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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于征地导致土地变现的现象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但是却很少有人认真研究过农民在这一过程中的心态。主流的观点认为，农民是极其不愿自己的土地被征用，而政府往往利用征地侵犯农民的权益。然而，据我们在豫南L村的调查，农民并不是反对征地，而是“唯恐不征、唯恐晚征、唯恐少征”。本文将通过分析土地变现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指出国家的城镇化建设和消费下乡的政策是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因素，从而揭示土地变现背后的消费主义逻辑。
关键词：土地变现；货币化；城镇化；消费下乡；消费主义
中图分类号：F301；F323
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是其众多功能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有一份土地，农民就等于有了最后的退路。征地带来的土地变现使农民一夜之间富裕起来，但也意味着永远抛弃了土地的保障功能。已有的关于征地导致的土地变现的研究集中在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对土地本身的社会保障功能的论述，讨伐征地行为对农民权益的侵害（朱明芬，2003；王庆功，张宗亮，2009；王勇，2007） ；第二个层面是对征地赔偿的讨论，探究什么样的分配模式更能保障农民的权益[2]；第三个层面是对城市化的研究，商议如何将失去土地保障的农民拉进城市保障的体系[3]。但是有一点，即农民对于征地的心态却没有认真研究过。学者们一般就直接假定农民是不愿意出卖土地的，并且在此基础之上建构维权的话语和道德的优越感[4]。很多研究者声称，必须给予农民更多的土地权利，这样才能真正维护农民的利益[5]。然而据我们在豫南L村的调查，农民并不是反对征地，而是“唯恐不征、唯恐晚征、唯恐少征”，甚至有群众联合起来主动要求村里去征他们的地。农民对于土地社会保障的诉求显然没有学者们想象中的强烈，土地权利的增加显然也不是农民考虑的重点，相反，农民更急于将自己的土地变现，将所谓的“权利”变现。那些少数不愿意“卖地”的钉子户并非真的不愿意，更不是在维权，而仅仅是为了谋取更多的利益。为什么农民要如此决绝地将土地变现？通过深入的调查，我们发现与它背后的消费主义逻辑有着紧密的关联。
一、土地变现的内在动力
L村位于豫南某市的市郊，交通极为发达，一条省道、两条高速公路和一条高速铁路穿过该村。村内兴建了三十多家企事业单位，还有两处居民区正在规划修建。在城镇化的浪潮中，L村迅速地崛起，成为当地新农村建设的典范。在发展过程中，L村征用了大量土地。到目前为止，已有1000多亩的农用地被征用，其中耕地占600多亩，柴山占400多亩。有几个村民组的土地已经被彻底征用完。在我们的调查中，大部分农民都表现出对征地的欣喜和期待之情，“唯恐不征、唯恐晚征、唯恐少征”。尤其是那些没有被纳入征地范围的农民，心里充满了羡慕和失落。为了弄清楚农民的这种心态，我们必须从当地的人地关系入手。
L村地处豫南丘陵向淮河平原过渡区，耕地面积狭小，土地生产剩余极低，八十年代末就有很多人外出务工。随着打工经济的兴起，耕种土地的比较效益日益低下。事实上，即使在取消税费并且发放农业补贴之后，仍然有很多人抛荒弃耕。一旦有变现土地的机会，农民都趋之若鹜，这是土地变现的内在动力。
首先，土地的复种指数低。当地农民跟我们解释，这里的土质不适宜种小麦和油菜。一亩小麦只能收成三四百斤，一亩油菜也只能打一二百斤，几乎收不回成本。而当地的气候也不允许种两季水稻。因此，种田的农民一般都只种一季水稻，扣除成本之后，每亩只能赚三四百元。
其次，人均耕地少。L村有2968人，2000亩耕地，人均只有0.67亩地。村民说，如果单纯靠这点地，农民都很难生存下去。因此，1980年代一改革开放，就有很多人抛弃土地而选择外出打工，这在全国来看都是非常早的。
