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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多年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历史的提问曾庄严宣告：“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他们做到了。
60多年后的今天，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历史又一次的提问：我们已经建设出一个“世界第二”的庞大经济体，我们能否同时建设出一个稳定有序、公平正义、幸福平安的和谐社会？
这一提问刚刚破题，但破题之法已经找到，这就是社会管理创新。
从年初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班以“社会管理创新”为主题到“两会”上“社会管理创新”议案提案被高度聚焦，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社会建设与管理的新征程，中国社会踏上了新的“赶考”之路。
新形势新任务
目前中国的社会问题明显增多，这是一个我们不用去否认的事实。为何会如此？有人说这是部分党员干部不作为、甚至乱作为所导致的。固然我们的党员干部在加强社会管理方面确实存在很多问题，甚至有些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但是据此就把社会问题丛生的责任全部推给党员干部是不公平的。其实，一个社会出现问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社会发展与社会治理不同步导致的一种客观存在。胡锦涛总书记在专题班上说 “我国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是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性特征的集中体现”，讲的就是这样的意思。
那么目前中国社会呈现出一些什么样的“阶段性特征”，这些“阶段性特征”将会引发什么样的社会管理问题呢？
——社会结构发生变化，阶层群体冲突增加
传统中国社会的社会阶层结构是相当单一的，就是“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在计划经济的背景下，他们之间的利益是高度趋同的，不仅没有根本性的冲突，甚至直接的冲突都几乎没有。但这些年来中国社会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纷纷出现，新的社会阶层与传统社会阶层之间，新的社会阶层内部由于利益获取模式的不同往往会发生各种冲突与纠纷，这些冲突与纠纷极易引发社会问题。像前段时间出现的农民工因讨薪而自焚跳楼、土地拆迁中的暴力争端等等社会性事件，背后其实都是阶层利益在冲突。
而且，伴随着阶层分化，社会管理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过去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基本上都要属于一个“单位”，干部在机关、工人在工厂、农民在生产队。按单位管理，政府好管也省事。但现在社会上出现越来越多的自由人，不再是“单位人”而成为了没进入麻袋的土豆。对于这些人，仅仅依靠单位模式是想管也管不住了，就算把他们吸纳为临时工，临时工已经没有必要也没有动力像“正式工”那样本分地听话了。
——社会状态更加活跃，开放性、流动性问题增多
目前我国有超过2亿的流动人口，在中国的东西部地区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流动。这种流动对社会管理提出很大挑战。传统的户籍管理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萝卜就在坑里边，而人口流动，西边的萝卜跑到了东边，导致东边的一个坑里可能有几个乃至好几十个萝卜。相应的社会福利保障、公平正义诉求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社会治理等等一系列问题就产生了。比如，农民工建设了城市，但却很难在城市中居住下来，只能像候鸟似的飞来飞去。如何调动流动人口建设流入地的积极性，保障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各项社会福利，让流动人口不至于因心态失衡引发行为失控，已经成为了城市化发展不能回避的紧迫问题。
人口流动好歹还能看得见，信息的传播与扩散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信息开放与信息封闭状态下的社会管理方式是截然不同的，难度更是天壤之别。在信息不畅通的情况下，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先捂住再慢慢应对。可是互联网让信息迅即甚至呈几何级数传播，往往“网下刚冒烟，网上已燃烧”。本来一个小事情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信息一传播到网上，马上情绪激愤。加之，互联网还有强大的组织功能，它可以把全世界各地看似一点联系也没有的人在不知不觉间组织在一起形成集体行动。
