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陈毅是中国现代史上影响深远的两位伟大人物，也是情谊深厚的挚友。从1928年4月两人相识，至1972年1月6日陈毅逝世，两人的情谊延续44年之久。毛泽东与陈毅既是终生亲密的战友，又是“诗情”深厚的诗友。

井冈山上相识

　　陈毅对毛泽东了解已久。1920年在法国勤工俭学的陈毅，从蔡和森的介绍中开始了解毛泽东。后来陈毅读到《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第一次接触了毛泽东的言论。1927年10月，朱德和陈毅率领南昌起义部队来到大余县内，听闻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到了井冈山，于是便萌生了“到井冈山去找毛泽东”的想法。 1928年湘南暴动后，在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的掩护和接应下，朱德、陈毅所率的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安全转移到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在龙江书院，陈毅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陈毅握紧了毛泽东的手，激动地说：“我们早就盼望上井冈山来，今天终于如愿了。”
　　井冈山会师后，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正式成立，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红四军一战黄坳、五斗江，二战草市坳、永新城，三战新老七溪岭、龙源口，战绩辉煌。毛泽东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陈毅，信中写道：“相见恨晚，相慰平生，希遇事相商。”3个“相”字，充分说明了毛泽东对陈毅的信赖，也表达了毛泽东需要陈毅在精神上和军事上双重支持的迫切心情。
　　陈毅对毛泽东的才华的认识，是从“八月失败”的惨痛教训中获得的。1928年5月，陈毅被推选为红四军军委书记，此时他面临的最大矛盾是主力红军在井冈山的去留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的思想非常明确，他坚持红四军主力留守井冈山。但当时中共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要求红四军向湘南发展，加之朱德、陈毅带上山的二十八团官兵思乡心切，不愿意留在井冈山，最终导致红四军冒进湘南造成了井冈山斗争的“八月失败”。在毛泽东抱病亲赴湘南接应陈毅部队后，陈毅对自己不能制止这次冒进湘南而造成的损失深感痛心，他当面向毛泽东和二十八团官兵做了检讨。在重回井冈山的路上，毛泽东弃马步行，同陈毅边走边谈。毛泽东把他对中国革命的形势的认识，对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构想，对党内思想不统一等诸多问题，与陈毅一一交谈。陈毅被毛泽东的观念和论述打动了，此次谈话也成了陈毅思想飞跃的起点。与毛泽东的相识相交，是陈毅一生中最具有决定意义的事情。

