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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振羽是我国杰出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和教育家，“新史学五大家”之一。他1900年1月30日生于湖南省邵阳县金称市溪田村(当时属武冈县)。1926年投笔从戎，先后担任过北伐军的中尉秘书、上尉干事、宣传科长等职务。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被迫离开部队。1928年东渡扶桑，在日本明治大学专攻政治经济学。学成回国后，开始著书生涯，写成《中国外交问题》、《中日问题批判》、《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著作。1935年和周小舟担当与国民党代表进行抗日谈判的艰苦任务，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了积极贡献，193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任刘少奇的政治秘书、学习秘书和塘田战时讲学院副院长。建国后，他历任大连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东北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等职。他同时还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学部委员，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在革命、治学和教育诸多领域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周恩来对他说：“你来得正好，现在重庆的理论战线战斗很紧张，调你来重庆就是参加战斗”
1939年秋，周恩来致电中共湖南省委转吕振羽，要他速经桂林到重庆。吕振羽接到通知，即同夫人江明一道离开武冈，越过国民党军队控制的重重关卡，抵达重庆。
吕振羽到重庆后，周恩来对他说：“你来得正好，现在重庆的理论战线战斗很紧张，调你来重庆就是参加战斗。”周恩来要求他利用自己在学术界的影响，一面搞统战，一面写文章。这时，日本垄断资产阶级御用文人秋泽修二连续抛出《东洋哲学史》和《中国社会结构》二书，捏造中国“社会在结构上是停滞的”，捏造“中国经济的近代化的过程的转机”主要是鸦片战争，从而引申出中国社会非以外力推动不能前进，这次侵略中国的“日本皇军的武力”，正是推动中国社会前进，打破“中国社会的‘亚细亚’的停滞性”的主要动力。秋泽的谬论实质上是为日本侵略中国大造舆论，为国民党顽固派卖国投降张目。这两本书传入中国后，一批汉奸和托派文人便随声附和，一些不明真相的研究者也误认为“新颖”而常加援引。因此，沉寂过一段时间的关于社会史问题的“论战”，到三十年代末又活跃起来，并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诸如，中国社会史诸阶段的划分，奴隶社会存在的时间和具体特点，“亚细亚生产方式”与所谓中国社会“停滞性”，以及关于创造民族新文化与“中国化”、“现实化”等问题。因此，批判秋泽的史论就成了无产阶级史学工作者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吕振羽连续写出《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中国社会上的奴隶制度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创造民族新文化与民族遗产的继承问题》、《本国史研究提纲》等文章(这些文章后来都收入《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一书，1942年由上海耕耘出版社刊行)，对秋泽的谬论进行了系统的批判。
在揭批秋泽的反动史论的同时，吕振羽反复阐明，是生产方式规定中国社会的“形势”，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是基于生产力的发展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的内在矛盾”；而担当完成社会“形势”转变的，只能是被压迫阶级参加的“社会革命”。他认为“武王革命”是实现中国社会由原始公社制到奴隶制过渡的革命，“武王革命”则是实现奴隶制到封建制的革命。吕振羽指出：“把中国社会形式的发展作为一个总的过程来考察，生产力、生产……乃至意识形态，都是螺旋地向前发展的，并没有什么‘停滞性’和‘复归’或‘循环’的性格。”
他指出，古代中国创造了当时人类历史上最为先进的经济和文化，只有在某种外界的特殊矛盾关系的影响下，在阶级斗争或阶级压迫、剥削政策特别残酷的影响下，才可能促成或阻滞社会的前进发展速度以致引起暂时的倒退。“中国社会则由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严重地阻滞和歪曲了发展的进程。因此，民族民主革命就成为近代中国之必要和必然。这一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担负革命任务的是共同奋斗的全民族各革命阶层，并只能以最先进的工人阶级为领导。”
