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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8日晚，当代最富声誉的中国哲学家之一汤一介教授辞世，享年87岁。汤一介出生于农历1927年2月15日，是汤用彤先生之子。汤用彤在1951年担任了北京大学副校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他也是非常有声望的哲学家，也许是那个时代最好的中国佛教史专家之一。汤一介在北京大学学习哲学期间，汤用彤投入了很多时间。但直到1980年代开始的更自由的氛围中，汤一介才写出了更多关于儒释道三种中国哲学与宗教方面的著作，他还是当时中国最早关注基督教的学者之一。
汤一介完成他的学业时，正值1950年代后期政治运动开始，那是个非常糟糕的时期。他认为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整整30年的时间都被浪费掉了。2011年，也就是在他去世的三年前，他认为那些年间由于受到极左观点的冲击，人文学科的学术发展几乎不可能，当时所写的论文几乎没什么价值。{1}
在汉堡举行的第30届亚洲和非洲研究国际大会上（1986年8月25—30日），我第一次见到了“老汤”——他的妻子乐黛云和好友们都这么叫他。我此前和乐黛云曾有过联系，她希望我能帮他们获得会议邀请函。当时他们在美国有名气，但在欧洲还不为人所知。我邀请了他们，乐黛云在我主持的小组里宣读了她的论文，题为《1919年前后中国作家对尼采的接受》。汤一介在另一个分组发表他的文章《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论两种不同文化的融合》。汉堡初识后，如果我到北京访问，几乎每年都会在他们的住所见面。先是在中关园，后来在朗润园。大多数时候，我们在勺园吃午饭，讨论研究计划，谈论我们国内外的朋友，还有资料上的互通有无。他们送给我的书，通常要比我给他们的多得多。
我从《走向风暴：中国女性革命的奥德赛》（To the Storm： The Odyssey of a Revolutionary Chinese Woman）中对老汤有了更多的了解。这本书是乐黛云和卡洛琳·惠特曼 （Carolyn Wakeman）合写的英文著作，1985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1986年8月26日我们在汉堡初次见面时， 乐黛云送了我一本。{2}书中透露了很多老汤的事，比如他对黛云说的话。当时乐黛云被不公正地划为右派，虽然还在休产假，但是不得不离开他。老汤紧紧抓住她，开始哭泣，“他痛苦地说：有时人们就像狼一样对待彼此。”（上书第5页）这让我想起了一句众所周知的拉丁格言：“人类对待自己同伴时是狼。”按照这种方式对待他们的，正是他们的同事，“肩并肩的同志”，中共党员。在黛云的自述中，这些人都以假名的形式出现，所以，大部分人的真实身份并不为读者所知。当时，她的丈夫哭了，她却没有流泪。30年后，也就是1987年8月25—30日参加在西安举行的第二届中国比较文学年会时，在返程途中，黛云告诉我，在她得知自己被宣布为“人民公敌”、并被判决去京郊斋堂村养猪、到水库工地搬运石头进行劳动改造这个可怕的消息后，依旧一觉睡到天亮，但老汤整夜未能合眼。
在北大哲学系完成学业后，年轻的汤一介以革命干部的身份到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工作5年，直到1956年，他才回到母校。所以，他不能理解党的干部对他妻子的态度，后者对党的信仰非常坚定。对他、他的妻子、孩子的迫害持续了整整21年，直到1981年54岁的他才被提升为副教授，1985年晋升为教授。在此之前，他在大学里能做的主要工作就是给毛泽东的文化政策所能接受的哲学著作进行注解。1973年，他参加了北大、清华教授组成的“梁效”写作小组的宣传工作，当时“梁效”正在接受“批林批孔批孟”的任务。当然，这是一大错误。他这么做很可能是因为经济因素，想改善家庭生活，也可能是出于对独一无二的天才、“伟大舵手”的信任。参加者还有著名教授冯友兰——20世纪新儒家信徒，以及同样来自两校的同事，如历史学家周一良（1913—2001）、文学史家林庚（1910—2006）、胡经之（1933—）等等。老汤被要求参加这项宣传工作，它是由正在从顶峰衰落的毛在去世前三年发起。后来，他对自己这种盲目信任毛的一贯正确，坚持认为毛是人民大救星的想法感到羞愧。2005年，78岁的汤一介对记者谈到这件事情时忏悔道：“我错了，我要深刻反省。”{1}也许更合适的词应该是“后悔”，而不是“遗憾”。在李娟娟撰写的《汤一介传》{2}里，对汤一介（1973—1977）和“梁效”写作组的事情只字未提（如果我读得足够细致）。