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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官员的退休制度,是继承传统与务实创新的结合体,在清代官场政治生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国难当头。
本已“靠边站”的李鸿章再次火线复出,以78岁高龄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负责处理庚子之变的善后。说白了,就是给慈禧太后和顽固派惹的大祸当替罪羊。
签署《辛丑条约》后,李鸿章回到家里,“痰咳不止,饮食不进”,咳出的血块呈紫黑色。几天后就在京城溘然长逝。
李鸿章经历了“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见识过各种大场面。平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享受过哪怕一天的退休生活。如果再给一次机会,他或许会急流勇退,安全着陆,过几天退休生活。不仅他如此,许多官员也这么想。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什么时候能退休,能拿到多少退休金,会享受怎样的政治待遇,朝廷能否负担得起这么多退休官员的薪水。
退与不退
古代把官员退休称为“致仕”,周代就有了这个概念。清代学者梁章钜在《退庵随笔》里记载说:“古人以四十为强仕之始,以五十为服官政之年,以七十为致仕之期。”70岁被视为精力和智力明显衰退的临界点,因而就成了官员到点退休的惯例年龄。除了明朝降为60岁外,历朝历代都沿用70岁退休的老规矩。清朝也大体遵循,但有些新变化。
变化之一:军官提前退休。
在清朝,军官的退休年龄卡得很严。副将年满60岁必须退休。比副将级别低的武官,退休年龄更早。比如参将54岁,游击51岁,都司、守备48岁,千总、把总45岁。这倒不是“重文轻武”的表现,而是充分考虑中低级军官需要耗费更多体力、精力,岁数太大,年老体衰,扛不动刀枪,战场上就要吃亏。
变化之二:文官不许恋栈。
在清朝,文官的退休年龄比军官宽松。不过,年逾70岁和年老患病的文官,就要办理退休手续。新科举人如果年满70岁,就失去了任用为官的资格。到点不走,恋栈不退者会被同僚弹劾,朝廷也会勒令其退休。相比之下,还是主动申请退休(乞休)更体面。
变化之三:去留都由皇帝定。
70岁虽然是清廷文官退休的临界值,但并非不可逾越。清廷在制度设计上更加灵活,为超龄服役的文官找了很多留下来的例外理由。当然,官员去留的最终裁夺权属于皇帝。
第一个例外,就是三品以上高官(相当于副部级)“年逾七十之教职内有精力尚健、堪以留任者,亦止准展限五年,概行令其体致”。这样做,相当于让高龄文官中的佼佼者多干5年,类似延迟退休。比如宣统元年(1909年),鹿传霖就已经74岁了。但他还是接受了朝廷册封的“体仁阁大学士”等官衔,接着给朝廷效力。当然,他只继续效力了3年,清朝就垮台了。
第二个例外,就是官员退休必须主动申请,即所谓“乞骸骨”,等着皇帝批准。不过,退休申请能否获批,全看万岁爷的心情了。
康熙末年,工部尚书徐元梦多次申请退休,均被驳回。到了乾隆元年(1736年),新皇帝念及徐元梦已经80高龄,才“允以所请,特加以尚书职衔,照现任食俸,仍在史馆内廷等处行走”。虽然同意退休,但还要保留待遇,返聘回来,发挥余热。
第二年,过不惯兵营生活的徐元梦再次申请退休。这回,乾隆帝的态度很坚决:“虽逾八旬,未甚衰惫,可照旧供职,量力行走,不必引退”。这就直接把徐元梦摁在了内阁。
![](https://www.soolun.com/img/pic.php?url=http://img.resource.qikan.cn/qkimages/cjgj/cjgj201513/cjgj20151334-1-l.jpg)
人走茶不凉
清朝给退休官员的待遇是全方位的。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官员退休,最不适应的就是“人走茶凉”,门可罗雀。因此,清廷采取了四类措施,给予“安全着陆”的官员一定的政治待遇,维持他们的荣誉和体面。
一是存品加衔。就是退休后交出现职,保留品衔。相当于今天免去领导职务,保留级别待遇。有些官员在职时政绩卓著,退休后还可以加衔晋级。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陈元龙,被雍正帝评价为“老成练达,学问优长,奉职多年,宣劳中外”,退休时不仅保留级别待遇,而且增加了太傅头衔。
