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17年，“健康中国”国家战略的确立表明了国家政府对医疗行业发展给予厚望，健康传播再次成为热门话题。女性的健康不仅关乎着整个家庭的幸福和谐，还关乎着整个社会的前进与发展，一时间女性健康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低线城市女性由于受到地理位置和社会环境的制约影响，对于健康信息的获取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需要探讨分析。本文旨在通过研究低线城市女性健康信息的传播，对未来健康传播，特别是女性健康传播的发展做出展望，也从传播学视角出发，结合相关理论知识，关注低线城市的女性健康传播。
　　 关键词：低线城市;女性;健康传播;传播学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0）07-0047-03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健康中国”的国家战略，政策理论的确立大大提高了健康在人民心中的地位，也不断完善和发展着健康事业。随着“健康”越来越成为人们心中的“大热词汇”，健康传播也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其实，健康与国家的社会发展水平息息相关[1]，要想研究健康传播，必须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状况紧密结合。
　　 女性作为人类社会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女性的健康问题也越来越成为一个引起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据统计，中国一共有6.5亿女性人口，其中三、四线城市以及农村的女性人口占据总人口的一半，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医疗水平低下、经济环境差，加之健康知识传播不到位，使女性对健康问题的关注度较低。随着中国经济、科学、文化等水平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女性健康观念也从一开始的“讳疾忌医”转变为“有病治病”再到如今的“自觉预防”，女性的健康意识有了长足的进步。
　　一、女性健康传播的发展历史及状况
　　
　　（一）新中国女性健康传播的发展
　　 在我国，关于女性健康传播的研究出现的比较晚[2]，自1989年开始，中国的女性健康传播研究才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而最初的女性健康研究，主要目的在于传播妇幼保健知识、配合国家政策的生育知识、传染病预防知识等，传播手段有限，重视程度也不高，所以传播效果并不显著。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女性疾病的患病率急剧上升，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上升，女性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方方面面的因素都促进了女性健康传播的相关研究有了质的飞跃和快速进步。
　　（二）相关研究成果
　　 女性健康传播，顾名思义包含了三个关键性要素，分别是女性、健康和传播。国内目前的研究非常狭窄，经常把三者拆分开来，要么是健康事业方面的研究，要么是传播途径方面的研究。经笔者总结资料发现，在中国知网输入“中国女性健康传播”关键词后，共得出搜索结果仅6条，其中关于宫颈癌和HPV的疾病预防研究3篇、流动女工健康话语建构1篇、女性健康类APP和杂志分析2篇。由此可见，我国目前对女性健康信息传播的研究十分局限且数量较少，仍然缺乏从关爱女性自身视角出发的健康传播研究，对低线城市的女性更是关注较少。观察目前的高等教育，各个高校的新闻传播学院以及医学院均未开设健康传播的相关课程，缺乏專业的平台与技术的培养，健康传播的人才稀缺。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以及官方媒体的移动化，微信成为了重要的信息传播渠道。在《人民日报》的微信公众号中输入“女性健康”的关键词后，会得到上百篇相关推送，可见主流媒体对于女性健康的关注度也在逐渐提升。
　　二、低线城市女性健康传播面临的问题
　　
　　（一）健康信息来源可信度有待筛选
　　 自媒体、社交媒体的出现与发展为人们发表观点、交流意见提供了广阔天地，但这也带来了谣言泛滥、鱼龙混杂、误导大众的负面影响。“天呐！是女人一定要看！”“快给自己的闺女转，吃这些可能得宫颈癌”“减肥福利！吃晚饭死的早”等一系列标题的文案，更是经常在中年妈妈们的朋友圈里见到，由于低线城市不能第一时间获取正确的科学知识，很多女性的既有观点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等原因，错误的健康知识犹如病毒般传染，这对科学素养的培养增加了难度。
　　（二）健康信息传播人才缺乏
　　 健康知识由于其自身的重要性和特殊性，需要通过专业的医疗从业者或者专家来传播才可具有说服性和可信赖度。但是，世界上在乡村生活的人有一多半，但四分之三的医生却在城市工作，大部分低线城市人口的医疗需求不能被满足。在我国，这种情况更加突出，地域发展不均衡、医疗水平参差不齐，导致我国的医疗改革举步维艰。目前，在我国的低线城市，主要的女性健康信息传播主体是以居委会、村委会的干部、工作人员为主，由于传播健康信息知识不是她们工作的重点和主要内容，她们的传播方式也仅局限于口头教育和宣传单印发上，渠道单一，再加上她们的工作时间与精力等都十分有限，所以低线城市女性对于健康知识的渴望与健康知识的传播速度严重不匹配，给健康信息的传播带来极大的困难。
　　（三）缺乏对女性健康知识的教育与宣传
　　 低线城市将发展重心放在了政治引导和经济发展上，从而将科学教育与卫生建设放到了次要位置，所以，女性健康知识的传播也未引起政府与公众的重视。低线城市缺乏对女性健康知识的正确传播与引领，单单依靠用户自己去寻找健康知识，就会导致健康知识的质量低、信息假的后果。低线城市的卫生部门对女性健康知识宣传的针对性也较弱，对女性疾病的预防信息宣传也不到位。
　　三、从霍夫兰说服研究看低线城市女性健康传播技巧  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霍夫兰等人早在20世纪40年代从传播者的特性、讯息内容和结构、受众的反应模式等方面探究了传播与说服效果的关系。此项研究提醒人们注意说服的方式和技巧，这些理论对当今的健康传播仍然可以有所启迪。 　　（一）一面提示与两面提示
