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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李霁野先生通信,缘自一本旧书《外套》。
五十多年前,我的家乡河南南阳东门外沿着护城河一带是旧市场,集中了说评书、拉洋片、卖艺、售旧书的各色人等。当时,我在一高中读书,课余常跑去溜达。《外套》就是在旧书摊上淘到的,俄国果戈里著,韦素园译。二封上有译者工整的毛笔题字:上款是“呈昶生先生”,下款是“韦素园”,另一行是日期。这就是现在通称的“题赠本”。
我知道赠书的韦素园,因为读过鲁迅悼念他的文章。他在未名社主持社务,编辑《莽原》。可惜英年早逝,只活了三十岁。鲁迅和韦素园交谊很深。1934年,素园逝世两年之后,鲁迅写了《韦素园墓记》哀悼亡友:“呜呼,宏才远志,厄于短年。文苑失英,明者永悼。”给以高度评价。在《忆韦素园君》中,鲁迅说:素园“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受赠的昶生先生,南阳的文化人也都略知一二。徐炳昶,字昶生,唐河人。巴黎大学毕业,北大哲学系教授。鲁迅的朋友。
持赠人和受赠人的关系,当时不甚了了。二十年后,与霁野先生一次闲话又说到这件事,先生说:鲁迅曾写信给徐昶生先生,请徐介绍韦素园到《民报》当编辑。我查过《鲁迅日记》,1925年7月13日确有记载。
看来《外套》是从徐先生唐河老家流失出来。这本小书,1926年翻译出版,三十年后到了我手里,自然十分珍爱。不过,我觉得这样的珍本应该有更合适的人来保存才好。
我想到韦素园的挚友李霁野。当时阅读新文学史,未名社是我感到很有趣的一个题目。这个文学团体的主要成员,除鲁迅外有韦素园、韦丛芜、李霁野、台静农、曹靖华等人。五人中,曹靖华是河南人,其余四人不仅是安徽霍邱同乡,而且是一个小学的同学。四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先后来到北京,结识了鲁迅。1925年,又在鲁迅一手指导下成立了未名社。李霁野也是未名社的主干。1957年时,李先生任南开大学外文系主任。我认为他收藏《外套》更有意义,就将书寄给了他。
很快的,就收到李霁野先生的回信,说:收到书非常高兴,素园遗墨不多,倍觉珍贵。同时寄来他的新作《回忆鲁迅先生》《意大利访问记》和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简·爱》。李先生翻译的《简·爱》是夏洛蒂·勃朗特这部名著在中国第一个完整的译本,茅盾称赞译文“谨慎细腻和流利”。这些都是以后才了解的知识。当时,仅是收到李先生的书,就让一个中学生欣喜异常了。
我和李先生的通信约有一年时间。高中毕业,无缘大学之门。从反右开始,运动迭起,劫难不绝,天灾人祸,自顾不暇,联系也就中断了。恢复通信是在1973年夏天。他收到我的信,即回信说:“接来信,谈及往事,尚能忆及,甚愉快,近似老友重逢也。”又说:“十六年来,我也经历了一些事情,幸尚顽健,希勿为念。”第二年春天,我又去天津,出火车站就直奔大理道先生寓所。第一次见到先生,距1957年已过去十七年了。霁野先生个子不高,满头银发,精神健朗。一口安徽话与河南话差不了多少,他说,叶家集与河南固始只隔一条河,两地口音很近。先生待我如同家人,感情亲近,说话无拘无束。
往后的十几年,我常去天津,每次都去探望先生,每次都是畅谈。那些年,天津家里只有先生老夫妇,聊到中午,先生留饭,文贞师母就端上她烹调的小菜。师母的“炒胡萝卜丝要加醋,味甜可口”这条“厨房秘笈”,我至今记忆犹新。1980年我调到郑州,先生为我先后编辑的几种杂志都写过文章。我与先生经常通信。先生的信写得很家常,说他参加的学术活动,他和师母的饮食起居,信中对我工作和身体的关心,我感到温暖。一件小事更让我铭刻在心。
