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30日，不少人都在暗爽：戚发轫喜提“名人堂”奖项啦！美国千方百计阻挠中国参加国际宇航大会，还是没能阻挠中国科学家获奖！
　　“名人堂”是国际宇航联合会的常设性荣誉，旨在表彰对推动太空科学、人类太空利益发展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这次是继“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希季院士后，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专家第二次获得该奖。
　　还记得2019年10月21日的国际宇航大会开幕式上，中方代表团因赴美签证受阻而不得不集体缺席，那叫一个憋屈。现如今，这口气总算是出了！
　　而这一切，都得从这个为中国叩开太空之门的传奇男人戚发轫说起。
　　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枚导弹、第一次两弹结合、第一枚运载火箭、第一颗通讯卫星、第一艘载人试验飞船、第一艘真正意义上的载人飞船……背后都有这个牛人的身影。
　　他得再多奖，都是实至名归！

被美军“炸”出飞机梦

　　1933年，戚发轫出生在辽宁一个农民家庭。在他的少年记忆里，印象最深的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奴役中国百姓的情景。
　　当时，日本人在占领区推行“奴化教育”，戚发轫每天背着书包走进校门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被强行集中到操场中间，面向东方三鞠躬，然后大声高喊：“我们是天皇陛下的臣民！”之后才能走进教室上课。

　　“中国人为什么被说成是日本天皇的臣民？”戚发轫不明白，回家问母亲，母亲告诉他，因为我们是亡国奴。
　　亡国奴的耻辱让他备受冲击，也在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雪耻的种子。

　　1950年，戚发轫在大连读高中，正好赶上朝鲜战争爆发。丹东、沈阳接连遭到美军轰炸，戚发轫担心大连也会被炸，但老师告诉他，大连很安全，因为苏联军队驻守在这里，“老大哥”有飞机、大炮，美国飞机不敢来。
　　戚发轫当即下定决心，将来一定要造飞机，让中国也有强大的空军，不再受人欺侮！
　　两年后，机会来了。
　　当时大连的学制是春季毕业，而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为秋季招生。这意味着，戚发轫要么选择提前毕业，要么多念半年高中。他选择了提前毕业。
　　高考填志愿时，仅有的三个志愿选项，他全都填写了航天专业。最终，他如愿被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录取，正式成为飞机设计专业的一名学生。
　　然而问题很快来了，只上了两年半高中的他学习跟不上。当老师讲到抛物面时，他却连抛物线还没学过，这一度让他感觉自己和人家“差一大截”。
　　尽管输在了起跑线上，但戚发轫并没有自暴自弃。他觉得自己既然不是班上最聪明的，那就做个最努力的，毕竟“成功的人也各有各的样”。
　　很多年后，他还不忘用自己做例子来鼓舞年轻人：千万不要觉得成功者在小时候都是优秀生。“那时的我不是优秀生，是不是以后就不行啦？也不是，只要你努力也是可以的！我就是这样的。”

被苏联“教会”自力更生

　　1957年，大学毕业的戚发轫被选入刚刚组建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穿上了军装。
　　当时，组织上对导弹很重视，准备选送戚发轫等人去苏联军事院校学习导弹制造。尽管不是造飞机，但戚发轫还是挺高兴，因为他知道敌人同样害怕厉害的导弹。

　　可等戚发轫专门学了几个月俄语，满心欢喜准备赴苏时，领导又突然通知大家不用去了，因为苏联方面不接受中国现役军人到他们的军事院校学习。
　　但领导没死心，最终决定让这批人脱下军装，通过高教部到莫斯科航空学院去学习。戚发轫二话没说，又开始兴冲冲地做准备。
　　结果培训名单下来，人家搞空气动力学的、搞强度的、搞工艺的、搞发动机的、搞测试的都可以去，唯独戚发轫被拦了下来。因为戚发轫是学“导弹总体设计”的，这是导弹最核心的技术，苏联不想让中国人获取核心技术。
　　“这对我刺激太大了，一切都准备好了，我还为了去学习抓紧时间把婚结了，结果还是没去成。”戚发轫觉得太糟心了。
　　他也不想再浪费时间白忙活，索性打定主意，跟着在华的苏联专家学。可刚学了没几个月，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专家几乎在一夜之间全都撤走了，还带走了所有图纸和资料……
　　接二连三的变故让戚发轫明白了：靠山山會倒，靠人人会跑，不如靠自己的力量，独立地发展我们的航天事业。
　　虽然心中有豪情万丈，但现实是，包括戚发轫在内的这群年轻人连真导弹长啥样都没见过。
　　就在此时，钱学森站了出来。这位曾被美国官员称为“无论在哪里，他都抵得上5个师”的传奇人物，居然亲自跑来给戚发轫这群“小白”讲导弹概论。
　　有意思的是，在这个有点“扫盲”性质的培训班里，后来真出了不少人才，除了戚发轫外，还有著名火箭技术专家王德臣、航天专家沈辛荪和钱振业…… 　　在走出培训班大门之后，戚发轫和这班同学很快就“真刀真枪”地学以致用了。
　　1964年，我国“东风一号”导弹在酒泉发射成功，戚发轫荣立三等功。