《中国社会史诸问题》还研究了中国社会史上奴隶制时期的若干问题，民族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吸收世界文化进步成果问题。这部著作，是中国革命进入全面抗战的新时期，作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事文化斗争的成果的汇集，属于为抗战建国的神圣事业服务的新史学的一部分。它的发表受到周恩来、董必武的称赞和鼓励。在吕振羽的带动下，当时重庆的其他一些史学工作者也投入了对秋泽史论的批判。
在著述《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的同时，吕振羽和江明开始了另一项更加艰巨的工程——《简明中国通史》的编著。这一任务也是党组织交给他的。有一次，周恩来对吕振羽说：“现在蒋介石搞尊孔读经，毒害青年，你可以写一本中国历史，从正面教育青年，和蒋介石作斗争。”
吕振羽立即接受了这一任务。他在复旦大学任教之余，在江明的协助下，于1941年2月，写出供大学一、二年级学生和一般读者阅读的《简明中国通史》前八章，作为第一分册交生活书店于是年5月在香港出版。这是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最早的一部中国通史。
吕振羽的上述学术著述，是在极其艰苦的物质生活条件下进行的。那时他在复旦大学教课，按钟点获取报酬，收入相当微薄，有时连起码的生活都很难维持。他们经常吃红薯，为了减轻全家的生活困难，江明经常在晚上到隔壁的一家工厂去拾煤渣。吕振羽有抽烟的习惯，因买不起烟卷，经常叼着个烟斗。有一次写作非常疲倦，烟叶抽光了，他就用商量的口吻问江明：“怎么样?买包烟抽抽吧！”江明毫不犹豫把家里仅有的准备买柴火的三毛钱给他买了一包“老刀”牌香烟。冬天，他们的衣服和被子非常单薄，一次被董必武的一个亲戚发现了，反映给董老，董老“批评”了吕振羽。但是他一如既往，有困难自己熬着，仍然不向组织伸手。
“皖南事变”后，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共中央决定让吕振羽和江明转移到苏北抗日根据地去。1941年3月中旬的一天夜里，吕振羽到曾家岩五十号辞别周恩来。周恩来之前已对吕振羽此行沿途的安全问题作了周密的安排和指示。时已深夜，他留吕振羽过夜，催其睡下后，自己才离开。不一会，周恩来想起还有事要叮嘱，又回到吕振羽的住处，吕要起床，他将吕按下，站在床边和吕谈话。吕振羽思潮翻滚，感慨万千，后来写了一首诗，记录这次难忘的告别：
真美人间马列心，
周祥恳切意高深，
床前形象窗前月，
寸草涓埃报好音！
担任刘少奇的政治秘书
一同赴延安
1941年4月，吕振羽和江明自重庆经桂林、香港辗转到了盐城新四军军部。他们本来打算去延安，刘少奇和陈毅认为去延安的路上十分危险，便留吕振羽在刘少奇兼任校长的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任教。此后，吕振羽化名吕刚，在华中局党校主讲中国革命史、中国社会史和中国哲学史等课程。在教授过程中，他编写了《中国革命史讲授提纲》、《中国社会史问题十讲》、《中国哲学史问题十讲》。
吕振羽对马克思主义有精湛的研究，学识渊博，并有丰富的斗争经验，讲课深入浅出、生动活泼，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在备课时，他还经常和党校的有关同志，如彭康、冯定、陈一诚、宋亮（即孙冶方）等商讨。有时遇到较大的疑难问题，还到华中局请教刘少奇、陈毅，并经常深入学员当中去进行集体及个别的辅导。他多次接受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的邀请，到第三师师部向该师和盐阜地区党政军干部作学术报告，讲授中国历史、中国哲学史。党校的许多学员不仅在上课时专心致志地听讲，还乐于向吕振羽请教实际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例如，第一期学员、新四军第七师师长傅秋涛在毕业时，曾专门向吕振羽请教回到第七师活动的地区应如何开展工作。吕振羽便将第七师活动地区的历史、地理、群众等条件，当时的敌、顽、我三方斗争的特点以及开展工作应注意的事项写成谈话要点，先送刘少奇审阅，刘少奇阅后批示：“很好”。傅秋涛看了谈话要点后很满意，认为对他以后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和指导作用。
1942年3月，吕振羽担任刘少奇的政治秘书，跟随刘少奇赴延安。这是一次极其艰险的万里夜行军，他们一共穿越日伪和国民党顽固军的103道严密险恶的封锁线，跋涉万水千山。在炎热的夏天，爬过高入云霄的太行山；在酷寒的隆冬，走过晋西北的冰山雪地。一路上，多次遇到日伪军的“扫荡”和顽固军的伏击。在这样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仍然没有放松学习，把每一点能够利用的时间都利用起来。晚上如果不行军，就借助微弱的豆油灯光读书写笔记，并对沿途的政治、经济、风俗民情、文化传统进行调查研究。行至中共山东分局驻地停留时，他在刘少奇的指导下，和其他同志通过山东分局，弄来大量的党政军民的材料及一份完整的山东分局的机关刊物《斗争》，从山东党的历史着手，对全部材料进行系统的研究。在山西的一户农家，他发现一件农具形制和甲骨文中的某个字酷似，从而得到启示，加深了对这个古老文字的理解。
