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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1999年9月18日，人民大会堂召开表彰“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奖专家大会。陈芳允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与他对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第一颗人造卫星所作的贡献密不可分。
陈芳允是一位善于创新、勇于开拓的科学家。他坚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走航天测控创新发展之路。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后，他即对卫星进行了无线电多卜勒频率测量，并和天文台的同志一起计算出了卫星的轨道参数。这套测量方法成为以后我国发射人造卫星的主要技术之一。1963年，他研制出国际领先的纳秒脉冲采样示波器。1965年，他担任卫星测量、控制的总体技术负责人，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准确测量、预报，作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60年代末，我国中、低轨道卫星的地面测控网即将建成，为了使地面测控网能精确测量、控制距地球36000公里高度的通信卫星，地面测控系统必须增大功率、提高灵敏度和作用距离。陈芳允经过充分论证，力主建立微波统一测控系统，用于通信卫星由发射至定点的全程跟踪测轨、遥测、遥控及数传。他认为，使用统一系统可以大大减少卫星载荷的体积和重量，特别是星上天线的数目，并大大节省地面设备的规模和投资。他的建议于1975年正式立项，于1980年建成，并成功应用于1984年4月8日发射的我国第一颗通信卫星。
卫星导航定位在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上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陈芳允认为按我国当时的技术、经济状况，发展类似美国的全球定位导航系统（GPS）难度较大。1983年，他提出了用两颗同步定点卫星对地球上的物体进行定位，并可同时进行通信的设想。他带领课题组研制了“双星定位通信系统”，并在1989年演示成功，实现了地面目标利用两颗卫星快速定位、通信和定时一体化，为我国研制、发展双星导航定位系统奠定了基础，开创了我国的“北斗”导航卫星事业。
陈芳允对国际上正在兴起微小卫星技术给予极大的关注。1992年，他在国际宇航联合会上宣读了他和地球科学家共同撰写的《地球环境观测小卫星群系统与国际合作》论文，在国际上首次提出建立对地球环境观测的小卫星群系统。该系统不仅可以缩短对世界各地的观测重复周期，而且对地球环境的动态观测，特别适用对自然灾害和环境的监测。
2 国家“863”计划发起人之一
要说中国的“863”，得先从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说起。1984年1月6日，里根总统发布了《国家安全决定》第114号文件，正式下令开始执行新的“星球大战”计划，井于次年6月20日，经美国众议院批准，为“星球大战”计划拨款25亿美元！“星球大战”计划一出笼，立即便在世界掀起了狂涛巨澜。甚至有人比喻说：里根总统打了一个小小的喷嚏，便在全世界引起了一场大感冒。
当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出笼后，中国该怎么办的问题，成天都在陈芳允脑子里打转，1986年2月的一个晚上，陈芳允感到很有必要找人探讨一下这个问题，便来到中关村中科院的宿舍楼，按响了王大珩家的门铃。王大珩是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两人不知不觉中便聊了一个晚上。告别时，陈芳允说：“我们是不是联名给中央领导人写封信，这样可能事情更好办一些，落实起来也更快一些。”王大珩表示赞同，并愿意起草这封信。
王大珩后来说，这封信他前后写了一个多月，不知修改整理了多少遍，最后才终于形成了一份《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的初稿。王大珩给陈芳允看过后，又当即送到了王涂昌和杨嘉墀两位老科学家的手上。
王淦昌和杨嘉墀看罢信后，非常兴奋，当即表示：完全同意。接着，四人又聚在一起进行了逐字逐句的推敲，这才依次郑重其事地在信上签上了自己的大名，并于当天送到了邓小平手中，这一天是1986年3月3日。
