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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时间:2016年1月
对话人及对话整理:黎峰
一、世态炎凉我体会得特别多
黎 峰:贾老师好,这些年您很少接受采访了,谢谢您给我这次机会。来之前我看了一些您以前的采访资料,您说自己其实一直都不太顺。在外界印象中,贾老师作品一部接一部、文学奖一个接一个、名气一天比一天大、字画一天比一天值钱。除开当年您那部小说受了批评外,一直都很顺的呀。您为什么说不顺呢?
贾平凹:我是幼年受苦,不幸地生在国家经济最困难的时期,日子特别苦。到十三四岁,文化大革命来了,我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这下在政治上、经济上都一塌糊涂了,感觉永远没有指望了。青年时期又得了几场大病,几乎年年住院,身体就再不好了,三十岁时差一点就死了。肝病一直到快五十岁,才慢慢好起来。再有一个就是人生里的一些重大的事情,家庭呀,老人孩子呀。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不像现在的年轻人,对啥看得淡得很。再一个是创作上的,《废都》带来的灾难,多得啥也做不成。所以说我这一生病多、事儿多,从来就没有过得舒坦过。现在挣钱也挣得可以,起码在作家里面还算可以,可就是事儿多。
黎 峰:父亲被打成“反革命”那年,您已经十三岁了,很多事情应该记得,介意讲讲父亲的事情吗?
贾平凹:父亲解放前在西安教书。胡宗南撤退前,在西安做过一次报告,国民党为了冒充数字,把各个学校所有的花名册集体给送上去,说是参加那个会的。其实父亲没有参加那个报告,名字他上去了,入了档案,后来把这次报告定为“特务训练班”,文化大革命中他就被打成特务分子了。打成特务分子以后,他就带着一身伤残被开除公职,戴着“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被押送回来了。我印象很深,父亲回村里的时候,我和母亲正在地里干活。别人说我父亲回来了,我就往回跑。我父亲戴着反革命分子帽子,一见我就拉着我的手哭了,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见到父亲哭。他说,我把孩子害了。当时他最关心不是他的政治生命,而是自己影响了家庭和孩子的前途。当时我母亲是农民,我随着母亲是农业户口。我父亲他是国家教师,挣工资,工资还比较高,在我那个村子还是小康人家,日子过得好呢。但突然成了“反革命”,就变成人下人了,一下子就给推下去了。人世间的世态炎凉,我体会得特别多,那些东西不应该是十三岁的孩子来体会的。什么都没有了,粮也分不下来,没人再到我家来,包括亲戚、朋友也不敢。我父亲回来以后有一两个月就不出门,觉得抬不起头来。我姨要来看,也不敢进屋,拿了几颗鸡蛋用毛巾包起来,给我一个本家的堂兄,让把这鸡蛋捎回来。
黎 峰:我读过您的《祭父》,说父亲一生在乡间教书,他什么时候从西安回了棣花教书?
贾平凹:解放西安的时候他害怕,老家就把他叫回家了。所以我说人一生有好多机会,有好多关键时刻,或许就转到左了,或许就转到右了。如果我父亲不被老家叫回去,他就会留在西安,我从小就是西安的市民,我就用不着费掉那么多时间再返回城里。我父亲回去以后吧,本来我的姨夫就是陕南游击队的一个领导人,父亲就投奔了部队上,干干他又走了。如果他不离开部队,估计就是共产党部队上的一个干部,那我也是干部子弟。我就是在姨父的团部出生的,当时这个团部就驻扎在村里一户李姓地主的大院里。我姨把她大着肚子的妹妹接到团部,十几天后,天降大雨我就降生了。我父亲在西安上学的时候,有一天在街上碰到一个人,问他小伙子你愿不愿意当兵去?他说当兵可以,不要家里钱,又有饭吃。那人说明天就到某个地方来,我在那儿等你。他第二天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正好就是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八路军办事处是干啥的?就是把青年往延安送的。他一看是到延安那个地方,就没去。如果他那个时候去了,后来肯定是老干部了,我也用不着在农村受那么多折磨。
黎 峰:您少年时代在农村感受到的苦难主要是什么呢?
贾平凹:那个时候在乡下,苦难特别多。文化大革命一来,那时我上到初中二年级前半学期,就停课了,学校放了长假。我被划为1967年的初中毕业生,回到了棣花,成了名副其实的农民。要按那个年龄段的经历,在农民里我也属于知识青年,但是在大多数人的概念中,中国对知识青年只限定到原本住在城里,有着还算富裕的日子,突然敲锣打鼓地来到乡下锻炼当农民的那一批人,才叫知识青年。我家本身就在农村,回到家乡的,就不承认你是知识青年。属于回乡青年,不叫下乡青年。回乡青年比下乡青年似乎在人们概念中要低人一等,社会也不关心这些人。十三四岁的孩子,回到农村就要像大人一样劳动。在生产队干满一天活,当时正常情况下,一个男劳力每天可挣十分工,女的也能挣到七八分工。我只给记三分工,一天挣6分钱,也吃不饱。那时的政治气候和现在不一样,普遍形成的观点就是在那个年代,你在农村就毫无出路,你只能世世代代当农民,而农村又那么苦。现在我可以走遍天下,只要我有能力,我就可以走。那个时候吧,你就桎梏到那儿,一辈子把你锁在那儿,你不能跑的。因为那个时候还需要粮票,你没有粮票没有户口,你在别的地方都吃不上饭,没地方住宿,没介绍信你就住不了旅馆,走哪儿把你都卡死着。所以说那个时候为啥没有罪犯?你逃不出,你往哪儿逃呢?你没处逃。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才有长期逃窜的犯人,怎么都可以在外头混。那时候人们想脱掉农民这张皮,这张皮把你限制得低人几等。
黎 峰:您说的这些我很有感触,我是在四川农村长大的,那时候有人到乡镇上工作,就是“城里人”,吃商品粮了。父母告诫我们,要努力读书,“卖掉大山”“脱掉农皮”。后来您去了水库当宣传员,从那儿上了大学,算是脱了“农皮”了吧?
贾平凹:我父亲被打成“反革命”的那几年,我在农村惟一的愿望就是出去参加工作。当时城市里的企业、单位来招收技术工人,肯定没有我了,不可能叫个“反革命”子女去当工人。后来公路上收养路工,整天拿个锹,铲一下地面。我也报名,但是也没有收我。后来部队征兵,我又去报名,也不让去。你表现再优秀,在选人的第一批就把你刷掉。学校招收民办教师,我也报过名,也没有我。后来学校一个老师,回家生小孩了,临时让我代理教了一阵。等人家把产期休完以后,你就结束了。我原来是基干民兵,因为当时准备和苏联打仗,农村的年轻人都加入民兵组织,整天训练。开头我在民兵连里当文书,因为我字写得好,后来我父亲一出事,就把我赶出来。后来学大寨修水利,我们那儿修一个大型水库,年轻人都去,也是以民兵建制,挣工分。当时别人都去水库劳动,我却被留在村子里和妇女一块劳动。后来我听从水库工地回来的人讲,工地上需要一个写字搞宣传的,别人推荐你去,但也没有啥下文。我听了这话以后,就主动去了。记得那天下着特别大的雨,我拿了一些干粮,去干了三天活。我当时在工地指挥部每天晃来晃去的,想引起人家注意。后来工地指挥部的人就发现我了,说你来了,那你给咱去刷一下标语吧。刷标语就是在山崖的大石头上刷那些“农业学大寨”“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大型标语。我拎着大红漆桶子,握着大排笔,满山写标语。他们觉得我写得不错,就把我留下来,在工地上办简报。每天到工地上去采访,回来写东西,然后在蜡版上刻,拿油印机子印,到工地上散发,再拿大喇叭念这个稿子。当时我父亲得到消息,说大学要招生,他叫我连夜走十里路回家,跟我说一定要去报名。当时工农兵上大学,有三个条件。你自己得报名、群众要推荐、领导要批准,然后学校再考试。当时我属于可教育子女,大家就把我推荐了,他们都觉得这个孩子干活卖力,特别踏实,简报也办得比较好,领导同意我去。最早推荐我到西北工业大学飞机制造系,我当时压力特别大,因为我是初中二年级毕业的。县上领导知道情况后,就把我改到了西北大学中文系。 二、搞写作对自己要有严要求
黎 峰:上了大学中文系,不仅让您彻底地走出了农村,也让您的人生从此与写作联系在了一起。在这个过程中,您选择写作,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贾平凹:上大学是整个改变了我的人生。如果我不去干水库,那时国家不招工农兵学员,我也出不来。然后修水库时,我看到一本书,没头没尾,上了大学才知道是孙犁的《白洋淀纪事》。在大学里,我把孙犁当老师,对那里边的短小说很有兴趣,就模仿着在笔记本上写,写了一大本,全是自己经历的人和事。后来那个笔记本丢失了,大学毕业后有十年,我回了一次老家,有一文学青年说他有我一本笔记,是辗转了五六个人的手得到的,我用别的东西将笔记本换了回来。这本笔记一些文友看了,觉得比我现在写的还好呢,那算是个文学的启蒙。刚上大学时,老师要求每一个新生写一篇文章。我写了一首诗歌,老师一看觉得写得不错,就推荐给当时大学办的一份报纸,刊登出来。我到食堂去吃饭,大家都指指点点,从此激发了我的创作欲望,就喜欢上了搞创作。工农兵学员有个特点,就是原则上你从哪儿来,将来还分到那个地方去。我是从农村来的,我不可能学上三年又回到农村当农民,肯定要重新分配,但是我分配到哪儿,不知道。所以我就没有学习的重点了,随心所欲,我爱啥就学啥,就开始写东西。
黎 峰:大学期间你发表了20多篇作品。我是在1990年代末上的作家班,当时文学刊物也很多。我们大学期间发表作品最多的人也不过10多篇,您那时候的发表量真是不得了。应该说您有着非常好的文学基础,上大学只是激发了您的写作才能,后来您还就此提出了个“凳子”说?
贾平凹:那是一次开笔会,非让我发言。我就说,这个世界上更多的人,是被别人安排着过完一生,被安排着学哪门技术,被安排着进哪个学校,被安排着在哪个单位上班,却从来没有真正为自己安排一件事情去做。人在这时候,最需要有一只凳子,你站上去,才会发现,你还有着许多没有挖掘出来的才能和智慧。而这只凳子,就是突然闯进你心中的一个想法,一个念头。大学毕业前,我一共发表了二十七篇作品,有文学作品也有新闻稿子。那时写东西特别狂热,那水平特别差,但是爱得很,特别热爱。那个时候年轻,整夜都不睡觉在那里构思,几天就一篇文章。写完后,就拿去让教写作的老师看,有得到赞许的,就投给校报编辑部。到后来,老师也不愿给看了,就埋下头来自己琢磨。看了许多的书,也浏览了不少报刊。我是写革命故事开始的,起点特别低,一上路腿力不强才导致了几十年的趔趔趄趄。许多人说我写作多变化,我说不变就遭淘汰了。你的基础差,必须学习和实验。可悲的是,我好像才慢慢懂得了一些怎么写的道理,年纪却老了。见到现在的一些年轻作家,自己就要产生自惭形秽的感觉,因为他们现在的文学环境好,一开始吸收就都是好营养,接触的都是中外文学的好东西。青年作家一上手吧就是一丈,水平特别高,我是一寸寸往上爬过来的。当时我搞创作,社会的文学气氛很淡,整个陕西省就没有一个文学刊物,只有一份刊物叫《群众文艺》,上面主要发革命故事。好的小说基本上看不到,国内的小说少,外国的小说没有。我曾经给我孩子说,我那是从宣传工具一步步过来的,你现在啥都好得很,文学语感啊、技巧啊、作品的维度啊、对文学观的建立啊,但是你现在缺的就是,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名利思想不严重,就是成名成家的思想不严重,就是没有强烈的那种欲望。就是我今天想写了才写,不想写就不写,就把那不当一回事儿,完全当一个玩的东西。现在别人我不敢说,起码我孩子是这样的,一般都懒,就是把那看得不重。在我那个时候,把那看得特别重。
黎 峰:大学毕业之后,是不是因为您的文学成绩而留在西安,进了陕西人民出版社?从那以后,您是不是就开始进入了专业创作?
