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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浮华又亮丽，人群匆匆走过，满满都是消费品和大明星。黄耀明，妖冶又绚烂，皮色好似永不会老，舞台之上颠倒众生。
然而，浮华背后并非文化沙漠，香港是一个边缘又中心的城市，有自己的失落与抗争；妖冶背后也不只是表演技巧，明哥从来都认为：“音乐除了娱乐外，还可以启发人心。”
“他喜欢浮华，也喜欢游离于各种断裂所带来的快感：政治的、人性的、情绪的、审美的。直到出现灵魂和身体的断裂。”知名乐评人孙孟晋如此评价他。
9月8日，“创想计划”邀请黄耀明畅谈音乐美学与香港文化——香港如何长出一个黄耀明？
Q=提问
A =回答
Q：说说你一路走来的音乐、艺术、人生吧？
A：20多年来，我和刘以达在一起或者是分开，经历许多音乐或是视觉美学方面的探索，然后今年做了两场演出。这两场演出反映了我们音乐的养分从哪里来的。我们音乐养分有很多来自时事新闻，来自我们成长的时候香港经历过的一些事情。
演出前，设计服装的人问我要什么？我先想到的是David Bowie的一些造型，在视觉上他对我和刘以达是影响最深的人之一。慢慢地我们又找到了Daft Punk，还有德国的Kraftwerk等等。我们吸收了很多西方人的无论是严肃还是通俗的文化。在那么多香港艺人或者乐队里，在某一个程度上我们可能是最西方的。
Q：70年代，香港经济腾飞；80年代，香港电影、音乐达到顶峰，你当时是什么状态？
A：70年代的时候，我还在读中学。读中学的时候，我去了一个蛮不错的中学，所谓的名校。我有很多课外活动，去唱歌、跳舞，办很多活动。那个时候我开始听很多很多的歌，当时香港市面上流行一些台湾歌曲跟香港电视剧的主题曲，我们心里觉得好老土。于是同学之间开始找一些更酷的音乐来听，一些同學专门从东亚、欧美找一些黑胶唱片出来，我们下课之后就去他的家里面听或者借回家听。那个时候欧美音乐刚刚朋克起来，对香港的音乐完全没什么影响。但是我在旁边不断吸收欧美音乐的那些影响，一直到80年代中期，有一天我看到广告，刘以达在招人组乐团，那个时候才知道原来在香港有人跟我一样的想法。
Q：你最早和先锋剧团进念二十面体合作，“进念”今年正好是30年，可否谈一下这段生活？你在这个团里面是什么样的角色？
A：进念是一个很奇怪的团体。它的创办人是荣念曾，他是受到美国的行为艺术和生活剧场的影响，还有一些简约主义的表演。
最开始，我只是他们的观众，我一直看不懂。但是它有一种吸引力，你会不断回去看。直到有一天，他开始排一个戏叫《华丽缘》，是张爱玲的作品，然后它又排了一个《日出》。我看到那些戏的时候开始喜欢这个团，它的表演风格非常简约，还用了我偶像的一首音乐，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就认定我们是同路人。有一天我走去问他们，我可以来看你们排戏吗？他们说你不要看了，看是没有用的，你就参与进来吧，就这样开始了1987年的《石头记》。我在“进念”里面学到很多东西，我们拍戏很多时候是没有剧本的，我们都是集体创作。其实“进念”好像是一种生活方式，排的过程很有启发性。之后有好多我的演出、唱片的概念是从那些不断的排练与讨论中走出来的。
Q：你的音乐里面有一种末世的情怀，充满那种恐慌感、徘徊感、犹豫，对未来不可认知的感觉，是这样吗？
A：因为我们刚刚开始有机会去表达自己的时候，正是“中英谈判”的大背景。那个时候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不知道我们的根是什么。我们也不是英国人，也不是真的在中国内地长大的人，所以我们的身份是很奇怪的。
最近几年香港人才慢慢发现自己的身份，我当然是一个中国人，因为我的祖先是中国人。但是我觉得中国人可以用很多不同方式去呈现，不应该只有一套模式去表现你的中国性。中国性里面应该有北京性、香港性、广州性，应该很百花齐放的感觉，那个才是一种美好的社会。