1942年底，他们胜利地到达延安。在延安整风前，吕振羽继续任刘少奇的政治秘书，延安整风后，改为学习秘书。在延安的几年，他曾在《解放日报》上连续发表《中国历史常识讲话》多篇。在蒋介石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中，他愤然写了《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驳蒋著〈中国之命运〉》一文，全面系统地清算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历史，深刻地揭露地主买办阶级的实质。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从它成立的那天起，就肩负起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历史任务”，它“总是和人民在一起，总是领导人民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作坚决的斗争，不论在任何时候，都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中流砥柱”。“中国之命运的光明面，是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的，凡是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人，就与它共同负起了争取中国光明前途的任务；而在一切反共分子身上，如果也寄托什么‘中国命运’的话，就只寄托了黑暗腐败的灭亡的命运。”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我大军进入东北。吕振羽自延安到达冀热辽，参加冀热辽救济分会领导小组。1946年，中共冀热辽分局派吕振羽去北平，协助军调处三人小组的“救总”（解放区救济总会）代表伍云甫与“联总”（联合国救济总署）、“行总”（国民政府行政院救济总署）进行谈判。1947年，组织上派吕振羽去湖南，因交通梗阻，加之有病，遂和江明不得不在东北停留，他们就利用这个机会了却了多年的一桩心愿。原来在他们离开重庆时，由于著述《简明中国通史》的工作中辍，他感到非常内疚，在大连滞留养病期间，吕振羽和江明协力编著，至1948年2月，完成《简明中国通史》后半部的初稿，由大连光华书店出版。第二年，该书分两册，由三联书店出版。
担当教育重任传承历史文明
1948年以后，吕振羽先后在中共辽东省委、东北人民政府、大连大学、东北人民大学、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任职。
大连大学于1948年9月开始筹备，1949年3月1日正式成立，第一任兼职校长是李一氓，不久吕振羽被任为该校专职校长、党委书记。他到任后，立即在全校大会上作了关于大学办学方针的报告，并撰写了文章，详细阐明大连大学既要继承发扬解放区多年的办学经验和方法，又要继续提高并正规化。对于旧中国大学的办学方法，他主张要加以扬弃。对于苏联办大学的经验，他赞成学习，但不赞成抄袭和生搬硬套。他还为大连大学起草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使各项工作有章可循。他深感建设一支强大的教师队伍对于办好一所大学的重要性。在请示中共中央宣传部以后，即派遣专人到上海、香港等地聘请几十位专家、学者到大连大学任教，使大连大学在一个不长的时间内即建起一支拥有教授、讲师270多人的队伍。
1951年的秋季，吕振羽奉调到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担任校长。在这里，他再次表现出无产阶级的创业精神和革命的胆识。由于这时东北人大还处于草创阶段，数、理、化3个系是从别校接收而来，文科只有经济、法律两系，中文、历史是新增设的，基础都很差。尤其是历史系，原先只有一个教研室，中国史只有2名副教授、1名讲师，世界史仅有2名讲师，其余都是1951年后毕业的研究生，总共14个人。因此，当报纸上公布东北人大办历史系的消息时，有的人还不敢相信。但吕振羽大胆起用这些年轻人，根据各人的具体情况，“压上”一定的教学任务，让他们在实践中提高，同时采用多种方式培养他们。他自己则经常和青年教师讨论学术问题，还把自己的研究题目交给年轻人，提供许多资料给他们看。在吕振羽的关怀培育下，东北人大历史系的教师队伍迅速成长壮大。
新中国成立以后，吕振羽身染痼疾，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还进行许多学术活动。1955年，他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东德莱比锡举行的东亚学会议，并在开幕式上致词。就在这次会上，有的外国学者问他：“像你这样的历史学家中国有几个?”他回答得很干脆：“没有一万也有一千吧!”