贾平凹:我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实习过,当时编辑部领导同志对我印象特别好,我就这样到了陕西人民出版社当编辑。在那儿当了五年编辑,从那儿又调到西安市的《长安》杂志社当编辑。后来办《美文》,也算是做编辑。我前半辈子大多在当编辑,写作和作家反而是业余的。
黎 峰:当编辑和搞创作会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但您似乎没受到大的影响。作品好,《美文》也办得漂亮,事情处理得也很好。像创办《美文》,从争取刊号、刊名的大费周折,到“大散文”观的提出与兴起。我还听说您在编辑部会议上讲,要“发挥每个人的才干,每人都要有‘离开我不行’的决心”,这是多么好的现代管理理念呀,这应该是您自豪的事吧?
贾平凹:当编辑以后当时整天搞创作,和编辑工作有矛盾。最早我在出版社当编辑,它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不允许你搞创作,怕你影响业务。我搞创作都是下班以后,领导还老批评我,不想好好编稿子,光想写东西。后来有个机会,西安市文联要成立创作研究室,然后我就当了第一届创作研究室的主任。当了一两年主任以后,人家叫我当市作协的副主席。然后过了一年,叫我当市上的文联主席。在当主任以前,都是每天按时上下班。当主席的时候,我说我不当,我一个不会,身上也没有杀气,再一个我也没心思弄那事情。但领导说,你必须要当文联主席,他要求是一个文学方面有影响的人。我说那要我当,我就不坐班了。领导说创作还是你的第一任务嘛,你反正就搞创作,可以给你配一个工作班子,让党组书记把日常工作给你管上,有啥活动你来参加就好。人一生,我觉得最幸运的东西,一个是很自由,再一个就是你的爱好和你从事的职业是一致的,这两件我都能达到。所以从那以后,那是1990年吧,我就自由了,就是不坐班了。当然文联要开党组会啊,开什么会决定大事情啊,还得开会去。创办《美文》我投入了很多精力。当时我是作协副主席、文联主席,但相当部分精力投入办《美文》。因为这个刊物是我开办的,当主编。要么不办,办就要给办个像样的。我们就在杂志上明目张胆地写着“大散文月刊”。“大散文”这三个字一提出,有人就说“什么是大散文?哪一篇散文算是大散文?”我们的想法是,一方面要鼓呼散文的内涵要有时代性,要有生活实感,境界要大,另一方面鼓呼拓开散文题材的路子。口号的提出主要得看他提出的原因和内核,而不在口号本身的严密性。我们的杂志坚持我们的宗旨,所以我们拒绝那些政治概念化的作品,拒绝那些小感觉小感情的作品,尽量约一些从事别的艺术门类的人的文章。大量地发了小说家、诗人、学者所写的散文,而且将一些有内容又写得好的信件、日记、序跋、导演阐述、碑文、诊断书、鉴定书、演讲稿等等,甚至笔记、留言也发表。没有发表过散文诗和议论缺斤短两一类的杂文。办《美文》开头那精细得很,连封面都是我钻到图书馆到处寻资料,想怎么个设计法。当然具体是有人设计,但是我得提建议,版式怎么个弄法,那开始都是明确的。杂志虽小事情多,上下左右各种关系,劳心劳力,赞助还得我自己去拉,给人说话,得去做这些事情。刚开办的那几年,稿子我还得看,因为刊物上打着我的名字,后来过了一两年才慢慢不看稿了,每一次都要写前面的导语。我做《美文》,要求每个编辑对散文状况和散文作家要了解,最大限度杜绝人情稿。要他们爱这个刊物,爱编辑这个职业,鼓励他们做资深优秀编辑。 黎 峰:现在您是省作协主席,作协也主办了《延河》,《延河》发展得怎么样?
贾平凹:《延河》是一个很有历史的文学刊物,在全国也还是很有名气和影响力的。《延河》为了办得更好,在内容、版式、设计上做了好多工作,有起色。现在全国省级文学刊物普遍发行不行。不能跟《人民文学》《收获》比。《延河》之所以到了今天,也是人们普遍不注重文学的世风之下的沦落。就好比冬天来了,任何树都要落叶子。春天来了,任何草都要开花。
黎 峰:这些年来您一直都在担任着公共职务,现在是省作协主席、全国政协委员,还是西安市文联主席,工作上有那么一摊子事情,然后还有那么多人找您,还有一些社会上的活动,方方面面的干扰那么多,而您却每一两年就有一部长篇出来,您是如何做到的呢?
贾平凹:要写作自己得想办法。如果自己不想办法,一天天就过去了,时间就过去了。搞写作对自己还是要有严要求的,人这一生干不了多少事情,要干就要把这个事情尽自己能力尽量干好。生活到现在,得用减法不能用加法,能推的事尽量推掉。在作协和文联就是给人多服务一点,当然这是社会给你的荣誉和做事的机会。作协文联的领导,没有权力,没有福利,顶多就是出镜率高一点、参加的会多一点。除了开会一些活动,单位一般日常的事务,我也不大管,有党组嘛,他们也给我支持。关于开会,我的原则是“能不开就不开,能少开就少开”,还是比较安静地能写写东西。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职务对于作家来说只能一时有用,长远上根本不起作用。作为一个作家,最关键还在作品,只有作品才是作家最值得关注的东西,自己要提醒自己。这么多年,拿我自己来讲,家里的事情我基本上没有管过。所以从丈夫、父亲的角度来说,我做得都是很差的,因为顾不过来。有时我跟家里人也讲,你们就权当我是个领导干部,因为领导干部也不回去嘛,他也一天这样事那样事的。那你照顾不了家,慢慢地照顾家的那种功能就萎缩了。也有人很会处理那些家务事情,咱有时硬着头皮豁出去说,咱今天啥都不干就陪一回家里人,经常陪一回家里人就是出于这种心态陪的,倒不是说发自内心地在那儿玩着。这样长期以来,写作之外的事情自己觉得就不会了。我也给人说过,这么多年来,把新老朋友都得罪完了。为啥呢,你一年里好多时间都飞来飞去,去开研讨会,去领奖评奖。那你毕竟还是个作家,还想写自己的东西,那有一点自己的时间,就得赶紧去写东西,你就没时间和朋友应酬。那你就只能和他们在一些场合碰个面,打个招呼说几句话,有时连话都没时间说,要跟人家活动主办方走。
黎 峰:我听过不少人说你“入定快”,就是不太受外界干扰。跟人说着话呢,转身进屋就能写作,这种功能也是锻炼出来的吧?
贾平凹:现在这个社会干扰的东西太多,诱惑的东西也太多,杂七杂八的事情特别多,但你又毕竟在生活中,好多事情你还得去处理。后来遇到任何事情我都给自己提醒,一定要静下来,再一个就是一定要耐烦。要耐烦,把心静下来,不然一烦燥,情绪不好,对写作也是一个影响。这样保持很纯净的一种心态,保持很安静的这种环境。这种生活状态,我觉得起码对我是有收获的,更有利于写作。社会确实需要公共知识分子,但可能不是我。对我来讲,静下来写作,这是最重要的东西。
三、在骨子里我特别倔强
黎 峰:听说在您写作初期,经常收到退稿信,但您愈挫愈勇,终于写出来了。我想知道,那当年您是如何坚定自己一定能写出来的信心呢?
贾平凹:其间甘苦一言难尽。刚开始,稿子向全国四面八方投寄,四面八方退稿涌回来,我心有些冷,恨过自己命运,恨过编辑,担心将来一事无成,反误了青春年华,夜里常常一个人伴着孤灯呆坐。熬夜到凌晨一点,困极了,只要说声睡,立即就睡着了。如果再坚持熬一会儿,熬红了眼,反倒没瞌睡了。于是想,创作大概也是如此,就发奋起来,将所有的退稿信都贴在墙上,抬头低眼让我看到我自己的耻辱。退稿信真多,几乎一半是铅印退稿条,有的编辑同志工作太忙了,铅印条上连我的名字也未填。能不能写出来,自己绝对有感觉。不是说是糊里糊涂的,不知道,干了一阵之后绝对有感觉。我当时写《废都》的时候,人家都说他怎么写这个东西。干成干不成,能写不能写,自己对自己有一个把握。我年轻的时候,见到一些编辑老师和评论家,就说你看我的作品能不能写成。如果能写成,哪怕再苦,也要写下去,因为我就害怕折腾了几十年一事无成,那我还不如做生意,做个别的什么。但是没有一个人能给你回答,只有你自己知道。但有时吧,自己估量得不是很到位。有时构思的时候、突然有这个写作冲动的时候,有一种很兴奋的感觉。但是往往想得好得很,笔下老表现不出来,特别苦恼、气愤,恨自己怎么表现不出来,这种事情常有。
黎 峰:在您写不下去的时候,对自己的信心会不会产生打击?
贾平凹:我觉得,自己有时还得给自己打打气,就是天生我才肯定是有用处的。一般按照中国民间最基本说法,好事都多磨嘛。人生要多磨难,才能成事儿,你太顺也不行嘛。实际上又是用这来鼓励自己,也是提高自己自信心的。但一旦这种东西渗透到血液里边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地,就变成了一个信念了,它反过来又左右我自己。有一个人,他给我讲过一件事情。他是每天晚上写字时老祈祷,就祈求说,今天叫苏东坡来写,明天或者叫司马迁来帮他写。实际上一般解释恐怕是不可能的,是无稽之谈,但这是他一直的一个信念。其实我觉得,他那个信念绝对起作用的。我觉得这里边,它肯定有一个,不说是神灵附体吧,起码你自我意识里边调动了你自己的一种幻想。比如说你觉得你没病时,你的病也就没了。你老觉得你有病时,病就真的来了。你觉得你漂亮,肯定越来越漂亮。你觉得自己不漂亮,越来越不漂亮。那在具体写作过程中,也要不停地给自己鼓劲儿,自己要给自己鼓掌。写作毕竟是一个耗时几年的漫长过程。一个作者几年写一个长篇,几年都不挣钱,付出特别多。这期间,人容易疲劳,丧失自信心。我只能跟自己说:“我一定要坚持下去。”于是,我就不停地给自己写条子,不停地给自己鼓劲儿。这个过程就像两万五千里长征,要不停地有刺激、有鼓励才能坚持下去。实在没办法了,哪怕出去吃顿好的,对自己也是激励,不然还真的坚持不下来。 黎 峰:您这个说法算是“心理暗示的精神疗法”,我听说你就是用“精神疗法”治好了自己的肝病。我还听说,您的一个朋友头天用架子车把你送到医院治病,第二天一早过来,却看见你在院子里的一个磨盘上写作呢。这是不是因为经常生病,您反而不那么在意了,也就没有影响到您的写作?
贾平凹:我年轻的时候,几乎是从十九岁上大学开始,就一直生病。民间有狐狸附体之说,我是病附体了。小时候生病,记忆不深刻了,小时得病也不治病,有一种巫术,就是“立柱子”或“提筷子”,或者用放血疗法,或者喝姜汤捂汗。上大学支持越南献血,一次献300毫升,发的补养钱没舍得买补品,买了书。身体正弱着,暑假回家,家里缺粮,和父亲去河南南阳买粮时受凉,又让蚊子叮了。回来发了烧,治了半年治不好,找一个老中医,才治好了。折磨我最大的病是肝病,1984年,就是回商州考察,到一个县上,那里正流行乙肝,我感冒了去街道的小诊所打柴胡,打针感染上了。小诊所里用一个针头给无数人扎,扎一个用酒精棉球擦一下,这些我不知道,回来就得病了。后来又去商州几次,在一个山镇的小旅馆睡了一夜,那里刚发过大水,被子特糊,天未亮就浑身痒,出一身红疙瘩,以为是湿疹。回到西安怎么也治不了,后来一个老中医看了说是疥疮。那时中国已宣传消灭了疥,大医院医生从没想到这是疥。老中医让我擦硫磺膏,擦了一个多月才好的。生了疥那奇痒啊,痒得烦躁不安。据说希特勒是生过疥的,情绪烦躁才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得病不一定就影响到你的生命,病和生命是两回事。但有病你痛苦得很,你活得不清爽,整天不舒服,不是这儿痛就是那儿痛。我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难过得很。这种难过一直伴随着我。我现在有一批医院的朋友,起码有两个护士长是亲戚般的朋友了,一直走动着。我这一生中,病和我的任何活动都直接联系着。有病了,我觉得精神放松是最重要的。比如你得了肝病,有些人自己紧张,再一个家庭紧张。家庭紧张就限制你,说这病是传染病啊,吃饭要给你定碗筷……这些全部限制了以后,就等于是一直在说:“你是病人,你是病人。”这实际上是一种心理不停地暗示你,你就会害怕。所以,我觉得家里人首先得彻底忘掉你是个病人,你的精神才会放松。我30多岁得了乙肝,45岁以后,乙肝居然自己好了,我闹不明白到底是咋好的。人有了病后,思维会有不一样的地方。那时人会经常以一种弱者的角度来看问题。做人,包括做文章,都是低调的、灰调的、悲观的。这起码是我自己的体会,那种清凄的阴柔的部分多了,人就不会争强好胜。以柔克刚的多了,包容性也大了。
黎 峰:1978年,您的短篇小说《满月儿》获得了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应该是您首次获得全国大奖,但听说您领奖回来之后,把获奖证书压在了箱底。这是觉得这个成绩不足喜,还是有什么冲淡了您的喜悦?