二是恩荫子孙。就是官员自己退休后,子孙可以取得做官资格。类似今天老国企的“接班”。康熙四年(1665年),都统刘之源退休,朝廷就把他腾出的位子转给他儿子刘光代接掌。当然,刘光代并非零起点,彼时已是副都统,这次是以“荫袭”的方式实现了“转正”。不可否认,“恩荫”是官僚特权,但对笼络人心,稳定官僚队伍起到积极作用。
三是参与朝政。就是退休官员依然可以发挥“余热”,参加朝政决策,报告地方政务。光绪五年(1879年),驻法公使郭嵩焘卸任回国,托病辞官,开始了退休生活。不过,他依然关心国家大事。中俄伊犁交涉时,他提出六条建议,得到朝廷采纳。中法战争期间,他多次致信李鸿章等重臣,发表对战事看法和军事部署建议。郭嵩焘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的驻外使节,对于皇帝来说,他的丰富阅历和外事经验,既能在关键时刻帮朝廷解决难题,又能帮助现任官员提高决策能力。当然,参政不等于干政,“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仍是清代官场通行的“潜规则”。
四是告老还乡。官员们退休后,除了个别会留在京城给皇帝当顾问外,大多数会选择回原籍养老。他们带着原有的官衔回去,不但地方官要以礼相待,嘘寒问暖,朝廷也不会对他们放任不管。退休返乡的官员里,文官归口吏部,军官归口兵部。如果退休官员去世,皇帝还要赐给荣誉头衔、谥号和封赠,派人致祭,有的生前表现不错,深得皇帝欣赏,死后还能入祀贤良祠。
清廷给退休官员的政治待遇,周到实惠,为的就是体现朝廷对这些干部辛勤效力的充分肯定。鼓励年轻干部像这些前辈一样,干好本职,光宗耀祖。
最美夕阳红
比起政治待遇,级别较低的官员更关心经济待遇,也就是退休金。
![](https://www.soolun.com/img/pic.php?url=http://img.resource.qikan.cn/qkimages/cjgj/cjgj201513/cjgj20151334-2-l.jpg)
清朝入关后“圈地”盛行,朝廷控制了大量土地,但物资奇缺,通货紧缩,因而退休金的发放形式主要是发给土地和豁免纳粮当差。“督、抚、布、按、总兵各给园地三十六亩,道员、副将、参将各给园地二十四亩,府、州、县、游、守等官各给园地十八亩”。在职官员都拥有豁免赋税徭役的一定额度,比如五品官(相当于正厅级)可以豁免14石粮和14个人丁。如果退休,豁免额是在职的70%。
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白银大量流入国内货币市场,在职官员的俸禄从实物形式逐渐向货币形式转化,官俸和养廉银制度逐步完善。同时,八旗人口大量膨胀,他们的生计朝廷必须全包,导致政府控制的土地逐渐减少,不敷分配。于是,官员退休金发放形式就改为“赏食俸禄制”,分为“食全俸”、“食半俸”和“不食俸”三种。
按照乾隆三年(1738年)的规定,到退休年龄,主动申请退休,获准退休后级别不变的官员,可以“食全俸”,拿100%工资;没到退休年龄,但在考核中发现年老有病,朝廷可以特批退休,但即便获准级别不变,也只能“食半俸”,拿50%工资;被朝廷勒令退休的官员,就不能享受任何食禄了。
到了嘉庆、道光年间,朝廷又对退休官员做了细分。一些不满退休年龄,但曾经征战立功的官员,能否在“食半俸”、“不食俸”的原有标准上,提升一格,分别变成“食全俸”和“食半俸”,由皇帝定夺。这样,除了职务、级别和政绩之外,军功和年龄也成了退休金给付标准的加分项。而这些加分项,皇帝的好恶要发挥决定性作用。
必须明确的是,无论退休金额度多少,都纳入国家财政,由户部拨付,州府支给,旱涝保收。只要朝廷不垮,退休金一分不会少。
不管怎样,退休就意味着不再担责任。吃得香,睡得着,还能享受不错的政治和经济待遇。表面看来,清廷官员的退休生活还是很体面的。
制度设计的缺憾
清代官员的退休制度,是继承传统与务实创新的结合体,在清代官场政治生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概括起来,有五大好处:
一是及时裁汰老弱病员,确保官员队伍新陈代谢的有序进行;二是从实际出发,留用确有本事的超龄干部,继续发挥才干和经验;三是降低官员安置成本,避免其继续过多染指政治生活;四是给退休官员在基层搭建了发挥余热的舞台,也给地方官府提供了通达下情的别样渠道;五是明确了退休官员的各项待遇,缓解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和养老之痛。