这是对他生活和工作的一种歪曲。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乐黛云在她的英文著作用了9页篇幅讲述汤一介和“梁效”的那些年，他的调查和留置不是在监狱中，而是在湖边教工食堂的地下室里，用了12页。历史事实是所有历史书写的先决条件，传记也不例外。我从来没有发现乐黛云哭过，除了1977年，她聪慧的孩子们不能进大学学习，虽然党谴责了“子女要为父母错误负责”的政策（p. 336）。她在当时北大副校长张龙翔面前流下眼泪，张首先承诺提供帮助并劝说她要对党及其政策有信心，毕竟国家“需要有才华的年轻人建设祖国的未来”（p. 369）。但他可能欺骗了她，而且什么都没做。因为无论是女儿汤丹还是幼子汤双都未能获准进入大学。这也使为什么他们要在1980年代离开中国去美国，除了偶尔探望他们年迈的双亲，从来也不回到祖国，变得很容易理解了。老汤和黛云对此都感非常遗憾，且不止一次地跟我提起。他们羡慕我即使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也能有儿孙陪伴左右。汤丹和汤双出席了他们父亲的葬礼，并在杭州的一个度假村陪了他们母亲几天。
汤一介大学毕业后的几年时光要比1957年之后好很多。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对哲学的热爱，而父亲也是他的老师之一。作为一个在1947年只有19岁的男孩，他写的文章与汤用彤不同，而是与冯友兰以及五四运动后更流行的人生哲学论者更相似。他对生死等“永恒”问题更感兴趣，写了相关文章。③
作为一名出类拔萃的学者，汤用彤的兴趣主要都集中在学术工作上，这一点汤一介不同于他的父亲。从青年时期开始，汤一介就积极致力于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1949年，22岁的他已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同年11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和被德国纳粹杀害的捷克共产主义者尤利乌斯·伏契克（1903-1943）一样有坚定信仰，“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热爱自己的理想信念”。必须指出的是，由于1948年后捷克斯洛伐克统治者的粉饰，汤一介（乐黛云也一样）对伏契克的真实生活知之甚少。汤一介1957年后的生活与这个捷克共产主义英雄的命运很相似，除了他没有失去生命，但他所承受的痛苦是要远超他的偶像所呈现给二战后读者的，包括那些中国读者。 对我来说，判断1951—1956年间汤一介为什么会在北京市委党校工作，是很困难的。是遵照党的命令而来的，还是他自己的决定？这所学校的学术水平不高。直到1956年才被“转回”北京大学哲学系，这是他自己的“内心愿望”，还是受到了1956年2月27日和1956年5月26日毛泽东和陆定一在讲话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影响？这项政策向知识分子承诺“给予他们更好的待遇，更好的工作环境，意识形态教条的压力更宽松”，但是，随着1957年5月“一场对共产主义者的尖刻批评”的潮流出人意料地爆发，特别是在大学校园里，针对知识分子的“双百方针”被很快否定了。{1}汤一介和乐黛云都没有加入这场批评潮流，因此，这就使1958年2月7日乐黛云被开除党籍变得难以理解了。在一次我和乐黛云的私下聊天里，也许是参加完1987年举行的第二届比较文学年会后，在从西安返回北京的火车上，她告诉我当时中文系收到上级指示，在大约20个同事当中，要划定一定数目的右派分子。对她的惩罚是“调离原工作岗位，在劳动群众的监督下接受改造，每月工资16元”（p. 43）。这是给共和国刑事罪犯的工资，著名诗人顾城在1987年离开中国前也是领这么多工资。{2}
汤一介的人生发生完全的改变，是1980—1986年，乐黛云发现他们可以去美国、加拿大或者其他国家进行学术研究。她把他介绍进当地的学术界。他研究和演讲的成果之一，就是名为《儒教、佛教、道教、基督教与中国文化》（Confucianism， Buddhism， Taoism，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Culture）的著作，1991年由华盛顿价值与哲学研究学会（Council for Research in Value and Philosophy） 出版。这可能是他在西方读者中最有名的著作。