碰撞中结深情

　　毛泽东和陈毅相识后，建立了最初的革命情谊。但陈毅并没有把毛泽东的地位和作用同中国的革命实践和前途命运联系起来。经过红四军七大风波，直到红四军九大后，陈毅才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在共同的斗争中，在奋斗中增进了了解，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随着革命根据地的不断扩大，红四军党内和军内存在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的思想，影响了红军的团结。1929年6月，红四军在龙岩召开了七大，会议旨在解决红军建设问题的同时，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由于陈毅是争议各方都能接受的人物，他便成为了大会主持人。会上，他做了长篇报告。在报告中他表达了自己对当前革命形势、建军方针和克服党内错误思想问题的看法。这些看法基本上是赞同毛泽东的主张的，但思想深度跟毛泽东差了很多。他指出：毛泽东的领导是正确的，红军离不开毛泽东。但他也坦率地给毛泽东和朱德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陈毅道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你们朱毛吵架，一个晋国，一个楚国，两个大国天天吵，我这个郑国夹在中间简直不好办，我是进出之间为难，两大之间为小。我跟哪个走？站在哪一边？就是怕红军分裂，希望你们两方团结起来。”听了陈毅的话，毛泽东重申了自己的主张之后说：“至于陈毅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的，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是不正确。”最终，会议选举陈毅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但并没有彻底解决红四军中存在的分歧，相反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这也大大出乎了陈毅的意料。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对陈毅感到失望，便愤然离开红四军，赴闽西休养并指导地方工作。陈毅上任几天后，感觉到自己能力有限，他在给中共中央的书面报告中宣称这是一个“过渡内阁”，还要静待中共中央派人来主持工作。对于朱毛之争，陈毅希望用两面批评、两面维护的调和的方法，达到团结的目的。但是毛泽东原则性极强，他反对陈毅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不打倒“陈毅主义”，毛泽东是不会回到前委主持工作的。
　　在赴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期间，陈毅向中共中央详细汇报了红四军的各方面情况。陈毅与周恩来、李立三多次讨论了红四军的正确路线、党对军队的领导以及红四军领导人的人选等问题。在红四军领导人选的问题上，周恩来提出如何正确认识一个政治家？看主流还是支流？周恩来认为毛泽东是红四军领导人最好的人选，毛泽东最先提出“上山”打游击，提出了武装斗争道路，提出了红军不仅能够打仗，还要成为一支强大的宣传队、群众工作队等。经过一个多月的讨论，陈毅不断地思考、总结，深刻地意识到红四军的创举对全国红军部队产生了重要影响，认识到毛泽东在政治路线方面的远见卓识和坚定正确，他坚决拥护毛泽东重新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他对周恩来、李立三说：“这次闹得有点伤感情，主要是我的错误。我没有认清毛泽东的天大的优点，没有指出正确的路線。我回去带头检讨，我相信退一步是可以进三步的。”
　　至此，陈毅代中共中央起草了著名的“九月来信”，由周恩来做了最后的修改审定。信中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批评了红四军七大的错误做法，指示毛泽东回到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陈毅派人将“九月来信”和自己诚恳的道歉信送给毛泽东。毛泽东读后百感交集，他认为中共中央对红四军的党内争论问题最终做出了正确的裁决。心情舒畅的毛泽东来到了汀州，与朱德、陈毅再次相见。陈毅特地把朱德、毛泽东请到自己的屋子里，诚恳地向毛泽东做了当面检讨。毛泽东也向朱德、陈毅等前委委员表示接受“九月来信”中对自己工作方式的批评。他被陈毅诚恳的道歉所打动，为陈毅思想认识水平的提高而感到高兴，不计前嫌地回到了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1929年红四军九大即古田会议召开，毛泽东再次担任前委书记。陈毅、毛泽东和朱德共同维护了红四军党内和军队的团结，巩固了毛泽东在红四军的领导地位。

