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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给官员“发福利”了。这次不荐书，直接出书——第四批全国干部学习培训教材，习近平总书记作序。
既然是四，前面当然就有一、二、三。第一批教材2002年出版，当时有省市发文要求，县处级以上官员人均一套。这个发行量，不比畅销书弱吧。第四批会不会如此还不知道，但肯定是公开发行的。
为什么这个时候出第四批、怎么定的书目、有没有类似鲁迅“出走”教材那样的爆点，都值得聊聊。可惜，这批教材笔者还没有拿到手。那就先聊聊这个——有公开发行的，就有不公开发行的，官场内部出版的教材——姑且称之为教材或者读本吧，这类书基本要求某某都要学习，但肯定不是正式课堂用的——其实不少。
编内部教材的“讲究”
先来讲一个朋友真实的故事，且称他为张生吧。
前几年，他在某省级刊物任职。当时这个省一把手调整完不久，又恰逢科学发展观刚写入党章。于是在领导授意下，由该省委政策研究室牵头，要编一本当地科学发展的读本，而“政研室主任是领导从外地带来的‘大秘’”。
“说是读本，其实就是教材。当时的要求是这本书既要梳理当地发展的亮点，又要对未来工作有指导性，要发到每个乡镇的。”本来这类读本与他没有关系，但当时领导还要求有可读性，政研室主任从当地媒体中网罗人员，他也就与内部教材有了段“亲密接触”。
采访、成稿阶段“打省委的牌子”还比较顺利，重要的是要保证“政治正确”以及一定的高度。张生说当初他听到这个“高度”时，愣是好久没明白什么意思。后来他们主编告诉他说，你把中央部委关于这件事的表态全部列上去就行了。
后来编辑阶段那就完全是字斟句酌、十年磨一剑了。
插一句话，真有“几年磨一剑”还“磨不出来”的——有些此类书籍从领导上任不久安排写，可到领导调走都没有印出来，期间不知道修改了多少稿。
张生他们编辑时，反反复复是不必说了，因为有些要求确实让他想不到。比如，虽然这本书是书记授意写的，他后来也给这本书作序了，但书中只要出现他名字的内容，就基本上全部删去，有些地方实在不好删除的，就由“主要负责同志”代替。
最后阶段，当地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亲自出马审稿，采用写党委工作报告这类“大稿子”的方法，将整个编辑团队封闭到一家酒店。
上午所有人集中到会议室，大家人手一本样稿，整本书则一页一页投影到屏幕上，由研究室一名官员一句一句的读，读完一段，问大家有什么意见，有意见就提出来讨论，没意见就算过了。下午则休息。
“体制内叫有现实性”
是不是一听内部教材，你的第一反应是上世纪出版部门翻译出版的、仅供一定层级领导干部阅读的苏联、英美等国家书籍。比如《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小铃铛》、《被开垦的处女地》。
筆者也是。那些“内部书”、“特供书”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一般说，那些书多按级别、等级分配，有的“限省军级”，有的“限地师级”，一般人很少能读到。后来这些书籍在普通书店都能买到。不过一名老机关官员称，“内部书”没有了，但是这个“传统”则延续了下来，以前的“内部书”基本上是翻译的国外书籍或者不便公开的专著，现在不便公开的专著也有，但更多是编辑的读本、教材。
像张生那样“门外汉”编书指导“专业人士”的情况还不典型。上述老机关总结经验称，“官场内部的读本、教材的主要编写者还是官场内部人员，尤其是以研究室、信息中心等下属的事业单位居多。”
他接触过的这类读本、教材不下十余本，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党校等机构编写的内部教材。中央党校就编辑了《习近平总书记十八大以来重要论述专题摘编》、《习近平关于领导干部加强党性教育重要论述摘编》、《习近平党校十九讲》等作为学员内部学习教材。各地党校也会编写一些具有当地特色的教材。
另一类是组织部门等机关编写的读本、教材。这些书出版时间就很有“讲究”了。张生他们编书是处于新领导班子布局时候，需要用这个来统一思路。老机关手里有一套经济读本，是该省发改委组织编写、办公厅下发要求学习的，那时候国务院刚好新批复了该省一个国家级实验区，正值需要大展拳脚的时候。
从内容来看，这类读本基本上都是思路、精神解读类，或者案例类。官员真要系统地读一本书很难，“实际上也少”，所以要浓缩精华，古今中外对照来写，要提供更多的实用信息。老机关手里的经济读本就基本上两三页一个链接，全是外地此类情况的介绍。“官员都是有自己的思考高度，直接搞观点灌输未必买账。所以案例是最直接的方式。”
为官之道类的教材古代比较多，唐太宗李世民亲自写过《帝范》，武则天为教育臣子则编了一部《臣规》，明朝大学士张居正的《帝鉴图说》虽说是写给明神宗万历皇帝看的，但在当时官场影响力不小。
现在书号限制远没有过去严，拿一个书号、正规出版对这些部门来说不是难事，为啥还要内部出呢？
老机关说，编写这些读本是当事人工作的一部分，有些质量还很不错，拿去出版完全没问题。但真要拿到出版社去，怎么定价呢？高了不合适、低了有点自贬身价。定了价还让人感觉有牟利的嫌疑。另外有些敏感的东西或细节性的官场内容，在体制外不方便公布，但体制内却需要挑明。“体制外叫敏感，体制内叫有现实性，有针对性”。
不可避免，极少时候这类读本也会成为官员炫耀权力的地方。今年1月份落马的山西忻州市委原书记董洪运，曾用“心清、身正、行廉、任贤、善谋、勤勉、敏事、惩恶、有容、忠诚”20个字编写了一部为官教材供忻州市领导干部学习。如今他落马，自然引来舆论前后对比，嘲笑一番。