贾平凹:《满月儿》发表在《上海文学》上,1978年“文革”后第一次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就获奖了。当时社会对文学的那种关注度,比现在不知道强多少倍,大部分人都在读文学作品,一篇作品可以使你一夜成名。我还记得,当时和我一块领奖的,有王蒙、刘心武、张洁、张承志。我记得那天晚上,王蒙到我房间来,王蒙当时还开玩笑说,“你看你写那么长你获奖,我写这么短也一样获奖。”他当时是五十岁吧,我当时是二十四嘛,很年轻的,不像现在你获什么奖也没影响。这个经历,我写过一篇文章,你可以找找看。赴京领奖的路上我激动得睡不着,吃不下。一到北京,座谈会上坐满了老作家和新作家,读读他们的作品,看看他们的尊容,我的嚣张之气顿然消失,唉,我有什么可自傲的呢?不到西安,不知道山外的世界大小,不到北京,不知道中国的文坛高低。回家后,我把获奖证书扔给妻子,告诉她,请把它压在箱子底,永远不要让人看见。
黎 峰:在您的创作上,从80年代初期的《山镇夜店》《亡夫》等中短篇小说开始到《废都》,就一直争议不断,对此您是如何看待的?
贾平凹:从1978年到现在,我一直毁誉参半。开始搞创作以后,什么自由化倾向啊、反精神污染啊,我全部都经历过。开头遇到这些事以后,也惶恐啊、不理解啊、委屈啊、害怕见人啊。但是经得多了以后,人慢慢也就知道咋了,或者叫疲塌了,或者叫麻木了。你说坚强了也行,反正就是经的事情多了以后,起码就能把自己一些事情摆顺了,心理能调整好一点。《废都》在当时的争议,确实很有压力,受的那个压力大得很,一般人想象不来。因为那时候这个社会从“文革”过了不长时间,就害怕一争议,一批评,以后是不是不能写东西。我父亲也害怕,他从那个年代过来,怕我受不了批评,就来找我,喝酒,说些劝慰的话,我曾为这个写过文章。《废都》当年问题的焦点主要在性上,很容易就把你打倒在地,别人看你像看流氓,再努力也扭不过来。当时也有人说格调太灰,但是现在没有人说性了,因为现在超过它写性说爱的作品太多了。在这个作品里,我想写出当时京城那批知识分子那种悲观、失望、绝望,说到底就是写了一批失去了理想、失去了信仰以后,知识分子的一种混浊的状态。那么这种状态,我觉得很真实很深入地表现出那个时期人的一种苦闷的心理。人的问题,人性的问题,这是作家最感兴趣的地方。《废都》带给我个人的灾难是最多的,但是也因为它,扩大了我的读者群。喜欢我的作品的人说好得不得了,不喜欢的人骂得一塌糊涂。随着年龄增长,我对于外界的评价心态平和多了,说好的或者说不好的,都不会影响到我的写作。后来我觉得争议对于作家来讲也是一个好事情,不管意见怎么样,人家起码看作品,读这个作品,关心这个作品。我自己也有一些分析,觉得人家说的正确,我坚持。说得好像不是那回事,用不着和他辩论,在下一部作品里面再表现。表扬你,相当于在前面用绳在拉你,批评的话在后面推你。
黎 峰:争议中您没有放弃写作,感觉好像是越有争议,您就越写得起劲儿?
贾平凹:就觉得老不服气儿,不服气的时候吧,就觉得我这应该是对的,起码我是坚持我的。所以说为啥后来我不热衷于政治啊,不热衷于社会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啊,因为遇到的事情多,它逼着你也没办法做那些事情,只有龟缩回来,好好写我的东西。我总觉得要证明自己,就要好好写东西。好多作家听到一些批评,可能会一时觉得不舒服,但是如果时间长了就会感谢,批评你的这些人在后面推着你。在骨子里我是特别倔强的,你让我向东走,我偏不向东走。在1980年代,别人就说,你这个散文写得好,散文比小说好。那个时候我就不写散文了,写得好我就不写了,专门写小说。你说这样不行,我偏是这样。恐怕不停地写与这个也有一些关系,不停地写是想看看我还能不能写得更好。 黎 峰:听说您写作常常会去外地,而且是一直用笔在稿纸上写作,这种写作方式应该很辛苦吧?
贾平凹:我写《废都》是在一个水库边,现在这个水库已经变成了国家级风景区。我当时在那写作的时候,大家的房子都比较紧张,只有一台电视。如果这个电视坏了的话,就看不成了,只能看报纸。所以那个时候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我每天必须坚持写10个多小时。《废都》四十多万字,我用了40多天,草稿就写完了,抄改花了很长时间。现在不行了,一天能写个三千四千字,最顺畅的时候写五千字就了不起了,年龄确实不饶人。《古炉》出版的时候是67万字,写草稿时不停地列提纲,花费的时间特别长。其实写作最难的是动笔之前,开始我有这个想法,然后不停地列小提纲。随时有想法随时就列,准备得差不多了才动笔写。动笔写的时候,我一般就用特别豪华的笔记本写,打完第一稿的时候,我就在稿纸背面写,一般都是写三次,《秦腔》我写了四次。
四、我不是大师,是个老兵
黎 峰:当年曾和您同台领奖的作家,很多人就慢慢地不再创作了。而您的创作一直没有间断。在每一个文学时期,都有您的重要作品问世。而且您每一个阶段的作品,都成为文学畅销书,发行量都很大,还不断地获得海内外大奖,可以说是大师级作家。您觉得是信念还是才华,支撑您成为文坛“常青树”?
贾平凹:我在20多岁就开始写东西,到现在60多岁了,和我一块儿的好多人基本上都不写了,我还在写。可以说我是新时期文学至今的贯穿性人士之一,但实在是惭愧,我不是大师,仅仅是一个老兵。我还在写着,往前走着,一是写作实在是我的宿命,二是我还想年轻,并不看重我的过去,不服老的性格还是有的。反正觉得老有东西写,觉得自己还是写得不好,总想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表现得更好。再一个,一年不写,可能就淘汰了,文坛的淘汰率特别高。世界上不缺人才,江山代有才人出。要站住脚,必须想尽办法来写东西。以前也有不少人问过我,你怎么还老写呀?我说那你让我干啥呀?农民这一季把庄稼收了,就又忙着种下一季,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日子就是这样过的,这是工作也是生活。
黎 峰:虽然现在您住在城市,我们知道您经常会回到陕南老家,经常到下面去跑,可以讲讲您到下面去跑的经历吗?
贾平凹:乡下的生活,我小的时候是熟悉的。这几年交通方便以后,老家不停地来人,我也不停地回家,农村发生任何事情我都知道。我20岁以前,从农村走过来的,确实是很憎恨农村的那种生活,原来贫困的日子,农村那种现状。但是从某种意义上又很留恋,对故乡又恨又爱的……我经常跑一些地方,向乡下跑,花大量的时间到下面跑,这是我写作以外最主要的一个工作。1970年代到1980年代,我到乡下跑,没有人接待你。那个时间没有名声,就自己到一个旅馆住。到后来,慢慢你也有地位了,也有一些名气了,好多人愿意接待你,但是应酬太多。整天是吃饭、照相,说一些应酬话,浪费的时间也多了。这几年几个长篇写完以后再下去,基本上不跟任何人打招呼。我到陕南跑几次,朋友要了一辆车,我就去了。我愿意住在哪儿就是哪儿,愿意看什么就是什么。今天想住到这儿,就住到这儿。今天碰到什么就吃什么,又回到70、80年代下乡那种状况。我觉得特别好,确实收获特别大。能看到好多东西,能听到好多东西。整天在乡下,那种乡下的饭我也喜欢吃,过得特别充实。二十年前大家都追求好生活,来到陌生的城市。宁愿在城市里过很简单的生活,也不再回到乡村,对农村的感情也慢慢淡了。父母在的时候对那里还有一丝牵挂,一旦父母不在了连牵挂都没有了。对于农村的现状,我还是有许多想说、想交流的东西,也有很多茫然、无奈的东西,也不知道怎么办。二十年前我写商州的故事,有人指责我是把农民的垢甲搓下来让农民看。我现在仍在搓垢甲,这垢甲已不仅是农民,有城市人,也有知识分子,当然包括我自己。我现在居住于城里,目睹着政府花大力气为解决交通拥挤而扩张道路,就感叹这都是为富人着想啊,因为富人有小汽车。但是想一想,所有的富人都是由穷而富的,一部分先富起来,方能带动全部人的富裕。关心农民,不一定就以农民的眼光看待一切。但在努力使全社会富裕的过程中,许多问题没引起警惕和解决。现在,我们说培育民族精神、提高国民素质,这是全社会的问题。要富裕,要教育,也要做做人性缺陷的修补工作吧。
黎 峰:这让我想到卡夫卡说过的一句话:“社会生活去制造无数的小说,但在我们的小说中却圈不出社会生活”。现实有时候看到了,却很难去表现?
贾平凹:现实生活比较难写。历史上的、解放前的东西,写得放松,因为写的是大家都不甚了解的事情,作者可以随便写、随便编。现实的东西不能走形,一走形大家就都看出来了,很多东西你是编不了的。严格讲,现在作家脱离生活、脱离现实,靠想象、靠社会新闻写作的现象比较严重,不去真正参与到社会里。你在媒体上看到的对现实的报道,和你真正到下面去看到的,还是两回事。因为现在经常有人造第二自然,它可以蒙蔽好多人。你比如说陕北腰鼓吧,在外头看多慷慨激昂,实际上你到那儿,有多少人是在那儿高兴地敲那腰鼓?都是逢年过节,或者有个啥大事活动才敲,原来就是一两个人敲一敲,现在故意给你弄上几百人,一看就是一种外事活动,装饰性的,它不是发自于真正的生活啊生命啊需要做那些东西。不到现场去具体了解,你获得不了它背后的气息。当作家鼓起勇气走进现实、描写现实的时候,又会面对很多禁区。我在写作时,有意无意地都会考虑到这些要求。比如《带灯》,维稳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发生了很多故事。如果按照一般的理念来写,我就随便编了。那时我曾长时间没有突破口,当我了解到带灯这个人物,又回老家去看镇上发生的真实事情后,我马上就和以前了解到的面儿上的东西结合起来了。我写作品必须要有原型,这是一种写作习惯。我有一个看法,一个作家要保持自己的创作态势,一定要亲近社会现实,这些你必须要密切接触、密切关注。另外,你对文学的感觉不能忽视,对任何思潮,凡是文学方面新鲜的东西都要关注。现在的作家视野基本上都打开了,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地球村。这个地球上大多数人在想什么,这个问题你得清楚。你要关心这些东西,不能只关心个人的事情。海外有什么新的思潮、新的观念,这些东西你多少都得了解一些。如果不了解这些东西,你就没办法在这个行业里前进。 黎 峰:近些年来,您的《秦腔》《古炉》《带灯》到新近的《老生》,这些长篇作品的题材都是关于农民、农村和家乡。您是不是把写农村,特别是从“文革”到现在这段历史作为您的写作使命了?