对中国学者来说，他最重要的著作可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这本书主要是基于他1986年上半年在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 （McMaster University） 的讲座整理而成，1988年出版，1989年10月他送我一本。还有《魏晋玄学讲义》（2006年，厦门），出版后，也送了我一本。在这些著作里他接续了他父亲的研究，特别是汤用彤的代表作，出版于1938年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和《魏晋玄学论稿》（1957，新版2000）。特别是第二本书，很大程度上是受他父亲著作的影响，汤一介在自序（p. 3）中也承认这一点。当然，他也承认自己还受到冯友兰、侯外庐（1903—1987）等中国其他著名哲学家著作的影响。而且他还断言，在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学者们应该寻找自我，这意味着要进行自我反思，探求内心的要求，而不仅仅是听从毛的教导。毛的思想已经“跟不上”（p. 2），有必要听听其他人的声音。
谁是其他人的声音？在“梁效”写作组，如果需要表态， 他自然应该“批孔批孟”。1980年之后，孔子和他的教化就成为上述著作之外的汤一介研究工作的主要内容。汤一介在1970年代批孔，虽然在1960年代前期“他强调孔子思想中的进步方面”。③1980年，他已放弃了毛泽东主义者从1962年起宣扬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思想。他是最早提倡孔子和谐思想否定阶级斗争的人之一，尽管据我所知，他没有公开讲这些。{1}
从搁置阶级斗争到拥抱它的对立面“普遍和谐”只有一步之遥。汤一介是中国最早从哲学角度阐述这种新思潮的人之一，他的论著《和而不同》（沈阳：辽宁人民出社，2001）就是证据。我不知道一本由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编辑的深色封面书籍《孔子名言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2007年第2版）的译者是谁。这本书的英文前言宣称该书的翻译“参考了理雅各（James Legge）翻译的《论语》”（p. 1），但这并不完全属实。它的中文序言中承认“适当改动”了理雅各的翻译。《孔子名言录》最重要的思想启示，是提出了《论语》第13篇第23章中的“和”与“同”的差异，它的翻译是“The superior man aims at harmony but not at uniformity. The mean man aims at uniformity but not at harmony”（p.24）。然而，理雅各的翻译却是“The superior man is affable， but not adulatory; the mean man is adulatory， but not affable.”{2}在中文里，“affable”指的是和蔼可亲，“adulatory”指的是过分称赞。2007年3月25—28日，在中国汉办（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与中国人民大学在北京联合主办的第一届世界汉学大会上，《孔子名言录》被当作礼物分发给参会者，这届大会的主题就是“文明对话与和谐世界”。有必要说明的是，我手头中，没有哪种《论语》的译文和这次会议分发给参加者的一样。③汤一介对“普遍和谐”的理解，是中国阶级斗争的对立性产物，还是对198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也包括中国）人文学术领域趋势的反应？对于前者我没太多可说的{4}，但想指出张立文教授的论著《和合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在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反响”。{5}他对于“和谐”问题的论述要比汤一介更全面些，因为其论述重点在于和谐的现代化，后者可能带来挑战，也可能会失败。张比汤更理想化，因为他宣称：“二十世纪是冲突、战争、科学的世纪，相反，新世纪将是和平、进步、关心生态和谐的世纪。”⑥
现在我们知道这些都没有实现。汤一介出席了第一次汉学大会的开幕式，在会场上熠熠生辉，但是，由于身体欠佳，他没能参加大会的其他议程，也没有宣读论文。2009年10月30日—11月1日，在参加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第二届世界汉学年会时，他做了题为《寻求文化中的“普遍价值”》{7}的主题演讲，我曾在发表于《中国哲学》（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四十周年特刊{8}上的《当代世界中中西哲学对话》中将之作为论题之一。2012年11月3日至5日依旧是在人民大学举办的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老汤出席了其中一整天，作为专家点评人，他对谢大卫（David