“航天十八勇士”

　　凭借过硬的本领，戚发轫随后参与了我国第一枚运载火箭“长征一号”的结构和总体设计，提出的火箭三级与二级分离方案，经飞行试验证明既简单又可靠。
　　正当他对火箭研制越来越入迷时，命运再次转了个弯。
　　1968年2月，专门负责卫星研制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当时由负责卫星总体工作的孙家栋“点将”，戚发轫与另外17人一起，经聂荣臻元帅亲自批准调入研究院，成为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技术负责人，这就是后来人们说的“航天十八勇士”。
　　当时，戚发轫的主要任务是完善地面试验方案。
　　“东方红一号”的四根3米长的短波天线，发射时需要收拢起来，上天后靠自旋甩开，轻了甩不开，重了又会因离心力太大而对天线结构造成影响。那时还没有计算机仿真模拟，只能靠地面试验。
　　试验很危险，却没有任何专用的防护装置。在一个破仓库里，老同志每人拿个纸箱子盖挡着，从木板间的缝隙往外观察;年轻人就爬上没有顶棚的房梁，骑在上面往下看。
　　长期劳累，铁打的汉子也会垮下来。一天晚上下班后，戚发轫骑车回家，途中突然觉得肚子疼痛难忍，四肢发软，满头冒汗，连衣服都湿透了。他只好一手推车一手捂肚子，一步步艰难地挪到了一家医院。经检查，他得了盲肠炎，而且已经穿孔……
　　不过就算研制的过程再难，戚发轫还是坚持了下来。
　　在“东方红一号”发射之前，他前往人民大会堂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周恩来对卫星能不能入轨、入轨后能不能准确地唱响《东方红》乐曲问得非常仔细。
　　戚发轫并不敢打保票，只说：“凡是能想到的、在地面能做的试验我们都做了，都没有问题，就是没有经过空间环境的考验。”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21时50分，地面站接收到卫星播送的《东方红》乐曲，声音清晰洪亮！
　　卫星入轨后，所有仪器工作正常，性能稳定，做到了周总理要求的“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这也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宇宙空间，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自行研制和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

送杨利伟“上天”

　　上世纪90年代，戚发轫在苏联拜科努尔发射场参观联盟号飞船发射时，印象深刻。
　　3名航天员进入飞船前，飞船总设计师大步上前，在發射任务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对航天员们说：“没有把握我不会送你们上天。”
　　这一幕深深震撼了戚发轫：“将来我送中国航天员上太空时，能作出这样的承诺吗？”
　　1992年，中央正式决定搞载人航天工程，戚发轫被任命为神舟系列飞船的总设计师。当时他已经59岁，面临的压力和顾虑可想而知，但面对国家需要，他还是挑起了重担。
　　年届花甲的他，第一步要做的就是组建一个研制团队。由于工程大、专业面广，团队的成员并非一个行政单位编制。作为总设计师，既不能给人家发工资，也不能给人家发奖金，如何统一指挥对总设计师的“德行”要求甚高。
　　而戚发轫的人格魅力自然没得说。在他的带领下，这支队伍硕果不断：1999年，“神州一号”发射成功;2001年，“神州二号”发射成功;2002年，“神州三号”“神州四号”接连发射成功。
　　很快到了2003年。那一年，“神州五号”载着杨利伟在太空中飞行了14圈，历时21小时，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这标志着我国成为苏联和美国之后，第三个将人类送上太空的国家。
　　有人问戚发轫，“神五”发射你怎么不紧张呢？
　　他笑着回答：“我最紧张的时候，是‘神舟一号’发射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正是因为‘神舟一号’奠定的基础，以后的‘神二’到‘神五’，每一次都是一个巨大进步，‘神舟五号’载人飞船的成功发射，也是一件十分有把握的事。”
　　当初看苏联发射载人飞船时问自己的那个问题，戚发轫终于有了答案。
　　戚发轫的一生几乎就是共和国航天事业发展史的缩影。
　　回首往事，他遇到过很多困难与挫折，而最艰难的时刻是1992年——他的夫人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医生预测只剩3个月到半年的生命。
　　当时，“神舟”系列飞船正处在攻坚的重要阶段，戚发轫几乎没有时间去陪伴夫人，就连“陪老伴吃晚饭”的诺言也没能兑现。
　　他的夫人曾说，她愿意看到中国的航天人进入太空。但当戚发轫作为总设计师的“神舟五号”飞船把我国航天员送入太空时，夫人已经不在了，这也成了他一生的遗憾。
　　但戚发轫说：“我没后悔过，我觉得能够参加这么一项伟大的事业是很自豪的事情。干事业总会有牺牲。航天事业的发展，需要我们这一代人，需要好几代人去支撑。如果再有一次这样的抉择，我还是会优先选择服务国家。”
　　（张雪荐自《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