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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均排放近20吨,是世界人均排放水平的近4倍。哥本哈根不是气候外交与谈判的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
离美国首都华盛顿不远的一个山包上,有一座豪华庄园,面积很大。经过此地时,美国资深外交事务记者汤姆曾对记者说,著名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就住在这里。他在其著述中一直大谈特谈节能环保,但自己居住的则是高耗能豪宅。
“国际气候谈判不能只许西方人住豪宅、开好车,而不许中国人住经济房、骑自行车。你生产自行车也需要耗能啊,也要碳排放啊。”中国外交部应对气候变化办公室主任易先良参赞接受《财经国家周刊》专访时说,如今在西方骑自行车凸显时尚,为了休闲和环保;可在中国,骑自行车更多是民生之计啊。
博弈骑车和洗澡的权利
“是啊,自行车总不会比造汽车、开汽车更耗能吧?”记者道。
易先良说,人们时常会在电视上看到这样的场景:几个穿着体面、健康的西方人造访亚洲或非洲发展中国家的城镇或村落,被一群脏兮兮、看上去营养不良的孩子像上帝一样围着。访客或许就是在利用某个气候变化能力建设项目,对孩子们进行着气候变化教育,告诉他们,如何如何减少碳排放。孩子们可能就会在琢磨了,我们什么时候能像造访者一样,天天洗热水澡,吃牛肉面包,哪怕一个星期洗一回热水澡、吃上一顿能管饱的饭。
“这与目前的气候变化谈判有异曲同工之妙:发达国家‘饱汉’明知一些发展中国家‘饿汉’的饥,还非要他们再节衣缩食,连为吃饱饭、洗上澡的生存必须的碳排放都不能要。”易先良说。
易先良是中国气候外交圈内有名的“强硬派”。《财经国家周刊》了解到,他曾被美国布什政府的气候谈判代表哈伦·沃特森称为“中国来福枪”。
既要合作,又要防对手“吃豆腐”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方人士这样告诉《财经国家周刊》,哥本哈根谈判其实就是三大核心力量——欧盟、美国和中国、印度、南非及巴西等发展中大国的对决。谈判的核心内容也来自这三方。基础文件则有两个,一个是丹麦作为哥本哈根会议东道国起草的,代表了美国、欧盟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立场;另一个是中国起草、与主要发展中国家磋商后形成的。
两个文件在12月1~2日的小范围会谈中都正式提了出来。 两个文件在关键问题上有较大差距。哥本哈根会议的核心任务就是要在这两个文件的基础上形成一系列共同的决定,并且需要由192个国家最终认可。
最让美国人失望的是,原本指望《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届满后,奥巴马新政府做做姿态就能过关,就将国际压力向发展中大国方向释放。但实际上,美国依然是国际压力的首要目标。
原因非常简单。易先良说,美国人均排放近20吨,是世界人均排放水平的近4倍。国际社会的共识是,美国完全有能力在减排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方面发挥领导作用,但美国无所作为。
在这种大环境下,美国等发达国家软硬兼施,试图拉中国等发展中大国下水,作为它们的挡箭牌。
中国对美国的“小九九”心知肚明,也采取攻防相济的两手策略。中国既要与美国合作,又要防止对方“吃豆腐”。因此,无论是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的气候峰会,还是温家宝总理在南京的中欧峰会;也无论是何亚非在北京的记者会,还是易先良在新加坡的吹风会,还有在一线与对手直接博弈的外交官,他们一直都在坚守国家核心利益和基本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中国谈判界将之称为“共区”原则。
北方强调“共同”,南方坚持“区别”
在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合作中,由于发展水平和利益诉求的差异,发达国家组成的北方阵营,同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南方阵营,构成了谈判双方。
双方针对气候变化的争斗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以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1997年京都议定书和2007年“巴厘路线图”的达成为标志,双方在各个阶段既斗争又相互合作、妥协,推动了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事业的进步和发展。但是,基于“巴厘路线图”的谈判已历时两年,至今未取得突破性进展。
易先良认为,谈判的最大障碍来自发达国家集团。他说,主要发达国家拒绝承诺自己应该履行的义务,包括资金义务和减排义务,并一直试图挑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最核心的原则,即“共区”原则。
“其实,发达国家一直在不停地挑战这一原则。在谈及义务与责任时,发达国家频频从既有原则立场倒退。发达国家只讲贫富国家都一个标准,不讲区别,甚至抛开既有约定,另起炉灶。”易先良说,发达国家千方百计否认“共区”原则,而发展中国家则努力坚持这一原则。这是谈判中存在的重大矛盾。
他说,如果破坏这个原则,对整个国际合作和国际谈判都将是一场灾难。正是发达国家在长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无节制地排放,才导致大气中的温室气体积累到今天的境地,而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和城市化等方面还处于爬坡阶段。如此只讲共同责任、不讲区别,是极为不现实的,也是非常无理的。
