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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古代中华民族的活动范围不但在大陆，而且亦在海洋。浙江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证明中华民族的祖先至少在七千年前就已活跃在广阔的太平洋上，是最早开发与利用海洋的民族之一。中华文明是多元文明，仅从海洋文明这一块来看，便对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华海洋文明的落后，是明清易代以后的事，距今不过三百多年。而在此之前的数千年，中华文明的海上雄风所昭示的则是和平发展这一至今仍在强调的文明主题。
关键词：百越民族，河姆渡遗址，重返海洋，和平发展
过去，在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中，美苏英法四国都有航空母舰，只有中国没有。一个国土如此广阔、海岸线长达一万四千多公里，长期以来一直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中国竟然没有航空母舰，实在说不过去。公元二○一一年七月，喜讯传来，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终于出海了。古老的中华民族，一直自称黄帝子孙；古代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也是从西北发展起来的，所以有一些人把我们看成旱鸭子，认为我们不善于航海。那么，本文的副标题为什么说“喜看中华民族今日重返海洋”？请读者特别注意“重返海洋”这四个字。这就是说，我们并不是生来的旱鸭子，在我们的老祖宗中间，本来就有很大一部分人长期活跃在太平洋上。他们本来就是海洋民族。岁月悠悠，他们后来被驱迫到山区、内地去谋生，但是他们始终向往着大海，梦想着总有一天能够“重返海洋”。
他们是谁？他们就是“古越人”，或者称为“百越族群”，是长期生活于亚洲大陆东南沿海地区、生活习惯大同小异的一大族群。
“百越”这种称呼，始见于《吕氏春秋》一书。《汉书·地理志》中介绍说：
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
既然是“百越杂处，各有种姓”，那就不应该理解为一个民族，应该承认是在文化传承上关系密切的一大族群。为什么说他们是一“大”族群呢？这个族群活动的地区确实不小，综合各种史料，我们可以大致勾画出他们活动的地区是：今江苏、安徽、江西的南部，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及越南北部，还有台湾和海南岛，总面积在一百万平方公里以上。在几千年前的世界上，一个族群活动的地区如此之大，是少见的。
王锺翰先生说：“这广大的东南弧形地带中，分布于越、东瓯、闽越、东鳀、扬越、南越、西瓯、骆越、滇越等各个越人集团。尽管名称各异，居地不同，其后的融合、分化、发展的经历也不一样，但是也有一些诸如使用铜剑、铜鼓，擅长造船、操舟，断发文身，奉龙蛇为图腾等大体相同的传统文化和生活习俗。”[1]
不过，还不能将那时的“百越”视为一个民族，因为其中各个集团之间虽有一些大同，也还存在不少小异。只好把他们作为一个族群，就“大同”而言，统称之为“百越”；就“小异”而言，可以分为若干“越人集团”。至于“百越”族群的后裔以后演变成为许多或大或小的民族，那是在几千年的长期中逐渐发展而成的。
海洋民族经常要和水打交道，他们在水上的活动能力很强。古越人在水上驾舟的本领就好像北方的游牧民族在草原上跑马一样，来去自如。湖泊的水面一般是静止的，但是只要风生水起，人们就可以用帆驾舟；生活在大河旁边的人们除了能够顺水行舟，也能利用帆的变化逆水行舟；至于住在海边或者海岛上的人们活动起来也就更加自由。古时侯没有轮船，自己的船筏又没有动力，但是他们可以上靠信风，下靠海流，在一定的时间里到达自己想去的地方。在几千年前我们东海岸的季风气侯已经形成，冬季吹偏北风，夏季吹偏南风，只要掌握这种规律，南来北往，一帆风顺。现代的交通工具还会误班误点，自然界的信风海流，绝不误事：暖流向北，寒流向南，每日流速几十海里到百余海里，绝对可信，飘洋过海，并非难事。正如《慎子》所说：“行海者，坐而至越，有舟故也。”