Q：你当时曾想过移民吗？
A：曾经想过，但是只是想，因为我不够钱移民（笑）。最重要的就是我想做的事情，离开了中国人的地方是很难去做的。因为给我灵感的，还有我创作的音乐是用中文的，我要活在中文世界里面才可以运作。如果我去了加拿大或者法国，我的创作就没有了，所以我还是要留在有华人的地方。
Q：大家看明哥平时蛮可爱、蛮和蔼，但是一上舞台，你就特别光彩照人，不仅是唱歌，还有表演的成分。这套东西怎么学习来的？为什么你在舞台上这么有震撼力，甚至有一点艳丽的感觉？
A：我也很难分析我的表演，因为我并没在很有计划地学习表演。刚才我说过今年的两场表演，里面所有我们喜欢的、影响过我们这一代的东西都放在里面。比如说里面有很多“进念”的影响，比如说我们怎么将时事新闻放在里面。里面有一些文本编排，我觉得那些编排也有一些非常“进念”的风格。我们演出的时候可能音乐会做得比较戏剧化一点，然后又不放弃我们喜欢的流行音乐，我们喜欢它在视觉、服装方面的那些影响，比如很David Bowie的感觉。但是另外的时候是很剧场化的，有些时候它们也是非常具有社会性的，经常变化，我们把不同的东西放在这里面。
Q：你刚才也说到时事新闻特别影响到你的创作，最近有什么新闻事件会进入到你的音乐，影响到你的思考吗？
A：当然，香港发生的事件会给我的音乐一些灵感。如果你问我个人的话，明天（9月9日）是香港立法会选举，这一年我作为一个同性恋者出柜。我很关注候选人对于同志的平权议题的看法。我觉得我这一次站出来，对我自己没有很大的意义。我站出来是对大家的，因为我是一个公众人物，我认为我们的社会需要一些公众人物给大家一个释放，知道我们不需要怕，我们站出来说清楚自己是什么人，争取自己的权益。
Q：我们往往觉得香港很消费、很浮华，但是现在，香港人似乎也在注重关注精神层面？
A：以前香港人可能就是比较注重物质，对于一些政治的议题或者是精神上的事情没有太多的关注，但是最近几年是有变化的。我们开始对政府多一点的要求，我们觉得他们做得不够好，我们就要出来说话。香港社会在学习这种交流，我觉得香港的政府也是要学习，大家都在学习中走向成熟。
然而，浮华背后并非文化沙漠，香港是一个边缘又中心的城市，有自己的失落与抗争；妖冶背后也不只是表演技巧，明哥从来都认为：“音乐除了娱乐外，还可以启发人心。”
“他喜欢浮华，也喜欢游离于各种断裂所带来的快感：政治的、人性的、情绪的、审美的。直到出现灵魂和身体的断裂。”知名乐评人孙孟晋如此评价他。
9月8日，“创想计划”邀请黄耀明畅谈音乐美学与香港文化——香港如何长出一个黄耀明？
Q=提问
A =回答
Q：说说你一路走来的音乐、艺术、人生吧？
A：20多年来，我和刘以达在一起或者是分开，经历许多音乐或是视觉美学方面的探索，然后今年做了两场演出。这两场演出反映了我们音乐的养分从哪里来的。我们音乐养分有很多来自时事新闻，来自我们成长的时候香港经历过的一些事情。
演出前，设计服装的人问我要什么？我先想到的是David Bowie的一些造型，在视觉上他对我和刘以达是影响最深的人之一。慢慢地我们又找到了Daft Punk，还有德国的Kraftwerk等等。我们吸收了很多西方人的无论是严肃还是通俗的文化。在那么多香港艺人或者乐队里，在某一个程度上我们可能是最西方的。
Q：70年代，香港经济腾飞；80年代，香港电影、音乐达到顶峰，你当时是什么状态？
A：70年代的时候，我还在读中学。读中学的时候，我去了一个蛮不错的中学，所谓的名校。我有很多课外活动，去唱歌、跳舞，办很多活动。那个时候我开始听很多很多的歌，当时香港市面上流行一些台湾歌曲跟香港电视剧的主题曲，我们心里觉得好老土。于是同学之间开始找一些更酷的音乐来听，一些同學专门从东亚、欧美找一些黑胶唱片出来，我们下课之后就去他的家里面听或者借回家听。那个时候欧美音乐刚刚朋克起来，对香港的音乐完全没什么影响。但是我在旁边不断吸收欧美音乐的那些影响，一直到80年代中期，有一天我看到广告，刘以达在招人组乐团，那个时候才知道原来在香港有人跟我一样的想法。