据易先良透露,前方谈判传来的消息显示,发达国家试图把发展中国家重新排队,分成三六九等,包括发展中大国、中小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国家等。其目的在于施压发展中大国与其分担其应有的义务,并分化发展中国家的集体立场。易先良指出,这是完全违背联合国气候公约规定的,也可以说是非法的。
发达国家气候谈判新招
据透露,发达国家在谈判中缺乏政治意愿。他们此前的种种承诺非但不能落实,还向发展中国家提出种种与公约规定相背离的不合理要求,主动进攻的动作层出不穷。对此,易先良讲述了发达国家五个新招术。
第一招,要搞一揽子协议。发达国家为了否定其在议定书下的强制性量化减排义务,并将发展中国家拉到同一减排框架下,极力主张两轨合并,搞“一个共同协议”。从形式到内容彻底颠覆已有的协议和共识。
第二招,通过“富国俱乐部”组织搞小动作。国际海事组织和国际民航组织是两个典型的“富国俱乐部”组织。
发达国家在这两个组织力促行业先行,极力推动没有差别和条件得共同减排,甚至威胁要用贸易和关税壁垒来惩罚不采取行动或不合作的国家。
第三招,搞援助差别待遇。发达国家提出仅向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国家或“最脆弱国家”提供资金,而不向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提供支持。这显然是针对像中国、印度、巴西这样的国家。这也是严重违反公约规定的。
第四招,贫富都要搞核查。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与其接受同样的审查或者是类似于人权领域的“同行审评”。发展中国家只有得到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援助而采取的行动才接受国际审评,这是已有规定,不应重开谈判。当然,发展中国家也应在内部建立相应机制,促进有关“自主承诺”的实现。
第五招,搞“拖字诀”。最近,发达国家放出风声,要求推迟半年或一年达成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其主要目的是以拖待变。
经过多年艰苦谈判,易先良十分感慨:“气候变化问题存在大量不确定性,也涉及各国根本利益。在根本利益面前,没有哪个国家会轻易做出让步。”
易先良表示,虽然各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希望能完成“巴厘路线图”的谈判,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一揽子安排,但由于发达国家的消极立场,加之时间限制和诸多分歧,达成这样的协议已经没有可能。具体细化、可操作的法律文件还需进一步的谈判,甚至还需要进一步的政治推动。因此,气候外交与谈判在后哥本哈根时代,将会更加激烈。哥本哈根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
资 料
在1850年到2005年的155年中,发达国家排放温室气体占全球总排放的80%,仅二氧化碳一项,发达国家排放了8056亿吨,占全球总排放的72%。发达国家人均累积排放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美国、英国更分别达到1107吨和1125吨,而中国和印度则只有71吨和23吨。
离美国首都华盛顿不远的一个山包上,有一座豪华庄园,面积很大。经过此地时,美国资深外交事务记者汤姆曾对记者说,著名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就住在这里。他在其著述中一直大谈特谈节能环保,但自己居住的则是高耗能豪宅。
“国际气候谈判不能只许西方人住豪宅、开好车,而不许中国人住经济房、骑自行车。你生产自行车也需要耗能啊,也要碳排放啊。”中国外交部应对气候变化办公室主任易先良参赞接受《财经国家周刊》专访时说,如今在西方骑自行车凸显时尚,为了休闲和环保;可在中国,骑自行车更多是民生之计啊。
博弈骑车和洗澡的权利
“是啊,自行车总不会比造汽车、开汽车更耗能吧?”记者道。
易先良说,人们时常会在电视上看到这样的场景:几个穿着体面、健康的西方人造访亚洲或非洲发展中国家的城镇或村落,被一群脏兮兮、看上去营养不良的孩子像上帝一样围着。访客或许就是在利用某个气候变化能力建设项目,对孩子们进行着气候变化教育,告诉他们,如何如何减少碳排放。孩子们可能就会在琢磨了,我们什么时候能像造访者一样,天天洗热水澡,吃牛肉面包,哪怕一个星期洗一回热水澡、吃上一顿能管饱的饭。
“这与目前的气候变化谈判有异曲同工之妙:发达国家‘饱汉’明知一些发展中国家‘饿汉’的饥,还非要他们再节衣缩食,连为吃饱饭、洗上澡的生存必须的碳排放都不能要。”易先良说。
易先良是中国气候外交圈内有名的“强硬派”。《财经国家周刊》了解到,他曾被美国布什政府的气候谈判代表哈伦·沃特森称为“中国来福枪”。
既要合作,又要防对手“吃豆腐”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方人士这样告诉《财经国家周刊》,哥本哈根谈判其实就是三大核心力量——欧盟、美国和中国、印度、南非及巴西等发展中大国的对决。谈判的核心内容也来自这三方。基础文件则有两个,一个是丹麦作为哥本哈根会议东道国起草的,代表了美国、欧盟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立场;另一个是中国起草、与主要发展中国家磋商后形成的。
两个文件在12月1~2日的小范围会谈中都正式提了出来。 两个文件在关键问题上有较大差距。哥本哈根会议的核心任务就是要在这两个文件的基础上形成一系列共同的决定,并且需要由192个国家最终认可。
最让美国人失望的是,原本指望《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届满后,奥巴马新政府做做姿态就能过关,就将国际压力向发展中大国方向释放。但实际上,美国依然是国际压力的首要目标。
原因非常简单。易先良说,美国人均排放近20吨,是世界人均排放水平的近4倍。国际社会的共识是,美国完全有能力在减排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方面发挥领导作用,但美国无所作为。
在这种大环境下,美国等发达国家软硬兼施,试图拉中国等发展中大国下水,作为它们的挡箭牌。
