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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后工业化时代，尽管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生命不再，但在服务业和高新技术制造业领域，中国正在铺路。
《支点》记者 吴玲
伴随经济周期日益短期化，以及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能源、环境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大趋势，中国对工业化的“迷恋”已难以为继。预计2020年前后，中国将逐步进入后工业化阶段。
后工业化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提出的。他认为，后工业社会一个最简单的特点是大多数劳动力不再从事农业或制造业，而是服务业。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在2013年取得历史性变化，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6.1%，首次超过工业。
然而，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10.8%的全球服务贸易比重，更是与世界第一贸易大国的地位不相匹配。未来，中国由出口至内需的转型中，服务业无疑将成为重点扩张的对象，创造出更多就业机会、更高的工资和更多的家庭支出，使中国完成向后工业化阶段的平稳过渡。
为此，本刊专访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 A. Pissarides），解读后工业化时代的就业趋势如何变迁，以及他眼中的中国优势。
劳动力向服务业转移
《支点》：对于即将步入后工业化时代的国家来说，就业趋势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后工业化时代，意味着劳动力被重新分配，体现在就业趋势中最显著的一个变化是劳动力从农业和工业向服务业转移，导致服务业经济的快速增长，即所谓的“结构性变化”。
《支点》：实现这一劳动力转移的过程，有哪些需要特别关注的因素？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不同行业间就业变化的驱动力主要来自于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同一行业内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谁的生产率高，谁就可以降低产品价格、提供更丰厚的薪水、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以吸引劳动者。最终，这类企业在优胜劣汰的法则中生存壮大，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则在经历了“冲突共存”后，逐渐萎缩直至离场。而事实上，后者的“牺牲”正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头。当然，需求在劳动力重新分配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可小觑。
《支点》： 能更具体地谈一下这两种因素是如何影响就业的吗？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 ：就农业、工业和服务业而言，对产能的需求基本上为固定比重。若某个领域的生产率高出平均水平，产能就会随之更快增长，那么该领域不得不减少就业以“补偿”其他领域。因此，为满足需求平衡，各个领域的产能增长率应保持相似的节奏。
也有一些情况之下，需求弹性给就业带来的影响要比生产率的变化来得更加明显。例如，当人们对食品的需求弹性较小时，农业就会丧失更多的就业。尽管人们对不同行业的需求弹性不尽相同，但奢侈品、家庭和健康等现代服务业无疑将引来更多需求。
《支点》：在向后工业经济体转型的过程中，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就业比例如何达到理想状态？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后工业经济体是凌驾于工业国之上的一个概念，多数人口就业于本地服务业，是它的显著特征之一。此外，它与世界各地进行着制造业产品和服务业贸易的往来，制造业就业比例不宜超过20%-25%的水平。
在各国工业化发展早期，伴随国内需求和出口需求的增长，加之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滞后于农业，大量的农村过剩劳动力被制造业吸收。后来，随着生产率提高和工资上涨，以及服务业需求上升，制造业就业比例出现下降，原有的部分劳动力涌入了服务业。
因此，服务业的就业比例一直上升，除了服务业生产率的提高速度相对缓慢之外，主要得益于“离岸”商业服务的繁荣以及国内服务业的市场化。过去由家庭和个人担当主角的日常生活领域的诸多环节，如清洁、照看病人、儿童教育等，今天可由市场替代完成。
《支点》：与美国相比，中国的服务业就业水平有多大差距？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美国是一个完全的服务业经济体，农业就业比例在2%以下，服务业占75%。服务业经济在美国已经不可思议地发展到极致，连“遛狗”都被纳入了服务范围。
目前，亚洲国家的服务业比重平均已经超过50%，而中国的服务业比重只有40%多，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同类发展中国家。
武汉市的服务业经济进步很快，与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情况颇为相似。农业就业比例快速下降，尽管依然占就业总人口的12%，服务业快速上升至50%，工业始终保持平稳。这是比较典型的一种情况——工业就业比例已达峰值，农业劳动力直接涌入服务业。
在高新技术领域获得超越
《支点》：的确，中国目前的服务业发展水平与世界第一贸易大国的地位严重不匹配，上海自贸区会是一个转变的开始吗？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目前，全球的金融服务集中在新加坡、香港、伦敦和华尔街等几个少数的金融中心，后两者不仅具有历史优势和实战经验，还有巨大的国内市场支持。此外，金融中心的发展需要高技能劳动力和良好的法律体系环境，而上海自贸区的成立正是在为中国未来的金融业与服务业铺路，尽管跻身世界级的金融服务中心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支点》：当服务业水平尚不完善，传统制造业又遭遇了发展瓶颈，后工业时代的中国优势将如何再现 ？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正如德国擅长汽车以及家用电器的生产和出口，意大利的专注领域为服装与配饰，法国则是红酒贸易。中国的全球商机，不在于中国在哪些领域能比其他国家做得更好，而在于中国在哪些领域具有相对优势。
中国经济过去依靠工业驱动，在大规模的制造业工厂中有充足廉价的劳动力从事着ipad组装这样的操作。而今，从农业转移而来的劳动力供应即将耗尽，城市人口增加、土地价格上涨、货币资金投入等传统优势正在消失。
虽然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生命有限，但是中国在高新技术制造业的全球化机遇中依然大有可为。新财富会带来更高的教育水平和更多技术，人力资本待崛起。