更近一步看，在信息化环境中，人的社会交往已经不仅仅是实体的交往，不仅仅是面对面的交往，而变成了网络的交往与沟通。一个人足不出户并不意味着孤立无为，闭门也能造车，网上也可以开店。现在社会上的一些宅男宅女很可能是社会中交往关系最复杂、最广泛的群体之一，据说目前中国网民已经超过4亿人。虚拟社会不同于现实社会，但它又与现实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虚拟社会的所作所为都有着强烈的现实指向。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既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崭新要求，又是社会管理创新的紧迫任务。
——社会诉求不断提升，维权意识更加强烈
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很快，跨越了温饱，实现了小康。但是，在老百姓吃饱穿暖的同时，对政府的意见也不断增多，群众与干部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凸显出来了。为什么啊？社会诉求在提高，群众愿望在升级。我们党员干部在实现群众经济小康方面成就很巨大，但让群众精神小康方面准备不足。可是，准备不足，群众就会聚集起来和你要、和你闹。尤其是随着社会公众权利意识不断增强，过去不是问题的问题今天成为了大问题，过去理所当然的事情今天越来越理不直气不壮了，过去坚不可摧的合法性基础今天越来越有些靠不住了。邓小平晚年的时候说过一句话：我们过去总认为发展慢了不行，现在看来，发展起来之后，发展快了问题更多、更棘手、更复杂。后邓小平时代10余年后重温这句话，确确实实让我们感受到了什么是伟人的高瞻远瞩。
——转型社会价值真空，社会失范引发风险
社会发展可以突变，社会价值观的培育却不能一蹴而就。中国社会用30余年走过了西方社会数百年的历程，既有价值观已经失去了共识，新的价值观又没有真正形成。而一个社会只有存在共同的价值观才可能产生一致的行动。当出现价值真空的时候，一切行为都将自以为是，都将无所顾忌，都将不可预期。有权的“官二代”信奉赢者通吃，自鸣得意而视法如无法；弱势群体则绝望无助，看不到过上好生活的希望便铤而走险非理性杀人。就算那些自诩为只是“打打酱油”的群体，在其貌似超然的背后何尝不是一种无奈与愤懑，这使得他们往往是“无直接利益冲突”的肥沃土壤。当一切都不再相信、一切都不敢相信、一切都不能相信的时候，谣言就会主宰社会，恐慌就会降临社会、动荡就会席卷社会。前些时的“盐慌”背后并不仅仅是经济投机，更多的是社会性的焦虑与迷茫。
没有社会的稳定，就不可能有经济政治的繁荣发展。面对这些新的社会管理问题和管理要求，我们用惯了的、会用的、曾经很管用的、数十年来延续下来的一些社会管理模式与管理方法越来越不适应、越来越力不从心了。如何在新的发展背景下，有效地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社会管理创新成为了必由之路与不二法门。
培育新理念
曾经有句广告词，“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思想、观念、认识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对行动、对实践的影响却是深远的甚至决定性的。社会管理创新亦是如此。新理念、新认识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前提与基础。
——社会稳定绝对不是死气沉沉，社会秩序绝对不意味着鸦雀无声
传统的社会管理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观念：只要把社会管住就可以了，社会只要不发生乱子就可以了，只要我们说话社会听就行了。这种管理理念不能说完全错误，而且在历史上这种管理理念也确实有很好的成效，让中国社会减少摩擦成本、高度一致、快速往前走方面功不可没。
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社会管理不能再是一言堂、清一色，实际上现在一言堂、清一色也是做不到的。社会管理不是把社会管住、管死，而是着眼于增加社会活力，调动社会积极性，营造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社会管理的最高境界是实现社会和谐，胡锦涛总书记在专题班讲话中特别强调，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的和谐因素，传递的正是这样一种崭新的社会管理理念。
当然在特定时期特定地区必要的“管”与“压”是不可缺少的，但我们一定要记住，“管”与“压”只能是权宜之计，只能是局部行为。如果整个社会都是“管”与“压”，不仅不可能有长治久安，还会埋下动荡毁灭的种子。我们要让群众有话可说、有气可放，话说出来就踏实了，气撒出来就平安了。为了社会的长治久安，撒气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阵痛与摩擦乃至一段时间内、一定形式的紊乱是我们必须承担的代价。刚性的社会稳定有效也有限，弹性的社会稳定才是本质的稳定。