中国对美国的“小九九”心知肚明,也采取攻防相济的两手策略。中国既要与美国合作,又要防止对方“吃豆腐”。因此,无论是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的气候峰会,还是温家宝总理在南京的中欧峰会;也无论是何亚非在北京的记者会,还是易先良在新加坡的吹风会,还有在一线与对手直接博弈的外交官,他们一直都在坚守国家核心利益和基本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中国谈判界将之称为“共区”原则。
北方强调“共同”,南方坚持“区别”
在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合作中,由于发展水平和利益诉求的差异,发达国家组成的北方阵营,同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南方阵营,构成了谈判双方。
双方针对气候变化的争斗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以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1997年京都议定书和2007年“巴厘路线图”的达成为标志,双方在各个阶段既斗争又相互合作、妥协,推动了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事业的进步和发展。但是,基于“巴厘路线图”的谈判已历时两年,至今未取得突破性进展。
易先良认为,谈判的最大障碍来自发达国家集团。他说,主要发达国家拒绝承诺自己应该履行的义务,包括资金义务和减排义务,并一直试图挑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最核心的原则,即“共区”原则。
“其实,发达国家一直在不停地挑战这一原则。在谈及义务与责任时,发达国家频频从既有原则立场倒退。发达国家只讲贫富国家都一个标准,不讲区别,甚至抛开既有约定,另起炉灶。”易先良说,发达国家千方百计否认“共区”原则,而发展中国家则努力坚持这一原则。这是谈判中存在的重大矛盾。
他说,如果破坏这个原则,对整个国际合作和国际谈判都将是一场灾难。正是发达国家在长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无节制地排放,才导致大气中的温室气体积累到今天的境地,而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和城市化等方面还处于爬坡阶段。如此只讲共同责任、不讲区别,是极为不现实的,也是非常无理的。
据易先良透露,前方谈判传来的消息显示,发达国家试图把发展中国家重新排队,分成三六九等,包括发展中大国、中小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国家等。其目的在于施压发展中大国与其分担其应有的义务,并分化发展中国家的集体立场。易先良指出,这是完全违背联合国气候公约规定的,也可以说是非法的。
发达国家气候谈判新招
据透露,发达国家在谈判中缺乏政治意愿。他们此前的种种承诺非但不能落实,还向发展中国家提出种种与公约规定相背离的不合理要求,主动进攻的动作层出不穷。对此,易先良讲述了发达国家五个新招术。
第一招,要搞一揽子协议。发达国家为了否定其在议定书下的强制性量化减排义务,并将发展中国家拉到同一减排框架下,极力主张两轨合并,搞“一个共同协议”。从形式到内容彻底颠覆已有的协议和共识。
第二招,通过“富国俱乐部”组织搞小动作。国际海事组织和国际民航组织是两个典型的“富国俱乐部”组织。
发达国家在这两个组织力促行业先行,极力推动没有差别和条件得共同减排,甚至威胁要用贸易和关税壁垒来惩罚不采取行动或不合作的国家。
第三招,搞援助差别待遇。发达国家提出仅向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国家或“最脆弱国家”提供资金,而不向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提供支持。这显然是针对像中国、印度、巴西这样的国家。这也是严重违反公约规定的。
第四招,贫富都要搞核查。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与其接受同样的审查或者是类似于人权领域的“同行审评”。发展中国家只有得到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援助而采取的行动才接受国际审评,这是已有规定,不应重开谈判。当然,发展中国家也应在内部建立相应机制,促进有关“自主承诺”的实现。
第五招,搞“拖字诀”。最近,发达国家放出风声,要求推迟半年或一年达成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其主要目的是以拖待变。
经过多年艰苦谈判,易先良十分感慨:“气候变化问题存在大量不确定性,也涉及各国根本利益。在根本利益面前,没有哪个国家会轻易做出让步。”
易先良表示,虽然各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希望能完成“巴厘路线图”的谈判,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一揽子安排,但由于发达国家的消极立场,加之时间限制和诸多分歧,达成这样的协议已经没有可能。具体细化、可操作的法律文件还需进一步的谈判,甚至还需要进一步的政治推动。因此,气候外交与谈判在后哥本哈根时代,将会更加激烈。哥本哈根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
资 料
在1850年到2005年的155年中,发达国家排放温室气体占全球总排放的80%,仅二氧化碳一项,发达国家排放了8056亿吨,占全球总排放的72%。发达国家人均累积排放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美国、英国更分别达到1107吨和1125吨,而中国和印度则只有71吨和23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