贾平凹: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使命,农村是我熟悉的氛围,可以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既然如此,那我就把这个题材写透写实。中国是个农业大国,骨子里依然是农耕文明。尤其在西部农村,不管现代生活如何发展,依然继承着原来的农耕文明,这就像是一种文化基因,轻易很难改变。而且如今处于社会转型期,有很多振奋人的东西,同时也有令人焦虑的东西,各种矛盾都在这个时期激化。面对这种现象,每个作家就应该有自己的思索。既不能不停地歌颂和表扬,也不能一味地否定、批判。你怎么观察、把握这个社会,是一个作家很重要的素质。除了深入最基层的农村了解生活,我还每年去北京、上海和广州,了解大都市最时尚最前沿的东西,用两头来把握中国目前,这样才能正确地了解整个社会,尤其是转型时期的真实社会状况。很多人出去打工,他们的生活就在城市和农村的两头摇摆,尤其是新一代的农民工,他们喜欢城市,但是又融入不了大都市。现在农民的生活,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农村的危机就是没有人,年轻人都不回去了,这是最大的危机。社会转型期出现了问题和矛盾,这是必然经历的历史阶段,对于作家来说,这是一个大时代,也是让作家可以大显身手的时代。作家在面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时,要说出公道话,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一定要面对真实的社会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不光要真实,还要有真知。
黎 峰:《古炉》和《老生》都涉及到了“文革”,这个题材很多作家也都有涉猎。您在计划写“文革”的时候,最先想到突破的是什么?
贾平凹:其实早年,我在一些中短篇里也写过“文革”。写“文革”从没有断过,但是都是片段性的,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没有正面写“文革”。“文革”一结束,就有大量作家写“文革”。对这个题材的创作,在过去30多年里还是有很大变化。大家反复写“文革”,各有角度。比如,1970年代末,大家写“文革”就是对历史的控诉,被一种激愤的情绪笼罩。后来,又有人从政治层面来写,对这场历史进行反思。可这些都不是我熟悉的,我熟悉的还是当时的社会,我是一个观察者,我了解“文革”时候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当时的农民心里怎么想的。我不考虑为什么“文革”会爆发,我思考的是,为什么来自上面的力量爆发后,会那么快席卷全国,特别是连这么偏远的农村都卷进去。这肯定不仅仅是政治问题,还有人,特别是普通人的因素。所以我从一个偏僻的农村写起,写这里在“文革”运动中的人际关系。小说不单纯是反映政治,还有在这场运动中人的危机,我在这方面考虑得多些。最重要的是正视人心,我想追究人的善和自私。
黎 峰:您的作品语言,多用口语,看似平淡简单,却又韵味深长,常常让人会心一笑。您是把乡村人的说话和您从书面吸收的语词,融化、渗透进您的文学语言里去了。我也有幸几次在现场听过您的讲话,包括在讲官话的场合,说同样的事情,同样的一个意思,您说出来就不同,生动有味,一听就知道是贾老师的话。大家都说您是“语言大师”,有那种“无技巧就是大技巧”的感觉。
贾平凹:什么是好语言,我认为能准确表达情绪的就是好语言,它与作家的气息相关,也可以说与生命有关,而不在于太多的修饰。一般情况下,花里胡哨的都不是好东西。名牌就是简单,越简单品格越高。我看过一个专题片,是拍吴清源的,那个老棋圣,九十多岁了,让他在一个会上说说话。他说了一句话:大家好,阳光灿烂。他颤颤巍巍说了几遍这句话,我激动地哭了。我从未看电视哭的,那次流了泪。这话说得多好哇!只有吴清源才能说出这种话。人活成精了,伟大了,都说的是人生哲言,又都是家常话。各个行当的最高境界都是一回事,任何法门都能体验到真知,能贯通的人都是高人,当然文字也存在着修饰。
黎 峰:您的每一部作品都很受社会关注,您自己最喜欢哪部?
贾平凹:没有特别满意的,只有比较重要的。一部作品五十年后还有人读,才可以称之为比较好的作品。我写《废都》的时候40来岁,《浮躁》写于30多岁,《秦腔》写于50岁,《古炉》和《带灯》《老生》写于60来岁,他们都是我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品,大概每隔10年会有一个转折。有的人喜欢我年轻时候的作品,也有人喜欢我老了的作品。我自认为年轻的时候写作有技巧,人文的比较少,大多是从史书小说中看来的。年长了之后激情不如年轻时候,但结合的是自己生活、生命中经历感悟和提炼出来的智慧。智慧不是轻易就有的,它是日常生活中切实的体会,慢慢积累、看透了、了悟了的东西。
五、卖字画并不是个丢人的事
黎 峰:您的书法、绘画、收藏等这些爱好,对您的创作有什么帮助吗?
贾平凹:我觉得搞创作的人不管是文学还是艺术,都需要能量很强大,才能创作出好作品,优秀的创作者需要吸收各个方面的营养。从纵向来看,一方面需要传统的东西,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有太多的文化值得我们学习。另一方面,要对现代社会有充分的了解。20世纪以来,中国的作家都在讨论中西结合,传统和现代的融合问题,如何在现代的背景下让传统继续发展?民间性的东西如书法、绘画、收藏等都有很好的推动作用。农村有种土语说“会推磨子就会推碾子”,反正都是转圈。不管从事任何艺术,最高的境界是一回事情。要想把画画好,实际上也是表达,和文学表达是一样的东西,也是创造一种格局。音乐、绘画、舞蹈,最高境界都是一回事情。这些实际上都是相通的,也是相互促进的。
黎 峰:我们具体谈谈您的书画吧。从当年在水库上写大字,到今天你的字画被收藏,这中间是您无意为之,还是主动修为?现在求您字画的人太多,这些占据您的时间多吗?
贾平凹:写字画画我从小就喜欢,真正写起字来是在八十年代,画是在九十年代。画画是因为几个绘画界的朋友经常在一块,聊天,看人家怎么画,就是这么摸起来的。其实我现在写字挣的钱比稿费多,咱不是太高尚拒绝一切钱财的,经济社会,总得吃饭。最初是出于兴趣,兴趣带来了意外的收获嘛。不是为钱这个东西,如果你是为这个东西,那就坏了,就得整天跑出去给别人写字。我都是别人求到我家里,没事我给你写,有事就不写。而且是有条件的,哪方面的字我写,哪方面的字我不写。如果是纯粹为了钱,为生计奔波,为一百块钱把写作撂下,跑出去写字,那性质就变了。所以,如果给钱,又不费事,何乐而不为?花不了太多精力,作家也不是从早到晚写东西的,他可能好多天不写,也有不想写、怕写的时候。写字、画画其实影响不了写作的,你不写不画还得在家里呆着啊,闲着。写字比较简单,主要凭自己兴趣写。画基本上没有卖过,毕竟不是专业画家,而且画无法复制,不像有些画家卖牡丹,不断模仿。我的画是过了那个时间就再也画不出来了,自己娱乐,就像搓麻将,兴趣使然。我是画坛外人,画坏了,不会导致同行人的嘲笑攻击。可以说,我不会画画,我玩,这样就没有那些清规戒律,那些框框条条,心里怎么想我怎么画。绘画和写文章一样,里头有好多回忆的东西,有好多纪实的东西,还有好多韵味的东西,无法表达。比方说,李商隐那些爱情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平常人看了觉得感动,但任何读者都无法了解本来的原因,即使背后有个故事在,别人读了觉得有同感,但没有人能真正了解那种属于两个人之间的情绪,那个故事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消失了。其实,很多绘画作品的根源都在这里。 黎 峰:我也听人说,您的字画之所以定价,是因为求字画的太多,您用价格来拒绝一些,从而给自己腾出一些写作的时间?
贾平凹:从古到今,卖字画并不是个丢人的事。要字就拿钱来,拿多拿少的问题。现在最主要的工作是写作,从事时间最长的是写作,兴趣最大的还是写作。对一个作家来说,那当然是写作最重要,写字画画都是余事。我写小说时,就不写字画画,谁拿多少银子来我都不弄那事。我的欢乐都在文学创作里,写字画画是为了生存、休息和修养,随时可以终止。
黎 峰:前面我们跟一些陕西作家的访谈中,好几个人都提到了您对他们的帮助。因此我们觉得,在陕西文化界,您有着非常好的人缘。
贾平凹:人际关系好着,因为啥我能做到一点,就是从来不说人家一声坏话。我原来老讲,作为一个人啊要做到两点,一个是比较善良,再一个是大度,能宽容。我觉得这两点我能做到,所以我的朋友还多。北京有个女学者,她是搞文学评论的,以前跟我说,啥时候人要骂开你了,你就能成了,你不能老叫人说你好话。她的意思是说我不要委屈自己。我永远记住她那个话,总之外头没有谁说我做人哪有啥毛病的。因为我老是帮别人帮忙干事,起码咱永远没有害别人的心思,背后决不臧否人物,一般不说坏话。能帮人家谁,尽量都帮,哪怕谁有一成,咱说三成好。因为我觉得人活着都不容易嘛,人家来求你,要你办事,尽量给人家说好话就完了,所以人际关系很好,再一个咱也没啥架子啊。但往往在外头好的,对家里人就不好,正好是反的,一般都这样。其实我性格里面是执拗,话在外头说得多了,回到家就没话了。经常一个人在那儿坐着,话少得很。
黎 峰:您曾经说,“我越来越信奉作者的品格对作品品格的影响和统一。大高尚的人或许能写出好文章,大枭雄的人也可能写出好文章,大正大邪都可能干大事情,但是如果说是小奸小善的,或者庸俗的、小聪明的,我觉得那肯定写不好,即便有一点才华,也只能越往后越暴露自己的“小”来,因为任何文章都是作者的自供书。”您为何会有这样的看法或者说是结论吧?
贾平凹:衡量一部作品,主要看心灵方面的东西和文学方面的东西。心灵的东西在文字背后,是渗透出来的,你吃饱肚子了,散发出的气就不一样。你灵魂方面的东西饱满,能量很大,你的文字肯定是鲜活的。文学创作不是一年两年,或是十年八年的事情,它是一辈子的事情。所以有了大的理想,也不会计较受打击、受委屈,也不贪想,也不计较小利小惠。因为有了大的理想就有了大的心胸,但是有了大的理想以后要谨防狂妄。我从这个路上走过了几十年了,当编辑、搞写作。当编辑的过程中,见过好多搞文学创作的人,年轻时写作容易狂妄,狂妄是一个很偏执的思维,一狂妄就影响自己吸收更多的东西。一定要一手自卑一手自尊地往前走,因为你自卑了以后,你可以静下来吸收更多的东西。
黎 峰:如果让贾老师给自己做个评价,您会怎么评价自己?现在大家都在谈梦想,您的人生梦想是什么?
贾平凹:我是极普通的人在世俗中生活着,别人的优点我或许有,别人的毛病我可能也有。人在任何社会条件下都可以梦想,但梦要做得大,做得圆满,必须有社会环境的配合。要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大家的梦想才能自由发展,才能有做梦的空间、实现梦想的空间。这个时代的中国,在我有限的生命经历中,相对来说是最好的时候。起码大家还在怀着个人的抱负和梦想,不断地实现自己、追求创造。户口并没有把你限制到某一个地方、某一个部门,你愿意干就干,只要有才华就能发挥。如果你在一个软弱、黑暗、不自在的社会环境里,虽然每个人都有梦,但梦都做得很小、很现实,人的胆量很快就会小,活得很卑微,就不会有生命的前途和希望的。作为一个人来讲,当然希望自己的一生越来越好,故乡越来越好,城市越来越繁华,一切东西都好,人过得很幸福、很安静。
黎 峰:谢谢贾老师向我们敞开心扉,聊了这么多。最后想问问,现在陕西爱好写作的年轻人还是不少,但能在全国范围内有影响的好像不多。对青年写作者,您有什么建议或者希望吗?
贾平凹:整个社会有这样一种情况,一方面文学边缘化,一方面爱文学的人,爱写作的人特别多,出的书就特别多。在50年代文坛有一句话:一辈子写一本书就够了,现在你出10本也不起作用。从群众基础来看,写作人特别多,不光在网上写,而且还出版书籍。所以这方面发生了大的改变,现在是全民写作。整个陕西的作家队伍还是比较庞大的,但是整体来说,陕西青年作家队伍中冒尖的不多,有大影响的还少一些。这几年,我看其他省市年轻的作家冒出的特别猛,而且冒出以后作品在全国影响特别大。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有危机感,因为文学创作虽然是个人的行为,但它不是关起门来、自娱自乐,要从整个社会和全国大局来看来审视自己的作品。我们常常说陕西的文化历史土壤比较厚,所以咱们要不为他们落后,不为他们淘汰。当然,文学创作这条路比较难走。在行政上,你要当个处长都难得很,某种程度上讲,文学比这个还难。因为作家两三年不努力,马上就会被淘汰了。要想不被淘汰,一定要争人先,要有理想,说不好听叫野心,说得高雅点叫理想。当然,我们也要等待,在不经意间“一朵花”就开了。
黎峰: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现居西安。
对话人及对话整理:黎峰
一、世态炎凉我体会得特别多
黎 峰:贾老师好,这些年您很少接受采访了,谢谢您给我这次机会。来之前我看了一些您以前的采访资料,您说自己其实一直都不太顺。在外界印象中,贾老师作品一部接一部、文学奖一个接一个、名气一天比一天大、字画一天比一天值钱。除开当年您那部小说受了批评外,一直都很顺的呀。您为什么说不顺呢?