——创新社会管理，功夫在“管理”之外在“服务”之中
对社会管理来说，管理是手段、服务是目的，不能反客为主、本末倒置。当然，为实现社会服务确实需要一定的管制与审批，需要一定的管理形式，但归根结底管理是为了更好地服务，而不是相反。我们要通过强化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水平、做好公共服务来实现社会管理的创新。
比如，政府不是为审批管制而存在，而是为社会服务而存在。温家宝总理说：“管理就是服务，我们要把政府办成一个服务型的政府，为市场主体服务，为社会服务，最终是为人民服务。”这句话说出了社会管理的真谛。政府减少审批事项，减少不适当的规制、放松管制，不再抱着公章收费，靠着许可拿钱，是走向现代社会管理的开始。
再比如，保持城市的良好秩序固然是现代城市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在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老百姓摆个小摊以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也是理所当然的权利。我们不反对为了城市美观对随意摆摊的必要管理，但在我们实行管理之前应该先去服务，为老百姓提供能集中摆摊又不收或者少收管理费的地方，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还去强制管理，姑且不说缺少起码的情理支持，也不会达到有效管理的目标。
——社会管理最高水平是把社会问题与隐患消灭于萌芽状态乃至未萌之前
历史上有个小故事，叫神医不闻。春秋战国时期，只要是人生的病，不管是多大的病，扁鹊都能治好，所以大家都称扁鹊是神医。但是扁鹊却不认为自己是神医，说他哥的医术比他高得多。人们就奇怪了，从来没听过他哥哥治病啊。扁鹊说因为他哥只治没有生的病，就是说这个人还没生病之前，他哥就告诉你有可能要生病了，告诉你如何去保健、养身、调理。这样的医术其实才是最高明的医术，但是由于被告诉过的人因此没有生病便以为自己本来就没病，所以就感觉不到他哥的高明，也就不怎么记得他哥的名字了。
社会管理何尝不是如此。雷厉风行地把已成气候的问题压下去，假痴不癫地把已经爆发的问题藏起来，固然不能说是不好，实在也不是什么顶上功夫。我们要给社会管理者们确立一种理念，对于社会管理中的问题，事后花钱摆平不是功劳，事前花钱预防不是浪费；未雨绸缪显本事，防微杜渐是功夫。社会管理工作的最高境界要做扁鹊他哥做的事情：“让人不生病而不是给人治病”；退而其次，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药到病除的扁鹊也无妨；千万不能成为笑话中的庸医，把病人胳膊上的箭杆剪掉就万事大吉，“箭头在肉里，是内科的事不归我管”。以这样的理念去做社会管理不仅会误事，还要惹出大麻烦的。
构建新格局
社会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系统工程需要通盘考虑、各司其责、多方共进。我们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在创新社会管理的背景下，这一社会管理格局蕴含着重大的战略调整。
——政府自觉转型
中国过去的社会管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基本上等同于行政管理，基本上是政府在那里唱独角戏。政府走到第一线，这不是什么坏事，这体现了我们政府的责任感，体现了我们努力为人民服务。但是面对现代社会的发展状况，政府老是走到第一线，意味着把政府直接推到了群众对立面，导致政府缺少必要的缓冲空间。
发挥领导作用，政府当然要勇于担当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总是赤膊上阵冲在第一线。党委政府要为社会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留下足够的空间，鼓励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动员组织群众依法有序参与社会管理。而且党委政府从微观的社会管理环节中抽出身来，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去干社会和群众希望我们干的事情。
政府的转型就是把工作重心转到社会建设上来，通过加强社会建设、做好公共服务为社会管理创新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近些年来，人民群众的公共需求正逐步由生存型向发展型升级，我国公共需求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方面呈现出增长迅速、主体多元、结构复杂、需求多样的特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需求同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日趋突出。有道是“仓廪实而知礼节”。只要我们把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各项社会事业做实、做好、做到位，真正让人民群众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让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社会自然就和谐稳定了。