古越人依靠自己擅长航海的优势，发扬海洋民族开拓进取的精神，在长时期中，不断地从亚洲东海岸分批南下，活跃在浩翰无边的太平洋上。根据学者们的调查，这些移民所到达的地方：向北到了太平洋中部的夏威夷，向南到了邻近南极洲的新西兰，向东到了靠近南美洲西海岸的复活节岛，向西到了靠近非洲东海岸的马达加斯加。其分布之广，覆盖的海域面积之宽，几乎是半个地球。欧洲人在海上称霸，不过是近三四百年的事；在此之前，古越人在太平洋上已经活跃了几千年。
太平洋是世界上最大的洋，一般都是风平浪静，所以才会被称为太平洋。风涛险恶的时候也有，但是很少。善于航海的民族能够掌握气候和海流的规律，不易遇到风险。这些几千年来活跃在太平洋上的人类，正是我们的百越先民。遥想当年，太平洋上风和日丽，蓝天碧海，海鸟翱翔，他们乘着小舟，顺着海流，轻装前进，满怀信心地去开拓自己新的家园。那时候，欧洲人、白种人在太平洋上还未出现呢！欧洲人依靠坚船利炮到处去抢夺海外殖民地，抢夺别人的家园，不过是近代的事。百越先民无意去争夺别人的家园，他们当时所到之处，大都是无人的海岛。在几千年中，他们所开拓的海域，其面积十倍于祖国大陆。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遥想当年百越先民的海上雄风，至今思之，令人神往！
我国史书记事，对于这些百越先民的活动，一字不提。这也容易理解，因为《史记》记事，只从黄帝开始，至今不过四千七百余年。在此之前，是否还有史事？当然还有。司马迁说话非常坦率：“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史记·货殖列传》）至于神农以后的史事，当时史书记事有个规矩，只记神州大地上的史事；百越先民在海外的活动，不在史家记事范围之内，他是不管的。
《史记》虽然也有三个列传（《东越列传》《南越列传》《西南夷列传》）涉及百越，但是开始记事的时间都很迟：对东越的记事始于汉初的闽越王无诸与越东海王摇，对南越的记事始于秦代的赵佗，对西南夷的记事始于战国时的庄蹻易服王滇。《史记》也为越王勾践立传，但是并非作为百越族群的代表人物来立传，而是作为禹的后裔来记述。《史记》并没有从民族角度来记载百越族群的源流。我们想依靠史书，依靠文字资料来探讨百越的历史，连一个最简单的框架也建立不起来。 怎么办？我们既然通过今人的研究，已经知道古越人不少史事，而这些史事又足以让中华民族的古史年代向前延伸，那就应该继续探讨下去，光大前人的奋斗精神，岂容青史尽成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浙江河姆渡古文化遗址出土，可谓石破天惊！古越人的生活状况立刻就为世人所了解，中华历史立刻向前推展了两千年！
浙江河姆渡古文化遗址第四层，距今已约七千年（六千九百年）。根据出土文物，我们不难描绘出当时古越人的生活原貌。衣：他们不仅织麻为衣，还能养桑缫丝，在陶塑的人像上两耳戴着耳环，胸前佩着石玦，腕上套着陶圈，并不缺少装饰品。食：在当时的餐桌上，摆的是刻有图案的鱼禾纹陶盆、碗、酒盅，食物有米饭瓜菜，猪鸡鱼虾，和现代人的餐桌已经没有多大差别。住：他们已经发明了榫卯式木结构、干栏式楼房，后代出现的牌楼、亭室楼阁、故宫三大殿，都是由这种干栏式建筑发展而来的。行：那时候已经有舟，有桨，有了在水上活动的能力。从一支保存至今的木桨可以测出古越人的身高。
台湾民族学家阮昌锐先生说：“台湾原住民是中华民族的一支。”“今居于山区的泰雅族、布农族等是早期迁入者，其文化较近大陆系，大约在六千五百年前到四千五百年前已自大陆迁入。”[2]他们又是最早离开祖国大陆的一支。这些先民离开大陆的时候，祖国文明刚刚起步，什么叫黄帝，什么叫三代，什么叫中国，什么叫汉族，他们统统不知道。他们所带走的文化，只是“饭稻羹鱼、断发文身”的百越文化。而这种百越文化，正是中华文化的主要源头之一；我们的祖先古越人，正是组成汉族、组成中华民族的最早成员之一。五六千年以来，在祖国大陆上，许多民族先后登上历史舞台，经历了说不尽的兴衰成败，道不完的风雨沧桑，最后融合成为中华民族。作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有时候灿烂辉煌，有时候多灾多难，真是一言难尽。各个民族之间经过互相交流，互相影响，即使今天仍然存在的一些古老的少数民族，也无法保持几千年前他们先民的生活原貌。最早离开大陆的百越先民，当时入台湾山区后，好像被冻结起来，一直没有受到外来文化重大的冲击，我行我素，始终按照传统的风俗习惯生活，成为最好的活化石，直到近几十年才发生了比较重大的变化。