仅仅两天后的3月5日，邓小平就亲笔做了重要批示：“此事宜速作出决断，不可拖延。”中央迅速召开了一系列有关会议，经过认真研讨、论证，制定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拨款100亿元，选择生物、航天、信息、激光、自动化、能源、材料等7个技术领域的15个主题项目，开始了高技术的攀登。
3 淡泊名利的实干家
几十年来，陈芳允为我国科技事业特别是航天事业的发展忘我工作，鞠躬尽瘁，作出了非凡的贡献，其人格魅力在我国科技界有口皆碑，倍受崇敬。
陈芳允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忘我工作的精神。他常说：“我国底子薄，经济条件有限，在科研上，一定要用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我国航天事业起步之初，建立地面测控系统遇到的首要问题是资金短缺。国外发射卫星均在全球布站，花费大量资金租用别国的土地，但我国经济基础薄弱，花不起这个钱。就连在国内建站和研制设备，也得把费用减少到最低限度，并且要达到“投资少、见效快、一次成功”的目标。为实地勘测卫星跟踪测量点，陈芳允带领技术人员走南闯北、跋山涉水，从炎热的南方到寒冷的西部大漠，从东海之滨到北国边疆，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这种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深深感染着周围的科技人员，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下，大家以苦为荣，以苦为乐，团结协作，拧成一股绳，干出了令人矚目的成就。
陈芳允从不以大科学家自居，他把个人的成就看作是集体的荣誉。他在总结几十年的科研工作体会时说：“科学技术工作的成果，极少是一人所能完成的。即使有一人提出新的意见，以后的验证和定案都需要有共同工作者或集体才能完成。因此，在我的工作中，亦是如此。我所得的一些奖，也是集体之功。”在他的文章或报告中，谈到工作时，很少用“我”，而是用“我们”。他学识渊博，治学严谨，而且谦虚好学。
陈芳允在一首诗中写道：“人生路必曲，仍须立我志。竭诚为国兴，努力不为私。”“四十年京兆一技人，求新服务不爱名，一称专家已过誉，惭愧国人赶超心！”这是陈芳允写的两首诗，也是他的人格和爱国精神很好的写照。
综合
1999年9月18日，人民大会堂召开表彰“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奖专家大会。陈芳允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与他对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第一颗人造卫星所作的贡献密不可分。
陈芳允是一位善于创新、勇于开拓的科学家。他坚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走航天测控创新发展之路。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后，他即对卫星进行了无线电多卜勒频率测量，并和天文台的同志一起计算出了卫星的轨道参数。这套测量方法成为以后我国发射人造卫星的主要技术之一。1963年，他研制出国际领先的纳秒脉冲采样示波器。1965年，他担任卫星测量、控制的总体技术负责人，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准确测量、预报，作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60年代末，我国中、低轨道卫星的地面测控网即将建成，为了使地面测控网能精确测量、控制距地球36000公里高度的通信卫星，地面测控系统必须增大功率、提高灵敏度和作用距离。陈芳允经过充分论证，力主建立微波统一测控系统，用于通信卫星由发射至定点的全程跟踪测轨、遥测、遥控及数传。他认为，使用统一系统可以大大减少卫星载荷的体积和重量，特别是星上天线的数目，并大大节省地面设备的规模和投资。他的建议于1975年正式立项，于1980年建成，并成功应用于1984年4月8日发射的我国第一颗通信卫星。
卫星导航定位在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上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陈芳允认为按我国当时的技术、经济状况，发展类似美国的全球定位导航系统（GPS）难度较大。1983年，他提出了用两颗同步定点卫星对地球上的物体进行定位，并可同时进行通信的设想。他带领课题组研制了“双星定位通信系统”，并在1989年演示成功，实现了地面目标利用两颗卫星快速定位、通信和定时一体化，为我国研制、发展双星导航定位系统奠定了基础，开创了我国的“北斗”导航卫星事业。