再次，机械化程度低。如此少的耕地还散落在几个地方，耕作极其不便。这一方面与丘陵地形相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土地越调整越细碎化。因此，机械都下不了地，当地人还使用着传统的牛耕作业，不仅辛苦，还要投入大量的工。村民冯某一家只有五亩田，却散落在十个地块上，最大的一块田有一亩，最小的仅有两三分。作为一个种田能手，他每犁一块田都要一个半天的时间，“不仅人累，牛也吃亏”。
最后，打工经济的兴起降低了土地在家庭经济中的收入禀赋。越来越多的农民发现，将相同的投入到土地中的时间投入到打工上，可以获得更大的收益。村民说，打工一天可以赚80元，这就可以买50斤大米，可以吃一个多月。因此，所有的青壮年男女都出去打工，留在村里的只有老人和小孩，而这些人根本犁不动田，直接导致了土地的抛荒。所以村民“都不情愿种田，听到有卖地的都喜得不得了”。
由此可见，在今天的市场经济中，土地的比较收益远远低于打工。虽然国家免除了农民的一切税费，每年每亩还直接补贴几十块钱，这些惠农政策依然没能避免大量土地的抛荒。于是，农民就有了变现土地的内在冲动。这种冲动更多的是对于农业收入低下的潜在反应，而日益货币化的消费支出则直接激励着农民去变现土地，从而满足日常生活的需求。
二、货币化的消费方式
传统村庄的消费方式是自己自足的，农民可以在土地上获得几乎所有的生活必需品，而不需要进入交易市场。农民在土地上的劳动往往要经过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才能变现，这种长时段的变现方式是与传统村庄的消费方式相契合的。在日常的生活中，农民很少需要用到现钱，只有在少数几次重大的事项中才需要货币，而长时段的劳动变现完全可以满足这种需求。
而现在，农村生活的消费方式已经货币化，货币已经深深嵌入到农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农民每天都无法离开货币。各种生活用品都必须用货币去购买，而且农民被告知勤俭节约的消费观已经过时，只有站在消费时代的潮头，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这甚至成了一种“政治正确”[6]。这种消费方式正是现代社会所倡导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保守、落后、不方便的，而通过市场的货币消费则是开放、先进、方便的。一旦这种消费理念为农民所接受，农民的生活方式就随之改变了：电气取代了柴火，衣服专卖店取代了家庭缝纫机，买粮取代了种粮，买肉取代了家禽养殖。
可以说，传统农业的消费是一种储蓄性的、阶段性的，而现代的消费是一种透支性的、常规性的。农民被鼓励超前消费、借款消费，而且是天天消费。货币成了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农民被深深地卷入到货币交易的潮流之中，并随着市场的涨落而起伏。因此，农民必须学会在市场中不断“算计”利益得失。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只能缩短劳动变现的时间，而打工正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可以“月月红”。正是这种货币化的消费方式促使农民从田里走到建筑工地上、走到工厂车间里。而“卖地”则更符合了这种超前变现的理念，因为它可以将土地几十年的收入一次性提前兑现出来，从而满足农民当下的生活需求，比如盖房娶妻、添置生活用品等等。事实上，现在当地一个农民家庭要为儿子娶个媳妇，至少得在镇上有套房子，还要20000-30000元的彩礼。这已经成为一种地方性的共识，并且内化为每个父母的人生任务。这个任务对于大多数的农村父母而言都是极重的负担，而如果能够将土地变现，这个问题马上就可以解决了。
