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80后作家曾在不同场合坦言，自己的写作时常面临着经验匮乏的困扰，一方面是个体经历的简单、封闭，另一方面，是新媒体时代纷至沓来的信息洪流，令人无时无刻不被裹挟，奔向不可控的未知方向。看起来，这是一个个体的人掌握信息最多、最丰富的时代，然而我们所见的这些信息又是那么遥远、那么虚飘、那么面目可疑。如何恰当地分辨、拣选，进而利用这信息海洋中有效的碎片，似乎成了当前写作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1980年出生的法国女作家蕾拉·斯利马尼，不到40岁便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这个与我们共同经历着全球性的信息爆炸、阶层固化、经济衰退的年轻人，到目前只出版过两部长篇小说《食人魔花园》《温柔之歌》，两部作品的选材有极大的相似性，都是从一个真实的社会新闻生发开来：《温柔之歌》的故事来自于发生在美国的一起保姆杀婴事件，《食人魔花园》的灵感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号人物多米尼克·施特劳斯-卡恩（DSK）被指控性侵女服务员的新闻报道。
　　然而，斯利马尼的小说绝不是所谓的“新闻写作”，如果仅止于此，那么它就成了新闻事件的复制，其价值也将大打折扣。事实上，在瞬息万变的现实生活中，公众的注意力正在变得越来越涣散，无论多么重大的、令人震惊的事件，也不过维持几天的热度，短暂的热情一旦消失，新闻变成旧闻，其影响力和意义也就随之终结了。在上述两则新闻中，第一个故事的爆点是杀人，第二个故事的爆点是性侵，这两点，既是“眼球经济”的核心所在，也基本是新闻叙事的结尾。新闻写作只需要将这两个核心要点适时托出，动作完成了、事件结束了，新闻便戛然而止。
　　然而新闻结束的时候，却往往是小说刚开始的地方。在斯利马尼的两个文本中，“死”与“性”只是小说中的一个情节，甚至连核心情节都算不上。《温柔之歌》的一开篇就写道：“婴儿已经死了。只用了几秒钟的时间。”作者从这里开始回溯。与我们习见的虐婴事件的通常动机截然相反，在斯利马尼的故事中，保姆路易丝非常疼爱保罗夫妇的两个孩子，在对孩子的看护上尽心尽力；而保罗夫妇更是对路易丝感激备至，打心底将她当作自己的亲人，是这个家庭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真正的转折恰恰发生在这段本不该如此“温柔”的关系之中：随着对雇主家庭的深入，路易丝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改变，她开始培育不属于自己的欲望，开始奢望能够长久地身处与自己正在挣扎的现实迥然不同的另一种生活。与此同时，两个孩子逐渐长大，保罗夫妇对于路易丝的依赖度越来越低，当路易丝发现自己可能随时都面临着被解雇的风险时，悲剧发生了。在这个故事中，读者所看到的不仅是围绕杀人案而展开的一个新闻故事，在这之上更重要的是，现代女性/母亲的社会处境、资本主义制度下劳资关系的处理、雇主夫妻之间的关系与问题等等，这一系列内容的探讨，看似由一则简短的新闻报道所引发，然而，即便没有路易丝、没有杀婴事件，上述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依然普遍存在，依然困扰着无数与他们处境相似的个体和家庭。极端事件的出现，不过是把这一系列的现实矛盾推向了极致，而文学讲述所呈现的，是远远比新闻故事更纠结、更复杂、更深刻也更普遍的另一种事实。
　　在《食人魔花园》中，斯利马尼规避了DSK事件的政治经济等宏大的现实因素，而是选择绕到这个事件的背后，探索人性深处的幽暗角落。这个角落或许属于新闻主角DSK，或许属于小说主人公阿黛尔，或者属于更多看起来并无特殊却始终备受困扰的人们。又或者——谁的心里没有秘密呢？小说讲的是性瘾患者阿黛尔，这个受过高等教育、有着看似幸福的婚姻、殷实的家境的现代女性，在不为人知的日日夜夜中不断地与自己身体深处的欲望相对抗、纠缠以及妥协。阿黛尔的丈夫理查在发现了自己妻子的秘密之后，用强制的、戒毒所一样的手段对她进行了“管理”，连他自己也很难说清这种管理是源于爱还是恨，但是，当某日阿黛尔突然消失之后，理查似乎恍然发觉，自己“想要她，每时每刻”。阿黛尔顺从理查，是因为对他心存愧疚或者还有夫妻之情，然而最终，这种深切的感情还是被最原始的欲望打败了。当阿黛尔的顺从被突破之后，事情最终的真相才被揭露了出来：始终以文明、理智自视的理查最终也输给了自己的欲望，当他一无所有时，才真正得以正视自己内心的爱欲。小说讲的是欲望、是秘密，更是人对于“瘾”的控制力。在这个故事中，与其说斯利马尼想要书写的是一个在性方面有极端体验和需求的人物，不如说，她想要讨论的是在更普遍的意义上，人的理智与欲望的冲突，是每一个人对自己身体的难以自持。