我的心脏病由来已久,但一直得不到确诊。那些年去京津出差,公余少不了找名医诊断。这些,李先生都很清楚。1984年初,因为《中学生阅读》刚刚创刊,杂事冗集,一段时间没有和先生联系,连收到先生寄的书也没有及时回复。这年6月底的一天,几乎同时收到李先生两封信。一封由编辑部转我:“久久没有得到来信,我心里十分不安,因为我知道你有心脏病。我先后为你寄去《简·爱》和《给少男少女》,在平时我知道你一定会来信,但是没有。我真怕你病倒了,因为你曾来信说,工作太忙,住家乡的母亲又在病。昨见《中州书林》消息,你编的《古诗名句荟萃》已经出版,报是5.25出版,可算最近,我比较安心了;但我想你没有给我寄一本,必有原因,所以我写这封信,希望得到平安的电报。”一封是写给我所在单位领导,内容与写给我的大致相同,言相识多年,常通信,但近段无消息。信中说:“我心里极为不安,因为我知道他有病事忙,怕他病倒。‘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我想你们会了解这种心情。希你们将他的近况告知。”两封信都是6月24日写的,当日投邮。
捧读先生来信,我悔愧交加,狠狠责备自己的疏忽,让八十岁的老人操了多少心!先生引用“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两句诗的殷殷深情,令我动容。当即去邮局拍发电报,请先生放心。第二天,又发了一封长信告罪并寄去了书。二十五年后重读先生手书,依然感恩难忘。
1997年,学者、作家、翻译家李霁野去世,先生1904年生,享年九十三岁。
相册中有一张与霁野先生的合照,记得是1981年我俩步行到大理道住家附近的一个照相馆照的,今天看来显得传统。李先生很满意。他在寄照片的信中说:“照得蛮好。”
李霁野(1904~1997),安徽霍邱人。1923年到北京读书,后结识鲁迅。1925年,在鲁迅指导下成立未名社。先后在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北平辅仁大学、重庆复旦大学、台湾大学等校任教。1949年后,任南开大学教授、外文系主任,曾任天津市文联副主席等职。翻译有《简·爱》《四季随笔》等,另有散文集《回忆鲁迅先生》、短篇小说集《影》。有《李霁野文集》。
五十多年前,我的家乡河南南阳东门外沿着护城河一带是旧市场,集中了说评书、拉洋片、卖艺、售旧书的各色人等。当时,我在一高中读书,课余常跑去溜达。《外套》就是在旧书摊上淘到的,俄国果戈里著,韦素园译。二封上有译者工整的毛笔题字:上款是“呈昶生先生”,下款是“韦素园”,另一行是日期。这就是现在通称的“题赠本”。
我知道赠书的韦素园,因为读过鲁迅悼念他的文章。他在未名社主持社务,编辑《莽原》。可惜英年早逝,只活了三十岁。鲁迅和韦素园交谊很深。1934年,素园逝世两年之后,鲁迅写了《韦素园墓记》哀悼亡友:“呜呼,宏才远志,厄于短年。文苑失英,明者永悼。”给以高度评价。在《忆韦素园君》中,鲁迅说:素园“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受赠的昶生先生,南阳的文化人也都略知一二。徐炳昶,字昶生,唐河人。巴黎大学毕业,北大哲学系教授。鲁迅的朋友。
持赠人和受赠人的关系,当时不甚了了。二十年后,与霁野先生一次闲话又说到这件事,先生说:鲁迅曾写信给徐昶生先生,请徐介绍韦素园到《民报》当编辑。我查过《鲁迅日记》,1925年7月13日确有记载。
看来《外套》是从徐先生唐河老家流失出来。这本小书,1926年翻译出版,三十年后到了我手里,自然十分珍爱。不过,我觉得这样的珍本应该有更合适的人来保存才好。
我想到韦素园的挚友李霁野。当时阅读新文学史,未名社是我感到很有趣的一个题目。这个文学团体的主要成员,除鲁迅外有韦素园、韦丛芜、李霁野、台静农、曹靖华等人。五人中,曹靖华是河南人,其余四人不仅是安徽霍邱同乡,而且是一个小学的同学。四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先后来到北京,结识了鲁迅。1925年,又在鲁迅一手指导下成立了未名社。李霁野也是未名社的主干。1957年时,李先生任南开大学外文系主任。我认为他收藏《外套》更有意义,就将书寄给了他。
