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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日本通小泉八云在19世纪90年代发表过一系列评说日本的文章。这个热爱日本文化的洋人认为:明治维新30年来,日本只是采用了西方先进的科学和技术,使国家强大起来,日本文明的天性丝毫未变:富士山依然耸立,神殿的香火依然兴旺,日本人依然生活在木屐和服艺伎柔道之中。他感动于日本人的简朴、干净、彬彬有礼,感动于他们数百年如一日的社会状况,认为这种简朴保守敬拜神灵的东方精神胜于西方文明,担忧他所钟爱的日本文明会被西方文化玷污。他预言,西方文明对日本文化的侵入,“必须要有数百年的光阴,才能产生出若干永久的心理学上的结果来”。
1984年,荷兰人伊恩·布鲁玛出版了《面具下的日本》,他对日本的观察并没有打碎小泉八云的预想。他认为,“在表面上,今天的日本似乎是个相当先进,比衰退的英国还现代化的国家,但在内里,她在许多方面更接近欧洲中古时代”。
不同于小泉八云19世纪末对日本文化的溢美,不同于本尼迪克特的经典《菊与刀》,布鲁玛的研究对象不是现实中人,而是日本的流行文化——电影、书籍、漫画、戏剧中的形象。他颠覆了西方人所熟悉的纤巧雅致的日本文化,呈现给我们的是“日本文化中比较猥亵、暴力以及经常是病态的部分”。
布鲁玛认为,日本传统的大众文化,充满着快乐主义、放纵和情色元素,这种获得神道启示的地方性文化,与日本的正统文化——受中国影响、强调压抑和素朴的文化相比,差异之大好像它们是源自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明治维新后,日本极力要挤进西方阵营,强调本国文化为西方所欣赏的一面,也就是让小泉八云沉醉其中,惟恐被西化的日本抛弃的佛教的、典雅的、素朴的一面。同时,对粗俗放纵的大众文化强行压制。日本的文化人却一直致力于在粗糙而生机勃勃的泥土中挖掘日本的根,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人开始有了安全感,粗俗的歌舞伎剧恢复演出,日本文化中土里土气、放纵粗野的部分得以复活。在《面具下的日本》里,日本导演、作家、漫画家所创造的虚幻形象,与小泉八云、本尼迪克特笔下的日本国民有着天壤之别。
本书的主角其实只有两个人,男人和女人。布鲁玛以日本的创世神话开篇,用意明显。当你读完本书,再回过头来细读伊邪那岐、伊邪那美,天照大神和须佐之男这两代兄妹——日本开国始祖的悲情故事,体验其中的爱恋、性、嫉妒、恐怖、复仇与暴力等原始激情,就会发现,本尼迪克特所谓的耻感文化,布鲁玛的日本男人和女人类型,似乎都源自这个创世神话中的男女主角。书中引述的所有例证,不过是同一个母题下直到今天还在重复的故事。这里混合着母系社会的痕迹和武士道精神,所以我们不用奇怪沟口健二、今村昌平、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的电影和小说,既张扬母亲之道,让女主角为了儿子丈夫或情人心甘情愿地向毁灭,也制造着性幻想和性暴力——女主角依然充满母性地接受施虐者色欲狂的种种怪癖。日本对女性的态度极其矛盾:她主要是可敬的母亲,摘下母亲的面具又变成恐怖的妖妇。其实日本文化中的性暴力和性幻想,依然是在施展母亲之道,只是以变态的方式满足民众病态的心理和怪诞的审美趣味。布鲁玛认为,女人在传统社会所扮演的两个角色,母亲与娼妓,在日本社会中尤其重要,两者在某些地方是相通的。日本文艺作品中的经典女性几乎都是妓女,或是为了美好愿望甘愿为妓的母亲,那些女性形象——甜美的娇娃、温柔的母亲、放荡的娼妓,其实都是男人幻想的产物。
在有关男性形象的章节里,布鲁玛用大量笔墨分析了日本社会追捧的男性偶像“雅酷杀”,称之为高贵流氓与虚无主义者。“雅酷杀”是现代日本盛行的流氓崇拜死亡崇拜的产物。他们无关正义,只忠实于帮派,在义理、情感的冲突中走向死亡。“雅酷杀”注定死亡的命运发展了日本的残酷美学,将暴力付诸艺术,将血腥场面制作成精美的画面。日本民众对于极端的暴力有着较大的容忍力,他们沉醉在“雅酷杀”的世界里,对他们而言,这是一个几近完美的日本社会的小宇宙。
日本的导演、漫画家、作家塑造出来的软弱的、病态的、歇斯底里的、暴力的男人女人,在日本创世神话主角身上都能找到根源。而泛滥的日本情色漫画书刊和电影、放纵的歌舞伎剧,在女神天宇受売命的身上也能找到合理的解释。布鲁玛认为,日本的神祗似乎比基督教的三位一体更加人性化,他们分享了我们人类的弱点,是日本文化中最令人愉快且突出的特色。“尽管经过许多历史的变迁,现代的日本人依然那么接近他们所创造出来的原始神祗”。
