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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杜甫对以赋为诗的运用，从题材上来说，主要表现为战争诗、纪行诗和咏物诗的大量创作；在体裁上表现为以长篇古诗和排律的创作；在技巧上则体现为辞藻的丰富与典故的铺陈。以赋为诗，使杜诗的表现领域得到了全面的拓展。
关键词：杜甫以赋为诗题材体裁技巧
中图分类号：I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50(2007)03－25－3
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从读者的角度，有一段针对骚赋之别的名论：“《骚》览之，须令人裴回循咀，且感且疑；再反之，沉吟嘘唏；又三复之，涕泪俱下，情事欲绝。赋览之，初如张乐洞庭，褰帷锦官，耳目摇眩；已徐阅之，如文锦千尺，丝理秩然；歌乱甫毕，肃然敛容；掩卷之馀，彷徨追赏。”①彪炳诗史的李、杜作品，自然不出王世贞的批评视野之外，他认为“咏之使人飘扬欲仙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嘘唏欲绝者，子美也”，可见在王氏看来，杜诗具有与辞赋相仿的审美特征，可以达到同赋、骚类似的阅读效果：使人慷慨激烈，似读赋，使人嘘唏欲绝，又似读骚。本文试从题材、体裁、技巧三方面来分析杜甫以赋为诗的表现。
战争诗：两种传统的融汇
记载和描写战争史书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文学作品的固有题材之一，在早期的文学作品中，《诗经》和《楚辞》对于战争题材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实际上开创了两种传统。《诗经》中的战争诗有意地摒弃战情，常常以哀诗、怨诗的形式出现，即使是颂诗，也只是赞颂征伐正面的文化价值，并不歌咏战争，《楚辞·国殇》则包容了战场实际交锋的情形，排比铺绘，尽夸饰之能事。《国殇》开辟的这种传统在汉魏涌现的战争赋中得到继承，如陈琳《神武赋》、曹植《东征赋》；徐斡《西征赋》、繁钦《征天山赋》等。杜诗继承了这一传统，并且将《诗经》、《楚辞》表现战争的两种传统熔为一炉。
当杜甫经过长安十年的旅食生活，通过献赋初步得到权贵的赏识，仕途和事业小有起色之时，安史之乱爆发了，这是杜甫所不愿看到的，他反对邪恶的战争并非是因为自己事业的遽然中断，不是一人一己的恩怨，而是因为社稷动荡不安带来的生灵涂炭。举凡重要的战役如潼关之役、陈陶斜之役、相州之役等在他的诗歌中均有体现，如《兵车行》、《前出塞》、《后出塞》、《悲陈陶》、《悲青坂》、《塞芦子》、《喜闻官军已临贼境》、《观兵》、《洗兵马》等。在战争诗中，他悲悯“戚戚去故里”的征夫而急于要为他们代言，他为因战争而家破身亡的百姓掬一把同情泪，他对官军的收复之战翘首以望恨不能侧身其中，他渴望正义的一方全胜后“净洗甲兵长不用”，在官军错失良机的时候他几乎要站出来献计献策了!血是杜甫对战争的突出印象，“边庭流血成海水”(《兵车行》)、“血作陈陶泽中水”(《悲陈陶》)、“锋先衣染血”(《喜闻官军已临贼境》)、“送行勿泣血”(《新安吏》)、“河洛化为血”(《咏怀二首》其一)，处处弥漫着血的腥味，处处充斥着血的殷红。他的绝笔之作《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以一句“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结束了他充满悲苦的战争回忆。杜甫对战争的亲历使诗歌的描写更加真实感人，“诗史”的桂冠可谓名至实归。
《兵车行》、《前出塞》、《后出塞》、《悲陈陶》、《悲青坂》等诗歌中的哀怨情绪有似于《诗经》的传统表达，而《喜闻官军已临贼境》、《洗兵马》等对于将帅的赞美、战争场面的铺绘则显然继承的是《国殇》的传统，其铺写战争的残酷、对于血的直描是上承这一传统的具体表现。