　　 一面提示，即只告诉受众一个观点，此传播方法对于原来就赞同此观点或者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更有用。而两面提示则要求将两个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都告诉受众，受众通过自己的思辨做出选择和判断，此方法对于原本反对此观点或者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更为有效。低线城市女性特别是农村女性，学历普遍不高，受教育程度较低，据调查显示，农村女性文化程度为初中以上的比例是42.3%，8.8%的女性只有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3]，文化水平和理解能力不高，她们面对健康信息的内容就会很容易被说服，所以向低线城市女性传播时，要注意传播专业、准确、带有结论性指导的健康信息，采取一面提示的方法更为稳妥。
　　（二）情感诉求与理性诉求
　　 情感诉求更容易打动其情感，改变其态度;理性诉求更偏向于使受众深入了解事实后改变受众行为。低线城市的女性有很多是留守妇女，家庭经济水平偏低，许多人的丈夫以及亲人选择外出务工，这时女性的健康问题就会直接关系到家庭支出的比例，甚至家庭经济命脉，很多人抱有“生不起病”的观点。对于这个群体来说，情感占据主导地位，通过情感教育，呼吁她们关注自身健康问题，引起情感上的共鸣与认同是很重要的传播方式。
　　（三）重复的效果
　　 重复可以保证信息的到达率，有助于态度的学习并记住消息本身。目前，低线城市女性的健康问题多发于精神层面的情绪问题而引发的身体不适与疾病，所以对精神健康方面的引导变得十分重要。不断重复重要的健康知识，会使女性提升对自身健康的关注度，并且真正注意到健康信息内容本身。
　　四、低线城市女性健康传播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内容创作PGC比UGC更受认可
　　 健康知识具有一定的专业性，若道听途说、从小道消息得来的健康知识再由自媒体进行传播，很容易产生谣言，所以相关PGC（专业生产内容）要更多于、更优于UGC（用户生产内容）。由于女性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主体，且低线城市的信息传递速度不如一、二线城市，会更加需要来自官方、专家等可信度较高信源的信息作为指导。在我国经济水平提高、医疗改革、新的医保政策出台等因素的支持下，PGC内容更加能满足人们对健康知识的渴望与需求。
　　（二）传播渠道将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相结合  随着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的到来，我国的医疗水平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屠呦呦及其团队在青蒿素领域的新突破、“康碧尔蛋白A免疫吸附柱”等高新医疗技术的应用等都一次次让中国人民感受到了祖国的日新月异。在传播渠道方面，低线城市主要具有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两种传播方式。其中大众传播主要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以及互联网等形式，而人际传播主要包含口头教育、健康咨询、家庭环境教育等形式。只有将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相结合，才能达到健康知识对低线城市女性全覆盖传播、针对性传播、通俗性传播。
　　（三）大数据支持“互联网+医疗健康”
　　 医疗健康水平发展不均衡、地域条件限制健康传播的进步，中国的健康传播还存在很大的进步空间。农村特别是西部地区妇女享有的健康服务仍有差距，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35岁以下的农村孕产妇仍有24.0%从未做过产前检查，比同一年龄段的城镇女性高18.7个百分点。西部地区的这一比例为35.9%，比东部地区高21.0个百分点。从未做过妇科检查的农村妇女有49.4%[4]。
　　 目前，云計算、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推荐等新技术的出现与应用，使得低线城市女性精准获得自身所需健康知识成为可能。不仅如此，女性自身的数字健康档案也可建立起来，并实现联网管理，低线城市医疗水平解决不了的问题可直接进入一、二线城市，在线的医疗档案可省去许多繁琐的步骤以及不必要的时间，真正实现公平医疗、随时医疗、随地医疗。
　　 此外，数字化医疗也可针对女性疾病起到良好的预防作用，针对乳腺癌、宫颈癌、产后抑郁症等女性患病率高的疾病，专家也可通过互联网及时作出诊断与预测，高速传播、高效治疗、隐私安全，互联网技术的信息系统为数字化医疗的实现提供了保证，人工智能大数据时代的终极目标是未来三、四线城市用户，甚至是农村的用户，不仅可以通过一些平台获取健康医疗资讯，还有望参与平台联合专业医师团举办的义诊活动，享受免费医疗资源[5]。
　　 五、结 语
　　 低线城市的女性健康问题对“健康中国”战略的发展至关重要。若想确保女性的健康，首先应该从传播做起。“熬最长的夜，抹最贵的眼霜”“再冷的天，都敌不过我的厚丝袜”“保温杯里泡枸杞”等自嘲式的养生口号也体现出女性对于健康的渴望与无奈。关爱低线城市尤其是农村、贫困地区女性健康问题不仅是女性自身的事情，也应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回望新中国成立七十年以来，女性健康传播的研究实现了从无到有的伟大跨越，接下来，笔者认为社会及学界应该投入更多的精力与目光在从有到广、从广到精的阶段中，提升低线城市女性健康传播水平，为“健康中国”战略助力。
　　
　　
　　参考文献：
　　[1] （美）帕特丽夏·盖斯特-马丁著.龚文庠，李利群译.健康传播：个人、文化与政治的综合视角[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 喻国明，路建楠.中国健康传播的研究现状、问题及走向[J].当代传播，2011（1）.
　　[3] 宋艳丽.传播学视角下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妇女健康传播渠道分析[J].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12，21（5）：67-70.
　　[4] 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报告[EB/OL].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qttjgb/qgqttjgb/200203/t20020331_30606.html.
　　[5] 打造“放心看”平台，趣头条发布三线以下城市女性健康报告[EB/OL].http：//www.sohu.com/a/315096830_260616，2019-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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