坦诚中见真性

　　正当革命根据地在第四次反“围剿”时，临时中央迁到中央根据地，并全面贯彻“左”倾教条主义方针。临时中央在福建开展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接着又在江西开展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的斗争。这些斗争的实质是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毛泽东被迫再次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作为毛泽东的战友，陈毅自然是竭力地支持毛泽东，与临时中央的同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在赣南会议上，陈毅说：“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别看现在苏区方圆几千里，红军几万人，打两个败仗就要垮台。” 在第二次宁都会议上，陈毅极力维护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方针，说：“南昌暴动后的残部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合，经过千辛万苦才打出这样一个局面。现在有人认为苏区干部只有打仗一点还可以，其他都不行，这是不正确的，苏区主要是政治方面正确。再提一个促进团结的方案，让毛泽东到前方指挥作战。现在，前方的战士、干部们都在问毛泽东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来领导我们打仗？这就是统帅和部队的联系。”
　　随着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败，毛泽东同中央红军开始了长征。陈毅因腿伤被留在江西中央苏区坚持战斗。在敌人攻陷中央苏区县城的危机情况下，陈毅亲自安排可靠关系把毛泽覃的妻子、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儿子毛毛以及毛泽东的岳父母安排到赣州郊区隐藏起来。1935年遵义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名义给中央苏区的项英和陈毅发来了“万万火急”的电报。陈毅反复阅读了中共中央的电报，他估计毛泽东可能已经回到中共中央领导岗位上来了，十分振奋。在与项英就电报内容认识的分歧上，陈毅说：“我就是相信毛泽东！他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很有办法。朱毛原来是小队伍，后来队伍带得越来越大，你们是半截子插进来的，一来就打败仗。这样的中央怎么会有人相信？现在毛泽东出来就有办法了。”
　　陈毅在支持毛泽东的同时，毛泽东对陈毅也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其中最能表现毛泽东对陈毅的爱护，是毛泽东对“黄花塘事件”的处理。1942年的一天，陈毅在华中局处理公务时，跟秘书随便聊天。在谈到中共中央规定的整风必读文献时，他随口感慨说：书是好书，可是不要看书里讲得头头是道，执行起来就不一定真是这样，我看的多了，井冈山就看到了，有些事情不是这样执行的。这些话，当时听起来显然对中共中央不恭敬。秘书听到后吓坏了，过了些日子，秘书看到饶漱石一个人在黄花塘边乘凉，就走上去谈了这件事。听到这番话，饶漱石如获至宝。由于军中对饶漱石和陈毅二人作为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有过议论，称赞陈毅的较多，加上中共中央要实行党政军民一元化领导。为了排挤陈毅，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饶漱石紧紧抓住陈毅在红四军七大上选掉毛泽东前委书记职务的历史事件，加上现在的“反毛”言论，故意借口离开军部，让陈毅主持整风，蓄意造成陈毅发动干部批评攻击政治委员的事实。在10月26日的会议上，饶漱石抛出了陈毅“十大错误”的材料，并写了长达1500字的电报给毛泽东、刘少奇。这便是让陈毅有理说不清的黄花塘事件。

　　面对种种指责和批评，陈毅只好动身赴延安。陈毅并不清楚毛泽东对黄花塘事件处理的态度，所以当他再次见到分别10年的毛泽东后，毕恭毕敬。毛泽东对陈毅公事公办的样子不满意，忍不住发了脾气。毛泽东说：你这个陈毅，我们10年没见面了，老战友，老朋友，你怎么这个样子！有人说了什么，大家交交心嘛！你这个样子我还能跟你说话吗？陈毅一听，心里很是感动，便放下了思想上的包袱。随后，毛泽东不断地做陈毅的思想工作，毛泽东在给陈毅的信中写道：“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的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锻炼忍耐。”通过与毛泽东的亲密接触和不断的交流，陈毅逐渐意识到“以前所见不免皮相，疏虞之处甚多”。10多年后，高岗、饶漱石事件处理后，毛泽东赠陈毅一句谚语：“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