随行赋诗与随物赋形
《楚辞·远游》是述行赋之滥觞，班彪《北征赋》、班昭《东征赋》、刘歆《遂初赋》、蔡邕《述行赋》嗣其响，至于建安，作品尤多，如王粲《初征赋》、阮璃《纪征赋》、徐斡《序征赋》、潘岳《西征赋》等。述行题材是由赋兴起的，述行赋促进了山水赋的出现，而山水赋则对山水诗的产生有深远的影响。
杜甫一生是极其不安定的，裘马清狂的早年生活之外，只有旅食京华十年、寓居成都五年、暂住夔州两年相对稳定些，其它大部分时间均是在流离失所之中度过。尤其是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一年之间，连续四次迁徙，辗转流离，备尝行役之苦。他在《发同谷县》诗中写道：“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仇兆鳌引赵次公日：“是年春，公自东都回华，秋自华客秦，冬自秦赴同谷，又自同谷赴成都，是四行役也。”从秦州到同谷及从同谷到成都两段路程，杜甫分别留下了“发秦州”、“发同谷”两组纪行诗，“以狮子搏兔之全力描绘陇蜀山川，而且打并人身世之感、生事之艰，成为古代纪行诗中的空前绝后之作。”另外，杜集的压卷之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也是以纪行为主。杜诗的述行题材与山水描写已经融为一体，寻其渊源，当归于赋。“发秦州”、“发同谷”等组诗形式，气势磅礴，一气呵成，其风格亦类于赋。
杜甫的咏物诗在杜集中为数不小，单纯是咏花、木、鸟、兽的就有八十馀首之多。杜甫咏物诗与汉魏六朝咏物赋有很多题材的重合，如《孤雁》之与曹植《离缴雁赋》；《鹦鹉》之与弥衡《鹦鹉赋》；《猿》之与傅玄《援猴赋》；《古柏行》之与左芬《松柏赋》；《促织》之与卢谌《蟋蟀赋》；《满鸂鶫》之与谢惠连《鸂鶫赋》等。宇文所安《初唐诗》称“由于咏物诗与赋的关系比任何题材都来得密切，它承袭了咏物赋的各种严格惯例”，可谓一语中的。初唐前后咏物诗的大量出现，标志着咏物诗已经相对独立，但直到杜甫的笔下，才臻于成熟的境界，而其取材、用语，都受到了咏物赋的影响。李重华《贞一斋诗说》评咏物赋为：“化工妙处，全在随物赋形。”在杜甫的笔下，随物赋形的结晶不再是赋，而是诗。
在辞赋的浇灌下，杜诗展现了别样的风貌。在杜甫各类诗作中，战争诗、述行诗、咏物诗是杜甫汲取辞赋营养最多的三种题材。这是就重点而言，其他如《义鹘行》之受故事赋的影响，论诗受《文赋》的影响等，不一一说明。此外，从命题来看，也能寻到杜诗与赋之间因缘关系的些许痕迹，如《哀江头》在抒情精神上与屈原《哀郢》、庾信《哀江南赋》的一脉相承，《北征》与班彪《北征赋》，《秋兴》与潘岳《秋兴赋》，《火》与潘尼《火赋》在题目上的毫无二致等。
从体裁到技巧：赋对诗的无所不入
在体裁上，以长短而论，律诗、绝句等短篇可用赋法，但不肖赋体，长篇便于铺排尽言，纵横捭阖，所以杜甫的古诗尤其是长篇古诗受赋体影响最深，其次是长篇排律。项安世《项氏家说》：“文士才力尽用于诗，如李杜之歌行，元白之唱和，序事丛蔚，写物雄丽，小者十馀韵，大者百馀韵，皆用赋体作诗。”歌行导源于汉乐府，多为七言。项安世指出杜甫歌行用赋体作诗，杜诗中的五古又何尝不是如此?《北征》、《火》、《三川观水涨》等五言古诗，均是典型的以赋为诗之作。另外，杜诗中体格严整的排律也有以赋为诗之例，许永璋称杜甫以赋人律乃指排律而言：“变赋体为长律，尤为奇创。”并以《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为例，推为杜甫颠峰之作。
在用典上，杜诗受到赋体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两方面：一是汲取辞赋的丰富语汇，如《骢马行》，李审言评日：“杜公咏物，千载无偶，咏马诗，尤为独绝。此诗写马之状，姑不具论，以精用《文选》，略摘于后，以示学杜之趋响。如‘蝤崒’、‘青荧’，见《西都赋》；‘隅目’见《西京赋》；‘夹镜’见《赭白马赋》；‘碾磊’见《海赋》；‘昼洗须腾泾渭深，夕趋可刷幽并夜’二语，先用《魏都赋》‘洗马海岛，刷马江洲’，‘洗、刷’两字所出；又用《赭白马赋》‘旦刷幽燕，昼秣劲越’。非熟精而何?”李氏要证明的是杜甫“熟精《文选》理”，其所举语汇出处无一不是辞赋，则是我们深可注意的。