1957年，他出席在青岛召开的民族工作会议。会上，周恩来说：“今天有吕振羽同志在场，他知道的比我清楚。我很希望我们的历史学家讲一讲中国民族的发展史，可以证明我们民族的交叉时代很多。”又说，“象吕振羽同志这样的作家，我倒希望他能多写一点。”从此以后，吕振羽更加注意民族史的研究，先后撰写了《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特点》、《关于历史上民族融合问题》、《从远古的文化遗存看我国各民族的历史关系》等一批论文，其中有的文章为有关国家的政治和学术界重视，加以转载。此外，他还发表了一些有关论史学方面的文章，如《孔子学术讨论中的几个问题》、《在纪念王船山逝世三百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怎样学习历史》、《关于论史方法方面的零片意见》等。
1956年到1962年，吕振羽兼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历史教授和历史教研室顾问，指导历史教研室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62年冬，吕振羽回到湖南长沙，参加纪念王船山逝世三百七十周年学术讨论，并在闭幕式上讲了话。接着回到家乡邵阳，搜集革命斗争史料。他先后在武冈县、邵阳县、邵阳地委直属机关干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历史特点和革命传统的报告，访问烈士的家属，参观工厂和农村，广泛搜集和整理历史和革命斗争史资料。他不止一次地向地县有关负责同志建议，要抓紧时机搜集、整理历史和革命斗争史资料，他提出要整理二邓文集(二邓即邓弥之、邓保之，是清末的经学大师)，并在武冈专门召开有关的座谈会。
在“文革”中遭受迫害
1963年元旦过后，吕振羽满怀豪情，驱车北返，准备进一步为发展我国史学作出新贡献，不料横祸飞来，蒙受不白之冤。因他在国民党地区工作多年，遭疑而被错捕。在被幽禁的日子里，他仍不肯放下那支战斗的笔，几年之间凭借着仅能看到的一两份报纸，写出了几十万字的史学评论文章和3000多首论史和抒怀的诗词。
1967年1月，林彪、江青、康生一伙为诬陷刘少奇，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吕振羽作为“重犯”而投进监狱。从被捕到1968年10月为止，他被审讯800多次，平均每天3次以上，甚至晚上也不让他得到休息，在牢房中亮着瓦数极高的电灯。这伙阴谋家想这样从他口中逼出刘少奇的“罪证”。然而，吕振羽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他高昂地宣布：“我要坚持自己的历史真实，也要坚持他人的历史真实。伪造历史是没有好下场的。不论是伪造自己的历史，还是伪造他人的历史，都只会受到历史的惩罚。”
1968年12月，他在狱中得悉刘少奇被永远开除党籍，十分惊愕。他缅怀刘少奇为党和人民立下的卓越功绩，目击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罗织罪名，残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罪行，义愤填膺，写下感怀诗，为我党最大的冤案鸣冤辩诬：
二十世纪“风波”寒，
三顶帽子绝代冤；
忠奸功罪全颠倒，
吁天辩诬董狐篇。
在吕振羽身陷冤狱的日子里，他的夫人江明曾多次上书毛泽东，但都石沉大海。江青一伙搞“影射史学”批“当代大儒”时，企图拉吕振羽出来写文章为他们帮腔，身陷囹圄的吕振羽断然拒绝。他说：“我向来对孔子是两点论，对秦始皇也是两点论。”始终主张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反对迎合某种需要歪曲、篡改历史。
1975年1月，邓小平刚恢复工作，江明写了一封申诉信要求释放吕振羽，并在四届人大公报发表的当天，将信亲自送到国务院信访室转呈邓小平。在邓小平的亲自干预下，坐牢12年的吕振羽才获释放。
获释后的吕振羽已是75岁高龄了。他百病缠身，四肢发颤，手握不住一支笔，写的字东一划西一划，拼不到一起。但他考虑的不是颐养身心，安度晚年，而是完成一生中未了的任务。1979年春，他抱病参加了重建中国史学会的筹备会，还讲了话，殷殷寄望于中国史学界同仁。
他深深知道自己工作的时间不多了，不愿花工夫来谈自己所受的那些不公正的待遇，甚至没有时间去看望阔别多年的老同事、老战友。他要把失去的光阴追回来。白天，他除了吃饭和短时的散步外，几乎全部时间都伏案工作，整理旧著，写回忆录，直至逝世的前一天，他还审定了《简明中国通史》的重版序言。此时，他还有一个庞大的计划，考虑为《红旗》杂志写批判封建主义的文章；修订和整理一生写的400多万字的著述，其中包括8部历史专著以及大量的史论、政论文章和讲义稿；应人民出版社的约请，写近现代中国史和近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特别是数十年革命生涯中，他的战友、老师、同事，有的人为革命牺牲，有的人惨死于林彪、“四人帮”的屠刀下，他要回忆他们的事迹，教育来者……这一切，他认为自己都有责任去完成。可是，当他预感到生命的蜡烛快要燃尽的时候，一种强烈的紧迫感和力不从心的矛盾感揪痛着他的心。在他夫人江明《展读遗篇泪满襟》的回忆文章中，就有这样一段用血和泪写的文字，反映吕振明当时的这种心情：
“他多次想写文章悼念李达老师，由于手颤，难于运笔。他口述，我代为整理，他因为病重数度停笔。就在他临终前数月，犹耿耿以未能为李达老师写传为憾！”