很快的,就收到李霁野先生的回信,说:收到书非常高兴,素园遗墨不多,倍觉珍贵。同时寄来他的新作《回忆鲁迅先生》《意大利访问记》和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简·爱》。李先生翻译的《简·爱》是夏洛蒂·勃朗特这部名著在中国第一个完整的译本,茅盾称赞译文“谨慎细腻和流利”。这些都是以后才了解的知识。当时,仅是收到李先生的书,就让一个中学生欣喜异常了。
我和李先生的通信约有一年时间。高中毕业,无缘大学之门。从反右开始,运动迭起,劫难不绝,天灾人祸,自顾不暇,联系也就中断了。恢复通信是在1973年夏天。他收到我的信,即回信说:“接来信,谈及往事,尚能忆及,甚愉快,近似老友重逢也。”又说:“十六年来,我也经历了一些事情,幸尚顽健,希勿为念。”第二年春天,我又去天津,出火车站就直奔大理道先生寓所。第一次见到先生,距1957年已过去十七年了。霁野先生个子不高,满头银发,精神健朗。一口安徽话与河南话差不了多少,他说,叶家集与河南固始只隔一条河,两地口音很近。先生待我如同家人,感情亲近,说话无拘无束。
往后的十几年,我常去天津,每次都去探望先生,每次都是畅谈。那些年,天津家里只有先生老夫妇,聊到中午,先生留饭,文贞师母就端上她烹调的小菜。师母的“炒胡萝卜丝要加醋,味甜可口”这条“厨房秘笈”,我至今记忆犹新。1980年我调到郑州,先生为我先后编辑的几种杂志都写过文章。我与先生经常通信。先生的信写得很家常,说他参加的学术活动,他和师母的饮食起居,信中对我工作和身体的关心,我感到温暖。一件小事更让我铭刻在心。
我的心脏病由来已久,但一直得不到确诊。那些年去京津出差,公余少不了找名医诊断。这些,李先生都很清楚。1984年初,因为《中学生阅读》刚刚创刊,杂事冗集,一段时间没有和先生联系,连收到先生寄的书也没有及时回复。这年6月底的一天,几乎同时收到李先生两封信。一封由编辑部转我:“久久没有得到来信,我心里十分不安,因为我知道你有心脏病。我先后为你寄去《简·爱》和《给少男少女》,在平时我知道你一定会来信,但是没有。我真怕你病倒了,因为你曾来信说,工作太忙,住家乡的母亲又在病。昨见《中州书林》消息,你编的《古诗名句荟萃》已经出版,报是5.25出版,可算最近,我比较安心了;但我想你没有给我寄一本,必有原因,所以我写这封信,希望得到平安的电报。”一封是写给我所在单位领导,内容与写给我的大致相同,言相识多年,常通信,但近段无消息。信中说:“我心里极为不安,因为我知道他有病事忙,怕他病倒。‘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我想你们会了解这种心情。希你们将他的近况告知。”两封信都是6月24日写的,当日投邮。
捧读先生来信,我悔愧交加,狠狠责备自己的疏忽,让八十岁的老人操了多少心!先生引用“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两句诗的殷殷深情,令我动容。当即去邮局拍发电报,请先生放心。第二天,又发了一封长信告罪并寄去了书。二十五年后重读先生手书,依然感恩难忘。
1997年,学者、作家、翻译家李霁野去世,先生1904年生,享年九十三岁。
相册中有一张与霁野先生的合照,记得是1981年我俩步行到大理道住家附近的一个照相馆照的,今天看来显得传统。李先生很满意。他在寄照片的信中说:“照得蛮好。”
李霁野(1904~1997),安徽霍邱人。1923年到北京读书,后结识鲁迅。1925年,在鲁迅指导下成立未名社。先后在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北平辅仁大学、重庆复旦大学、台湾大学等校任教。1949年后,任南开大学教授、外文系主任,曾任天津市文联副主席等职。翻译有《简·爱》《四季随笔》等,另有散文集《回忆鲁迅先生》、短篇小说集《影》。有《李霁野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