为什么在一个温柔、顺从、刻板的社会里,极端的暴力占据了大众文化的主流地位?布鲁玛自问自答:在日本,这些(暴力猥亵的)幻想不被认为是有罪的,也不局限于少数人。如同日本文化中粗俗放纵的东西被纳入无害的民俗范围,所有虚构的东西,只关乎美学。只要维护了等级制度、礼节和公开一致的原则,当在真实生活中受到压抑时,社会就鼓励人们把他们的暴力冲动付诸幻想。布鲁玛说,替代性犯罪是戏剧的功能之一,戏剧是一种公开的展示,是嘉年华,是化妆舞会,是宣泄口。即使最低俗的大众文化,与真实世界也有关联,即使不是镜中之像,至少也是现实的反射。
1984年,荷兰人伊恩·布鲁玛出版了《面具下的日本》,他对日本的观察并没有打碎小泉八云的预想。他认为,“在表面上,今天的日本似乎是个相当先进,比衰退的英国还现代化的国家,但在内里,她在许多方面更接近欧洲中古时代”。
不同于小泉八云19世纪末对日本文化的溢美,不同于本尼迪克特的经典《菊与刀》,布鲁玛的研究对象不是现实中人,而是日本的流行文化——电影、书籍、漫画、戏剧中的形象。他颠覆了西方人所熟悉的纤巧雅致的日本文化,呈现给我们的是“日本文化中比较猥亵、暴力以及经常是病态的部分”。
布鲁玛认为,日本传统的大众文化,充满着快乐主义、放纵和情色元素,这种获得神道启示的地方性文化,与日本的正统文化——受中国影响、强调压抑和素朴的文化相比,差异之大好像它们是源自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明治维新后,日本极力要挤进西方阵营,强调本国文化为西方所欣赏的一面,也就是让小泉八云沉醉其中,惟恐被西化的日本抛弃的佛教的、典雅的、素朴的一面。同时,对粗俗放纵的大众文化强行压制。日本的文化人却一直致力于在粗糙而生机勃勃的泥土中挖掘日本的根,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人开始有了安全感,粗俗的歌舞伎剧恢复演出,日本文化中土里土气、放纵粗野的部分得以复活。在《面具下的日本》里,日本导演、作家、漫画家所创造的虚幻形象,与小泉八云、本尼迪克特笔下的日本国民有着天壤之别。
本书的主角其实只有两个人,男人和女人。布鲁玛以日本的创世神话开篇,用意明显。当你读完本书,再回过头来细读伊邪那岐、伊邪那美,天照大神和须佐之男这两代兄妹——日本开国始祖的悲情故事,体验其中的爱恋、性、嫉妒、恐怖、复仇与暴力等原始激情,就会发现,本尼迪克特所谓的耻感文化,布鲁玛的日本男人和女人类型,似乎都源自这个创世神话中的男女主角。书中引述的所有例证,不过是同一个母题下直到今天还在重复的故事。这里混合着母系社会的痕迹和武士道精神,所以我们不用奇怪沟口健二、今村昌平、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的电影和小说,既张扬母亲之道,让女主角为了儿子丈夫或情人心甘情愿地向毁灭,也制造着性幻想和性暴力——女主角依然充满母性地接受施虐者色欲狂的种种怪癖。日本对女性的态度极其矛盾:她主要是可敬的母亲,摘下母亲的面具又变成恐怖的妖妇。其实日本文化中的性暴力和性幻想,依然是在施展母亲之道,只是以变态的方式满足民众病态的心理和怪诞的审美趣味。布鲁玛认为,女人在传统社会所扮演的两个角色,母亲与娼妓,在日本社会中尤其重要,两者在某些地方是相通的。日本文艺作品中的经典女性几乎都是妓女,或是为了美好愿望甘愿为妓的母亲,那些女性形象——甜美的娇娃、温柔的母亲、放荡的娼妓,其实都是男人幻想的产物。
在有关男性形象的章节里,布鲁玛用大量笔墨分析了日本社会追捧的男性偶像“雅酷杀”,称之为高贵流氓与虚无主义者。“雅酷杀”是现代日本盛行的流氓崇拜死亡崇拜的产物。他们无关正义,只忠实于帮派,在义理、情感的冲突中走向死亡。“雅酷杀”注定死亡的命运发展了日本的残酷美学,将暴力付诸艺术,将血腥场面制作成精美的画面。日本民众对于极端的暴力有着较大的容忍力,他们沉醉在“雅酷杀”的世界里,对他们而言,这是一个几近完美的日本社会的小宇宙。
日本的导演、漫画家、作家塑造出来的软弱的、病态的、歇斯底里的、暴力的男人女人,在日本创世神话主角身上都能找到根源。而泛滥的日本情色漫画书刊和电影、放纵的歌舞伎剧,在女神天宇受売命的身上也能找到合理的解释。布鲁玛认为,日本的神祗似乎比基督教的三位一体更加人性化,他们分享了我们人类的弱点,是日本文化中最令人愉快且突出的特色。“尽管经过许多历史的变迁,现代的日本人依然那么接近他们所创造出来的原始神祗”。
为什么在一个温柔、顺从、刻板的社会里,极端的暴力占据了大众文化的主流地位?布鲁玛自问自答:在日本,这些(暴力猥亵的)幻想不被认为是有罪的,也不局限于少数人。如同日本文化中粗俗放纵的东西被纳入无害的民俗范围,所有虚构的东西,只关乎美学。只要维护了等级制度、礼节和公开一致的原则,当在真实生活中受到压抑时,社会就鼓励人们把他们的暴力冲动付诸幻想。布鲁玛说,替代性犯罪是戏剧的功能之一,戏剧是一种公开的展示,是嘉年华,是化妆舞会,是宣泄口。即使最低俗的大众文化,与真实世界也有关联,即使不是镜中之像,至少也是现实的反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