贾平凹:我是幼年受苦,不幸地生在国家经济最困难的时期,日子特别苦。到十三四岁,文化大革命来了,我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这下在政治上、经济上都一塌糊涂了,感觉永远没有指望了。青年时期又得了几场大病,几乎年年住院,身体就再不好了,三十岁时差一点就死了。肝病一直到快五十岁,才慢慢好起来。再有一个就是人生里的一些重大的事情,家庭呀,老人孩子呀。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不像现在的年轻人,对啥看得淡得很。再一个是创作上的,《废都》带来的灾难,多得啥也做不成。所以说我这一生病多、事儿多,从来就没有过得舒坦过。现在挣钱也挣得可以,起码在作家里面还算可以,可就是事儿多。
黎 峰:父亲被打成“反革命”那年,您已经十三岁了,很多事情应该记得,介意讲讲父亲的事情吗?
贾平凹:父亲解放前在西安教书。胡宗南撤退前,在西安做过一次报告,国民党为了冒充数字,把各个学校所有的花名册集体给送上去,说是参加那个会的。其实父亲没有参加那个报告,名字他上去了,入了档案,后来把这次报告定为“特务训练班”,文化大革命中他就被打成特务分子了。打成特务分子以后,他就带着一身伤残被开除公职,戴着“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被押送回来了。我印象很深,父亲回村里的时候,我和母亲正在地里干活。别人说我父亲回来了,我就往回跑。我父亲戴着反革命分子帽子,一见我就拉着我的手哭了,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见到父亲哭。他说,我把孩子害了。当时他最关心不是他的政治生命,而是自己影响了家庭和孩子的前途。当时我母亲是农民,我随着母亲是农业户口。我父亲他是国家教师,挣工资,工资还比较高,在我那个村子还是小康人家,日子过得好呢。但突然成了“反革命”,就变成人下人了,一下子就给推下去了。人世间的世态炎凉,我体会得特别多,那些东西不应该是十三岁的孩子来体会的。什么都没有了,粮也分不下来,没人再到我家来,包括亲戚、朋友也不敢。我父亲回来以后有一两个月就不出门,觉得抬不起头来。我姨要来看,也不敢进屋,拿了几颗鸡蛋用毛巾包起来,给我一个本家的堂兄,让把这鸡蛋捎回来。
黎 峰:我读过您的《祭父》,说父亲一生在乡间教书,他什么时候从西安回了棣花教书?
贾平凹:解放西安的时候他害怕,老家就把他叫回家了。所以我说人一生有好多机会,有好多关键时刻,或许就转到左了,或许就转到右了。如果我父亲不被老家叫回去,他就会留在西安,我从小就是西安的市民,我就用不着费掉那么多时间再返回城里。我父亲回去以后吧,本来我的姨夫就是陕南游击队的一个领导人,父亲就投奔了部队上,干干他又走了。如果他不离开部队,估计就是共产党部队上的一个干部,那我也是干部子弟。我就是在姨父的团部出生的,当时这个团部就驻扎在村里一户李姓地主的大院里。我姨把她大着肚子的妹妹接到团部,十几天后,天降大雨我就降生了。我父亲在西安上学的时候,有一天在街上碰到一个人,问他小伙子你愿不愿意当兵去?他说当兵可以,不要家里钱,又有饭吃。那人说明天就到某个地方来,我在那儿等你。他第二天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正好就是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八路军办事处是干啥的?就是把青年往延安送的。他一看是到延安那个地方,就没去。如果他那个时候去了,后来肯定是老干部了,我也用不着在农村受那么多折磨。
黎 峰:您少年时代在农村感受到的苦难主要是什么呢?
贾平凹:那个时候在乡下,苦难特别多。文化大革命一来,那时我上到初中二年级前半学期,就停课了,学校放了长假。我被划为1967年的初中毕业生,回到了棣花,成了名副其实的农民。要按那个年龄段的经历,在农民里我也属于知识青年,但是在大多数人的概念中,中国对知识青年只限定到原本住在城里,有着还算富裕的日子,突然敲锣打鼓地来到乡下锻炼当农民的那一批人,才叫知识青年。我家本身就在农村,回到家乡的,就不承认你是知识青年。属于回乡青年,不叫下乡青年。回乡青年比下乡青年似乎在人们概念中要低人一等,社会也不关心这些人。十三四岁的孩子,回到农村就要像大人一样劳动。在生产队干满一天活,当时正常情况下,一个男劳力每天可挣十分工,女的也能挣到七八分工。我只给记三分工,一天挣6分钱,也吃不饱。那时的政治气候和现在不一样,普遍形成的观点就是在那个年代,你在农村就毫无出路,你只能世世代代当农民,而农村又那么苦。现在我可以走遍天下,只要我有能力,我就可以走。那个时候吧,你就桎梏到那儿,一辈子把你锁在那儿,你不能跑的。因为那个时候还需要粮票,你没有粮票没有户口,你在别的地方都吃不上饭,没地方住宿,没介绍信你就住不了旅馆,走哪儿把你都卡死着。所以说那个时候为啥没有罪犯?你逃不出,你往哪儿逃呢?你没处逃。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才有长期逃窜的犯人,怎么都可以在外头混。那时候人们想脱掉农民这张皮,这张皮把你限制得低人几等。
黎 峰:您说的这些我很有感触,我是在四川农村长大的,那时候有人到乡镇上工作,就是“城里人”,吃商品粮了。父母告诫我们,要努力读书,“卖掉大山”“脱掉农皮”。后来您去了水库当宣传员,从那儿上了大学,算是脱了“农皮”了吧?
贾平凹:我父亲被打成“反革命”的那几年,我在农村惟一的愿望就是出去参加工作。当时城市里的企业、单位来招收技术工人,肯定没有我了,不可能叫个“反革命”子女去当工人。后来公路上收养路工,整天拿个锹,铲一下地面。我也报名,但是也没有收我。后来部队征兵,我又去报名,也不让去。你表现再优秀,在选人的第一批就把你刷掉。学校招收民办教师,我也报过名,也没有我。后来学校一个老师,回家生小孩了,临时让我代理教了一阵。等人家把产期休完以后,你就结束了。我原来是基干民兵,因为当时准备和苏联打仗,农村的年轻人都加入民兵组织,整天训练。开头我在民兵连里当文书,因为我字写得好,后来我父亲一出事,就把我赶出来。后来学大寨修水利,我们那儿修一个大型水库,年轻人都去,也是以民兵建制,挣工分。当时别人都去水库劳动,我却被留在村子里和妇女一块劳动。后来我听从水库工地回来的人讲,工地上需要一个写字搞宣传的,别人推荐你去,但也没有啥下文。我听了这话以后,就主动去了。记得那天下着特别大的雨,我拿了一些干粮,去干了三天活。我当时在工地指挥部每天晃来晃去的,想引起人家注意。后来工地指挥部的人就发现我了,说你来了,那你给咱去刷一下标语吧。刷标语就是在山崖的大石头上刷那些“农业学大寨”“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大型标语。我拎着大红漆桶子,握着大排笔,满山写标语。他们觉得我写得不错,就把我留下来,在工地上办简报。每天到工地上去采访,回来写东西,然后在蜡版上刻,拿油印机子印,到工地上散发,再拿大喇叭念这个稿子。当时我父亲得到消息,说大学要招生,他叫我连夜走十里路回家,跟我说一定要去报名。当时工农兵上大学,有三个条件。你自己得报名、群众要推荐、领导要批准,然后学校再考试。当时我属于可教育子女,大家就把我推荐了,他们都觉得这个孩子干活卖力,特别踏实,简报也办得比较好,领导同意我去。最早推荐我到西北工业大学飞机制造系,我当时压力特别大,因为我是初中二年级毕业的。县上领导知道情况后,就把我改到了西北大学中文系。 二、搞写作对自己要有严要求
黎 峰:上了大学中文系,不仅让您彻底地走出了农村,也让您的人生从此与写作联系在了一起。在这个过程中,您选择写作,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贾平凹:上大学是整个改变了我的人生。如果我不去干水库,那时国家不招工农兵学员,我也出不来。然后修水库时,我看到一本书,没头没尾,上了大学才知道是孙犁的《白洋淀纪事》。在大学里,我把孙犁当老师,对那里边的短小说很有兴趣,就模仿着在笔记本上写,写了一大本,全是自己经历的人和事。后来那个笔记本丢失了,大学毕业后有十年,我回了一次老家,有一文学青年说他有我一本笔记,是辗转了五六个人的手得到的,我用别的东西将笔记本换了回来。这本笔记一些文友看了,觉得比我现在写的还好呢,那算是个文学的启蒙。刚上大学时,老师要求每一个新生写一篇文章。我写了一首诗歌,老师一看觉得写得不错,就推荐给当时大学办的一份报纸,刊登出来。我到食堂去吃饭,大家都指指点点,从此激发了我的创作欲望,就喜欢上了搞创作。工农兵学员有个特点,就是原则上你从哪儿来,将来还分到那个地方去。我是从农村来的,我不可能学上三年又回到农村当农民,肯定要重新分配,但是我分配到哪儿,不知道。所以我就没有学习的重点了,随心所欲,我爱啥就学啥,就开始写东西。
黎 峰:大学期间你发表了20多篇作品。我是在1990年代末上的作家班,当时文学刊物也很多。我们大学期间发表作品最多的人也不过10多篇,您那时候的发表量真是不得了。应该说您有着非常好的文学基础,上大学只是激发了您的写作才能,后来您还就此提出了个“凳子”说?
贾平凹:那是一次开笔会,非让我发言。我就说,这个世界上更多的人,是被别人安排着过完一生,被安排着学哪门技术,被安排着进哪个学校,被安排着在哪个单位上班,却从来没有真正为自己安排一件事情去做。人在这时候,最需要有一只凳子,你站上去,才会发现,你还有着许多没有挖掘出来的才能和智慧。而这只凳子,就是突然闯进你心中的一个想法,一个念头。大学毕业前,我一共发表了二十七篇作品,有文学作品也有新闻稿子。那时写东西特别狂热,那水平特别差,但是爱得很,特别热爱。那个时候年轻,整夜都不睡觉在那里构思,几天就一篇文章。写完后,就拿去让教写作的老师看,有得到赞许的,就投给校报编辑部。到后来,老师也不愿给看了,就埋下头来自己琢磨。看了许多的书,也浏览了不少报刊。我是写革命故事开始的,起点特别低,一上路腿力不强才导致了几十年的趔趔趄趄。许多人说我写作多变化,我说不变就遭淘汰了。你的基础差,必须学习和实验。可悲的是,我好像才慢慢懂得了一些怎么写的道理,年纪却老了。见到现在的一些年轻作家,自己就要产生自惭形秽的感觉,因为他们现在的文学环境好,一开始吸收就都是好营养,接触的都是中外文学的好东西。青年作家一上手吧就是一丈,水平特别高,我是一寸寸往上爬过来的。当时我搞创作,社会的文学气氛很淡,整个陕西省就没有一个文学刊物,只有一份刊物叫《群众文艺》,上面主要发革命故事。好的小说基本上看不到,国内的小说少,外国的小说没有。我曾经给我孩子说,我那是从宣传工具一步步过来的,你现在啥都好得很,文学语感啊、技巧啊、作品的维度啊、对文学观的建立啊,但是你现在缺的就是,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名利思想不严重,就是成名成家的思想不严重,就是没有强烈的那种欲望。就是我今天想写了才写,不想写就不写,就把那不当一回事儿,完全当一个玩的东西。现在别人我不敢说,起码我孩子是这样的,一般都懒,就是把那看得不重。在我那个时候,把那看得特别重。
黎 峰:大学毕业之后,是不是因为您的文学成绩而留在西安,进了陕西人民出版社?从那以后,您是不是就开始进入了专业创作?
