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位老师在网上贴出了一些自己学生写的作文，引起了舆论场上一片喧哗。在一些题为《我的妈妈》的作文里，孩子们可谓童言无忌——“妈妈老是说要减肥，可是一直瘦不下来，因为，她还是吃得太多”“妈妈的双眼皮是去店里做的”“她有点胖，她的肚子像个小皮球”……这类表达让人忍俊不禁。

　　正如意大利心理学家皮耶罗·费鲁奇（Piero Ferrucci）在《孩子是个哲学家》中所言：“孩子们常常百无禁忌地将我们最隐私的情感呈现在世人面前，被暴露在舞台当中的是真实的我们，除了欢乐、喜悦，还有难以启齿的种种难堪。”这更让人慨叹，孩子长大后，这些纯真的言论为什么消失了呢？

谁在规训儿童：媒介还是教育？

　　相比成人世界的复杂与多变，童言无忌的实质是简单、直接的思维方式。这首先与儿童知识储备少、分析信息能力弱有关。当我回溯往昔时，童年的面貌有时依稀可见，有时却含糊不清。记忆在争夺童年的真实，它抹去了一些图景，保留了一些图景，甚至在二次阐释里去创造和想象童年。吊诡的是，稀缺的体验和神圣感的形成之间的关联，是神秘而静谧的，时而肃穆时而狡黠。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将这种感觉描述为“在一定距离之外但感觉上如此贴近之物的独一无二的显现”，他化用了Aura一词，叫它“光晕”也好，“灵晕”也罢，总归是不可复制的奇妙感觉。
　　等孩子长大后，外界对儿童的规范化引导也变多了。当孩子长大后，之所以让人产生“童年消逝”的感觉，是因为他们接受了一套规训的体系，这个体系从知识结构到思维方式，再到情感模式，让他们不得不服从其规范，不得不按照既有的规范说法做事，进而走完人生历程。如果有人要突破这个规训体系，则要面对他者的“偏见”——在一个规范固化的环境里，作为社会关系的产物，人们很难脱离环境的干预和影响。
　　在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名声大噪的同时，人们也习惯于从“童年消逝”“媒介批判”等角度理解相关问题。毋庸置疑，波兹曼的分析有一定合理性，其研究本身也代入了个人情感的希冀，“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儿童的天真无邪、可塑性和好奇心逐渐退化，然后扭曲成为伪成人的劣等面目，这是令人痛心和尴尬的”。但“逐渐退化”并不简单地受电视媒介的影响，尽管它在波兹曼写就此书的1982年，可以解释当时的社会现象。
　　结合媒介和教育两方面因素加以观察，或许是一个更精准的方法。与其对孩子进行所谓的“规范教育”，不如首先承认其天性，并在尊重的前提下加以引导。正如《童年之死》（After the Death of Childhood）中所说，“我们必须有勇气准备让他们来对付这个世界，来理解这个世界，并且按照自身的特点积极地参与这个世界”。这部来自英国思想家大卫·帕金翰（David Buckingham）的著作名气不大，却从媒介素养教育的角度更深刻地阐释了儿童认知在传播学上变化的过程及其原因。
　　媒介素养教育研究本身就具备传播学和教育学的跨学科特质，但其思维的核心环节仍在于媒介，只是通过对不同媒介性质和内容的分析，来观察它在教育中扮演的不同角色。相比理论的晦涩，现实中有很多案例更浅显易懂。
　　比如，一个刚步入小学阶段的孩子，或许只是和家长观看诸多充斥着婆媳关系矛盾、婚恋复杂难题的都市情感剧，可能就会逐渐生成对婚恋的复杂认知，甚至在正常接触异性前就形成了刻板印象，这种早熟恐怕是大多数家长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如果小孩的两性观完全来自价值观传统的电视剧，也会形成另一种极端的看法，并不了解现代人的情感世界，将来的“晚熟”则不可避免。
　　这说明，把儿童思维与观念的生成归咎于电视媒介（以及现在更流行的网络媒介）是不合适的，在媒介内容分化的趋势下，“观看什么”“如何观看”的影响更大。按照帕金翰的说法，“早熟”的孩子是“成人化的童年”，但对其不必大惊小怪，“早熟”的背后也可能是想象力的解放和创造力的发挥，而当前流行的电子媒介则加速消解了知识障碍，让儿童更早地接触真实的世界。