河姆渡古文化遗址的发现，至少从两个方面改写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这就是：
一、把中华民族的历史向前推展了二千年。
二、彻底打破了关于中华民族文化的一元论。
辛亥革命一百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于说“中国历史五千年”或者是“中华民族历史五千年”。自从河姆渡遗址发现，这种说法就乱了套。有说七千年的，有说七八千年的，还有说一万年的，各种说法都有。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自己是黄帝子孙，中华文化是一元的，只有一个源头。自从河姆渡遗址发现，中华民族是由多民族组成，中华文化是多元的这一历史真相终于被揭开。
在探讨“百越”历史的时候，发现传统的史学总是重北轻南，认为中华文明发源于西北，一切发明创造来自黄帝，来自北方。“百越”聚居的南方是蛮荒之地，直到汉代才进入中国版图，则“百越”一定是未开化的文化落后的部族。但是考古发现的情况与此恰恰相反。许多发明创造，“百越”都比黄帝遥遥领先。例子不必多举，只就衣食住行各举一例（如前表），已经足够说明问题。
我们的传统史学，在民族问题上持论一直是不公平的：长期以黄帝为始祖，以华夏——汉族为中心，重中原而轻四裔，视东方的少数民族为东夷，西方为西戎，南方为南蛮，北方为北狄。虽然有时候少数民族战斗力也很强，例如北有强胡（马背上的民族、游牧民族），南有劲越（百越族群），但是歧视还是难免。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先生提倡民族主义，宣传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给研究民族问题的人文学者以极大的鼓舞。对于黄帝以后秦以前中华大地各族群分布地区的划分，考古学家徐旭生主张分为炎黄、东夷与苗蛮三大集团，历史学家蒙文通主张分为河洛、海岱、江汉三大民族，台湾学者胡耐安主张分为华夏、东夷、荆吴、百越四大集团（把苗蛮集团划分为荆吴、百越两大集团）。他们这样划分，能把东夷、苗蛮提高到与华夏集团平起平坐的地位，确实很不容易。当时我国的考古工作刚刚起步。他们的这种新说，对于配合考古工作来揭开中华古史的真相，起了很大的启蒙作用。
到了春秋时候，百越族群最北边的于越建立了一个越国，灭吴称霸，发动了几百艘“楼船”从海上迁都——由会稽迁往山东瑯玡。当这支船队越过长江口的时候，旌旗蔽日，锣鼓喧天，这种声势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后来越国为楚国所灭，越国遗民大都驾船逃往海外，并没有当楚国的驯服臣民。
到了南宋，他们虽然败于金国，黄河流域被占，但是弱而不穷。百越族群的后裔大都生活在南宋境内，竟又得到了一次发挥专长的机会。民族英雄岳飞击退了金兵，保住了南方一片热土。许多南方的老百姓纷纷发挥专长，制成罗盘，造船航海。在一段时间之内，南宋通过海外贸易的收入远远超过田赋，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足的国家。
宋是一个经济文化都高度发达的国家，最后虽然为元所灭，但是他们保持了最可贵的民族精神。元末农民起义，起义军民在推翻了元的暴政之后，不只是恢复宋朝故土，而是凝聚了一个永远颠扑不破的中华民族，长期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到了明初，中华民族的航海能力又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此时距离南宋已是两百年了，经过元廷百年重北轻南的暴政的高压，四等公民（元朝把南人划分为第四等人即最下等人）当年乘风破浪的海上雄风还在吗？公元一四○五年，由大航海家郑和率领的船队，驾宝船六十二艘，水手、官、兵共二万七千八百余人从刘家港出发，劈波斩浪，浩荡南行，重新进入了浩翰无边的太平洋（当时称南太平洋与印度洋为西洋），到了南方许多国家，直到一四○七年才安全返回。在前后二十八年中，这样大规模的远航一共进行了七次。他们既代表明廷访问了所到的国家，又进行了民间贸易，最远的地方到达非洲东海岸，先后访问三十多国。这就是三保太监七下西洋的故事。由此可见，中华民族的海上雄风依然不减当年。 到了一四九二年，受西班牙政府派遣的意大利人哥伦布才带了八十七个人，乘三只小船去航海寻找印度。他们到了西印度群岛，已经晕头转向，还以为自己到了印度。同样是航海，西方人是武装殖民，唯利是图，动辄发动战争；中华民族是和平移民，古越人的航海是为自己寻找新的家园，目的地是无人海岛，不会引起冲突。宋、明两代的航海也只为正当的贸易与经济文化交流，也不会引起战争。郑和航海规模如此之大，如果是西方人，必然会顺手牵羊，凭武力占领一大片殖民地；但郑和却没有这么做。在他病故以后，明廷认为航海无利可图，竟然自己停止了这项活动，坐视西方人不声不响地侵占我们已经开辟的海域，逐步建立起海上的霸权。