二是在对事典的铺排上，也受到了辞赋“据事以类义”的影响。刘勰《文心雕龙·事类》称：“贾谊《鹏赋》，始用鹗冠之说；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书：此万分之一会也。及扬雄《百官箴》，颇酌于《诗》、《书》；刘歆《遂初赋》，历叙于纪传：渐渐综采矣。至于崔班张蔡，遂捃拾经史，华实布濩，因书立功，皆后人之范式也。”宋人称杜诗“无一字无来处”虽有夸张之嫌，却也说明了杜诗用典之多，远远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诗家作品。如杜甫绝笔《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初读之下，即觉典故扑面而来，其用典涉及到的人物就有轩辕、虞舜、马融、王粲、辛毗、扬雄、庾信、陈琳、潘岳、夸父、苏秦、张仪、公孙述、侯景、葛洪、许靖等十六人之多。然而杜甫用典并非以多取胜，而且在具体方法上有很多独到之处，如熔铸成语以为己辞，灵活多变的手法等。杜诗用典的取精用宏，确乎从赋体文学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在诗赋平行发展并相互渗透的六朝，赋的诗化和诗的赋化已成为两种显著的文学发展态势，初唐的诗家们不仅沿袭了这一潮流，并且有意识地取法大赋，来拓宽诗歌的艺术表现力。以赋为诗虽然不是杜甫的独得之秘，然而他通过“转益多师”、含咀万卷英华，运用“掣鲸碧海”之才力，集大成地运用和发展了以赋为诗的手法，在诗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
作者简介：王京州(1977年－)，男，河北邢台人，文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文学。
责任编辑 张 翔
关键词：杜甫以赋为诗题材体裁技巧
中图分类号：I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50(2007)03－25－3
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从读者的角度，有一段针对骚赋之别的名论：“《骚》览之，须令人裴回循咀，且感且疑；再反之，沉吟嘘唏；又三复之，涕泪俱下，情事欲绝。赋览之，初如张乐洞庭，褰帷锦官，耳目摇眩；已徐阅之，如文锦千尺，丝理秩然；歌乱甫毕，肃然敛容；掩卷之馀，彷徨追赏。”①彪炳诗史的李、杜作品，自然不出王世贞的批评视野之外，他认为“咏之使人飘扬欲仙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嘘唏欲绝者，子美也”，可见在王氏看来，杜诗具有与辞赋相仿的审美特征，可以达到同赋、骚类似的阅读效果：使人慷慨激烈，似读赋，使人嘘唏欲绝，又似读骚。本文试从题材、体裁、技巧三方面来分析杜甫以赋为诗的表现。
战争诗：两种传统的融汇
记载和描写战争史书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文学作品的固有题材之一，在早期的文学作品中，《诗经》和《楚辞》对于战争题材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实际上开创了两种传统。《诗经》中的战争诗有意地摒弃战情，常常以哀诗、怨诗的形式出现，即使是颂诗，也只是赞颂征伐正面的文化价值，并不歌咏战争，《楚辞·国殇》则包容了战场实际交锋的情形，排比铺绘，尽夸饰之能事。《国殇》开辟的这种传统在汉魏涌现的战争赋中得到继承，如陈琳《神武赋》、曹植《东征赋》；徐斡《西征赋》、繁钦《征天山赋》等。杜诗继承了这一传统，并且将《诗经》、《楚辞》表现战争的两种传统熔为一炉。