“振羽把李达老师的手书珍重收藏。但几十年来，经过反复抄家、搜查，都被作为‘罪证’收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振羽沉冤平反，这几封信总算物归原主，我请人把它裱后拿给振羽过目，本意让他高兴高兴，谁知他坐在椅子上，看着看着，一动也不动地凝视着竟像一尊塑像，声息全无；我感到异常，突然发现他的衣襟湿了一大片，泪水正漫着面颊往下淌。我一下被惊呆了，连声问他:‘你怎么啦?’，他再也抑制不住了，泣不成声，嘴唇颤动着断断续续地说：‘我对不起他对我的培养！我身体这样，连给他写个传都不可能！’……振羽是个硬汉子，刚强果决、坦荡轩昂，从不轻易哀伤，四十余年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这样失声痛哭！”
这泪水、这哀伤，这铁汉子的失声痛哭，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的伟大品格和崇高感情。
1980年7月17日，这位中国史坛的健将溘然长逝。遵照他生前的遗愿，不事声张，不告诉亲友。但人们以各种方式悼念这位史学巨匠。他的挚友张爱萍于沉痛中赞扬他“独创一格多论述，争鸣百家富新章。”这是对他事业和生平的极好概括。
周恩来对他说：“你来得正好，现在重庆的理论战线战斗很紧张，调你来重庆就是参加战斗”
1939年秋，周恩来致电中共湖南省委转吕振羽，要他速经桂林到重庆。吕振羽接到通知，即同夫人江明一道离开武冈，越过国民党军队控制的重重关卡，抵达重庆。
吕振羽到重庆后，周恩来对他说：“你来得正好，现在重庆的理论战线战斗很紧张，调你来重庆就是参加战斗。”周恩来要求他利用自己在学术界的影响，一面搞统战，一面写文章。这时，日本垄断资产阶级御用文人秋泽修二连续抛出《东洋哲学史》和《中国社会结构》二书，捏造中国“社会在结构上是停滞的”，捏造“中国经济的近代化的过程的转机”主要是鸦片战争，从而引申出中国社会非以外力推动不能前进，这次侵略中国的“日本皇军的武力”，正是推动中国社会前进，打破“中国社会的‘亚细亚’的停滞性”的主要动力。秋泽的谬论实质上是为日本侵略中国大造舆论，为国民党顽固派卖国投降张目。这两本书传入中国后，一批汉奸和托派文人便随声附和，一些不明真相的研究者也误认为“新颖”而常加援引。因此，沉寂过一段时间的关于社会史问题的“论战”，到三十年代末又活跃起来，并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诸如，中国社会史诸阶段的划分，奴隶社会存在的时间和具体特点，“亚细亚生产方式”与所谓中国社会“停滞性”，以及关于创造民族新文化与“中国化”、“现实化”等问题。因此，批判秋泽的史论就成了无产阶级史学工作者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吕振羽连续写出《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中国社会上的奴隶制度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创造民族新文化与民族遗产的继承问题》、《本国史研究提纲》等文章(这些文章后来都收入《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一书，1942年由上海耕耘出版社刊行)，对秋泽的谬论进行了系统的批判。
在揭批秋泽的反动史论的同时，吕振羽反复阐明，是生产方式规定中国社会的“形势”，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是基于生产力的发展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的内在矛盾”；而担当完成社会“形势”转变的，只能是被压迫阶级参加的“社会革命”。他认为“武王革命”是实现中国社会由原始公社制到奴隶制过渡的革命，“武王革命”则是实现奴隶制到封建制的革命。吕振羽指出：“把中国社会形式的发展作为一个总的过程来考察，生产力、生产……乃至意识形态，都是螺旋地向前发展的，并没有什么‘停滞性’和‘复归’或‘循环’的性格。”
他指出，古代中国创造了当时人类历史上最为先进的经济和文化，只有在某种外界的特殊矛盾关系的影响下，在阶级斗争或阶级压迫、剥削政策特别残酷的影响下，才可能促成或阻滞社会的前进发展速度以致引起暂时的倒退。“中国社会则由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严重地阻滞和歪曲了发展的进程。因此，民族民主革命就成为近代中国之必要和必然。这一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担负革命任务的是共同奋斗的全民族各革命阶层，并只能以最先进的工人阶级为领导。”
《中国社会史诸问题》还研究了中国社会史上奴隶制时期的若干问题，民族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吸收世界文化进步成果问题。这部著作，是中国革命进入全面抗战的新时期，作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事文化斗争的成果的汇集，属于为抗战建国的神圣事业服务的新史学的一部分。它的发表受到周恩来、董必武的称赞和鼓励。在吕振羽的带动下，当时重庆的其他一些史学工作者也投入了对秋泽史论的批判。
在著述《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的同时，吕振羽和江明开始了另一项更加艰巨的工程——《简明中国通史》的编著。这一任务也是党组织交给他的。有一次，周恩来对吕振羽说：“现在蒋介石搞尊孔读经，毒害青年，你可以写一本中国历史，从正面教育青年，和蒋介石作斗争。”