分层的童年：带来不同的人生？

　　帕金翰的看法代表着乐观主义者的态度。从技术角度看，人们在受媒介因素干预后，转化它、利用它且超越它并非难题，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真正令人担心的，是社会阶层分化带来的文化和思维上的差异，它对童言无忌的规训意味更加浓烈。
　　美國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鲁（Annette Lareau）在《不平等的童年》里深入探讨了这个问题。人们熟知的布尔迪厄根据社会资本划分的场域概念，在儿童教育中也有突出表现，乃至表现为规训力量对儿童教育的“操控”。拉鲁认为，个体在公共机构里扮演的角色也具有社会性，它与社会评价和引导互为参照，“孩子们是在一个宽泛而分层的社会系统里长大的”。
　　表面上，孩子们的童言无忌是相似的，但因为所处家庭背景的不同，分化的种子从一开始就被植入了。“已确立的职业惯例”和“教育机构制定的标准”是对儿童进行规训的要素。比如，如果孩子来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其成长环境里“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受家人职业和生活环境的影响，孩子的规训目标是成为未来社会精英的候选人。相反，一个身处底层家庭的孩子，从小浸染的文化和习惯，几乎没有能让他改变命运的可能，而是被要求安于现状、耽于短暂的欲望满足即可。这些规训与媒介因素不大，但它对孩子的影响却是最大的，也是最难改变的。 　　为了验证不同阶层及其文化对儿童规训的持久性，英国纪录片《人生七年》回答了这个问题。这部系列影片开始拍摄于1964年，从当时的英国选取20名来自不同阶层背景的7岁孩子，拍摄他们当时的生活学习状态，询问他们关于未来的展望、对异性的看法、对其他成员的看法、对节目的看法等等问题。影片每隔7年拍摄一次，追踪这些孩子的生活。孩子们在14岁之前的精神面貌和言语表达差别很小，但随着时间流逝，其命运变化巨大，且基本与其童年时代所处的阶层和受到的教育水准相吻合。
　　童年的影像会伴随人的一生，如果是美好的童年岁月，其成长相对会比较快乐，与之相反，童年若是与痛苦相伴，则容易成为牵绊其性格乃至命运的问题，这也是心理医生在诊断治疗患病者时，偏爱从童年阴影的立场对症下药的理由。

童年不再来：童心亦可在？

　　对于人生而言，童年毕竟只是一个短暂的时期，每个儿童都会长大，承认也好，逃避也罢，离开校园，面向社会，是绝大多数人的选择。复杂的社会环境在磨砺品格的同时，也逐渐使人们开始失去来自童年的快乐与纯真。既然童年终将消逝，那么葆有纯真的意义是什么呢？
　　明代思想家李贽曾言：“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其中所说的“童心”并非时间概念上的童真，而是赤子之心，纯真之念。塞缪尔·厄尔曼的名篇《青春》，也在这个层面上，诠释着纯真的意义：“无论年届花甲，抑或二八芳龄，心中皆有生命之欢乐，奇迹之诱惑，孩童般天真久盛不衰。”
　　童年有一些可贵的品质，比如好奇心、想象力、率真坦言、充满理想，这是来自童年的充盈感和批判力，有如初生的力量，充满自然的活力。社会的环境固然复杂，但这并不是否定这些品格的条件，相反，对于一个有追求、有理想的人来说，恰恰是这些品格，可能在不经意间改变了人生的发展轨迹。虚伪造作、油腔滑调的人，可以用一句“社会复杂”来训斥所谓不更事的年轻人，但时间久了，这样的人终究会面临危机，永远达不到人生的高度，受到人们的尊重。相反，那些葆有童心的人，即便默默无闻，也能活得舒心、自然，实现个人价值。
　　永葆赤子之心是可贵的，如果一个中年人，在历经了许多人间沧桑甚至苦难之后，仍旧对于梦想、正义、平等、未来和人心怀抱着一种谨慎乐观的期待，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不为他鼓励和骄傲呢？
　　谈到这，让我想起了北大老教授钱理群先生，他一辈子潜心学术，投身教育，尽管年近八旬，仍然保持著开放的心灵与对知识、学问的执着，这种思想状态的青春，在前先故去的文艺理论家钱谷融先生身上也可体现。钱先生强调“文学是人学”，在学问面前，得“做一个心地坦荡、人品磊落的人，因为只有一个真诚的人，才能感受和欣赏真的美”。他像是一个老顽童，把“玩”、“学问”、“人生”有机地结合起来，活出了自己的自然。童年不再来，童心亦可在，无碍年龄，只在初心，愿我们终能收获一份童心，找回失落的童年梦想。
　　（摘自“新京报书评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