汤一介完成他的学业时，正值1950年代后期政治运动开始，那是个非常糟糕的时期。他认为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整整30年的时间都被浪费掉了。2011年，也就是在他去世的三年前，他认为那些年间由于受到极左观点的冲击，人文学科的学术发展几乎不可能，当时所写的论文几乎没什么价值。{1}
在汉堡举行的第30届亚洲和非洲研究国际大会上（1986年8月25—30日），我第一次见到了“老汤”——他的妻子乐黛云和好友们都这么叫他。我此前和乐黛云曾有过联系，她希望我能帮他们获得会议邀请函。当时他们在美国有名气，但在欧洲还不为人所知。我邀请了他们，乐黛云在我主持的小组里宣读了她的论文，题为《1919年前后中国作家对尼采的接受》。汤一介在另一个分组发表他的文章《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论两种不同文化的融合》。汉堡初识后，如果我到北京访问，几乎每年都会在他们的住所见面。先是在中关园，后来在朗润园。大多数时候，我们在勺园吃午饭，讨论研究计划，谈论我们国内外的朋友，还有资料上的互通有无。他们送给我的书，通常要比我给他们的多得多。
我从《走向风暴：中国女性革命的奥德赛》（To the Storm： The Odyssey of a Revolutionary Chinese Woman）中对老汤有了更多的了解。这本书是乐黛云和卡洛琳·惠特曼 （Carolyn Wakeman）合写的英文著作，1985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1986年8月26日我们在汉堡初次见面时， 乐黛云送了我一本。{2}书中透露了很多老汤的事，比如他对黛云说的话。当时乐黛云被不公正地划为右派，虽然还在休产假，但是不得不离开他。老汤紧紧抓住她，开始哭泣，“他痛苦地说：有时人们就像狼一样对待彼此。”（上书第5页）这让我想起了一句众所周知的拉丁格言：“人类对待自己同伴时是狼。”按照这种方式对待他们的，正是他们的同事，“肩并肩的同志”，中共党员。在黛云的自述中，这些人都以假名的形式出现，所以，大部分人的真实身份并不为读者所知。当时，她的丈夫哭了，她却没有流泪。30年后，也就是1987年8月25—30日参加在西安举行的第二届中国比较文学年会时，在返程途中，黛云告诉我，在她得知自己被宣布为“人民公敌”、并被判决去京郊斋堂村养猪、到水库工地搬运石头进行劳动改造这个可怕的消息后，依旧一觉睡到天亮，但老汤整夜未能合眼。
在北大哲学系完成学业后，年轻的汤一介以革命干部的身份到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工作5年，直到1956年，他才回到母校。所以，他不能理解党的干部对他妻子的态度，后者对党的信仰非常坚定。对他、他的妻子、孩子的迫害持续了整整21年，直到1981年54岁的他才被提升为副教授，1985年晋升为教授。在此之前，他在大学里能做的主要工作就是给毛泽东的文化政策所能接受的哲学著作进行注解。1973年，他参加了北大、清华教授组成的“梁效”写作小组的宣传工作，当时“梁效”正在接受“批林批孔批孟”的任务。当然，这是一大错误。他这么做很可能是因为经济因素，想改善家庭生活，也可能是出于对独一无二的天才、“伟大舵手”的信任。参加者还有著名教授冯友兰——20世纪新儒家信徒，以及同样来自两校的同事，如历史学家周一良（1913—2001）、文学史家林庚（1910—2006）、胡经之（1933—）等等。老汤被要求参加这项宣传工作，它是由正在从顶峰衰落的毛在去世前三年发起。后来，他对自己这种盲目信任毛的一贯正确，坚持认为毛是人民大救星的想法感到羞愧。2005年，78岁的汤一介对记者谈到这件事情时忏悔道：“我错了，我要深刻反省。”{1}也许更合适的词应该是“后悔”，而不是“遗憾”。在李娟娟撰写的《汤一介传》{2}里，对汤一介（1973—1977）和“梁效”写作组的事情只字未提（如果我读得足够细致）。这是对他生活和工作的一种歪曲。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乐黛云在她的英文著作用了9页篇幅讲述汤一介和“梁效”的那些年，他的调查和留置不是在监狱中，而是在湖边教工食堂的地下室里，用了12页。历史事实是所有历史书写的先决条件，传记也不例外。我从来没有发现乐黛云哭过，除了1977年，她聪慧的孩子们不能进大学学习，虽然党谴责了“子女要为父母错误负责”的政策（p. 336）。