诗文中显厚谊

　　在共同的理想信念下，在革命战火的淬炼中，毛泽东与陈毅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同时，诗词作为他们两人共同的爱好，也在他们之间架起了一条心意相通的桥梁。陈毅对毛泽东的诗词极为喜爱和推崇，他也常借诗词来抒发他对毛泽东的敬仰之情。毛泽东为陈毅改诗，也被传为佳话。
　　在井冈山时，每当有空闲时间，毛泽东和陈毅便在一起谈论诗词歌赋。陈毅曾告诉他的家属，他是毛泽东《西江月·井冈山》《如梦令·元旦》等作品最早的读者之一。他曾经把毛泽东当年所赠的诗词手稿珍藏多年，后来因为南方游击战争作战艰苦，无法妥善保存，最后便散失了。1929年毛泽东率部队顺利攻下汀州、龙岩后，陈毅写了《反攻下汀州龙岩》一诗：闽赣路千里，春花笑吐红。败军气犹壮，一鼓下汀龙。毛泽东在陈毅的笔记本上发现了这首诗，陈毅便请毛泽东斧正。毛泽东在“败”字上画了一个圈。于是，陈毅便把这句改成了“铁军真是铁”，整首诗的气势立刻凸显了出来。
　　1948年，陈毅到陕北杨家沟时，毛泽东问陈毅：又写诗了吧？你打了胜仗总要写诗的。陈毅说：“对了。孟良崮、莱芜战役都写了。”陈毅接着便朗誦了《莱芜大捷》：“淄博莱芜战血红，我军又猎泰山东。百千万众擒群虎，七十二崮志伟功。鲁中霁雪明飞帜，渤海洪波唱大风。堪笑顽酋成面缚，口头请罪詈元凶。”毛泽东听完，连说：好诗，好诗！
　　陈毅常在诗词中表达他对毛泽东的无限敬仰之情。黄花塘事件后，他在诗中写道：“众星何灿烂，北斗住延安。大海有波涛，飞上清凉山。”他把毛泽东比作“北斗星”，把自己比喻成“大海波涛”，以表达自己急切地想见到毛泽东的心情。1949年开国大典上，陈毅随毛泽东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陈毅又写作《开国小言》一诗：“元首耀北辰，元戎雄泰岱。群英共检阅，盛世开万代。”1960年，陈毅在《冬夜杂咏》组诗中，歌颂了毛泽东游长江的壮举。诗中写道：“有人雄今古，游泳渡长江。云此得宽余，宇宙莽苍苍。”陈毅珍爱毛泽东的诗词，他曾把37首毛泽东诗词工工整整地抄录下来，并让自己的孩子们也经常学习。

　　1964年，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陪同周恩来出访了亚非欧14国。同年，陈毅又访问亚非6国。访问归来，恰逢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动问陈毅：最近怎么看不到你写的诗发表呢？陈毅说：一年来，我走访了近20个国家，随手写了十几首诗，现在还没定稿，等改好后，呈送主席，请主席大笔斧正，行不行？谈话后，陈毅对这些诗进行加工修改，抄了其中7首寄给毛泽东。1965年，毛泽东专门复信陈毅，对《六国之行》的第一首做了修改，并加了《西行》这一题目：
　　万里西行急，乘风御太空。
　　不因鹏翼展，哪得鸟途通。
　　海酿千钟酒，山栽万仞葱。
　　风雷驱大地，是处有亲朋。
　　经过毛泽东修改后的《西行》，是非常严谨的五言诗。“鹏翼展”“鸟途通”“千钟酒”“万仞葱”都是毛泽东的神来之笔。这首诗也成为毛泽东和陈毅共同创作的结晶。在毛泽东的复信中，他称赞陈毅的诗“大气磅礴”，只是在字面上与律诗“稍有未合”。毛泽东谦逊地表示自己没有学习过五言律诗、对自己所作的七言律诗也不满意，只是对长短句的词稍懂一点。由于对改过的一首还不甚满意，他表示其余的便不能再改了。他建议陈毅向叶剑英请教七律，向董老请教五言。毛泽东在信中提出了他对诗歌创作的见解，指出写诗要用比、兴的方法，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同时，他还提出可以从民歌中吸取养料，创造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
　　1971年，陈毅因结肠癌手术住院。已经很多天无法进食的陈毅，跟女儿姗姗说要吃面条。在坚持吃了几根面条后，陈毅跟医生和姗姗说：今天是12月26日，是毛主席的生日，我早上吃了面条，争取年底下床走一走。在陈毅住院的两个多月中，病房既没有日历，也没有人提醒，他在心里慢慢地算着毛泽东的生日。在生命的弥留之际，他心里依然最挂念毛泽东。病重昏迷的陈毅，嘴里不停地念叨“红军”“毛主席”“路线斗争”“坚持原则”“战胜敌人”。1972年1月6日，陈毅永远地闭上了眼睛。1月8日，毛澤东签发了关于陈毅追悼会的文件。
　　1月10日下午，毛泽东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这也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参加他的战友的追悼会。
　　毛泽东与陈毅的友谊长达44年，他们既是革命家，又是诗人，可谓文武双全。他们因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而相识、相知，经历相互碰撞到相互配合，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为后人所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