陈芳允对国际上正在兴起微小卫星技术给予极大的关注。1992年，他在国际宇航联合会上宣读了他和地球科学家共同撰写的《地球环境观测小卫星群系统与国际合作》论文，在国际上首次提出建立对地球环境观测的小卫星群系统。该系统不仅可以缩短对世界各地的观测重复周期，而且对地球环境的动态观测，特别适用对自然灾害和环境的监测。
2 国家“863”计划发起人之一
要说中国的“863”，得先从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说起。1984年1月6日，里根总统发布了《国家安全决定》第114号文件，正式下令开始执行新的“星球大战”计划，井于次年6月20日，经美国众议院批准，为“星球大战”计划拨款25亿美元！“星球大战”计划一出笼，立即便在世界掀起了狂涛巨澜。甚至有人比喻说：里根总统打了一个小小的喷嚏，便在全世界引起了一场大感冒。
当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出笼后，中国该怎么办的问题，成天都在陈芳允脑子里打转，1986年2月的一个晚上，陈芳允感到很有必要找人探讨一下这个问题，便来到中关村中科院的宿舍楼，按响了王大珩家的门铃。王大珩是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两人不知不觉中便聊了一个晚上。告别时，陈芳允说：“我们是不是联名给中央领导人写封信，这样可能事情更好办一些，落实起来也更快一些。”王大珩表示赞同，并愿意起草这封信。
王大珩后来说，这封信他前后写了一个多月，不知修改整理了多少遍，最后才终于形成了一份《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的初稿。王大珩给陈芳允看过后，又当即送到了王涂昌和杨嘉墀两位老科学家的手上。
王淦昌和杨嘉墀看罢信后，非常兴奋，当即表示：完全同意。接着，四人又聚在一起进行了逐字逐句的推敲，这才依次郑重其事地在信上签上了自己的大名，并于当天送到了邓小平手中，这一天是1986年3月3日。
仅仅两天后的3月5日，邓小平就亲笔做了重要批示：“此事宜速作出决断，不可拖延。”中央迅速召开了一系列有关会议，经过认真研讨、论证，制定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拨款100亿元，选择生物、航天、信息、激光、自动化、能源、材料等7个技术领域的15个主题项目，开始了高技术的攀登。
3 淡泊名利的实干家
几十年来，陈芳允为我国科技事业特别是航天事业的发展忘我工作，鞠躬尽瘁，作出了非凡的贡献，其人格魅力在我国科技界有口皆碑，倍受崇敬。
陈芳允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忘我工作的精神。他常说：“我国底子薄，经济条件有限，在科研上，一定要用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我国航天事业起步之初，建立地面测控系统遇到的首要问题是资金短缺。国外发射卫星均在全球布站，花费大量资金租用别国的土地，但我国经济基础薄弱，花不起这个钱。就连在国内建站和研制设备，也得把费用减少到最低限度，并且要达到“投资少、见效快、一次成功”的目标。为实地勘测卫星跟踪测量点，陈芳允带领技术人员走南闯北、跋山涉水，从炎热的南方到寒冷的西部大漠，从东海之滨到北国边疆，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这种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深深感染着周围的科技人员，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下，大家以苦为荣，以苦为乐，团结协作，拧成一股绳，干出了令人矚目的成就。
陈芳允从不以大科学家自居，他把个人的成就看作是集体的荣誉。他在总结几十年的科研工作体会时说：“科学技术工作的成果，极少是一人所能完成的。即使有一人提出新的意见，以后的验证和定案都需要有共同工作者或集体才能完成。因此，在我的工作中，亦是如此。我所得的一些奖，也是集体之功。”在他的文章或报告中，谈到工作时，很少用“我”，而是用“我们”。他学识渊博，治学严谨，而且谦虚好学。
陈芳允在一首诗中写道：“人生路必曲，仍须立我志。竭诚为国兴，努力不为私。”“四十年京兆一技人，求新服务不爱名，一称专家已过誉，惭愧国人赶超心！”这是陈芳允写的两首诗，也是他的人格和爱国精神很好的写照。
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