她在当时北大副校长张龙翔面前流下眼泪，张首先承诺提供帮助并劝说她要对党及其政策有信心，毕竟国家“需要有才华的年轻人建设祖国的未来”（p. 369）。但他可能欺骗了她，而且什么都没做。因为无论是女儿汤丹还是幼子汤双都未能获准进入大学。这也使为什么他们要在1980年代离开中国去美国，除了偶尔探望他们年迈的双亲，从来也不回到祖国，变得很容易理解了。老汤和黛云对此都感非常遗憾，且不止一次地跟我提起。他们羡慕我即使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也能有儿孙陪伴左右。汤丹和汤双出席了他们父亲的葬礼，并在杭州的一个度假村陪了他们母亲几天。
汤一介大学毕业后的几年时光要比1957年之后好很多。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对哲学的热爱，而父亲也是他的老师之一。作为一个在1947年只有19岁的男孩，他写的文章与汤用彤不同，而是与冯友兰以及五四运动后更流行的人生哲学论者更相似。他对生死等“永恒”问题更感兴趣，写了相关文章。③
作为一名出类拔萃的学者，汤用彤的兴趣主要都集中在学术工作上，这一点汤一介不同于他的父亲。从青年时期开始，汤一介就积极致力于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1949年，22岁的他已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同年11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和被德国纳粹杀害的捷克共产主义者尤利乌斯·伏契克（1903-1943）一样有坚定信仰，“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热爱自己的理想信念”。必须指出的是，由于1948年后捷克斯洛伐克统治者的粉饰，汤一介（乐黛云也一样）对伏契克的真实生活知之甚少。汤一介1957年后的生活与这个捷克共产主义英雄的命运很相似，除了他没有失去生命，但他所承受的痛苦是要远超他的偶像所呈现给二战后读者的，包括那些中国读者。 对我来说，判断1951—1956年间汤一介为什么会在北京市委党校工作，是很困难的。是遵照党的命令而来的，还是他自己的决定？这所学校的学术水平不高。直到1956年才被“转回”北京大学哲学系，这是他自己的“内心愿望”，还是受到了1956年2月27日和1956年5月26日毛泽东和陆定一在讲话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影响？这项政策向知识分子承诺“给予他们更好的待遇，更好的工作环境，意识形态教条的压力更宽松”，但是，随着1957年5月“一场对共产主义者的尖刻批评”的潮流出人意料地爆发，特别是在大学校园里，针对知识分子的“双百方针”被很快否定了。{1}汤一介和乐黛云都没有加入这场批评潮流，因此，这就使1958年2月7日乐黛云被开除党籍变得难以理解了。在一次我和乐黛云的私下聊天里，也许是参加完1987年举行的第二届比较文学年会后，在从西安返回北京的火车上，她告诉我当时中文系收到上级指示，在大约20个同事当中，要划定一定数目的右派分子。对她的惩罚是“调离原工作岗位，在劳动群众的监督下接受改造，每月工资16元”（p. 43）。这是给共和国刑事罪犯的工资，著名诗人顾城在1987年离开中国前也是领这么多工资。{2}
汤一介的人生发生完全的改变，是1980—1986年，乐黛云发现他们可以去美国、加拿大或者其他国家进行学术研究。她把他介绍进当地的学术界。他研究和演讲的成果之一，就是名为《儒教、佛教、道教、基督教与中国文化》（Confucianism， Buddhism， Taoism，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Culture）的著作，1991年由华盛顿价值与哲学研究学会（Council for Research in Value and Philosophy） 出版。这可能是他在西方读者中最有名的著作。对中国学者来说，他最重要的著作可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这本书主要是基于他1986年上半年在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 （McMaster University） 的讲座整理而成，1988年出版，1989年10月他送我一本。还有《魏晋玄学讲义》（2006年，厦门），出版后，也送了我一本。在这些著作里他接续了他父亲的研究，特别是汤用彤的代表作，出版于1938年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和《魏晋玄学论稿》（1957，新版2000）。特别是第二本书，很大程度上是受他父亲著作的影响，汤一介在自序（p. 3）中也承认这一点。当然，他也承认自己还受到冯友兰、侯外庐（1903—1987）等中国其他著名哲学家著作的影响。而且他还断言，在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学者们应该寻找自我，这意味着要进行自我反思，探求内心的要求，而不仅仅是听从毛的教导。毛的思想已经“跟不上”（p. 2），有必要听听其他人的声音。