需要强调的是,清代官员退休制度,是建立在君主专制集权基础上的官僚政治配套制度。它奉行的原则,就是君主意志至高无上。谕旨是皇帝意志的体现,但它本身就带有皇帝个人好恶和随意性,不受法律约束。
在皇帝的默许和保护下,一些到龄该退的官员,贪图权位,隐瞒年龄,赖着不走,甚至死在任上,不但耽误工作,而且影响接班梯队的培养和栽培。一些退休官员长期受到皇帝恩宠,额外恩赐的待遇丰厚,或是贪污腐化,积累巨额财富,却无人追究前科,安然逃脱法律惩处,过着“工资基本不花”的“幸福”生活。而另一些官员,在职时默默无闻,退休后悄然无声,只靠“半俸”生活,非常清苦。他们的境况皇帝根本看不到,或者视而不见。
官员的退休金虽然旱涝保收,但额度并不大,细抠起来很难养活自己。要知道,地方官的薪酬包括正俸和养廉银。前者相当于基本工资,退休后可拿至少一半。后者相当于岗位津贴,但退休后就拿不到了。京官薪酬里没有养廉银。文官只有正俸和恩俸,额度加起来是正俸的两倍,但退休后恩俸就不给了;军官只有正俸,别无其他。
一个正处级干部,在京城做官,加上恩俸,也只能拿90两银子,在地方做官还有1000?2000两银子的养廉银。而退休时,即便能拿“全俸”,也只有45两,按购买力计算,只相当于今天的1万元。
退休生活的巨大差异,使许多官员感到不平,要么铤而走险,贪腐投机,从事违法勾当,牟取暴利,要么上蹿下蹦,跑官要官,力争重返官场,谋夺要缺。长此以往,歪风邪气势必弥漫整个官场,扰乱吏治,成为蛀空王朝根基的隐患。
纵观清朝近300年历史,官员养老一直处于区别于普通民众养老的特权地位。其制度虽然一再调整,但财政支出没有明显缓解,官员生活没有太多改善。更多的官员还是把晚年的生活希望寄托在家人的接济、积攒的田产和族人的生意上,养老状态依旧停留在告老还乡式的家庭养老模式。当这样的模式走到21世纪时,终于即将走到尽头。2015年,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即将落地,官员养老社会化的全新时代即将到来。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现供职于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国难当头。
本已“靠边站”的李鸿章再次火线复出,以78岁高龄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负责处理庚子之变的善后。说白了,就是给慈禧太后和顽固派惹的大祸当替罪羊。
签署《辛丑条约》后,李鸿章回到家里,“痰咳不止,饮食不进”,咳出的血块呈紫黑色。几天后就在京城溘然长逝。
李鸿章经历了“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见识过各种大场面。平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享受过哪怕一天的退休生活。如果再给一次机会,他或许会急流勇退,安全着陆,过几天退休生活。不仅他如此,许多官员也这么想。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什么时候能退休,能拿到多少退休金,会享受怎样的政治待遇,朝廷能否负担得起这么多退休官员的薪水。
退与不退
古代把官员退休称为“致仕”,周代就有了这个概念。清代学者梁章钜在《退庵随笔》里记载说:“古人以四十为强仕之始,以五十为服官政之年,以七十为致仕之期。”70岁被视为精力和智力明显衰退的临界点,因而就成了官员到点退休的惯例年龄。除了明朝降为60岁外,历朝历代都沿用70岁退休的老规矩。清朝也大体遵循,但有些新变化。
变化之一:军官提前退休。
在清朝,军官的退休年龄卡得很严。副将年满60岁必须退休。比副将级别低的武官,退休年龄更早。比如参将54岁,游击51岁,都司、守备48岁,千总、把总45岁。这倒不是“重文轻武”的表现,而是充分考虑中低级军官需要耗费更多体力、精力,岁数太大,年老体衰,扛不动刀枪,战场上就要吃亏。
变化之二:文官不许恋栈。
在清朝,文官的退休年龄比军官宽松。不过,年逾70岁和年老患病的文官,就要办理退休手续。新科举人如果年满70岁,就失去了任用为官的资格。到点不走,恋栈不退者会被同僚弹劾,朝廷也会勒令其退休。相比之下,还是主动申请退休(乞休)更体面。