这种趋势将引领中国进入下一个阶段：研发和效仿而后的超越。就像几年前，日本和韩国的高新技术公司索尼、三星、三菱等在电视机、音频设备、甚至汽车生产领域，超越了美国和欧洲。中国应该能在新一轮的高科技领域获得竞争性优势。（支点杂志2014年3月刊）
《支点》记者 吴玲
伴随经济周期日益短期化，以及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能源、环境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大趋势，中国对工业化的“迷恋”已难以为继。预计2020年前后，中国将逐步进入后工业化阶段。
后工业化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提出的。他认为，后工业社会一个最简单的特点是大多数劳动力不再从事农业或制造业，而是服务业。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在2013年取得历史性变化，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6.1%，首次超过工业。
然而，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10.8%的全球服务贸易比重，更是与世界第一贸易大国的地位不相匹配。未来，中国由出口至内需的转型中，服务业无疑将成为重点扩张的对象，创造出更多就业机会、更高的工资和更多的家庭支出，使中国完成向后工业化阶段的平稳过渡。
为此，本刊专访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 A. Pissarides），解读后工业化时代的就业趋势如何变迁，以及他眼中的中国优势。
劳动力向服务业转移
《支点》：对于即将步入后工业化时代的国家来说，就业趋势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后工业化时代，意味着劳动力被重新分配，体现在就业趋势中最显著的一个变化是劳动力从农业和工业向服务业转移，导致服务业经济的快速增长，即所谓的“结构性变化”。
《支点》：实现这一劳动力转移的过程，有哪些需要特别关注的因素？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不同行业间就业变化的驱动力主要来自于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同一行业内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谁的生产率高，谁就可以降低产品价格、提供更丰厚的薪水、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以吸引劳动者。最终，这类企业在优胜劣汰的法则中生存壮大，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则在经历了“冲突共存”后，逐渐萎缩直至离场。而事实上，后者的“牺牲”正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头。当然，需求在劳动力重新分配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可小觑。
《支点》： 能更具体地谈一下这两种因素是如何影响就业的吗？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 ：就农业、工业和服务业而言，对产能的需求基本上为固定比重。若某个领域的生产率高出平均水平，产能就会随之更快增长，那么该领域不得不减少就业以“补偿”其他领域。因此，为满足需求平衡，各个领域的产能增长率应保持相似的节奏。
也有一些情况之下，需求弹性给就业带来的影响要比生产率的变化来得更加明显。例如，当人们对食品的需求弹性较小时，农业就会丧失更多的就业。尽管人们对不同行业的需求弹性不尽相同，但奢侈品、家庭和健康等现代服务业无疑将引来更多需求。
《支点》：在向后工业经济体转型的过程中，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就业比例如何达到理想状态？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后工业经济体是凌驾于工业国之上的一个概念，多数人口就业于本地服务业，是它的显著特征之一。此外，它与世界各地进行着制造业产品和服务业贸易的往来，制造业就业比例不宜超过20%-25%的水平。
在各国工业化发展早期，伴随国内需求和出口需求的增长，加之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滞后于农业，大量的农村过剩劳动力被制造业吸收。后来，随着生产率提高和工资上涨，以及服务业需求上升，制造业就业比例出现下降，原有的部分劳动力涌入了服务业。
因此，服务业的就业比例一直上升，除了服务业生产率的提高速度相对缓慢之外，主要得益于“离岸”商业服务的繁荣以及国内服务业的市场化。过去由家庭和个人担当主角的日常生活领域的诸多环节，如清洁、照看病人、儿童教育等，今天可由市场替代完成。
《支点》：与美国相比，中国的服务业就业水平有多大差距？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美国是一个完全的服务业经济体，农业就业比例在2%以下，服务业占75%。服务业经济在美国已经不可思议地发展到极致，连“遛狗”都被纳入了服务范围。
目前，亚洲国家的服务业比重平均已经超过50%，而中国的服务业比重只有40%多，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同类发展中国家。
武汉市的服务业经济进步很快，与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情况颇为相似。农业就业比例快速下降，尽管依然占就业总人口的12%，服务业快速上升至50%，工业始终保持平稳。这是比较典型的一种情况——工业就业比例已达峰值，农业劳动力直接涌入服务业。
在高新技术领域获得超越
《支点》：的确，中国目前的服务业发展水平与世界第一贸易大国的地位严重不匹配，上海自贸区会是一个转变的开始吗？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目前，全球的金融服务集中在新加坡、香港、伦敦和华尔街等几个少数的金融中心，后两者不仅具有历史优势和实战经验，还有巨大的国内市场支持。此外，金融中心的发展需要高技能劳动力和良好的法律体系环境，而上海自贸区的成立正是在为中国未来的金融业与服务业铺路，尽管跻身世界级的金融服务中心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支点》：当服务业水平尚不完善，传统制造业又遭遇了发展瓶颈，后工业时代的中国优势将如何再现 ？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正如德国擅长汽车以及家用电器的生产和出口，意大利的专注领域为服装与配饰，法国则是红酒贸易。中国的全球商机，不在于中国在哪些领域能比其他国家做得更好，而在于中国在哪些领域具有相对优势。
中国经济过去依靠工业驱动，在大规模的制造业工厂中有充足廉价的劳动力从事着ipad组装这样的操作。而今，从农业转移而来的劳动力供应即将耗尽，城市人口增加、土地价格上涨、货币资金投入等传统优势正在消失。
虽然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生命有限，但是中国在高新技术制造业的全球化机遇中依然大有可为。新财富会带来更高的教育水平和更多技术，人力资本待崛起。
这种趋势将引领中国进入下一个阶段：研发和效仿而后的超越。就像几年前，日本和韩国的高新技术公司索尼、三星、三菱等在电视机、音频设备、甚至汽车生产领域，超越了美国和欧洲。中国应该能在新一轮的高科技领域获得竞争性优势。（支点杂志2014年3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