吕振羽立即接受了这一任务。他在复旦大学任教之余，在江明的协助下，于1941年2月，写出供大学一、二年级学生和一般读者阅读的《简明中国通史》前八章，作为第一分册交生活书店于是年5月在香港出版。这是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最早的一部中国通史。
吕振羽的上述学术著述，是在极其艰苦的物质生活条件下进行的。那时他在复旦大学教课，按钟点获取报酬，收入相当微薄，有时连起码的生活都很难维持。他们经常吃红薯，为了减轻全家的生活困难，江明经常在晚上到隔壁的一家工厂去拾煤渣。吕振羽有抽烟的习惯，因买不起烟卷，经常叼着个烟斗。有一次写作非常疲倦，烟叶抽光了，他就用商量的口吻问江明：“怎么样?买包烟抽抽吧！”江明毫不犹豫把家里仅有的准备买柴火的三毛钱给他买了一包“老刀”牌香烟。冬天，他们的衣服和被子非常单薄，一次被董必武的一个亲戚发现了，反映给董老，董老“批评”了吕振羽。但是他一如既往，有困难自己熬着，仍然不向组织伸手。
“皖南事变”后，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共中央决定让吕振羽和江明转移到苏北抗日根据地去。1941年3月中旬的一天夜里，吕振羽到曾家岩五十号辞别周恩来。周恩来之前已对吕振羽此行沿途的安全问题作了周密的安排和指示。时已深夜，他留吕振羽过夜，催其睡下后，自己才离开。不一会，周恩来想起还有事要叮嘱，又回到吕振羽的住处，吕要起床，他将吕按下，站在床边和吕谈话。吕振羽思潮翻滚，感慨万千，后来写了一首诗，记录这次难忘的告别：
真美人间马列心，
周祥恳切意高深，
床前形象窗前月，
寸草涓埃报好音！
担任刘少奇的政治秘书
一同赴延安
1941年4月，吕振羽和江明自重庆经桂林、香港辗转到了盐城新四军军部。他们本来打算去延安，刘少奇和陈毅认为去延安的路上十分危险，便留吕振羽在刘少奇兼任校长的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任教。此后，吕振羽化名吕刚，在华中局党校主讲中国革命史、中国社会史和中国哲学史等课程。在教授过程中，他编写了《中国革命史讲授提纲》、《中国社会史问题十讲》、《中国哲学史问题十讲》。
吕振羽对马克思主义有精湛的研究，学识渊博，并有丰富的斗争经验，讲课深入浅出、生动活泼，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在备课时，他还经常和党校的有关同志，如彭康、冯定、陈一诚、宋亮（即孙冶方）等商讨。有时遇到较大的疑难问题，还到华中局请教刘少奇、陈毅，并经常深入学员当中去进行集体及个别的辅导。他多次接受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的邀请，到第三师师部向该师和盐阜地区党政军干部作学术报告，讲授中国历史、中国哲学史。党校的许多学员不仅在上课时专心致志地听讲，还乐于向吕振羽请教实际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例如，第一期学员、新四军第七师师长傅秋涛在毕业时，曾专门向吕振羽请教回到第七师活动的地区应如何开展工作。吕振羽便将第七师活动地区的历史、地理、群众等条件，当时的敌、顽、我三方斗争的特点以及开展工作应注意的事项写成谈话要点，先送刘少奇审阅，刘少奇阅后批示：“很好”。傅秋涛看了谈话要点后很满意，认为对他以后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和指导作用。
1942年3月，吕振羽担任刘少奇的政治秘书，跟随刘少奇赴延安。这是一次极其艰险的万里夜行军，他们一共穿越日伪和国民党顽固军的103道严密险恶的封锁线，跋涉万水千山。在炎热的夏天，爬过高入云霄的太行山；在酷寒的隆冬，走过晋西北的冰山雪地。一路上，多次遇到日伪军的“扫荡”和顽固军的伏击。在这样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仍然没有放松学习，把每一点能够利用的时间都利用起来。晚上如果不行军，就借助微弱的豆油灯光读书写笔记，并对沿途的政治、经济、风俗民情、文化传统进行调查研究。行至中共山东分局驻地停留时，他在刘少奇的指导下，和其他同志通过山东分局，弄来大量的党政军民的材料及一份完整的山东分局的机关刊物《斗争》，从山东党的历史着手，对全部材料进行系统的研究。在山西的一户农家，他发现一件农具形制和甲骨文中的某个字酷似，从而得到启示，加深了对这个古老文字的理解。
1942年底，他们胜利地到达延安。在延安整风前，吕振羽继续任刘少奇的政治秘书，延安整风后，改为学习秘书。在延安的几年，他曾在《解放日报》上连续发表《中国历史常识讲话》多篇。在蒋介石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中，他愤然写了《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驳蒋著〈中国之命运〉》一文，全面系统地清算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历史，深刻地揭露地主买办阶级的实质。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从它成立的那天起，就肩负起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历史任务”，它“总是和人民在一起，总是领导人民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作坚决的斗争，不论在任何时候，都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中流砥柱”。