中华民族丧失了海权，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明清易代，清王朝入关灭明，杀戮极重。他们为了切断内地老百姓对郑成功抗清军的支持和援助，竟然下达“迁海令”，规定东南沿海各地居民分别内迁三十里到五十里，烧尽那一带的民居城郭和船只，片板不许入海，违令者均立斩。从一六六一年到一六八一年，他们在东南沿海各地大肆公开杀人放火，以严刑峻法制止这一带老百姓的一切海上活动。后来迫于人口压力，禁令逐渐放松；但是受到这一次重创，三百多年来，我们在海上活动的能力一直逊于西方人，长期未能恢复。辛亥革命前夕，清王朝当权派慈禧太后还发出“宁赠外人（西方列强），不予家奴（中国的老百姓）”的叫嚣。因此，今天中华民族能够重新崛起，再展辉煌，随着中国海军“维和”亚丁湾，远洋巨轮再走“海上丝绸之路”，特别是第一艘航空母舰冲破美、日“岛链”的出海，从此“重返海洋”，才是值得庆贺的喜事一桩。
我们展观地图，缅怀历史，不禁感慨系之！请看，从一万年前，几千年前，古越人就在东南沿海这一块弧形地区开始活动，向东向南，拓展万里海疆。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越王勾践的楼船船队，就从会稽出海，扬威海外。一千多年前的南宋，是我们发明了罗盘、造船技术，在这一片热土上开创了人类的航海时代。六百多年前的明初郑和庞大舰队的七次远航，重现了中华民族的海上雄风。此后是清王朝残暴的“迁海令”，才使中华民族的海上活动能力受到重创，一直未能恢复。西方人夺得海上霸权之后，反客为主，海外华人外出谋生，反而要受到他们的限制。直到现在，主要的侨乡还是在宁波、厦门、梅州、潮州、广州、海南这一片弧形地带上。
中华民族重返海洋，本来就有坚实的基础。今天的东盟各国，多是上古百越族群的后裔，血浓于水；南洋各地，到处都有纪念三保太监的庙宇，故迹犹存。千年往事、万年往事，都可以证明中华民族的海上雄风只是和平发展，永远不对别人构成威胁。只有中华民族重返太平洋，才能使太平洋永保太平！
注释：
[1]王锺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04页。
[2]阮昌锐：《台湾土著族的社会与文化》，台湾省立博物馆1994年版，第3页。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成都）馆员
关键词：百越民族，河姆渡遗址，重返海洋，和平发展
过去，在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中，美苏英法四国都有航空母舰，只有中国没有。一个国土如此广阔、海岸线长达一万四千多公里，长期以来一直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中国竟然没有航空母舰，实在说不过去。公元二○一一年七月，喜讯传来，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终于出海了。古老的中华民族，一直自称黄帝子孙；古代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也是从西北发展起来的，所以有一些人把我们看成旱鸭子，认为我们不善于航海。那么，本文的副标题为什么说“喜看中华民族今日重返海洋”？请读者特别注意“重返海洋”这四个字。这就是说，我们并不是生来的旱鸭子，在我们的老祖宗中间，本来就有很大一部分人长期活跃在太平洋上。他们本来就是海洋民族。岁月悠悠，他们后来被驱迫到山区、内地去谋生，但是他们始终向往着大海，梦想着总有一天能够“重返海洋”。
他们是谁？他们就是“古越人”，或者称为“百越族群”，是长期生活于亚洲大陆东南沿海地区、生活习惯大同小异的一大族群。
“百越”这种称呼，始见于《吕氏春秋》一书。《汉书·地理志》中介绍说：
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
