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大关系》的三个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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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十大关系》是毛主席建国以后重要的论著之一,是一部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杰出文献,也是一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经典著作。笔者根据收集到的有关资料认为,《论十大关系》前后共有过三种稿本,现介绍如下,与读者共同探讨之。
  
  1956年的讲话稿
  
  1956年初,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分别听取了中央34个经济部门的汇报。这是建国后党中央领导对经济建设问题进行的一次时间比较长、内容比较系统的调查研究。4月25日,毛主席在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首次作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报告,接着又于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中作了进一步阐述。
  毛主席关于十大关系的报告,当时在党内高中级干部中进行过传达。但是否作为中央文件下发过?为了写这篇小文,笔者费了几年的时间也没有寻觅到这两个讲话稿。只是后来从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找到一点线索。现全文摘录如下:“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报告,要求全党注意正确处理:(一)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二)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四)国家、合作社和个人的关系;(五)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六)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七)党和非党的关系;(八)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九)党内党外的是非关系;(十)国际关系。”刘少奇的报告首次对外公开了毛的讲话,但只讲了报告的题目“十大关系”和10个小标题。刘在报告中指出:“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就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处理十大关系的方针政策而提出的。”
  
  1965年的“征求意见”稿
  
  1965年底刘少奇写信向毛主席建议,将“十大关系”作为内部文件印发下级党委学习。毛看了自己在1956年关于十大关系这个讲话的整理稿后,于12月18日批复:“送交小平、彭真同志照少奇同志意见办理。”“此件看了,不大满意,发下去征求意见,以为将来修改之助。此意请写入中央批语中。”当时印发的“十大关系”稿,是以毛主席1956年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为基础,吸收4月25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的部分内容整理而成的。1965年12月27日以中发(65)751号文件(秘密)印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党委、总政治部”的。同时注明“不登党刊”。笔者收集到的这个文件是1970年1月18日的翻印本。当时,笔者参加市工业学大庆会议,这个文件是与会议其他文件同时发给与会者的。会后笔者将其保存至今。此文件1975年3月还被收入我们大同市《工业学大庆文件汇编》集中;在笔者收集到的“文革”期间红卫兵组织自行编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学习资料》《重要讲话》等未公开发表的毛主席著作集中,这个文件也被收入其中。
  这个“征求意见”稿与刘少奇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对照,有如下4处作了修改:文章的题目改为《论十大关系》;小标题(四)修改为“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九)修改为“是非关系”;(十)修改为“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内容方面因无讲话原稿而无法对照。
  
  1976年的正式定稿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辑工作期间,关于《论十大关系》一文,曾在向毛主席的报告中提出,将两次讲话记录稿进行综合整理。后来在胡乔木具体主持下完成了整理工作。新的整理稿于7月10日送邓小平,13日转送毛主席。邓小平在给毛主席的信中说:“《论十大关系》稿,已整理好,我看整理得比较成功”,“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毛主席当天即审阅并批示:“同意。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至此,经过毛主席亲自审定的《论十大关系》这个整理稿,就成为正式定稿。但是,此文直至毛逝世后才公开发表。1976年12月26日是毛主席诞辰83周年纪念日。当日《人民日报》等全国主要报纸都刊载了公开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一文;《红旗》杂志等全国主要期刊的1977年第一期都转载了此文;之后,人民出版社等全国主要出版单位,印行了大量的不同装祯形式的单行本;随后,又被收入《毛选》第五卷;同时,少数民族文字版本和外文版本也相继问世。一场声势浩大的学习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的热潮在全国展开。
  《论十大关系》的正式定稿,忠实地体现了毛主席讲话的主要精神(以苏联为鉴戒,总结我国已有的经验)和评议风格,恢复了以前整理稿中许多没整理进去的重要内容,如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民族关系以及对斯大林的态度等问题上的错误的批评,对我国国内工作中过高地估计战争危险,不重视发展沿海工业,以及在行政措施上照搬苏联的做法等缺点的批评,并作了必要的文字加工。1976年的正式定稿与1965年的征求意见稿相比,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如苏联问题。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序言部分)
  “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产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四,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比如,过去有人因为苏联是设电影部、文化局,我们是设文化部、电影局,就说我们犯了原则错误。他们没有料到,苏联不久也改设文化部,和我们一样。”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O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十、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责编 孟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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