贾平凹:我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实习过,当时编辑部领导同志对我印象特别好,我就这样到了陕西人民出版社当编辑。在那儿当了五年编辑,从那儿又调到西安市的《长安》杂志社当编辑。后来办《美文》,也算是做编辑。我前半辈子大多在当编辑,写作和作家反而是业余的。
黎 峰:当编辑和搞创作会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但您似乎没受到大的影响。作品好,《美文》也办得漂亮,事情处理得也很好。像创办《美文》,从争取刊号、刊名的大费周折,到“大散文”观的提出与兴起。我还听说您在编辑部会议上讲,要“发挥每个人的才干,每人都要有‘离开我不行’的决心”,这是多么好的现代管理理念呀,这应该是您自豪的事吧?
贾平凹:当编辑以后当时整天搞创作,和编辑工作有矛盾。最早我在出版社当编辑,它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不允许你搞创作,怕你影响业务。我搞创作都是下班以后,领导还老批评我,不想好好编稿子,光想写东西。后来有个机会,西安市文联要成立创作研究室,然后我就当了第一届创作研究室的主任。当了一两年主任以后,人家叫我当市作协的副主席。然后过了一年,叫我当市上的文联主席。在当主任以前,都是每天按时上下班。当主席的时候,我说我不当,我一个不会,身上也没有杀气,再一个我也没心思弄那事情。但领导说,你必须要当文联主席,他要求是一个文学方面有影响的人。我说那要我当,我就不坐班了。领导说创作还是你的第一任务嘛,你反正就搞创作,可以给你配一个工作班子,让党组书记把日常工作给你管上,有啥活动你来参加就好。人一生,我觉得最幸运的东西,一个是很自由,再一个就是你的爱好和你从事的职业是一致的,这两件我都能达到。所以从那以后,那是1990年吧,我就自由了,就是不坐班了。当然文联要开党组会啊,开什么会决定大事情啊,还得开会去。创办《美文》我投入了很多精力。当时我是作协副主席、文联主席,但相当部分精力投入办《美文》。因为这个刊物是我开办的,当主编。要么不办,办就要给办个像样的。我们就在杂志上明目张胆地写着“大散文月刊”。“大散文”这三个字一提出,有人就说“什么是大散文?哪一篇散文算是大散文?”我们的想法是,一方面要鼓呼散文的内涵要有时代性,要有生活实感,境界要大,另一方面鼓呼拓开散文题材的路子。口号的提出主要得看他提出的原因和内核,而不在口号本身的严密性。我们的杂志坚持我们的宗旨,所以我们拒绝那些政治概念化的作品,拒绝那些小感觉小感情的作品,尽量约一些从事别的艺术门类的人的文章。大量地发了小说家、诗人、学者所写的散文,而且将一些有内容又写得好的信件、日记、序跋、导演阐述、碑文、诊断书、鉴定书、演讲稿等等,甚至笔记、留言也发表。没有发表过散文诗和议论缺斤短两一类的杂文。办《美文》开头那精细得很,连封面都是我钻到图书馆到处寻资料,想怎么个设计法。当然具体是有人设计,但是我得提建议,版式怎么个弄法,那开始都是明确的。杂志虽小事情多,上下左右各种关系,劳心劳力,赞助还得我自己去拉,给人说话,得去做这些事情。刚开办的那几年,稿子我还得看,因为刊物上打着我的名字,后来过了一两年才慢慢不看稿了,每一次都要写前面的导语。我做《美文》,要求每个编辑对散文状况和散文作家要了解,最大限度杜绝人情稿。要他们爱这个刊物,爱编辑这个职业,鼓励他们做资深优秀编辑。 黎 峰:现在您是省作协主席,作协也主办了《延河》,《延河》发展得怎么样?
贾平凹:《延河》是一个很有历史的文学刊物,在全国也还是很有名气和影响力的。《延河》为了办得更好,在内容、版式、设计上做了好多工作,有起色。现在全国省级文学刊物普遍发行不行。不能跟《人民文学》《收获》比。《延河》之所以到了今天,也是人们普遍不注重文学的世风之下的沦落。就好比冬天来了,任何树都要落叶子。春天来了,任何草都要开花。
黎 峰:这些年来您一直都在担任着公共职务,现在是省作协主席、全国政协委员,还是西安市文联主席,工作上有那么一摊子事情,然后还有那么多人找您,还有一些社会上的活动,方方面面的干扰那么多,而您却每一两年就有一部长篇出来,您是如何做到的呢?
贾平凹:要写作自己得想办法。如果自己不想办法,一天天就过去了,时间就过去了。搞写作对自己还是要有严要求的,人这一生干不了多少事情,要干就要把这个事情尽自己能力尽量干好。生活到现在,得用减法不能用加法,能推的事尽量推掉。在作协和文联就是给人多服务一点,当然这是社会给你的荣誉和做事的机会。作协文联的领导,没有权力,没有福利,顶多就是出镜率高一点、参加的会多一点。除了开会一些活动,单位一般日常的事务,我也不大管,有党组嘛,他们也给我支持。关于开会,我的原则是“能不开就不开,能少开就少开”,还是比较安静地能写写东西。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职务对于作家来说只能一时有用,长远上根本不起作用。作为一个作家,最关键还在作品,只有作品才是作家最值得关注的东西,自己要提醒自己。这么多年,拿我自己来讲,家里的事情我基本上没有管过。所以从丈夫、父亲的角度来说,我做得都是很差的,因为顾不过来。有时我跟家里人也讲,你们就权当我是个领导干部,因为领导干部也不回去嘛,他也一天这样事那样事的。那你照顾不了家,慢慢地照顾家的那种功能就萎缩了。也有人很会处理那些家务事情,咱有时硬着头皮豁出去说,咱今天啥都不干就陪一回家里人,经常陪一回家里人就是出于这种心态陪的,倒不是说发自内心地在那儿玩着。这样长期以来,写作之外的事情自己觉得就不会了。我也给人说过,这么多年来,把新老朋友都得罪完了。为啥呢,你一年里好多时间都飞来飞去,去开研讨会,去领奖评奖。那你毕竟还是个作家,还想写自己的东西,那有一点自己的时间,就得赶紧去写东西,你就没时间和朋友应酬。那你就只能和他们在一些场合碰个面,打个招呼说几句话,有时连话都没时间说,要跟人家活动主办方走。
黎 峰:我听过不少人说你“入定快”,就是不太受外界干扰。跟人说着话呢,转身进屋就能写作,这种功能也是锻炼出来的吧?
贾平凹:现在这个社会干扰的东西太多,诱惑的东西也太多,杂七杂八的事情特别多,但你又毕竟在生活中,好多事情你还得去处理。后来遇到任何事情我都给自己提醒,一定要静下来,再一个就是一定要耐烦。要耐烦,把心静下来,不然一烦燥,情绪不好,对写作也是一个影响。这样保持很纯净的一种心态,保持很安静的这种环境。这种生活状态,我觉得起码对我是有收获的,更有利于写作。社会确实需要公共知识分子,但可能不是我。对我来讲,静下来写作,这是最重要的东西。
三、在骨子里我特别倔强
黎 峰:听说在您写作初期,经常收到退稿信,但您愈挫愈勇,终于写出来了。我想知道,那当年您是如何坚定自己一定能写出来的信心呢?
贾平凹:其间甘苦一言难尽。刚开始,稿子向全国四面八方投寄,四面八方退稿涌回来,我心有些冷,恨过自己命运,恨过编辑,担心将来一事无成,反误了青春年华,夜里常常一个人伴着孤灯呆坐。熬夜到凌晨一点,困极了,只要说声睡,立即就睡着了。如果再坚持熬一会儿,熬红了眼,反倒没瞌睡了。于是想,创作大概也是如此,就发奋起来,将所有的退稿信都贴在墙上,抬头低眼让我看到我自己的耻辱。退稿信真多,几乎一半是铅印退稿条,有的编辑同志工作太忙了,铅印条上连我的名字也未填。能不能写出来,自己绝对有感觉。不是说是糊里糊涂的,不知道,干了一阵之后绝对有感觉。我当时写《废都》的时候,人家都说他怎么写这个东西。干成干不成,能写不能写,自己对自己有一个把握。我年轻的时候,见到一些编辑老师和评论家,就说你看我的作品能不能写成。如果能写成,哪怕再苦,也要写下去,因为我就害怕折腾了几十年一事无成,那我还不如做生意,做个别的什么。但是没有一个人能给你回答,只有你自己知道。但有时吧,自己估量得不是很到位。有时构思的时候、突然有这个写作冲动的时候,有一种很兴奋的感觉。但是往往想得好得很,笔下老表现不出来,特别苦恼、气愤,恨自己怎么表现不出来,这种事情常有。
黎 峰:在您写不下去的时候,对自己的信心会不会产生打击?
贾平凹:我觉得,自己有时还得给自己打打气,就是天生我才肯定是有用处的。一般按照中国民间最基本说法,好事都多磨嘛。人生要多磨难,才能成事儿,你太顺也不行嘛。实际上又是用这来鼓励自己,也是提高自己自信心的。但一旦这种东西渗透到血液里边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地,就变成了一个信念了,它反过来又左右我自己。有一个人,他给我讲过一件事情。他是每天晚上写字时老祈祷,就祈求说,今天叫苏东坡来写,明天或者叫司马迁来帮他写。实际上一般解释恐怕是不可能的,是无稽之谈,但这是他一直的一个信念。其实我觉得,他那个信念绝对起作用的。我觉得这里边,它肯定有一个,不说是神灵附体吧,起码你自我意识里边调动了你自己的一种幻想。比如说你觉得你没病时,你的病也就没了。你老觉得你有病时,病就真的来了。你觉得你漂亮,肯定越来越漂亮。你觉得自己不漂亮,越来越不漂亮。那在具体写作过程中,也要不停地给自己鼓劲儿,自己要给自己鼓掌。写作毕竟是一个耗时几年的漫长过程。一个作者几年写一个长篇,几年都不挣钱,付出特别多。这期间,人容易疲劳,丧失自信心。我只能跟自己说:“我一定要坚持下去。”于是,我就不停地给自己写条子,不停地给自己鼓劲儿。这个过程就像两万五千里长征,要不停地有刺激、有鼓励才能坚持下去。实在没办法了,哪怕出去吃顿好的,对自己也是激励,不然还真的坚持不下来。 黎 峰:您这个说法算是“心理暗示的精神疗法”,我听说你就是用“精神疗法”治好了自己的肝病。我还听说,您的一个朋友头天用架子车把你送到医院治病,第二天一早过来,却看见你在院子里的一个磨盘上写作呢。这是不是因为经常生病,您反而不那么在意了,也就没有影响到您的写作?
贾平凹:我年轻的时候,几乎是从十九岁上大学开始,就一直生病。民间有狐狸附体之说,我是病附体了。小时候生病,记忆不深刻了,小时得病也不治病,有一种巫术,就是“立柱子”或“提筷子”,或者用放血疗法,或者喝姜汤捂汗。上大学支持越南献血,一次献300毫升,发的补养钱没舍得买补品,买了书。身体正弱着,暑假回家,家里缺粮,和父亲去河南南阳买粮时受凉,又让蚊子叮了。回来发了烧,治了半年治不好,找一个老中医,才治好了。折磨我最大的病是肝病,1984年,就是回商州考察,到一个县上,那里正流行乙肝,我感冒了去街道的小诊所打柴胡,打针感染上了。小诊所里用一个针头给无数人扎,扎一个用酒精棉球擦一下,这些我不知道,回来就得病了。后来又去商州几次,在一个山镇的小旅馆睡了一夜,那里刚发过大水,被子特糊,天未亮就浑身痒,出一身红疙瘩,以为是湿疹。回到西安怎么也治不了,后来一个老中医看了说是疥疮。那时中国已宣传消灭了疥,大医院医生从没想到这是疥。老中医让我擦硫磺膏,擦了一个多月才好的。生了疥那奇痒啊,痒得烦躁不安。据说希特勒是生过疥的,情绪烦躁才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得病不一定就影响到你的生命,病和生命是两回事。但有病你痛苦得很,你活得不清爽,整天不舒服,不是这儿痛就是那儿痛。我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难过得很。这种难过一直伴随着我。我现在有一批医院的朋友,起码有两个护士长是亲戚般的朋友了,一直走动着。我这一生中,病和我的任何活动都直接联系着。有病了,我觉得精神放松是最重要的。比如你得了肝病,有些人自己紧张,再一个家庭紧张。家庭紧张就限制你,说这病是传染病啊,吃饭要给你定碗筷……这些全部限制了以后,就等于是一直在说:“你是病人,你是病人。”这实际上是一种心理不停地暗示你,你就会害怕。所以,我觉得家里人首先得彻底忘掉你是个病人,你的精神才会放松。我30多岁得了乙肝,45岁以后,乙肝居然自己好了,我闹不明白到底是咋好的。人有了病后,思维会有不一样的地方。那时人会经常以一种弱者的角度来看问题。做人,包括做文章,都是低调的、灰调的、悲观的。这起码是我自己的体会,那种清凄的阴柔的部分多了,人就不会争强好胜。以柔克刚的多了,包容性也大了。
黎 峰:1978年,您的短篇小说《满月儿》获得了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应该是您首次获得全国大奖,但听说您领奖回来之后,把获奖证书压在了箱底。这是觉得这个成绩不足喜,还是有什么冲淡了您的喜悦?
