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城镇化率超过60%，属于中后期发展阶段，其特征就是城市人口和工商业开始逐步向郊区或农村迁移。
　　2015年春节，《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走红。文章里，上海大学博士生王磊光写道：“农村的日常生活充满着深刻的悲剧。自打工潮于九十年代兴起以来，很多农村人一直在外打工，二十多年来与父母团聚的时间，平均到每一年可能就十来天。”
　　“当前农村的亲情关系，很大程度上是靠老一辈建立的关系维系着。”他感慨道，“如果老一辈都不在世了，新一辈的联系也就慢慢断了。”
　　空巢老人、留守儿童、产业空心化……这些屡屡见诸报端、网络的词汇，描绘着一个衰老的农村，活力不再、形容枯槁。
　　家乡，成为远在他乡的人的灵魂故土，是漂泊流浪者的精神寄托。用作家贾平凹的话说，就是：家乡对我们的影响，就像乌鸡的乌，那是乌到了骨头里面。
　　轰轰烈烈的春运、衣锦还乡的渴望、叶落归根的夙愿，承载着游子对家乡的认同。对很多人来说，家乡，是起点，也是终点。“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没有故乡的人走向远方。”
　　家乡，还有另一种可能吗？
　　2013年，国家农业部启动“美丽乡村”创建活动。2014年，美丽乡村建设十大模式发布。产业发展型、生态保护型、城郊集约型、社会综治型、文化传承型、渔业开发型、草原牧场型、环境整治型、休闲旅游型、高效农业型等十大模式，让不同的乡村有了不同的范本和借鉴。
　　如今，越来越多的乡村在改变着面貌。原本泥泞不堪的土路变成了水泥路、柏油路，有的乡村引进了企业，发展了产业;有的乡村年轻人愿意回来了，留下来创业发展。
　　在中国，城市和乡村的二元结构体制一直存在。有人曾说，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个是城市中国，一个是乡村中国。
　　二元结构并非一种对立结构，城镇化被认为正在打破城市和农村的二元结构。事实上，乡村振兴离不开城镇化的推动。城镇化，不仅加速了我国工业化的进度，促进了工业生产的效率，也加速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促进了农业布局的调整。
　　特别是对于新型城镇化而言，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为特征，以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互促共进为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让农村与城市相融合。
　　近年来，“逃离北上广”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大城市的拥堵、空气质量、高房价和生活压力，让一部分人选择逃离，回到自己出生的小城。
　　城市与乡村的碰撞，更像是当下中国一种理想与现实的碰撞。当理想不再丰满，却也发现现实也不是那么骨感。乡村在变好、变美，变得更吸引人。
　　1975年，美国城市学者诺瑟姆（Ray.M.Northam）发现并提出了“诺瑟姆曲线”。他指出，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大体上都经历了类似正弦波曲线上升的过程，呈现一条被拉平的倒S型曲线。
　　这个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城市化起步阶段、加速阶段和成熟阶段。在城市化成熟阶段，有些地区城市化地域不断向农村推进，一些大城市的人口和工商业迁往离城市更远的农村和小城镇，城市人口减少，出现逆城市化现象。
　　目前，我国城镇化率超过60%，属于中后期发展阶段，其特征就是城市人口和工商业开始逐步向郊区或农村迁移。
　　逆城市化，不是城镇化的背逆，而是资源要素在城乡空间的重新配置，“是从更高层次、更高质量角度弥补传统城镇化发育短板的特殊城镇化过程”。
　　对于当前的乡村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来说，如何激活内外部要素资源来重建乡村是重中之重，也恰是逆城市化的作用所在。
　　从早期的“城育于乡”，到后来的“城乡对立”，再到正在进行的“城乡融合”，千百年来，城市与乡村，从未割裂，也从未远离。
　　乡村振兴，不只是一種产业的振兴和一种文化的振兴;美丽乡村建设，也绝不是停留在村容村貌的改变上，而是从秩序、文化、产业、文明，经济的全方位改变，是从外在到内在的改变。
　　有人说，30年后，乡村将是未来中国人的奢侈品。过去，人们向往城市，背井离乡;如今，美丽的乡村又成为许多人新的向往。这种种变化，让家乡有了另一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