　　如果路易絲与保罗夫妇之间能维持纯粹的雇佣关系，那么，杀婴的悲剧大抵不会发生；如果阿黛尔能恪守理查的管理，或者如果理查能够给她一个更科学的医治方案，他们夫妻也许还能找回那种看起来真实的“幸福”——然而，这是生活的逻辑、现实的逻辑，却不是情感的逻辑、文学的逻辑。生活中没有如果，生活的所有魅力都来自于它是不可控的、一次性消耗的，新闻报道致力于呈现的是生活抑或是现实的唯一“真实”，然而文学，它想要书写和努力发现的，恰恰是被眼前的现实所遮蔽的更难以言尽的细枝末节，是那些在生活中永远不会发生的“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活似乎真的是可以“想象”的。
　　在斯利马尼的写作中，对于外界信息的接收和选取固然重要，但是，“想象”生活与“想象”人心的愿望和能力最终成为她小说创作的基本动力，也成就了这两部作品的艺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米兰·昆德拉说：“小说的精神是复杂的精神。每一部小说都对它的读者说：‘事情并不像你想的那样简单。’这是小说的永恒真谛，不过越来越听不到了……”斯利马尼用她的两部作品揭示了单一“现实”背后的复杂“精神”，她所着笔之处，是新闻报道无意驻足的地方，这些或许无关新闻事件最终走向的柔软的缝隙，恰恰是文学所关心的——人心不可测，人性不可测，所以才有了人间悲喜、五味杂陈。在看似万事万物都可以量化、都不难掌控的信息社会中，也许只有通过文学，只有通过对那些“不确定”的书写，我们才会真正感知人的渺小，真正意识到这世界的复杂和难以把握。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斯利马尼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了米兰·昆德拉所说的“小说的永恒真谛”。
　　所以，不管是艺术来源于生活还是高于生活，它所呈现的不应该是生活的某个或某些显见的面向，而应该指向人们通常漠视和遗忘的角落。在现代信息社会，新闻报道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客观中立的现实，甚至是斩钉截铁的判断，新闻写作的本质是句号、是休止符；而文学恰恰相反，它漫无目的、步履犹疑、旁逸斜出，它更像是逗号或者意义复杂的省略号。好的新闻报道，让读者迅速、准确地接近事件的真相，而文学创作的目的恰好相反，它所反对的恰恰是理直气壮、深信不疑和坚不可摧，它想要寻找的是矛盾、纠结和无数说不清的罗生门。如果说文学可以抵达什么，那么我想，它所抵达的应该是另一个新的起点。
　　在今天过剩的信息面前，“虚构拼不过现实”“生活跑到了小说前面”是很多写作者都在面临的困扰，有的作家为此感到忧虑，也有的作家因为眼花缭乱的新闻信息而乱了方寸，“拼贴现实”“新闻串烧”式的小说屡见不鲜。在这个问题上，年轻的斯利马尼和她的两部作品似乎可以给我们带来某种提醒和借鉴，新闻素材并非不可以纳入文学叙述，二手经验对于作家来说也绝不是洪水猛兽，重要的是，文学写作究竟是为了什么？小说与新闻的界限在哪里？文学最终要带给读者的是什么？在这些问题面前，创作者应该始终保持清醒。只要我们回到文学的本初，就会发现，新闻报道与小说创作本来就是不同的两条路径、两种目的，新闻的“真实”不同于文学的“真实”，而小说的“虚构”却往往比生活的“现实”更令人信服。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时刻需要文学，就像我们不曾放弃对真相的渴望、对未来的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