“中国之命运的光明面，是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的，凡是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人，就与它共同负起了争取中国光明前途的任务；而在一切反共分子身上，如果也寄托什么‘中国命运’的话，就只寄托了黑暗腐败的灭亡的命运。”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我大军进入东北。吕振羽自延安到达冀热辽，参加冀热辽救济分会领导小组。1946年，中共冀热辽分局派吕振羽去北平，协助军调处三人小组的“救总”（解放区救济总会）代表伍云甫与“联总”（联合国救济总署）、“行总”（国民政府行政院救济总署）进行谈判。1947年，组织上派吕振羽去湖南，因交通梗阻，加之有病，遂和江明不得不在东北停留，他们就利用这个机会了却了多年的一桩心愿。原来在他们离开重庆时，由于著述《简明中国通史》的工作中辍，他感到非常内疚，在大连滞留养病期间，吕振羽和江明协力编著，至1948年2月，完成《简明中国通史》后半部的初稿，由大连光华书店出版。第二年，该书分两册，由三联书店出版。
担当教育重任传承历史文明
1948年以后，吕振羽先后在中共辽东省委、东北人民政府、大连大学、东北人民大学、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任职。
大连大学于1948年9月开始筹备，1949年3月1日正式成立，第一任兼职校长是李一氓，不久吕振羽被任为该校专职校长、党委书记。他到任后，立即在全校大会上作了关于大学办学方针的报告，并撰写了文章，详细阐明大连大学既要继承发扬解放区多年的办学经验和方法，又要继续提高并正规化。对于旧中国大学的办学方法，他主张要加以扬弃。对于苏联办大学的经验，他赞成学习，但不赞成抄袭和生搬硬套。他还为大连大学起草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使各项工作有章可循。他深感建设一支强大的教师队伍对于办好一所大学的重要性。在请示中共中央宣传部以后，即派遣专人到上海、香港等地聘请几十位专家、学者到大连大学任教，使大连大学在一个不长的时间内即建起一支拥有教授、讲师270多人的队伍。
1951年的秋季，吕振羽奉调到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担任校长。在这里，他再次表现出无产阶级的创业精神和革命的胆识。由于这时东北人大还处于草创阶段，数、理、化3个系是从别校接收而来，文科只有经济、法律两系，中文、历史是新增设的，基础都很差。尤其是历史系，原先只有一个教研室，中国史只有2名副教授、1名讲师，世界史仅有2名讲师，其余都是1951年后毕业的研究生，总共14个人。因此，当报纸上公布东北人大办历史系的消息时，有的人还不敢相信。但吕振羽大胆起用这些年轻人，根据各人的具体情况，“压上”一定的教学任务，让他们在实践中提高，同时采用多种方式培养他们。他自己则经常和青年教师讨论学术问题，还把自己的研究题目交给年轻人，提供许多资料给他们看。在吕振羽的关怀培育下，东北人大历史系的教师队伍迅速成长壮大。
新中国成立以后，吕振羽身染痼疾，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还进行许多学术活动。1955年，他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东德莱比锡举行的东亚学会议，并在开幕式上致词。就在这次会上，有的外国学者问他：“像你这样的历史学家中国有几个?”他回答得很干脆：“没有一万也有一千吧!”
1957年，他出席在青岛召开的民族工作会议。会上，周恩来说：“今天有吕振羽同志在场，他知道的比我清楚。我很希望我们的历史学家讲一讲中国民族的发展史，可以证明我们民族的交叉时代很多。”又说，“象吕振羽同志这样的作家，我倒希望他能多写一点。”从此以后，吕振羽更加注意民族史的研究，先后撰写了《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特点》、《关于历史上民族融合问题》、《从远古的文化遗存看我国各民族的历史关系》等一批论文，其中有的文章为有关国家的政治和学术界重视，加以转载。此外，他还发表了一些有关论史学方面的文章，如《孔子学术讨论中的几个问题》、《在纪念王船山逝世三百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怎样学习历史》、《关于论史方法方面的零片意见》等。
1956年到1962年，吕振羽兼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历史教授和历史教研室顾问，指导历史教研室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62年冬，吕振羽回到湖南长沙，参加纪念王船山逝世三百七十周年学术讨论，并在闭幕式上讲了话。接着回到家乡邵阳，搜集革命斗争史料。他先后在武冈县、邵阳县、邵阳地委直属机关干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历史特点和革命传统的报告，访问烈士的家属，参观工厂和农村，广泛搜集和整理历史和革命斗争史资料。他不止一次地向地县有关负责同志建议，要抓紧时机搜集、整理历史和革命斗争史资料，他提出要整理二邓文集(二邓即邓弥之、邓保之，是清末的经学大师)，并在武冈专门召开有关的座谈会。