——社会协同需要培育
社会协同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我们要把社会的事务交还给社会，让社会自己的事情社会自己去做，充分发挥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当然，目前中国社会的社会组织发育尚不充分，而且对于社会组织的功能定位方面也需要不断磨合。比如，社会组织是非政府性的，这一点同样毋庸置疑，但对这一点的理解与认识要科学。“非政府性”有两重含义：第一重，非政府不是政府，不要老想着去做“二政府”，不要总是把眼光盯在从政府那里挖一些行政资源过来。如果仍然是行政管理还要非政府组织干什么；第二重，非政府不是反政府，不能故意去与政府唱对台戏，更不能试图去取代政府。社会组织对政府的批评是建设性的批评，社会组织对政府的建议是改善性的建议，社会组织与政府的竞争是合作性的竞争。此外，我们国家目前的社会组织在提高自律性和诚信度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公众参与期待成熟
社会管理真正的主体是人民群众，根本的动力是人民群众首创精神。人民群众自愿参与的社会管理才是真正有效的社会管理，人民群众自觉创造的社会稳定才是真正的社会稳定。当然，社会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有一个不断成熟的过程。从公众“不说话”到“要说话”，这是一个进步，但如何“说话”是大有讲究的。我们不一概否定一些群众性的群体事件所具有的一定的合理因素与正面意义，特别是对于官僚主义、腐败行为还是有相当的震撼力。但从整个社会的层面来看，这样的行为得不偿失，付出的社会成本、社会代价太大。社会公众应该更多以理性的行为参与社会管理，这样的参与效果更好，也更深入。
上面讲的这些都是“术”的层面的内容。社会管理创新要重视对“术”的运用，更要重视对“道”的遵循。
何谓社会管理之“道”？公平正义，天下归心。
一个社会的社会奋斗目标能为全体社会成员认同，社会价值观能为全体社会成员信守，社会发展成果能为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社会现实状态能为全体社会成员接受。这样的社会还会有人去破坏吗？这样的社会还需要在社会管理方面大动干戈吗？
社会管理创新，真正的新就新在这里。
他们做到了。
60多年后的今天，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历史又一次的提问：我们已经建设出一个“世界第二”的庞大经济体，我们能否同时建设出一个稳定有序、公平正义、幸福平安的和谐社会？
这一提问刚刚破题，但破题之法已经找到，这就是社会管理创新。
从年初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班以“社会管理创新”为主题到“两会”上“社会管理创新”议案提案被高度聚焦，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社会建设与管理的新征程，中国社会踏上了新的“赶考”之路。
新形势新任务
目前中国的社会问题明显增多，这是一个我们不用去否认的事实。为何会如此？有人说这是部分党员干部不作为、甚至乱作为所导致的。固然我们的党员干部在加强社会管理方面确实存在很多问题，甚至有些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但是据此就把社会问题丛生的责任全部推给党员干部是不公平的。其实，一个社会出现问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社会发展与社会治理不同步导致的一种客观存在。胡锦涛总书记在专题班上说 “我国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是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性特征的集中体现”，讲的就是这样的意思。
那么目前中国社会呈现出一些什么样的“阶段性特征”，这些“阶段性特征”将会引发什么样的社会管理问题呢？
——社会结构发生变化，阶层群体冲突增加
传统中国社会的社会阶层结构是相当单一的，就是“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在计划经济的背景下，他们之间的利益是高度趋同的，不仅没有根本性的冲突，甚至直接的冲突都几乎没有。但这些年来中国社会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纷纷出现，新的社会阶层与传统社会阶层之间，新的社会阶层内部由于利益获取模式的不同往往会发生各种冲突与纠纷，这些冲突与纠纷极易引发社会问题。像前段时间出现的农民工因讨薪而自焚跳楼、土地拆迁中的暴力争端等等社会性事件，背后其实都是阶层利益在冲突。
