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执导的《山楂树之恋》号称表现了“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我看了这个称号后不由得苦笑一下:现在动辄就是“史上最”什么什么的,这“史上”也未免太匮乏了一点吧?这可不像是有5000年灿烂文明史的古国国民的口气,倒像是历史肤浅的暴发户美国国民的口气。不过转念一想,如今就连一些名不见经传的阿猫阿狗都敢自称是“史上最牛”了,张艺谋如此自我标榜一下也还不算太过夸张,张艺谋固然很次,但毕竟还不算“史上最次”。
　　《山楂树之恋》讲述了一个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前后的爱情故事:高干子弟老三,爱上了“走资派”的女儿静秋,静秋因此得了老三不少好处,从开始试探性的一支钢笔、一个电灯泡,到后来的核桃、开后门弄来的冰糖以及游泳衣、运动衣、新款胶鞋,直到当时堪称巨款的100元钱等等,难怪有论者不无讽刺地将其称为“一个70年代傍大款的故事”。而影片的结尾,则俗得不能再俗了,老三得了白血病,撒手西去,静秋肝肠寸断,珠泪涟涟等等。
　　现在要问的是:《山楂树之恋》真的表现了“纯爱”吗?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首先张艺谋在在选择这个题材时,其动机就是不纯的。张艺谋说,他感到现在滥情的戏太多,床戏太多,所以要拍一部“纯爱”的电影。这段表白表明,张艺谋其实并没有被老三和静秋的故事所感动,他只不过是想通过逆向操作,通过取巧的方式来在市场上取胜。不客气地说,这并不算什么智慧,充其量是一种农民式的狡黠罢了。
　　导演的动机至关重要!我们很难想像,一部电影中的故事情节,如果不能感动导演本人,它又如何能够感动观众?这好比一条小溪,如果从源头就被污染了,下游又如何可能纯洁呢?导演既然意在取巧,他就不会真正用心去表现所谓的“纯爱”,而会只想着制造各种噱头来讨好愚弄观众。
　　影片放映后,尽管张艺谋取得了市场上的成功,但却遭遇了电影自身的失败。记得我在观看这部电影时,待到剧情发展到一个最为“催泪”的情节:老三流着眼泪蹲下身来为静秋包扎脚上的伤口时,我身边的一位通常极易被感动的朋友俯在我耳边说“我一点都不感动”,而我的感觉居然和他一样。
　　不真实,不合逻辑,是这部影片的硬伤。老三和静秋为什么相爱?影片完全没有交代,不过这个可以用“一见钟情”的老俗套勉强加以解释,那么他们为什么又在相爱中守身如玉,不亵渎这份“纯爱”?
　　假如说,他们是执著于某种信念而这样做的话,那我可能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份“纯爱”了,但问题并不是这样的。从“电影的事实”来看,他们之所以压制住了冲动,并非是由于对“纯爱”的信仰,而是迫于外界的政治压力以及他们的无知。
　　从影片交代的事实来看,他们的爱情之所以困难重重,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外界巨大的政治压力——静秋的父亲是右派,母亲是“走资派”,但静秋本人又希望毕业后留校工作,所以,任何可能招致非议的行为,当然包括早恋,都必须绝对避免。只是如此一来,一个合乎逻辑的推理是,假如没有政治上的压力,老三和静秋早就上床了,是不是这样呢?
　　顺便说一句,张艺谋对文革的理解是肤浅的,停留在概念化、脸谱化和30年前伤痕文学的水平上。我们在影片中看到,静秋和她的母亲宛如生活在“敌占区”,始终面临着巨大危险,但影片又不能解释静秋何以能够不“上山下乡”而幸运地留校,学校为什么要把这样一个政治背景复杂的人留下来工作。张艺谋显然忽视了,在他的讲述中存在一个明显的悖论:假如政治真的是如此重要,则静秋不可能被留校;反之,静秋成功地留校了(似乎并没有遇到什么了不起的政治障碍),则说明政治并不重要。
　　张艺谋在影片中,还颇善于用看似不经意的“闲笔”来传播自己的意识形态偏见:比如,他刚刚用一个长镜头展示静秋和几个同学在舞台上表演“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中间没有任何过渡,就直接切换到两个造反派在教训“走资派”母亲,静秋和一个同学满怀羞愤地躲在墙角观看的情景,这组镜头给观众留下的印象,当然是文革既荒诞又愚蠢。
　　老实说,我觉得张艺谋在整部电影中唯一老辣的地方是:他撒了谎,但却没有说一句谎话。因为他并没有提及,文革中青年学生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并非愚蠢,是因为很大程度上毛泽东把他们从“资反路线”所制造的白色恐怖中解放出来的结果。张艺谋也没有提及,普通群众可以监督、教训“当权派”(只有“当权派”才有资格成为“走资派”),也并非荒诞,而正是大众民主的一种表现。
　　张艺谋是聪明狡猾的,他知道今天的中国谁是主流,也知道谁掌握着话语权和最多的资源,因此他用这看似与主题无关的闲笔,来向他们做一个交心,确保他们不会误解自己居然是在歌颂文革,也就相当于交来一笔政治保险费吧,相比较而言,姜文就比他冒失多了。
　　回过头来继续说“纯爱”。阻止他们上床的另一个原因,就是静秋的无知了:她目睹了女友怀孕、流产的巨大痛苦,又莫名其妙地相信“只要两个人睡在一起就会怀孕”,所以她对自己和老三的交往心存恐惧,但“恐惧”并不是“纯洁”的同义词,如果一个小偷因为担心被抓而不敢偷东西,我们能因此说他是纯洁的吗?如果这就是她拒绝和老三发生关系的原因,那我们假定,如果有人对她进行了性启蒙,并提供安全套一类的避孕工具,则结局会不会是两样的呢?
