胡风的最后一次接触。乔冠华的信中所说55年“曾去劝过他一次”,也应该是指的这一次。
这次谈话,乔冠华显然是受命而来的。指派他来的人,乔的信中说是陆定一,但是从乔向胡风传达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来看,或许周恩来也知道这次谈话,并也给乔做过指示。
胡风信中说,这次谈话谈到了“活下去有什么意思”的话题。其实,“活下去”这个话题,还是周恩来先对胡风提到的:
1951年12月3日,周总理约见他,谈了约5个小时。后来在狱中,胡风回忆了这次谈话。其中说:“总理在提到不能回避斗争的时候,还恳切地说到,一种重要情况或一个原则问题要弄清楚,有时得经过曲折或艰难的过程,要活下去就不能回避……”(《胡风传》)
梅志说,这次谈话对胡风的震动很大。谈话过后,胡风又再一次修改《我的自我批判》。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胡风绝不会想到两个月后的结局,当然更不会想到,十年监狱生涯后被判刑还要被驱逐出北京的结局。
而当胡风因为无法挽回被放逐的命运而面临“活下去有什么意思”的问题时,乔冠华虽然知道胡风的信“用意很明显是希望对他的处理有所缓和”,但是以其身份和地位,也只能忘记他对胡风所说的“将来还要做你的朋友”的承诺了。其后,胡风囚禁四川,乔冠华叱咤政坛。两人惺惺相惜的友情,在这次谈话过后也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