当杜甫经过长安十年的旅食生活，通过献赋初步得到权贵的赏识，仕途和事业小有起色之时，安史之乱爆发了，这是杜甫所不愿看到的，他反对邪恶的战争并非是因为自己事业的遽然中断，不是一人一己的恩怨，而是因为社稷动荡不安带来的生灵涂炭。举凡重要的战役如潼关之役、陈陶斜之役、相州之役等在他的诗歌中均有体现，如《兵车行》、《前出塞》、《后出塞》、《悲陈陶》、《悲青坂》、《塞芦子》、《喜闻官军已临贼境》、《观兵》、《洗兵马》等。在战争诗中，他悲悯“戚戚去故里”的征夫而急于要为他们代言，他为因战争而家破身亡的百姓掬一把同情泪，他对官军的收复之战翘首以望恨不能侧身其中，他渴望正义的一方全胜后“净洗甲兵长不用”，在官军错失良机的时候他几乎要站出来献计献策了!血是杜甫对战争的突出印象，“边庭流血成海水”(《兵车行》)、“血作陈陶泽中水”(《悲陈陶》)、“锋先衣染血”(《喜闻官军已临贼境》)、“送行勿泣血”(《新安吏》)、“河洛化为血”(《咏怀二首》其一)，处处弥漫着血的腥味，处处充斥着血的殷红。他的绝笔之作《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以一句“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结束了他充满悲苦的战争回忆。杜甫对战争的亲历使诗歌的描写更加真实感人，“诗史”的桂冠可谓名至实归。
《兵车行》、《前出塞》、《后出塞》、《悲陈陶》、《悲青坂》等诗歌中的哀怨情绪有似于《诗经》的传统表达，而《喜闻官军已临贼境》、《洗兵马》等对于将帅的赞美、战争场面的铺绘则显然继承的是《国殇》的传统，其铺写战争的残酷、对于血的直描是上承这一传统的具体表现。
随行赋诗与随物赋形
《楚辞·远游》是述行赋之滥觞，班彪《北征赋》、班昭《东征赋》、刘歆《遂初赋》、蔡邕《述行赋》嗣其响，至于建安，作品尤多，如王粲《初征赋》、阮璃《纪征赋》、徐斡《序征赋》、潘岳《西征赋》等。述行题材是由赋兴起的，述行赋促进了山水赋的出现，而山水赋则对山水诗的产生有深远的影响。
杜甫一生是极其不安定的，裘马清狂的早年生活之外，只有旅食京华十年、寓居成都五年、暂住夔州两年相对稳定些，其它大部分时间均是在流离失所之中度过。尤其是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一年之间，连续四次迁徙，辗转流离，备尝行役之苦。他在《发同谷县》诗中写道：“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仇兆鳌引赵次公日：“是年春，公自东都回华，秋自华客秦，冬自秦赴同谷，又自同谷赴成都，是四行役也。”从秦州到同谷及从同谷到成都两段路程，杜甫分别留下了“发秦州”、“发同谷”两组纪行诗，“以狮子搏兔之全力描绘陇蜀山川，而且打并人身世之感、生事之艰，成为古代纪行诗中的空前绝后之作。”另外，杜集的压卷之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也是以纪行为主。杜诗的述行题材与山水描写已经融为一体，寻其渊源，当归于赋。“发秦州”、“发同谷”等组诗形式，气势磅礴，一气呵成，其风格亦类于赋。
杜甫的咏物诗在杜集中为数不小，单纯是咏花、木、鸟、兽的就有八十馀首之多。杜甫咏物诗与汉魏六朝咏物赋有很多题材的重合，如《孤雁》之与曹植《离缴雁赋》；《鹦鹉》之与弥衡《鹦鹉赋》；《猿》之与傅玄《援猴赋》；《古柏行》之与左芬《松柏赋》；《促织》之与卢谌《蟋蟀赋》；《满鸂鶫》之与谢惠连《鸂鶫赋》等。宇文所安《初唐诗》称“由于咏物诗与赋的关系比任何题材都来得密切，它承袭了咏物赋的各种严格惯例”，可谓一语中的。初唐前后咏物诗的大量出现，标志着咏物诗已经相对独立，但直到杜甫的笔下，才臻于成熟的境界，而其取材、用语，都受到了咏物赋的影响。李重华《贞一斋诗说》评咏物赋为：“化工妙处，全在随物赋形。”在杜甫的笔下，随物赋形的结晶不再是赋，而是诗。