而且，伴随着阶层分化，社会管理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过去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基本上都要属于一个“单位”，干部在机关、工人在工厂、农民在生产队。按单位管理，政府好管也省事。但现在社会上出现越来越多的自由人，不再是“单位人”而成为了没进入麻袋的土豆。对于这些人，仅仅依靠单位模式是想管也管不住了，就算把他们吸纳为临时工，临时工已经没有必要也没有动力像“正式工”那样本分地听话了。
——社会状态更加活跃，开放性、流动性问题增多
目前我国有超过2亿的流动人口，在中国的东西部地区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流动。这种流动对社会管理提出很大挑战。传统的户籍管理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萝卜就在坑里边，而人口流动，西边的萝卜跑到了东边，导致东边的一个坑里可能有几个乃至好几十个萝卜。相应的社会福利保障、公平正义诉求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社会治理等等一系列问题就产生了。比如，农民工建设了城市，但却很难在城市中居住下来，只能像候鸟似的飞来飞去。如何调动流动人口建设流入地的积极性，保障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各项社会福利，让流动人口不至于因心态失衡引发行为失控，已经成为了城市化发展不能回避的紧迫问题。
人口流动好歹还能看得见，信息的传播与扩散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信息开放与信息封闭状态下的社会管理方式是截然不同的，难度更是天壤之别。在信息不畅通的情况下，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先捂住再慢慢应对。可是互联网让信息迅即甚至呈几何级数传播，往往“网下刚冒烟，网上已燃烧”。本来一个小事情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信息一传播到网上，马上情绪激愤。加之，互联网还有强大的组织功能，它可以把全世界各地看似一点联系也没有的人在不知不觉间组织在一起形成集体行动。
更近一步看，在信息化环境中，人的社会交往已经不仅仅是实体的交往，不仅仅是面对面的交往，而变成了网络的交往与沟通。一个人足不出户并不意味着孤立无为，闭门也能造车，网上也可以开店。现在社会上的一些宅男宅女很可能是社会中交往关系最复杂、最广泛的群体之一，据说目前中国网民已经超过4亿人。虚拟社会不同于现实社会，但它又与现实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虚拟社会的所作所为都有着强烈的现实指向。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既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崭新要求，又是社会管理创新的紧迫任务。
——社会诉求不断提升，维权意识更加强烈
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很快，跨越了温饱，实现了小康。但是，在老百姓吃饱穿暖的同时，对政府的意见也不断增多，群众与干部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凸显出来了。为什么啊？社会诉求在提高，群众愿望在升级。我们党员干部在实现群众经济小康方面成就很巨大，但让群众精神小康方面准备不足。可是，准备不足，群众就会聚集起来和你要、和你闹。尤其是随着社会公众权利意识不断增强，过去不是问题的问题今天成为了大问题，过去理所当然的事情今天越来越理不直气不壮了，过去坚不可摧的合法性基础今天越来越有些靠不住了。邓小平晚年的时候说过一句话：我们过去总认为发展慢了不行，现在看来，发展起来之后，发展快了问题更多、更棘手、更复杂。后邓小平时代10余年后重温这句话，确确实实让我们感受到了什么是伟人的高瞻远瞩。
——转型社会价值真空，社会失范引发风险
社会发展可以突变，社会价值观的培育却不能一蹴而就。中国社会用30余年走过了西方社会数百年的历程，既有价值观已经失去了共识，新的价值观又没有真正形成。而一个社会只有存在共同的价值观才可能产生一致的行动。当出现价值真空的时候，一切行为都将自以为是，都将无所顾忌，都将不可预期。有权的“官二代”信奉赢者通吃，自鸣得意而视法如无法；弱势群体则绝望无助，看不到过上好生活的希望便铤而走险非理性杀人。就算那些自诩为只是“打打酱油”的群体，在其貌似超然的背后何尝不是一种无奈与愤懑，这使得他们往往是“无直接利益冲突”的肥沃土壤。当一切都不再相信、一切都不敢相信、一切都不能相信的时候，谣言就会主宰社会，恐慌就会降临社会、动荡就会席卷社会。前些时的“盐慌”背后并不仅仅是经济投机，更多的是社会性的焦虑与迷茫。