　　也许有人会说:就算静秋对老三的爱不纯洁,那么至少老三对静秋的爱是纯洁的吧?
　　我只能说,老三对静秋的爱是普通的,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在老三和静秋的关系中,他一直是主动进攻的一方,一直是游刃有余、可进可退的。他既未感受到政治压力,也未感受到经济压力。对老三来说,他唯一的压力来自静秋的心理压力,而从老三的角度看,这种压力在很大程度属于庸人自扰。他之所以妥协是为了迁就静秋母亲的态度,而并不是他也认为真的存在什么灾难——老三这种从容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他发现自己患了白血病。
　　人性的光辉,总是要在克服困难的过程当中才能彰显出来,老三一直没有什么困难需要克服,又能有什么令人感动的地方呢?不错,由于静秋的顾虑以及静秋母亲的命令,老三做了等待:等着静秋留校,等着她转正等。不过这种等待实在算不了什么,因为他们都相当年轻,老三闯入静秋的生活时,静秋还只是一个中学生,即便是按今天的标准,这也属于不折不扣的早恋,老三有充裕的时间可以等待,对这个年龄的人来说,等待只会让爱情更加甜蜜。
　　大概张艺谋意识到了这个漏洞,所以他在影片的后半部,也就顾不上控诉文革了,干脆直接让老三患上白血病,试图通过老三面对死亡时的表现来展示“最干净的爱情”。
　　人是很难改变自己的套路的,所以张艺谋预期的高潮,仍然是一出“床戏”。静秋到医院去看望老三,由于医院规定病房不许陪夜,老三就把静秋带到了一个医生借给他的房子里。坦率地说,这出戏拍得很脏,“跟嫖雏妓似的”(一评论人语)——老三的手向静秋的下身摸去,被静秋下意识地抓住,不过静秋最终还是松开了手,说“今天你无论做什么,我都答应”。
　　这是整部影片中老三唯一感到煎熬的时刻:自己来日无多,这个机会空前绝后,抓住还是放弃?这是个问题!
　　老三最终选择了放弃。应该说张艺谋设计的这个噱头还是很高明的,在今天“性自由”“性泛滥”的背景下,“性”和“爱”是分离的,“性”除了意味着及时行乐之外,并不能代表更多的东西,一个人如果出于自己的意志放弃了唾手可得的“性”,不妨被视为一种高尚或升华,张艺谋正是打算按照这样的逻辑,来赚取观众的同情乃至眼泪的。但是,张艺谋忽略了一点,他是假定在老三和静秋之间存在一种刻骨铭心的爱情的情况下,性本来应该是他们之间爱情的一种升华,但如此一来,老三的放弃,就不再是一种高尚,而是一种故作纯洁的矫情了,如果考虑到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机会,那么纯洁甚至是一种残忍了,他在观众心中唤起的不是同情,而是厌恶。
　　张艺谋是很清楚自己故事的苍白的,为了弥补这一点,他加进了很多“佐料”。比如他使用前苏联歌曲《山楂树》作为影片的主旋律,意在讨好喜欢怀旧的中老年观众,殊不知这首歌曲是歌颂青年工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幸福生活的,而《山楂树之恋》是以控诉作为底色的,因此这首歌更像是一种反讽。再比如,影片中多次出现了塑料绳编织的金鱼这一小道具,这确实是20世纪70年代女青年中流行的爱好,但由于它对推动情节的发展毫无用处,因此这条金鱼也就成了一种炫耀性的无用的小摆设。
　　张艺谋想让观众看到“纯爱”,但观众并没有看到“纯爱”,而仅仅看到了男女主人公面对爱情时的种种机会主义的考虑,因此观众可能更加不相信世界上有真正的爱情,这样的结局,张艺谋想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