农民将土地变现，是以牺牲后代子孙的利益为代价的。为什么现在的农民能够想得开呢？那是因为现代社会的快速变迁打破了传统农民的未来预期，对于后代子孙的生活图景，农民已经没有确定的把握。因此，土地对于农民那种永久性的保障作用迅速弱化了，只要能够满足这一代人的需求，农民就愿意变现土地。土地仅仅是谋取利益的工具，而不再具有传统社会中对于土地那种神圣的观念。在土地变现的背后，藏匿着消费主义的逻辑。这种消费主义一再暗示，没有钱就没有一切，没有钱的人是废物，是社会应该淘汰之人[7]。正是这个强大的逻辑将当地的农民都绑架了，让他们一一献出了自己的土地。
关键词：土地变现；货币化；城镇化；消费下乡；消费主义
中图分类号：F301；F323
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是其众多功能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有一份土地，农民就等于有了最后的退路。征地带来的土地变现使农民一夜之间富裕起来，但也意味着永远抛弃了土地的保障功能。已有的关于征地导致的土地变现的研究集中在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对土地本身的社会保障功能的论述，讨伐征地行为对农民权益的侵害（朱明芬，2003；王庆功，张宗亮，2009；王勇，2007） ；第二个层面是对征地赔偿的讨论，探究什么样的分配模式更能保障农民的权益[2]；第三个层面是对城市化的研究，商议如何将失去土地保障的农民拉进城市保障的体系[3]。但是有一点，即农民对于征地的心态却没有认真研究过。学者们一般就直接假定农民是不愿意出卖土地的，并且在此基础之上建构维权的话语和道德的优越感[4]。很多研究者声称，必须给予农民更多的土地权利，这样才能真正维护农民的利益[5]。然而据我们在豫南L村的调查，农民并不是反对征地，而是“唯恐不征、唯恐晚征、唯恐少征”，甚至有群众联合起来主动要求村里去征他们的地。农民对于土地社会保障的诉求显然没有学者们想象中的强烈，土地权利的增加显然也不是农民考虑的重点，相反，农民更急于将自己的土地变现，将所谓的“权利”变现。那些少数不愿意“卖地”的钉子户并非真的不愿意，更不是在维权，而仅仅是为了谋取更多的利益。为什么农民要如此决绝地将土地变现？通过深入的调查，我们发现与它背后的消费主义逻辑有着紧密的关联。
一、土地变现的内在动力
L村位于豫南某市的市郊，交通极为发达，一条省道、两条高速公路和一条高速铁路穿过该村。村内兴建了三十多家企事业单位，还有两处居民区正在规划修建。在城镇化的浪潮中，L村迅速地崛起，成为当地新农村建设的典范。在发展过程中，L村征用了大量土地。到目前为止，已有1000多亩的农用地被征用，其中耕地占600多亩，柴山占400多亩。有几个村民组的土地已经被彻底征用完。在我们的调查中，大部分农民都表现出对征地的欣喜和期待之情，“唯恐不征、唯恐晚征、唯恐少征”。尤其是那些没有被纳入征地范围的农民，心里充满了羡慕和失落。为了弄清楚农民的这种心态，我们必须从当地的人地关系入手。
L村地处豫南丘陵向淮河平原过渡区，耕地面积狭小，土地生产剩余极低，八十年代末就有很多人外出务工。随着打工经济的兴起，耕种土地的比较效益日益低下。事实上，即使在取消税费并且发放农业补贴之后，仍然有很多人抛荒弃耕。一旦有变现土地的机会，农民都趋之若鹜，这是土地变现的内在动力。
首先，土地的复种指数低。当地农民跟我们解释，这里的土质不适宜种小麦和油菜。一亩小麦只能收成三四百斤，一亩油菜也只能打一二百斤，几乎收不回成本。而当地的气候也不允许种两季水稻。因此，种田的农民一般都只种一季水稻，扣除成本之后，每亩只能赚三四百元。
其次，人均耕地少。L村有2968人，2000亩耕地，人均只有0.67亩地。村民说，如果单纯靠这点地，农民都很难生存下去。因此，1980年代一改革开放，就有很多人抛弃土地而选择外出打工，这在全国来看都是非常早的。
再次，机械化程度低。如此少的耕地还散落在几个地方，耕作极其不便。这一方面与丘陵地形相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土地越调整越细碎化。因此，机械都下不了地，当地人还使用着传统的牛耕作业，不仅辛苦，还要投入大量的工。村民冯某一家只有五亩田，却散落在十个地块上，最大的一块田有一亩，最小的仅有两三分。作为一个种田能手，他每犁一块田都要一个半天的时间，“不仅人累，牛也吃亏”。