贾平凹:《满月儿》发表在《上海文学》上,1978年“文革”后第一次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就获奖了。当时社会对文学的那种关注度,比现在不知道强多少倍,大部分人都在读文学作品,一篇作品可以使你一夜成名。我还记得,当时和我一块领奖的,有王蒙、刘心武、张洁、张承志。我记得那天晚上,王蒙到我房间来,王蒙当时还开玩笑说,“你看你写那么长你获奖,我写这么短也一样获奖。”他当时是五十岁吧,我当时是二十四嘛,很年轻的,不像现在你获什么奖也没影响。这个经历,我写过一篇文章,你可以找找看。赴京领奖的路上我激动得睡不着,吃不下。一到北京,座谈会上坐满了老作家和新作家,读读他们的作品,看看他们的尊容,我的嚣张之气顿然消失,唉,我有什么可自傲的呢?不到西安,不知道山外的世界大小,不到北京,不知道中国的文坛高低。回家后,我把获奖证书扔给妻子,告诉她,请把它压在箱子底,永远不要让人看见。
黎 峰:在您的创作上,从80年代初期的《山镇夜店》《亡夫》等中短篇小说开始到《废都》,就一直争议不断,对此您是如何看待的?
贾平凹:从1978年到现在,我一直毁誉参半。开始搞创作以后,什么自由化倾向啊、反精神污染啊,我全部都经历过。开头遇到这些事以后,也惶恐啊、不理解啊、委屈啊、害怕见人啊。但是经得多了以后,人慢慢也就知道咋了,或者叫疲塌了,或者叫麻木了。你说坚强了也行,反正就是经的事情多了以后,起码就能把自己一些事情摆顺了,心理能调整好一点。《废都》在当时的争议,确实很有压力,受的那个压力大得很,一般人想象不来。因为那时候这个社会从“文革”过了不长时间,就害怕一争议,一批评,以后是不是不能写东西。我父亲也害怕,他从那个年代过来,怕我受不了批评,就来找我,喝酒,说些劝慰的话,我曾为这个写过文章。《废都》当年问题的焦点主要在性上,很容易就把你打倒在地,别人看你像看流氓,再努力也扭不过来。当时也有人说格调太灰,但是现在没有人说性了,因为现在超过它写性说爱的作品太多了。在这个作品里,我想写出当时京城那批知识分子那种悲观、失望、绝望,说到底就是写了一批失去了理想、失去了信仰以后,知识分子的一种混浊的状态。那么这种状态,我觉得很真实很深入地表现出那个时期人的一种苦闷的心理。人的问题,人性的问题,这是作家最感兴趣的地方。《废都》带给我个人的灾难是最多的,但是也因为它,扩大了我的读者群。喜欢我的作品的人说好得不得了,不喜欢的人骂得一塌糊涂。随着年龄增长,我对于外界的评价心态平和多了,说好的或者说不好的,都不会影响到我的写作。后来我觉得争议对于作家来讲也是一个好事情,不管意见怎么样,人家起码看作品,读这个作品,关心这个作品。我自己也有一些分析,觉得人家说的正确,我坚持。说得好像不是那回事,用不着和他辩论,在下一部作品里面再表现。表扬你,相当于在前面用绳在拉你,批评的话在后面推你。
黎 峰:争议中您没有放弃写作,感觉好像是越有争议,您就越写得起劲儿?
贾平凹:就觉得老不服气儿,不服气的时候吧,就觉得我这应该是对的,起码我是坚持我的。所以说为啥后来我不热衷于政治啊,不热衷于社会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啊,因为遇到的事情多,它逼着你也没办法做那些事情,只有龟缩回来,好好写我的东西。我总觉得要证明自己,就要好好写东西。好多作家听到一些批评,可能会一时觉得不舒服,但是如果时间长了就会感谢,批评你的这些人在后面推着你。在骨子里我是特别倔强的,你让我向东走,我偏不向东走。在1980年代,别人就说,你这个散文写得好,散文比小说好。那个时候我就不写散文了,写得好我就不写了,专门写小说。你说这样不行,我偏是这样。恐怕不停地写与这个也有一些关系,不停地写是想看看我还能不能写得更好。 黎 峰:听说您写作常常会去外地,而且是一直用笔在稿纸上写作,这种写作方式应该很辛苦吧?
贾平凹:我写《废都》是在一个水库边,现在这个水库已经变成了国家级风景区。我当时在那写作的时候,大家的房子都比较紧张,只有一台电视。如果这个电视坏了的话,就看不成了,只能看报纸。所以那个时候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我每天必须坚持写10个多小时。《废都》四十多万字,我用了40多天,草稿就写完了,抄改花了很长时间。现在不行了,一天能写个三千四千字,最顺畅的时候写五千字就了不起了,年龄确实不饶人。《古炉》出版的时候是67万字,写草稿时不停地列提纲,花费的时间特别长。其实写作最难的是动笔之前,开始我有这个想法,然后不停地列小提纲。随时有想法随时就列,准备得差不多了才动笔写。动笔写的时候,我一般就用特别豪华的笔记本写,打完第一稿的时候,我就在稿纸背面写,一般都是写三次,《秦腔》我写了四次。
四、我不是大师,是个老兵
黎 峰:当年曾和您同台领奖的作家,很多人就慢慢地不再创作了。而您的创作一直没有间断。在每一个文学时期,都有您的重要作品问世。而且您每一个阶段的作品,都成为文学畅销书,发行量都很大,还不断地获得海内外大奖,可以说是大师级作家。您觉得是信念还是才华,支撑您成为文坛“常青树”?
贾平凹:我在20多岁就开始写东西,到现在60多岁了,和我一块儿的好多人基本上都不写了,我还在写。可以说我是新时期文学至今的贯穿性人士之一,但实在是惭愧,我不是大师,仅仅是一个老兵。我还在写着,往前走着,一是写作实在是我的宿命,二是我还想年轻,并不看重我的过去,不服老的性格还是有的。反正觉得老有东西写,觉得自己还是写得不好,总想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表现得更好。再一个,一年不写,可能就淘汰了,文坛的淘汰率特别高。世界上不缺人才,江山代有才人出。要站住脚,必须想尽办法来写东西。以前也有不少人问过我,你怎么还老写呀?我说那你让我干啥呀?农民这一季把庄稼收了,就又忙着种下一季,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日子就是这样过的,这是工作也是生活。
黎 峰:虽然现在您住在城市,我们知道您经常会回到陕南老家,经常到下面去跑,可以讲讲您到下面去跑的经历吗?
贾平凹:乡下的生活,我小的时候是熟悉的。这几年交通方便以后,老家不停地来人,我也不停地回家,农村发生任何事情我都知道。我20岁以前,从农村走过来的,确实是很憎恨农村的那种生活,原来贫困的日子,农村那种现状。但是从某种意义上又很留恋,对故乡又恨又爱的……我经常跑一些地方,向乡下跑,花大量的时间到下面跑,这是我写作以外最主要的一个工作。1970年代到1980年代,我到乡下跑,没有人接待你。那个时间没有名声,就自己到一个旅馆住。到后来,慢慢你也有地位了,也有一些名气了,好多人愿意接待你,但是应酬太多。整天是吃饭、照相,说一些应酬话,浪费的时间也多了。这几年几个长篇写完以后再下去,基本上不跟任何人打招呼。我到陕南跑几次,朋友要了一辆车,我就去了。我愿意住在哪儿就是哪儿,愿意看什么就是什么。今天想住到这儿,就住到这儿。今天碰到什么就吃什么,又回到70、80年代下乡那种状况。我觉得特别好,确实收获特别大。能看到好多东西,能听到好多东西。整天在乡下,那种乡下的饭我也喜欢吃,过得特别充实。二十年前大家都追求好生活,来到陌生的城市。宁愿在城市里过很简单的生活,也不再回到乡村,对农村的感情也慢慢淡了。父母在的时候对那里还有一丝牵挂,一旦父母不在了连牵挂都没有了。对于农村的现状,我还是有许多想说、想交流的东西,也有很多茫然、无奈的东西,也不知道怎么办。二十年前我写商州的故事,有人指责我是把农民的垢甲搓下来让农民看。我现在仍在搓垢甲,这垢甲已不仅是农民,有城市人,也有知识分子,当然包括我自己。我现在居住于城里,目睹着政府花大力气为解决交通拥挤而扩张道路,就感叹这都是为富人着想啊,因为富人有小汽车。但是想一想,所有的富人都是由穷而富的,一部分先富起来,方能带动全部人的富裕。关心农民,不一定就以农民的眼光看待一切。但在努力使全社会富裕的过程中,许多问题没引起警惕和解决。现在,我们说培育民族精神、提高国民素质,这是全社会的问题。要富裕,要教育,也要做做人性缺陷的修补工作吧。
黎 峰:这让我想到卡夫卡说过的一句话:“社会生活去制造无数的小说,但在我们的小说中却圈不出社会生活”。现实有时候看到了,却很难去表现?
贾平凹:现实生活比较难写。历史上的、解放前的东西,写得放松,因为写的是大家都不甚了解的事情,作者可以随便写、随便编。现实的东西不能走形,一走形大家就都看出来了,很多东西你是编不了的。严格讲,现在作家脱离生活、脱离现实,靠想象、靠社会新闻写作的现象比较严重,不去真正参与到社会里。你在媒体上看到的对现实的报道,和你真正到下面去看到的,还是两回事。因为现在经常有人造第二自然,它可以蒙蔽好多人。你比如说陕北腰鼓吧,在外头看多慷慨激昂,实际上你到那儿,有多少人是在那儿高兴地敲那腰鼓?都是逢年过节,或者有个啥大事活动才敲,原来就是一两个人敲一敲,现在故意给你弄上几百人,一看就是一种外事活动,装饰性的,它不是发自于真正的生活啊生命啊需要做那些东西。不到现场去具体了解,你获得不了它背后的气息。当作家鼓起勇气走进现实、描写现实的时候,又会面对很多禁区。我在写作时,有意无意地都会考虑到这些要求。比如《带灯》,维稳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发生了很多故事。如果按照一般的理念来写,我就随便编了。那时我曾长时间没有突破口,当我了解到带灯这个人物,又回老家去看镇上发生的真实事情后,我马上就和以前了解到的面儿上的东西结合起来了。我写作品必须要有原型,这是一种写作习惯。我有一个看法,一个作家要保持自己的创作态势,一定要亲近社会现实,这些你必须要密切接触、密切关注。另外,你对文学的感觉不能忽视,对任何思潮,凡是文学方面新鲜的东西都要关注。现在的作家视野基本上都打开了,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地球村。这个地球上大多数人在想什么,这个问题你得清楚。你要关心这些东西,不能只关心个人的事情。海外有什么新的思潮、新的观念,这些东西你多少都得了解一些。如果不了解这些东西,你就没办法在这个行业里前进。 黎 峰:近些年来,您的《秦腔》《古炉》《带灯》到新近的《老生》,这些长篇作品的题材都是关于农民、农村和家乡。您是不是把写农村,特别是从“文革”到现在这段历史作为您的写作使命了?