在“文革”中遭受迫害
1963年元旦过后，吕振羽满怀豪情，驱车北返，准备进一步为发展我国史学作出新贡献，不料横祸飞来，蒙受不白之冤。因他在国民党地区工作多年，遭疑而被错捕。在被幽禁的日子里，他仍不肯放下那支战斗的笔，几年之间凭借着仅能看到的一两份报纸，写出了几十万字的史学评论文章和3000多首论史和抒怀的诗词。
1967年1月，林彪、江青、康生一伙为诬陷刘少奇，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吕振羽作为“重犯”而投进监狱。从被捕到1968年10月为止，他被审讯800多次，平均每天3次以上，甚至晚上也不让他得到休息，在牢房中亮着瓦数极高的电灯。这伙阴谋家想这样从他口中逼出刘少奇的“罪证”。然而，吕振羽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他高昂地宣布：“我要坚持自己的历史真实，也要坚持他人的历史真实。伪造历史是没有好下场的。不论是伪造自己的历史，还是伪造他人的历史，都只会受到历史的惩罚。”
1968年12月，他在狱中得悉刘少奇被永远开除党籍，十分惊愕。他缅怀刘少奇为党和人民立下的卓越功绩，目击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罗织罪名，残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罪行，义愤填膺，写下感怀诗，为我党最大的冤案鸣冤辩诬：
二十世纪“风波”寒，
三顶帽子绝代冤；
忠奸功罪全颠倒，
吁天辩诬董狐篇。
在吕振羽身陷冤狱的日子里，他的夫人江明曾多次上书毛泽东，但都石沉大海。江青一伙搞“影射史学”批“当代大儒”时，企图拉吕振羽出来写文章为他们帮腔，身陷囹圄的吕振羽断然拒绝。他说：“我向来对孔子是两点论，对秦始皇也是两点论。”始终主张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反对迎合某种需要歪曲、篡改历史。
1975年1月，邓小平刚恢复工作，江明写了一封申诉信要求释放吕振羽，并在四届人大公报发表的当天，将信亲自送到国务院信访室转呈邓小平。在邓小平的亲自干预下，坐牢12年的吕振羽才获释放。
获释后的吕振羽已是75岁高龄了。他百病缠身，四肢发颤，手握不住一支笔，写的字东一划西一划，拼不到一起。但他考虑的不是颐养身心，安度晚年，而是完成一生中未了的任务。1979年春，他抱病参加了重建中国史学会的筹备会，还讲了话，殷殷寄望于中国史学界同仁。
他深深知道自己工作的时间不多了，不愿花工夫来谈自己所受的那些不公正的待遇，甚至没有时间去看望阔别多年的老同事、老战友。他要把失去的光阴追回来。白天，他除了吃饭和短时的散步外，几乎全部时间都伏案工作，整理旧著，写回忆录，直至逝世的前一天，他还审定了《简明中国通史》的重版序言。此时，他还有一个庞大的计划，考虑为《红旗》杂志写批判封建主义的文章；修订和整理一生写的400多万字的著述，其中包括8部历史专著以及大量的史论、政论文章和讲义稿；应人民出版社的约请，写近现代中国史和近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特别是数十年革命生涯中，他的战友、老师、同事，有的人为革命牺牲，有的人惨死于林彪、“四人帮”的屠刀下，他要回忆他们的事迹，教育来者……这一切，他认为自己都有责任去完成。可是，当他预感到生命的蜡烛快要燃尽的时候，一种强烈的紧迫感和力不从心的矛盾感揪痛着他的心。在他夫人江明《展读遗篇泪满襟》的回忆文章中，就有这样一段用血和泪写的文字，反映吕振明当时的这种心情：
“他多次想写文章悼念李达老师，由于手颤，难于运笔。他口述，我代为整理，他因为病重数度停笔。就在他临终前数月，犹耿耿以未能为李达老师写传为憾！”
“振羽把李达老师的手书珍重收藏。但几十年来，经过反复抄家、搜查，都被作为‘罪证’收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振羽沉冤平反，这几封信总算物归原主，我请人把它裱后拿给振羽过目，本意让他高兴高兴，谁知他坐在椅子上，看着看着，一动也不动地凝视着竟像一尊塑像，声息全无；我感到异常，突然发现他的衣襟湿了一大片，泪水正漫着面颊往下淌。我一下被惊呆了，连声问他:‘你怎么啦?’，他再也抑制不住了，泣不成声，嘴唇颤动着断断续续地说：‘我对不起他对我的培养！我身体这样，连给他写个传都不可能！’……振羽是个硬汉子，刚强果决、坦荡轩昂，从不轻易哀伤，四十余年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这样失声痛哭！”
这泪水、这哀伤，这铁汉子的失声痛哭，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的伟大品格和崇高感情。
1980年7月17日，这位中国史坛的健将溘然长逝。遵照他生前的遗愿，不事声张，不告诉亲友。但人们以各种方式悼念这位史学巨匠。他的挚友张爱萍于沉痛中赞扬他“独创一格多论述，争鸣百家富新章。”这是对他事业和生平的极好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