最后，打工经济的兴起降低了土地在家庭经济中的收入禀赋。越来越多的农民发现，将相同的投入到土地中的时间投入到打工上，可以获得更大的收益。村民说，打工一天可以赚80元，这就可以买50斤大米，可以吃一个多月。因此，所有的青壮年男女都出去打工，留在村里的只有老人和小孩，而这些人根本犁不动田，直接导致了土地的抛荒。所以村民“都不情愿种田，听到有卖地的都喜得不得了”。
由此可见，在今天的市场经济中，土地的比较收益远远低于打工。虽然国家免除了农民的一切税费，每年每亩还直接补贴几十块钱，这些惠农政策依然没能避免大量土地的抛荒。于是，农民就有了变现土地的内在冲动。这种冲动更多的是对于农业收入低下的潜在反应，而日益货币化的消费支出则直接激励着农民去变现土地，从而满足日常生活的需求。
二、货币化的消费方式
传统村庄的消费方式是自己自足的，农民可以在土地上获得几乎所有的生活必需品，而不需要进入交易市场。农民在土地上的劳动往往要经过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才能变现，这种长时段的变现方式是与传统村庄的消费方式相契合的。在日常的生活中，农民很少需要用到现钱，只有在少数几次重大的事项中才需要货币，而长时段的劳动变现完全可以满足这种需求。
而现在，农村生活的消费方式已经货币化，货币已经深深嵌入到农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农民每天都无法离开货币。各种生活用品都必须用货币去购买，而且农民被告知勤俭节约的消费观已经过时，只有站在消费时代的潮头，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这甚至成了一种“政治正确”[6]。这种消费方式正是现代社会所倡导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保守、落后、不方便的，而通过市场的货币消费则是开放、先进、方便的。一旦这种消费理念为农民所接受，农民的生活方式就随之改变了：电气取代了柴火，衣服专卖店取代了家庭缝纫机，买粮取代了种粮，买肉取代了家禽养殖。
可以说，传统农业的消费是一种储蓄性的、阶段性的，而现代的消费是一种透支性的、常规性的。农民被鼓励超前消费、借款消费，而且是天天消费。货币成了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农民被深深地卷入到货币交易的潮流之中，并随着市场的涨落而起伏。因此，农民必须学会在市场中不断“算计”利益得失。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只能缩短劳动变现的时间，而打工正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可以“月月红”。正是这种货币化的消费方式促使农民从田里走到建筑工地上、走到工厂车间里。而“卖地”则更符合了这种超前变现的理念，因为它可以将土地几十年的收入一次性提前兑现出来，从而满足农民当下的生活需求，比如盖房娶妻、添置生活用品等等。事实上，现在当地一个农民家庭要为儿子娶个媳妇，至少得在镇上有套房子，还要20000-30000元的彩礼。这已经成为一种地方性的共识，并且内化为每个父母的人生任务。这个任务对于大多数的农村父母而言都是极重的负担，而如果能够将土地变现，这个问题马上就可以解决了。
农民将土地变现，是以牺牲后代子孙的利益为代价的。为什么现在的农民能够想得开呢？那是因为现代社会的快速变迁打破了传统农民的未来预期，对于后代子孙的生活图景，农民已经没有确定的把握。因此，土地对于农民那种永久性的保障作用迅速弱化了，只要能够满足这一代人的需求，农民就愿意变现土地。土地仅仅是谋取利益的工具，而不再具有传统社会中对于土地那种神圣的观念。在土地变现的背后，藏匿着消费主义的逻辑。这种消费主义一再暗示，没有钱就没有一切，没有钱的人是废物，是社会应该淘汰之人[7]。正是这个强大的逻辑将当地的农民都绑架了，让他们一一献出了自己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