贾平凹: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使命,农村是我熟悉的氛围,可以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既然如此,那我就把这个题材写透写实。中国是个农业大国,骨子里依然是农耕文明。尤其在西部农村,不管现代生活如何发展,依然继承着原来的农耕文明,这就像是一种文化基因,轻易很难改变。而且如今处于社会转型期,有很多振奋人的东西,同时也有令人焦虑的东西,各种矛盾都在这个时期激化。面对这种现象,每个作家就应该有自己的思索。既不能不停地歌颂和表扬,也不能一味地否定、批判。你怎么观察、把握这个社会,是一个作家很重要的素质。除了深入最基层的农村了解生活,我还每年去北京、上海和广州,了解大都市最时尚最前沿的东西,用两头来把握中国目前,这样才能正确地了解整个社会,尤其是转型时期的真实社会状况。很多人出去打工,他们的生活就在城市和农村的两头摇摆,尤其是新一代的农民工,他们喜欢城市,但是又融入不了大都市。现在农民的生活,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农村的危机就是没有人,年轻人都不回去了,这是最大的危机。社会转型期出现了问题和矛盾,这是必然经历的历史阶段,对于作家来说,这是一个大时代,也是让作家可以大显身手的时代。作家在面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时,要说出公道话,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一定要面对真实的社会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不光要真实,还要有真知。
黎 峰:《古炉》和《老生》都涉及到了“文革”,这个题材很多作家也都有涉猎。您在计划写“文革”的时候,最先想到突破的是什么?
贾平凹:其实早年,我在一些中短篇里也写过“文革”。写“文革”从没有断过,但是都是片段性的,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没有正面写“文革”。“文革”一结束,就有大量作家写“文革”。对这个题材的创作,在过去30多年里还是有很大变化。大家反复写“文革”,各有角度。比如,1970年代末,大家写“文革”就是对历史的控诉,被一种激愤的情绪笼罩。后来,又有人从政治层面来写,对这场历史进行反思。可这些都不是我熟悉的,我熟悉的还是当时的社会,我是一个观察者,我了解“文革”时候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当时的农民心里怎么想的。我不考虑为什么“文革”会爆发,我思考的是,为什么来自上面的力量爆发后,会那么快席卷全国,特别是连这么偏远的农村都卷进去。这肯定不仅仅是政治问题,还有人,特别是普通人的因素。所以我从一个偏僻的农村写起,写这里在“文革”运动中的人际关系。小说不单纯是反映政治,还有在这场运动中人的危机,我在这方面考虑得多些。最重要的是正视人心,我想追究人的善和自私。
黎 峰:您的作品语言,多用口语,看似平淡简单,却又韵味深长,常常让人会心一笑。您是把乡村人的说话和您从书面吸收的语词,融化、渗透进您的文学语言里去了。我也有幸几次在现场听过您的讲话,包括在讲官话的场合,说同样的事情,同样的一个意思,您说出来就不同,生动有味,一听就知道是贾老师的话。大家都说您是“语言大师”,有那种“无技巧就是大技巧”的感觉。
贾平凹:什么是好语言,我认为能准确表达情绪的就是好语言,它与作家的气息相关,也可以说与生命有关,而不在于太多的修饰。一般情况下,花里胡哨的都不是好东西。名牌就是简单,越简单品格越高。我看过一个专题片,是拍吴清源的,那个老棋圣,九十多岁了,让他在一个会上说说话。他说了一句话:大家好,阳光灿烂。他颤颤巍巍说了几遍这句话,我激动地哭了。我从未看电视哭的,那次流了泪。这话说得多好哇!只有吴清源才能说出这种话。人活成精了,伟大了,都说的是人生哲言,又都是家常话。各个行当的最高境界都是一回事,任何法门都能体验到真知,能贯通的人都是高人,当然文字也存在着修饰。
黎 峰:您的每一部作品都很受社会关注,您自己最喜欢哪部?
贾平凹:没有特别满意的,只有比较重要的。一部作品五十年后还有人读,才可以称之为比较好的作品。我写《废都》的时候40来岁,《浮躁》写于30多岁,《秦腔》写于50岁,《古炉》和《带灯》《老生》写于60来岁,他们都是我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品,大概每隔10年会有一个转折。有的人喜欢我年轻时候的作品,也有人喜欢我老了的作品。我自认为年轻的时候写作有技巧,人文的比较少,大多是从史书小说中看来的。年长了之后激情不如年轻时候,但结合的是自己生活、生命中经历感悟和提炼出来的智慧。智慧不是轻易就有的,它是日常生活中切实的体会,慢慢积累、看透了、了悟了的东西。
五、卖字画并不是个丢人的事
黎 峰:您的书法、绘画、收藏等这些爱好,对您的创作有什么帮助吗?
贾平凹:我觉得搞创作的人不管是文学还是艺术,都需要能量很强大,才能创作出好作品,优秀的创作者需要吸收各个方面的营养。从纵向来看,一方面需要传统的东西,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有太多的文化值得我们学习。另一方面,要对现代社会有充分的了解。20世纪以来,中国的作家都在讨论中西结合,传统和现代的融合问题,如何在现代的背景下让传统继续发展?民间性的东西如书法、绘画、收藏等都有很好的推动作用。农村有种土语说“会推磨子就会推碾子”,反正都是转圈。不管从事任何艺术,最高的境界是一回事情。要想把画画好,实际上也是表达,和文学表达是一样的东西,也是创造一种格局。音乐、绘画、舞蹈,最高境界都是一回事情。这些实际上都是相通的,也是相互促进的。
黎 峰:我们具体谈谈您的书画吧。从当年在水库上写大字,到今天你的字画被收藏,这中间是您无意为之,还是主动修为?现在求您字画的人太多,这些占据您的时间多吗?
贾平凹:写字画画我从小就喜欢,真正写起字来是在八十年代,画是在九十年代。画画是因为几个绘画界的朋友经常在一块,聊天,看人家怎么画,就是这么摸起来的。其实我现在写字挣的钱比稿费多,咱不是太高尚拒绝一切钱财的,经济社会,总得吃饭。最初是出于兴趣,兴趣带来了意外的收获嘛。不是为钱这个东西,如果你是为这个东西,那就坏了,就得整天跑出去给别人写字。我都是别人求到我家里,没事我给你写,有事就不写。而且是有条件的,哪方面的字我写,哪方面的字我不写。如果是纯粹为了钱,为生计奔波,为一百块钱把写作撂下,跑出去写字,那性质就变了。所以,如果给钱,又不费事,何乐而不为?花不了太多精力,作家也不是从早到晚写东西的,他可能好多天不写,也有不想写、怕写的时候。写字、画画其实影响不了写作的,你不写不画还得在家里呆着啊,闲着。写字比较简单,主要凭自己兴趣写。画基本上没有卖过,毕竟不是专业画家,而且画无法复制,不像有些画家卖牡丹,不断模仿。我的画是过了那个时间就再也画不出来了,自己娱乐,就像搓麻将,兴趣使然。我是画坛外人,画坏了,不会导致同行人的嘲笑攻击。可以说,我不会画画,我玩,这样就没有那些清规戒律,那些框框条条,心里怎么想我怎么画。绘画和写文章一样,里头有好多回忆的东西,有好多纪实的东西,还有好多韵味的东西,无法表达。比方说,李商隐那些爱情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平常人看了觉得感动,但任何读者都无法了解本来的原因,即使背后有个故事在,别人读了觉得有同感,但没有人能真正了解那种属于两个人之间的情绪,那个故事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消失了。其实,很多绘画作品的根源都在这里。 黎 峰:我也听人说,您的字画之所以定价,是因为求字画的太多,您用价格来拒绝一些,从而给自己腾出一些写作的时间?
贾平凹:从古到今,卖字画并不是个丢人的事。要字就拿钱来,拿多拿少的问题。现在最主要的工作是写作,从事时间最长的是写作,兴趣最大的还是写作。对一个作家来说,那当然是写作最重要,写字画画都是余事。我写小说时,就不写字画画,谁拿多少银子来我都不弄那事。我的欢乐都在文学创作里,写字画画是为了生存、休息和修养,随时可以终止。
黎 峰:前面我们跟一些陕西作家的访谈中,好几个人都提到了您对他们的帮助。因此我们觉得,在陕西文化界,您有着非常好的人缘。
贾平凹:人际关系好着,因为啥我能做到一点,就是从来不说人家一声坏话。我原来老讲,作为一个人啊要做到两点,一个是比较善良,再一个是大度,能宽容。我觉得这两点我能做到,所以我的朋友还多。北京有个女学者,她是搞文学评论的,以前跟我说,啥时候人要骂开你了,你就能成了,你不能老叫人说你好话。她的意思是说我不要委屈自己。我永远记住她那个话,总之外头没有谁说我做人哪有啥毛病的。因为我老是帮别人帮忙干事,起码咱永远没有害别人的心思,背后决不臧否人物,一般不说坏话。能帮人家谁,尽量都帮,哪怕谁有一成,咱说三成好。因为我觉得人活着都不容易嘛,人家来求你,要你办事,尽量给人家说好话就完了,所以人际关系很好,再一个咱也没啥架子啊。但往往在外头好的,对家里人就不好,正好是反的,一般都这样。其实我性格里面是执拗,话在外头说得多了,回到家就没话了。经常一个人在那儿坐着,话少得很。
黎 峰:您曾经说,“我越来越信奉作者的品格对作品品格的影响和统一。大高尚的人或许能写出好文章,大枭雄的人也可能写出好文章,大正大邪都可能干大事情,但是如果说是小奸小善的,或者庸俗的、小聪明的,我觉得那肯定写不好,即便有一点才华,也只能越往后越暴露自己的“小”来,因为任何文章都是作者的自供书。”您为何会有这样的看法或者说是结论吧?
贾平凹:衡量一部作品,主要看心灵方面的东西和文学方面的东西。心灵的东西在文字背后,是渗透出来的,你吃饱肚子了,散发出的气就不一样。你灵魂方面的东西饱满,能量很大,你的文字肯定是鲜活的。文学创作不是一年两年,或是十年八年的事情,它是一辈子的事情。所以有了大的理想,也不会计较受打击、受委屈,也不贪想,也不计较小利小惠。因为有了大的理想就有了大的心胸,但是有了大的理想以后要谨防狂妄。我从这个路上走过了几十年了,当编辑、搞写作。当编辑的过程中,见过好多搞文学创作的人,年轻时写作容易狂妄,狂妄是一个很偏执的思维,一狂妄就影响自己吸收更多的东西。一定要一手自卑一手自尊地往前走,因为你自卑了以后,你可以静下来吸收更多的东西。
黎 峰:如果让贾老师给自己做个评价,您会怎么评价自己?现在大家都在谈梦想,您的人生梦想是什么?
贾平凹:我是极普通的人在世俗中生活着,别人的优点我或许有,别人的毛病我可能也有。人在任何社会条件下都可以梦想,但梦要做得大,做得圆满,必须有社会环境的配合。要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大家的梦想才能自由发展,才能有做梦的空间、实现梦想的空间。这个时代的中国,在我有限的生命经历中,相对来说是最好的时候。起码大家还在怀着个人的抱负和梦想,不断地实现自己、追求创造。户口并没有把你限制到某一个地方、某一个部门,你愿意干就干,只要有才华就能发挥。如果你在一个软弱、黑暗、不自在的社会环境里,虽然每个人都有梦,但梦都做得很小、很现实,人的胆量很快就会小,活得很卑微,就不会有生命的前途和希望的。作为一个人来讲,当然希望自己的一生越来越好,故乡越来越好,城市越来越繁华,一切东西都好,人过得很幸福、很安静。
黎 峰:谢谢贾老师向我们敞开心扉,聊了这么多。最后想问问,现在陕西爱好写作的年轻人还是不少,但能在全国范围内有影响的好像不多。对青年写作者,您有什么建议或者希望吗?
贾平凹:整个社会有这样一种情况,一方面文学边缘化,一方面爱文学的人,爱写作的人特别多,出的书就特别多。在50年代文坛有一句话:一辈子写一本书就够了,现在你出10本也不起作用。从群众基础来看,写作人特别多,不光在网上写,而且还出版书籍。所以这方面发生了大的改变,现在是全民写作。整个陕西的作家队伍还是比较庞大的,但是整体来说,陕西青年作家队伍中冒尖的不多,有大影响的还少一些。这几年,我看其他省市年轻的作家冒出的特别猛,而且冒出以后作品在全国影响特别大。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有危机感,因为文学创作虽然是个人的行为,但它不是关起门来、自娱自乐,要从整个社会和全国大局来看来审视自己的作品。我们常常说陕西的文化历史土壤比较厚,所以咱们要不为他们落后,不为他们淘汰。当然,文学创作这条路比较难走。在行政上,你要当个处长都难得很,某种程度上讲,文学比这个还难。因为作家两三年不努力,马上就会被淘汰了。要想不被淘汰,一定要争人先,要有理想,说不好听叫野心,说得高雅点叫理想。当然,我们也要等待,在不经意间“一朵花”就开了。
黎峰: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现居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