没有社会的稳定，就不可能有经济政治的繁荣发展。面对这些新的社会管理问题和管理要求，我们用惯了的、会用的、曾经很管用的、数十年来延续下来的一些社会管理模式与管理方法越来越不适应、越来越力不从心了。如何在新的发展背景下，有效地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社会管理创新成为了必由之路与不二法门。
培育新理念
曾经有句广告词，“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思想、观念、认识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对行动、对实践的影响却是深远的甚至决定性的。社会管理创新亦是如此。新理念、新认识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前提与基础。
——社会稳定绝对不是死气沉沉，社会秩序绝对不意味着鸦雀无声
传统的社会管理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观念：只要把社会管住就可以了，社会只要不发生乱子就可以了，只要我们说话社会听就行了。这种管理理念不能说完全错误，而且在历史上这种管理理念也确实有很好的成效，让中国社会减少摩擦成本、高度一致、快速往前走方面功不可没。
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社会管理不能再是一言堂、清一色，实际上现在一言堂、清一色也是做不到的。社会管理不是把社会管住、管死，而是着眼于增加社会活力，调动社会积极性，营造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社会管理的最高境界是实现社会和谐，胡锦涛总书记在专题班讲话中特别强调，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的和谐因素，传递的正是这样一种崭新的社会管理理念。
当然在特定时期特定地区必要的“管”与“压”是不可缺少的，但我们一定要记住，“管”与“压”只能是权宜之计，只能是局部行为。如果整个社会都是“管”与“压”，不仅不可能有长治久安，还会埋下动荡毁灭的种子。我们要让群众有话可说、有气可放，话说出来就踏实了，气撒出来就平安了。为了社会的长治久安，撒气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阵痛与摩擦乃至一段时间内、一定形式的紊乱是我们必须承担的代价。刚性的社会稳定有效也有限，弹性的社会稳定才是本质的稳定。
——创新社会管理，功夫在“管理”之外在“服务”之中
对社会管理来说，管理是手段、服务是目的，不能反客为主、本末倒置。当然，为实现社会服务确实需要一定的管制与审批，需要一定的管理形式，但归根结底管理是为了更好地服务，而不是相反。我们要通过强化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水平、做好公共服务来实现社会管理的创新。
比如，政府不是为审批管制而存在，而是为社会服务而存在。温家宝总理说：“管理就是服务，我们要把政府办成一个服务型的政府，为市场主体服务，为社会服务，最终是为人民服务。”这句话说出了社会管理的真谛。政府减少审批事项，减少不适当的规制、放松管制，不再抱着公章收费，靠着许可拿钱，是走向现代社会管理的开始。
再比如，保持城市的良好秩序固然是现代城市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在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老百姓摆个小摊以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也是理所当然的权利。我们不反对为了城市美观对随意摆摊的必要管理，但在我们实行管理之前应该先去服务，为老百姓提供能集中摆摊又不收或者少收管理费的地方，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还去强制管理，姑且不说缺少起码的情理支持，也不会达到有效管理的目标。
——社会管理最高水平是把社会问题与隐患消灭于萌芽状态乃至未萌之前
历史上有个小故事，叫神医不闻。春秋战国时期，只要是人生的病，不管是多大的病，扁鹊都能治好，所以大家都称扁鹊是神医。但是扁鹊却不认为自己是神医，说他哥的医术比他高得多。人们就奇怪了，从来没听过他哥哥治病啊。扁鹊说因为他哥只治没有生的病，就是说这个人还没生病之前，他哥就告诉你有可能要生病了，告诉你如何去保健、养身、调理。这样的医术其实才是最高明的医术，但是由于被告诉过的人因此没有生病便以为自己本来就没病，所以就感觉不到他哥的高明，也就不怎么记得他哥的名字了。
社会管理何尝不是如此。雷厉风行地把已成气候的问题压下去，假痴不癫地把已经爆发的问题藏起来，固然不能说是不好，实在也不是什么顶上功夫。我们要给社会管理者们确立一种理念，对于社会管理中的问题，事后花钱摆平不是功劳，事前花钱预防不是浪费；未雨绸缪显本事，防微杜渐是功夫。社会管理工作的最高境界要做扁鹊他哥做的事情：“让人不生病而不是给人治病”；退而其次，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药到病除的扁鹊也无妨；千万不能成为笑话中的庸医，把病人胳膊上的箭杆剪掉就万事大吉，“箭头在肉里，是内科的事不归我管”。以这样的理念去做社会管理不仅会误事，还要惹出大麻烦的。
