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30年代初期，有一条从上海经香港、汕头、潮安、大埔、永定到达瑞金的线路，像红色血脉一样川流不息地向中央苏区输送着干部和物资，这就是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交通委员会主任周恩来亲自组织建立的从上海通往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
　　途经潮安的这段秘密交通线包括40公里的潮汕铁路和100余公里的韩江水路。在这条线上从汕头到潮安县城（潮州城）每小时有一个班次的火车;潮安到大埔的青溪每日有轮船可坐或交通站派出的小船;潮安到福建汀州（现长汀县）沿韩江、汀江有商贸货船往来。潮安党组织为了保障潮安段秘密交通线通过的人员和物资的安全畅通，在潮安县城内的交通旅社建有地下交通站，进入中央苏区的党政军领导大部分都曾在这交通旅社住宿或用餐;潮汕铁路线建立了铁路总支部，沿线站区和每个车站都安插有自己的同志;韩江上建立韩江电船支部，往返潮州至大埔之间的轮船老板和多数雇员是潮安人，而且党组织直接掌控着两艘电船，电船上打杂干活的“小公司”就有我们的地下交通员;潮安县城外韩江码头的管理人员和搬运工人中也有地下工作者。
　　在这一时期，潮安党组织不断充实和壮大革命武装力量，先后建立了400多人枪三支红军队伍，同时各区建有游击队，乡村建有赤卫队，共有2000多人枪的武装力量。先后进行大小战斗60余次，击毙敌人400余名，缴枪500多支，炸毁炮楼5座，有效地保障了通过潮安的这段秘密交通线的正常运转。
　　党组织和地下工作人员主要从四个方面积极配合着秘密交通线开展工作。
　　在传递情报方面。从1930年底到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往中央苏区之前，从潮安经过的交通线沟通了上海中共中央与江西中央苏区的联系，保证了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成为一双“千里眼”和“顺风耳”。
　　护送干部方面。1930年至1934年，潮安各级党组织配合交通站的工作人员，在这条红色交通线上冒着生命危险先后护送的有周恩来、刘少奇、项英、陈云、博古、任弼时、聂荣臻、 刘伯承、左权、李富春、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张闻天、王稼祥、李维汉、邓颖超、蔡畅、邓小平、杨尚昆、陆定一、王首道、瞿秋白、李德等党、政、军领导以及国际人士共200余人;还有两次参加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的全国各地的大部分代表;并有一大批电讯技术人员、文艺工作者和进步青年。据时任秘密交通线永定大站站长的李沛群回忆：“汕头当时的水陆交通都很便利，护送干部来往一般可以不在汕头停留。……上岸后即可坐人力车到火车站去搭乘往潮安的火车，再从潮州搭船上大埔，很方便，在汕头停留反而不安全。”李沛群根据肖桂昌1931年护送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的汇报称：“他们（周恩来、肖桂昌等人）在潮安吃过午饭，乘下午二时开往大埔的电船，他们买的是电船尾的小厢房票，上船后就关上房门休息。”
　　输送物资方面。中央苏区在开创和发展时期，由于国民政府的严密封锁，物资条件非常艰苦。潮安是闽粤边界的货物集散地，潮安党组织除了转运从香港、汕头运来的物资外，采取了多种方法，直接在潮安采购大量的普通物资运往中央苏区，如盐、水产品、电池、药材、布匹、火柴等生活用品;还组织和引导潮州商人在韩江、汀江沿线做生意，用布匹、食盐、煤油等商品向苏区交换粮食、竹器、木材、木炭、茶叶等土特产。从1930至1934年底的几年间，据不完全统计，中央苏区300万军民每年需要900万元的食盐、600万元的布匹和其它紧缺物质300多吨，大部分是在潮安转运或就地采购后运进的。
　　送出钱款方面。中央苏区从敌军和地主土豪那里缴获的黄金、白银、珠宝、现金，大部分都是经过潮安送到上海、香港等地，作为各级党组织的活动经费，或通过采购点换成钞票银元，用来购买苏区所需货物。
　　在白色恐怖的恶劣环境中，潮安各级党组织和革命武装及人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与国民政府军警、土匪、奸商、叛徒等斗智斗勇，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用智慧、鲜血和生命架起了这条“红色之路”。如共产党员潮城交通员张姆（马西姆），1934年1月，她祖孙三代人被捕。她面对酷刑，毫不动摇，視死如归。县委交通员林炳春，不论白天黑夜，也不论天寒地冻或烈日暴雨，他都勇往直前，日行一二百里，出色完成交通任务，被称为交通线上的“千里马”。潮汕铁路总支书记张炳琴等人因叛徒出卖，于1933年12月被捕，他们受尽酷刑，英勇就义，始终保守着交通线的秘密。潮安还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无名英雄，他们默默无闻地守护着这一条交通线，因此，潮安段的秘密交通线从未出现过安全问题。
　　途经潮安通往中央苏区的这条秘密交通线，是中共中央交通局所确定的华南四条交通线中开辟线路最早、使用频率最高、存在时间最长、所受破坏最小、人员及物资往来最多最安全的一条，因此，潮安革命根据地境内畅通无阻的秘密交通线成为通往中央苏区的安全走廊，为中国革命历史书写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