Q：你最早和先锋剧团进念二十面体合作，“进念”今年正好是30年，可否谈一下这段生活？你在这个团里面是什么样的角色？
A：进念是一个很奇怪的团体。它的创办人是荣念曾，他是受到美国的行为艺术和生活剧场的影响，还有一些简约主义的表演。
最开始，我只是他们的观众，我一直看不懂。但是它有一种吸引力，你会不断回去看。直到有一天，他开始排一个戏叫《华丽缘》，是张爱玲的作品，然后它又排了一个《日出》。我看到那些戏的时候开始喜欢这个团，它的表演风格非常简约，还用了我偶像的一首音乐，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就认定我们是同路人。有一天我走去问他们，我可以来看你们排戏吗？他们说你不要看了，看是没有用的，你就参与进来吧，就这样开始了1987年的《石头记》。我在“进念”里面学到很多东西，我们拍戏很多时候是没有剧本的，我们都是集体创作。其实“进念”好像是一种生活方式，排的过程很有启发性。之后有好多我的演出、唱片的概念是从那些不断的排练与讨论中走出来的。
Q：你的音乐里面有一种末世的情怀，充满那种恐慌感、徘徊感、犹豫，对未来不可认知的感觉，是这样吗？
A：因为我们刚刚开始有机会去表达自己的时候，正是“中英谈判”的大背景。那个时候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不知道我们的根是什么。我们也不是英国人，也不是真的在中国内地长大的人，所以我们的身份是很奇怪的。
最近几年香港人才慢慢发现自己的身份，我当然是一个中国人，因为我的祖先是中国人。但是我觉得中国人可以用很多不同方式去呈现，不应该只有一套模式去表现你的中国性。中国性里面应该有北京性、香港性、广州性，应该很百花齐放的感觉，那个才是一种美好的社会。
Q：你当时曾想过移民吗？
A：曾经想过，但是只是想，因为我不够钱移民（笑）。最重要的就是我想做的事情，离开了中国人的地方是很难去做的。因为给我灵感的，还有我创作的音乐是用中文的，我要活在中文世界里面才可以运作。如果我去了加拿大或者法国，我的创作就没有了，所以我还是要留在有华人的地方。
Q：大家看明哥平时蛮可爱、蛮和蔼，但是一上舞台，你就特别光彩照人，不仅是唱歌，还有表演的成分。这套东西怎么学习来的？为什么你在舞台上这么有震撼力，甚至有一点艳丽的感觉？
A：我也很难分析我的表演，因为我并没在很有计划地学习表演。刚才我说过今年的两场表演，里面所有我们喜欢的、影响过我们这一代的东西都放在里面。比如说里面有很多“进念”的影响，比如说我们怎么将时事新闻放在里面。里面有一些文本编排，我觉得那些编排也有一些非常“进念”的风格。我们演出的时候可能音乐会做得比较戏剧化一点，然后又不放弃我们喜欢的流行音乐，我们喜欢它在视觉、服装方面的那些影响，比如很David Bowie的感觉。但是另外的时候是很剧场化的，有些时候它们也是非常具有社会性的，经常变化，我们把不同的东西放在这里面。
Q：你刚才也说到时事新闻特别影响到你的创作，最近有什么新闻事件会进入到你的音乐，影响到你的思考吗？
A：当然，香港发生的事件会给我的音乐一些灵感。如果你问我个人的话，明天（9月9日）是香港立法会选举，这一年我作为一个同性恋者出柜。我很关注候选人对于同志的平权议题的看法。我觉得我这一次站出来，对我自己没有很大的意义。我站出来是对大家的，因为我是一个公众人物，我认为我们的社会需要一些公众人物给大家一个释放，知道我们不需要怕，我们站出来说清楚自己是什么人，争取自己的权益。
Q：我们往往觉得香港很消费、很浮华，但是现在，香港人似乎也在注重关注精神层面？
A：以前香港人可能就是比较注重物质，对于一些政治的议题或者是精神上的事情没有太多的关注，但是最近几年是有变化的。我们开始对政府多一点的要求，我们觉得他们做得不够好，我们就要出来说话。香港社会在学习这种交流，我觉得香港的政府也是要学习，大家都在学习中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