谁是其他人的声音？在“梁效”写作组，如果需要表态， 他自然应该“批孔批孟”。1980年之后，孔子和他的教化就成为上述著作之外的汤一介研究工作的主要内容。汤一介在1970年代批孔，虽然在1960年代前期“他强调孔子思想中的进步方面”。③1980年，他已放弃了毛泽东主义者从1962年起宣扬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思想。他是最早提倡孔子和谐思想否定阶级斗争的人之一，尽管据我所知，他没有公开讲这些。{1}
从搁置阶级斗争到拥抱它的对立面“普遍和谐”只有一步之遥。汤一介是中国最早从哲学角度阐述这种新思潮的人之一，他的论著《和而不同》（沈阳：辽宁人民出社，2001）就是证据。我不知道一本由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编辑的深色封面书籍《孔子名言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2007年第2版）的译者是谁。这本书的英文前言宣称该书的翻译“参考了理雅各（James Legge）翻译的《论语》”（p. 1），但这并不完全属实。它的中文序言中承认“适当改动”了理雅各的翻译。《孔子名言录》最重要的思想启示，是提出了《论语》第13篇第23章中的“和”与“同”的差异，它的翻译是“The superior man aims at harmony but not at uniformity. The mean man aims at uniformity but not at harmony”（p.24）。然而，理雅各的翻译却是“The superior man is affable， but not adulatory; the mean man is adulatory， but not affable.”{2}在中文里，“affable”指的是和蔼可亲，“adulatory”指的是过分称赞。2007年3月25—28日，在中国汉办（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与中国人民大学在北京联合主办的第一届世界汉学大会上，《孔子名言录》被当作礼物分发给参会者，这届大会的主题就是“文明对话与和谐世界”。有必要说明的是，我手头中，没有哪种《论语》的译文和这次会议分发给参加者的一样。③汤一介对“普遍和谐”的理解，是中国阶级斗争的对立性产物，还是对198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也包括中国）人文学术领域趋势的反应？对于前者我没太多可说的{4}，但想指出张立文教授的论著《和合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在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反响”。{5}他对于“和谐”问题的论述要比汤一介更全面些，因为其论述重点在于和谐的现代化，后者可能带来挑战，也可能会失败。张比汤更理想化，因为他宣称：“二十世纪是冲突、战争、科学的世纪，相反，新世纪将是和平、进步、关心生态和谐的世纪。”⑥
现在我们知道这些都没有实现。汤一介出席了第一次汉学大会的开幕式，在会场上熠熠生辉，但是，由于身体欠佳，他没能参加大会的其他议程，也没有宣读论文。2009年10月30日—11月1日，在参加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第二届世界汉学年会时，他做了题为《寻求文化中的“普遍价值”》{7}的主题演讲，我曾在发表于《中国哲学》（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四十周年特刊{8}上的《当代世界中中西哲学对话》中将之作为论题之一。2012年11月3日至5日依旧是在人民大学举办的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老汤出席了其中一整天，作为专家点评人，他对谢大卫（Dav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