既然是四，前面当然就有一、二、三。第一批教材2002年出版，当时有省市发文要求，县处级以上官员人均一套。这个发行量，不比畅销书弱吧。第四批会不会如此还不知道，但肯定是公开发行的。
为什么这个时候出第四批、怎么定的书目、有没有类似鲁迅“出走”教材那样的爆点，都值得聊聊。可惜，这批教材笔者还没有拿到手。那就先聊聊这个——有公开发行的，就有不公开发行的，官场内部出版的教材——姑且称之为教材或者读本吧，这类书基本要求某某都要学习，但肯定不是正式课堂用的——其实不少。
编内部教材的“讲究”
先来讲一个朋友真实的故事，且称他为张生吧。
前几年，他在某省级刊物任职。当时这个省一把手调整完不久，又恰逢科学发展观刚写入党章。于是在领导授意下，由该省委政策研究室牵头，要编一本当地科学发展的读本，而“政研室主任是领导从外地带来的‘大秘’”。
“说是读本，其实就是教材。当时的要求是这本书既要梳理当地发展的亮点，又要对未来工作有指导性，要发到每个乡镇的。”本来这类读本与他没有关系，但当时领导还要求有可读性，政研室主任从当地媒体中网罗人员，他也就与内部教材有了段“亲密接触”。
采访、成稿阶段“打省委的牌子”还比较顺利，重要的是要保证“政治正确”以及一定的高度。张生说当初他听到这个“高度”时，愣是好久没明白什么意思。后来他们主编告诉他说，你把中央部委关于这件事的表态全部列上去就行了。
后来编辑阶段那就完全是字斟句酌、十年磨一剑了。
插一句话，真有“几年磨一剑”还“磨不出来”的——有些此类书籍从领导上任不久安排写，可到领导调走都没有印出来，期间不知道修改了多少稿。
张生他们编辑时，反反复复是不必说了，因为有些要求确实让他想不到。比如，虽然这本书是书记授意写的，他后来也给这本书作序了，但书中只要出现他名字的内容，就基本上全部删去，有些地方实在不好删除的，就由“主要负责同志”代替。
最后阶段，当地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亲自出马审稿，采用写党委工作报告这类“大稿子”的方法，将整个编辑团队封闭到一家酒店。
上午所有人集中到会议室，大家人手一本样稿，整本书则一页一页投影到屏幕上，由研究室一名官员一句一句的读，读完一段，问大家有什么意见，有意见就提出来讨论，没意见就算过了。下午则休息。
“体制内叫有现实性”
是不是一听内部教材，你的第一反应是上世纪出版部门翻译出版的、仅供一定层级领导干部阅读的苏联、英美等国家书籍。比如《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小铃铛》、《被开垦的处女地》。
筆者也是。那些“内部书”、“特供书”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一般说，那些书多按级别、等级分配，有的“限省军级”，有的“限地师级”，一般人很少能读到。后来这些书籍在普通书店都能买到。不过一名老机关官员称，“内部书”没有了，但是这个“传统”则延续了下来，以前的“内部书”基本上是翻译的国外书籍或者不便公开的专著，现在不便公开的专著也有，但更多是编辑的读本、教材。
像张生那样“门外汉”编书指导“专业人士”的情况还不典型。上述老机关总结经验称，“官场内部的读本、教材的主要编写者还是官场内部人员，尤其是以研究室、信息中心等下属的事业单位居多。”
他接触过的这类读本、教材不下十余本，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党校等机构编写的内部教材。中央党校就编辑了《习近平总书记十八大以来重要论述专题摘编》、《习近平关于领导干部加强党性教育重要论述摘编》、《习近平党校十九讲》等作为学员内部学习教材。各地党校也会编写一些具有当地特色的教材。
另一类是组织部门等机关编写的读本、教材。这些书出版时间就很有“讲究”了。张生他们编书是处于新领导班子布局时候，需要用这个来统一思路。老机关手里有一套经济读本，是该省发改委组织编写、办公厅下发要求学习的，那时候国务院刚好新批复了该省一个国家级实验区，正值需要大展拳脚的时候。
从内容来看，这类读本基本上都是思路、精神解读类，或者案例类。官员真要系统地读一本书很难，“实际上也少”，所以要浓缩精华，古今中外对照来写，要提供更多的实用信息。老机关手里的经济读本就基本上两三页一个链接，全是外地此类情况的介绍。“官员都是有自己的思考高度，直接搞观点灌输未必买账。所以案例是最直接的方式。”
为官之道类的教材古代比较多，唐太宗李世民亲自写过《帝范》，武则天为教育臣子则编了一部《臣规》，明朝大学士张居正的《帝鉴图说》虽说是写给明神宗万历皇帝看的，但在当时官场影响力不小。
现在书号限制远没有过去严，拿一个书号、正规出版对这些部门来说不是难事，为啥还要内部出呢？
老机关说，编写这些读本是当事人工作的一部分，有些质量还很不错，拿去出版完全没问题。但真要拿到出版社去，怎么定价呢？高了不合适、低了有点自贬身价。定了价还让人感觉有牟利的嫌疑。另外有些敏感的东西或细节性的官场内容，在体制外不方便公布，但体制内却需要挑明。“体制外叫敏感，体制内叫有现实性，有针对性”。
不可避免，极少时候这类读本也会成为官员炫耀权力的地方。今年1月份落马的山西忻州市委原书记董洪运，曾用“心清、身正、行廉、任贤、善谋、勤勉、敏事、惩恶、有容、忠诚”20个字编写了一部为官教材供忻州市领导干部学习。如今他落马，自然引来舆论前后对比，嘲笑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