变化之三:去留都由皇帝定。
70岁虽然是清廷文官退休的临界值,但并非不可逾越。清廷在制度设计上更加灵活,为超龄服役的文官找了很多留下来的例外理由。当然,官员去留的最终裁夺权属于皇帝。
第一个例外,就是三品以上高官(相当于副部级)“年逾七十之教职内有精力尚健、堪以留任者,亦止准展限五年,概行令其体致”。这样做,相当于让高龄文官中的佼佼者多干5年,类似延迟退休。比如宣统元年(1909年),鹿传霖就已经74岁了。但他还是接受了朝廷册封的“体仁阁大学士”等官衔,接着给朝廷效力。当然,他只继续效力了3年,清朝就垮台了。
第二个例外,就是官员退休必须主动申请,即所谓“乞骸骨”,等着皇帝批准。不过,退休申请能否获批,全看万岁爷的心情了。
康熙末年,工部尚书徐元梦多次申请退休,均被驳回。到了乾隆元年(1736年),新皇帝念及徐元梦已经80高龄,才“允以所请,特加以尚书职衔,照现任食俸,仍在史馆内廷等处行走”。虽然同意退休,但还要保留待遇,返聘回来,发挥余热。
第二年,过不惯兵营生活的徐元梦再次申请退休。这回,乾隆帝的态度很坚决:“虽逾八旬,未甚衰惫,可照旧供职,量力行走,不必引退”。这就直接把徐元梦摁在了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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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走茶不凉
清朝给退休官员的待遇是全方位的。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官员退休,最不适应的就是“人走茶凉”,门可罗雀。因此,清廷采取了四类措施,给予“安全着陆”的官员一定的政治待遇,维持他们的荣誉和体面。
一是存品加衔。就是退休后交出现职,保留品衔。相当于今天免去领导职务,保留级别待遇。有些官员在职时政绩卓著,退休后还可以加衔晋级。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陈元龙,被雍正帝评价为“老成练达,学问优长,奉职多年,宣劳中外”,退休时不仅保留级别待遇,而且增加了太傅头衔。
二是恩荫子孙。就是官员自己退休后,子孙可以取得做官资格。类似今天老国企的“接班”。康熙四年(1665年),都统刘之源退休,朝廷就把他腾出的位子转给他儿子刘光代接掌。当然,刘光代并非零起点,彼时已是副都统,这次是以“荫袭”的方式实现了“转正”。不可否认,“恩荫”是官僚特权,但对笼络人心,稳定官僚队伍起到积极作用。
三是参与朝政。就是退休官员依然可以发挥“余热”,参加朝政决策,报告地方政务。光绪五年(1879年),驻法公使郭嵩焘卸任回国,托病辞官,开始了退休生活。不过,他依然关心国家大事。中俄伊犁交涉时,他提出六条建议,得到朝廷采纳。中法战争期间,他多次致信李鸿章等重臣,发表对战事看法和军事部署建议。郭嵩焘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的驻外使节,对于皇帝来说,他的丰富阅历和外事经验,既能在关键时刻帮朝廷解决难题,又能帮助现任官员提高决策能力。当然,参政不等于干政,“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仍是清代官场通行的“潜规则”。
四是告老还乡。官员们退休后,除了个别会留在京城给皇帝当顾问外,大多数会选择回原籍养老。他们带着原有的官衔回去,不但地方官要以礼相待,嘘寒问暖,朝廷也不会对他们放任不管。退休返乡的官员里,文官归口吏部,军官归口兵部。如果退休官员去世,皇帝还要赐给荣誉头衔、谥号和封赠,派人致祭,有的生前表现不错,深得皇帝欣赏,死后还能入祀贤良祠。
清廷给退休官员的政治待遇,周到实惠,为的就是体现朝廷对这些干部辛勤效力的充分肯定。鼓励年轻干部像这些前辈一样,干好本职,光宗耀祖。
最美夕阳红
比起政治待遇,级别较低的官员更关心经济待遇,也就是退休金。
![](https://www.soolun.com/img/pic.php?url=http://img.resource.qikan.cn/qkimages/cjgj/cjgj201513/cjgj20151334-2-l.jpg)
清朝入关后“圈地”盛行,朝廷控制了大量土地,但物资奇缺,通货紧缩,因而退休金的发放形式主要是发给土地和豁免纳粮当差。“督、抚、布、按、总兵各给园地三十六亩,道员、副将、参将各给园地二十四亩,府、州、县、游、守等官各给园地十八亩”。在职官员都拥有豁免赋税徭役的一定额度,比如五品官(相当于正厅级)可以豁免14石粮和14个人丁。如果退休,豁免额是在职的70%。
