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至23日，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华盛顿举行。分别作为胡锦涛主席和布什总统的特别代表，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和美国财长保尔森共同主持了本次对话。谈判首日，中国代表团的17位部长级要员和美方的10位内阁部长级人物悉数登场，规格之高令世界为之瞩目。
　　会谈所取得的最终成果包括了民航、金融服务业开放、能源环境合作等多个方面。如保尔森财长所言“如果没有对话，我们永远不会取得这些成就。”然而，由于在美国最关心的问题——人民币汇率和贸易不平衡问题上，本次对话并未产生系统、具体的解决方案，这不免令美方多少感到有些沮丧。
　　5月23日的华盛顿邮报以 “降低了期望”为题，对保尔森上任以来只取得了几个极小的成绩，但却在与中国的谈判中没有取得足够的进展表示“失望”。
　　这样的情况并非出人意料。尽管美国商务部部长古铁雷斯早先曾提醒人们，战略经济对话并不需要短期、可见的成果，而应着眼于长期，将“更具体的事项留给中美商贸联委会、中美高科技贸易工作组等会谈来解决”。但美国政坛轮流坐庄的制度使政界人士把倾向于将短期问题视为至要，急于事功，而对于具有长期性、基础性的战略问题则显得兴趣缺缺。
　　问题在于，中美经贸关系，正如吴仪副总理所言，是当今最为复杂的经贸关系之一，其联系之深、范围之广，为当前任何经贸关系所无法比拟。面对盘根错节复杂的利益格局，企望通过一次政府间对话，在短时间内对中美贸易各个领域的诸多复杂问题作一揽子的解决，显然缺乏现实层面的可能性。
　　眼下，对于美方而言需要认真考量的是，究竟应该从短期利益出发采取报复性单边行动，抑或将中美经济发展和经贸关系放在全球发展的视野之下、立足两国长远利益而继续进行战略性协商？
　　现代博弈论表明，最优均衡可以在不同利益主体的长期重复博弈中产生。重复次数之所以重要，缘于参与者需要在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之间权衡。当博弈只进行一次时，每个参与者都只关心短期内的一次性收益；而如果博弈重复多次，参与者则会为着长远利益而牺牲眼前利益，从而选择不同的均衡战略。多次重复是消除分歧和建立互信的必由之路，而构建一个公正的利益博弈平台，则为主体之间从非合作博弈到合作博弈提供了前提。中美经济战略对话机制建立的初衷正于此。
　　中美经济战略对话机制确立的意义，即通过对全局性战略性长期性问题的讨论，加强彼此的沟通和了解，促进战略上的共识互信，以规避短期政策的盲目和过激行为，从而为中美经贸的长期稳定奠定基础。
　　过去几年间，中美两国已经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双引擎，两大经济体在过去５年内创造了全球ＧＤＰ一半以上的增长。如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罗奇所言，今天的中美关系对全球化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既是对全球化所需的国家义务的考验，也将为世界其他国家如何解决逐步升级的贸易争端提供重要的经验和先例。就此而言，中美经济战略对话机制的重要性，已然远远超越了包括汇率问题在内的议题本身。
　　如果看不到这一点，以短期利益未达预期而低估对话机制的重要性，继而挑起和发动贸易战，非但将造成两败俱伤的后果，也必然给艰难复苏中的全球经济投下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