构建新格局
社会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系统工程需要通盘考虑、各司其责、多方共进。我们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在创新社会管理的背景下，这一社会管理格局蕴含着重大的战略调整。
——政府自觉转型
中国过去的社会管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基本上等同于行政管理，基本上是政府在那里唱独角戏。政府走到第一线，这不是什么坏事，这体现了我们政府的责任感，体现了我们努力为人民服务。但是面对现代社会的发展状况，政府老是走到第一线，意味着把政府直接推到了群众对立面，导致政府缺少必要的缓冲空间。
发挥领导作用，政府当然要勇于担当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总是赤膊上阵冲在第一线。党委政府要为社会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留下足够的空间，鼓励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动员组织群众依法有序参与社会管理。而且党委政府从微观的社会管理环节中抽出身来，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去干社会和群众希望我们干的事情。
政府的转型就是把工作重心转到社会建设上来，通过加强社会建设、做好公共服务为社会管理创新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近些年来，人民群众的公共需求正逐步由生存型向发展型升级，我国公共需求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方面呈现出增长迅速、主体多元、结构复杂、需求多样的特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需求同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日趋突出。有道是“仓廪实而知礼节”。只要我们把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各项社会事业做实、做好、做到位，真正让人民群众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让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社会自然就和谐稳定了。
——社会协同需要培育
社会协同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我们要把社会的事务交还给社会，让社会自己的事情社会自己去做，充分发挥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当然，目前中国社会的社会组织发育尚不充分，而且对于社会组织的功能定位方面也需要不断磨合。比如，社会组织是非政府性的，这一点同样毋庸置疑，但对这一点的理解与认识要科学。“非政府性”有两重含义：第一重，非政府不是政府，不要老想着去做“二政府”，不要总是把眼光盯在从政府那里挖一些行政资源过来。如果仍然是行政管理还要非政府组织干什么；第二重，非政府不是反政府，不能故意去与政府唱对台戏，更不能试图去取代政府。社会组织对政府的批评是建设性的批评，社会组织对政府的建议是改善性的建议，社会组织与政府的竞争是合作性的竞争。此外，我们国家目前的社会组织在提高自律性和诚信度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公众参与期待成熟
社会管理真正的主体是人民群众，根本的动力是人民群众首创精神。人民群众自愿参与的社会管理才是真正有效的社会管理，人民群众自觉创造的社会稳定才是真正的社会稳定。当然，社会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有一个不断成熟的过程。从公众“不说话”到“要说话”，这是一个进步，但如何“说话”是大有讲究的。我们不一概否定一些群众性的群体事件所具有的一定的合理因素与正面意义，特别是对于官僚主义、腐败行为还是有相当的震撼力。但从整个社会的层面来看，这样的行为得不偿失，付出的社会成本、社会代价太大。社会公众应该更多以理性的行为参与社会管理，这样的参与效果更好，也更深入。
上面讲的这些都是“术”的层面的内容。社会管理创新要重视对“术”的运用，更要重视对“道”的遵循。
何谓社会管理之“道”？公平正义，天下归心。
一个社会的社会奋斗目标能为全体社会成员认同，社会价值观能为全体社会成员信守，社会发展成果能为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社会现实状态能为全体社会成员接受。这样的社会还会有人去破坏吗？这样的社会还需要在社会管理方面大动干戈吗？
社会管理创新，真正的新就新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