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白银大量流入国内货币市场,在职官员的俸禄从实物形式逐渐向货币形式转化,官俸和养廉银制度逐步完善。同时,八旗人口大量膨胀,他们的生计朝廷必须全包,导致政府控制的土地逐渐减少,不敷分配。于是,官员退休金发放形式就改为“赏食俸禄制”,分为“食全俸”、“食半俸”和“不食俸”三种。
按照乾隆三年(1738年)的规定,到退休年龄,主动申请退休,获准退休后级别不变的官员,可以“食全俸”,拿100%工资;没到退休年龄,但在考核中发现年老有病,朝廷可以特批退休,但即便获准级别不变,也只能“食半俸”,拿50%工资;被朝廷勒令退休的官员,就不能享受任何食禄了。
到了嘉庆、道光年间,朝廷又对退休官员做了细分。一些不满退休年龄,但曾经征战立功的官员,能否在“食半俸”、“不食俸”的原有标准上,提升一格,分别变成“食全俸”和“食半俸”,由皇帝定夺。这样,除了职务、级别和政绩之外,军功和年龄也成了退休金给付标准的加分项。而这些加分项,皇帝的好恶要发挥决定性作用。
必须明确的是,无论退休金额度多少,都纳入国家财政,由户部拨付,州府支给,旱涝保收。只要朝廷不垮,退休金一分不会少。
不管怎样,退休就意味着不再担责任。吃得香,睡得着,还能享受不错的政治和经济待遇。表面看来,清廷官员的退休生活还是很体面的。
制度设计的缺憾
清代官员的退休制度,是继承传统与务实创新的结合体,在清代官场政治生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概括起来,有五大好处:
一是及时裁汰老弱病员,确保官员队伍新陈代谢的有序进行;二是从实际出发,留用确有本事的超龄干部,继续发挥才干和经验;三是降低官员安置成本,避免其继续过多染指政治生活;四是给退休官员在基层搭建了发挥余热的舞台,也给地方官府提供了通达下情的别样渠道;五是明确了退休官员的各项待遇,缓解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和养老之痛。
需要强调的是,清代官员退休制度,是建立在君主专制集权基础上的官僚政治配套制度。它奉行的原则,就是君主意志至高无上。谕旨是皇帝意志的体现,但它本身就带有皇帝个人好恶和随意性,不受法律约束。
在皇帝的默许和保护下,一些到龄该退的官员,贪图权位,隐瞒年龄,赖着不走,甚至死在任上,不但耽误工作,而且影响接班梯队的培养和栽培。一些退休官员长期受到皇帝恩宠,额外恩赐的待遇丰厚,或是贪污腐化,积累巨额财富,却无人追究前科,安然逃脱法律惩处,过着“工资基本不花”的“幸福”生活。而另一些官员,在职时默默无闻,退休后悄然无声,只靠“半俸”生活,非常清苦。他们的境况皇帝根本看不到,或者视而不见。
官员的退休金虽然旱涝保收,但额度并不大,细抠起来很难养活自己。要知道,地方官的薪酬包括正俸和养廉银。前者相当于基本工资,退休后可拿至少一半。后者相当于岗位津贴,但退休后就拿不到了。京官薪酬里没有养廉银。文官只有正俸和恩俸,额度加起来是正俸的两倍,但退休后恩俸就不给了;军官只有正俸,别无其他。
一个正处级干部,在京城做官,加上恩俸,也只能拿90两银子,在地方做官还有1000?2000两银子的养廉银。而退休时,即便能拿“全俸”,也只有45两,按购买力计算,只相当于今天的1万元。
退休生活的巨大差异,使许多官员感到不平,要么铤而走险,贪腐投机,从事违法勾当,牟取暴利,要么上蹿下蹦,跑官要官,力争重返官场,谋夺要缺。长此以往,歪风邪气势必弥漫整个官场,扰乱吏治,成为蛀空王朝根基的隐患。
纵观清朝近300年历史,官员养老一直处于区别于普通民众养老的特权地位。其制度虽然一再调整,但财政支出没有明显缓解,官员生活没有太多改善。更多的官员还是把晚年的生活希望寄托在家人的接济、积攒的田产和族人的生意上,养老状态依旧停留在告老还乡式的家庭养老模式。当这样的模式走到21世纪时,终于即将走到尽头。2015年,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即将落地,官员养老社会化的全新时代即将到来。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现供职于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