在辞赋的浇灌下，杜诗展现了别样的风貌。在杜甫各类诗作中，战争诗、述行诗、咏物诗是杜甫汲取辞赋营养最多的三种题材。这是就重点而言，其他如《义鹘行》之受故事赋的影响，论诗受《文赋》的影响等，不一一说明。此外，从命题来看，也能寻到杜诗与赋之间因缘关系的些许痕迹，如《哀江头》在抒情精神上与屈原《哀郢》、庾信《哀江南赋》的一脉相承，《北征》与班彪《北征赋》，《秋兴》与潘岳《秋兴赋》，《火》与潘尼《火赋》在题目上的毫无二致等。
从体裁到技巧：赋对诗的无所不入
在体裁上，以长短而论，律诗、绝句等短篇可用赋法，但不肖赋体，长篇便于铺排尽言，纵横捭阖，所以杜甫的古诗尤其是长篇古诗受赋体影响最深，其次是长篇排律。项安世《项氏家说》：“文士才力尽用于诗，如李杜之歌行，元白之唱和，序事丛蔚，写物雄丽，小者十馀韵，大者百馀韵，皆用赋体作诗。”歌行导源于汉乐府，多为七言。项安世指出杜甫歌行用赋体作诗，杜诗中的五古又何尝不是如此?《北征》、《火》、《三川观水涨》等五言古诗，均是典型的以赋为诗之作。另外，杜诗中体格严整的排律也有以赋为诗之例，许永璋称杜甫以赋人律乃指排律而言：“变赋体为长律，尤为奇创。”并以《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为例，推为杜甫颠峰之作。
在用典上，杜诗受到赋体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两方面：一是汲取辞赋的丰富语汇，如《骢马行》，李审言评日：“杜公咏物，千载无偶，咏马诗，尤为独绝。此诗写马之状，姑不具论，以精用《文选》，略摘于后，以示学杜之趋响。如‘蝤崒’、‘青荧’，见《西都赋》；‘隅目’见《西京赋》；‘夹镜’见《赭白马赋》；‘碾磊’见《海赋》；‘昼洗须腾泾渭深，夕趋可刷幽并夜’二语，先用《魏都赋》‘洗马海岛，刷马江洲’，‘洗、刷’两字所出；又用《赭白马赋》‘旦刷幽燕，昼秣劲越’。非熟精而何?”李氏要证明的是杜甫“熟精《文选》理”，其所举语汇出处无一不是辞赋，则是我们深可注意的。
二是在对事典的铺排上，也受到了辞赋“据事以类义”的影响。刘勰《文心雕龙·事类》称：“贾谊《鹏赋》，始用鹗冠之说；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书：此万分之一会也。及扬雄《百官箴》，颇酌于《诗》、《书》；刘歆《遂初赋》，历叙于纪传：渐渐综采矣。至于崔班张蔡，遂捃拾经史，华实布濩，因书立功，皆后人之范式也。”宋人称杜诗“无一字无来处”虽有夸张之嫌，却也说明了杜诗用典之多，远远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诗家作品。如杜甫绝笔《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初读之下，即觉典故扑面而来，其用典涉及到的人物就有轩辕、虞舜、马融、王粲、辛毗、扬雄、庾信、陈琳、潘岳、夸父、苏秦、张仪、公孙述、侯景、葛洪、许靖等十六人之多。然而杜甫用典并非以多取胜，而且在具体方法上有很多独到之处，如熔铸成语以为己辞，灵活多变的手法等。杜诗用典的取精用宏，确乎从赋体文学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在诗赋平行发展并相互渗透的六朝，赋的诗化和诗的赋化已成为两种显著的文学发展态势，初唐的诗家们不仅沿袭了这一潮流，并且有意识地取法大赋，来拓宽诗歌的艺术表现力。以赋为诗虽然不是杜甫的独得之秘，然而他通过“转益多师”、含咀万卷英华，运用“掣鲸碧海”之才力，集大成地运用和发展了以赋为诗的手法，在诗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
作者简介：王京州(1977年－)，男，河北邢台人，文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文学。
责任编辑 张 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