既然是“百越杂处，各有种姓”，那就不应该理解为一个民族，应该承认是在文化传承上关系密切的一大族群。为什么说他们是一“大”族群呢？这个族群活动的地区确实不小，综合各种史料，我们可以大致勾画出他们活动的地区是：今江苏、安徽、江西的南部，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及越南北部，还有台湾和海南岛，总面积在一百万平方公里以上。在几千年前的世界上，一个族群活动的地区如此之大，是少见的。
王锺翰先生说：“这广大的东南弧形地带中，分布于越、东瓯、闽越、东鳀、扬越、南越、西瓯、骆越、滇越等各个越人集团。尽管名称各异，居地不同，其后的融合、分化、发展的经历也不一样，但是也有一些诸如使用铜剑、铜鼓，擅长造船、操舟，断发文身，奉龙蛇为图腾等大体相同的传统文化和生活习俗。”[1]
不过，还不能将那时的“百越”视为一个民族，因为其中各个集团之间虽有一些大同，也还存在不少小异。只好把他们作为一个族群，就“大同”而言，统称之为“百越”；就“小异”而言，可以分为若干“越人集团”。至于“百越”族群的后裔以后演变成为许多或大或小的民族，那是在几千年的长期中逐渐发展而成的。
海洋民族经常要和水打交道，他们在水上的活动能力很强。古越人在水上驾舟的本领就好像北方的游牧民族在草原上跑马一样，来去自如。湖泊的水面一般是静止的，但是只要风生水起，人们就可以用帆驾舟；生活在大河旁边的人们除了能够顺水行舟，也能利用帆的变化逆水行舟；至于住在海边或者海岛上的人们活动起来也就更加自由。古时侯没有轮船，自己的船筏又没有动力，但是他们可以上靠信风，下靠海流，在一定的时间里到达自己想去的地方。在几千年前我们东海岸的季风气侯已经形成，冬季吹偏北风，夏季吹偏南风，只要掌握这种规律，南来北往，一帆风顺。现代的交通工具还会误班误点，自然界的信风海流，绝不误事：暖流向北，寒流向南，每日流速几十海里到百余海里，绝对可信，飘洋过海，并非难事。正如《慎子》所说：“行海者，坐而至越，有舟故也。”
古越人依靠自己擅长航海的优势，发扬海洋民族开拓进取的精神，在长时期中，不断地从亚洲东海岸分批南下，活跃在浩翰无边的太平洋上。根据学者们的调查，这些移民所到达的地方：向北到了太平洋中部的夏威夷，向南到了邻近南极洲的新西兰，向东到了靠近南美洲西海岸的复活节岛，向西到了靠近非洲东海岸的马达加斯加。其分布之广，覆盖的海域面积之宽，几乎是半个地球。欧洲人在海上称霸，不过是近三四百年的事；在此之前，古越人在太平洋上已经活跃了几千年。
太平洋是世界上最大的洋，一般都是风平浪静，所以才会被称为太平洋。风涛险恶的时候也有，但是很少。善于航海的民族能够掌握气候和海流的规律，不易遇到风险。这些几千年来活跃在太平洋上的人类，正是我们的百越先民。遥想当年，太平洋上风和日丽，蓝天碧海，海鸟翱翔，他们乘着小舟，顺着海流，轻装前进，满怀信心地去开拓自己新的家园。那时候，欧洲人、白种人在太平洋上还未出现呢！欧洲人依靠坚船利炮到处去抢夺海外殖民地，抢夺别人的家园，不过是近代的事。百越先民无意去争夺别人的家园，他们当时所到之处，大都是无人的海岛。在几千年中，他们所开拓的海域，其面积十倍于祖国大陆。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遥想当年百越先民的海上雄风，至今思之，令人神往！
我国史书记事，对于这些百越先民的活动，一字不提。这也容易理解，因为《史记》记事，只从黄帝开始，至今不过四千七百余年。在此之前，是否还有史事？当然还有。司马迁说话非常坦率：“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史记·货殖列传》）至于神农以后的史事，当时史书记事有个规矩，只记神州大地上的史事；百越先民在海外的活动，不在史家记事范围之内，他是不管的。
《史记》虽然也有三个列传（《东越列传》《南越列传》《西南夷列传》）涉及百越，但是开始记事的时间都很迟：对东越的记事始于汉初的闽越王无诸与越东海王摇，对南越的记事始于秦代的赵佗，对西南夷的记事始于战国时的庄蹻易服王滇。《史记》也为越王勾践立传，但是并非作为百越族群的代表人物来立传，而是作为禹的后裔来记述。《史记》并没有从民族角度来记载百越族群的源流。我们想依靠史书，依靠文字资料来探讨百越的历史，连一个最简单的框架也建立不起来。 怎么办？我们既然通过今人的研究，已经知道古越人不少史事，而这些史事又足以让中华民族的古史年代向前延伸，那就应该继续探讨下去，光大前人的奋斗精神，岂容青史尽成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浙江河姆渡古文化遗址出土，可谓石破天惊！古越人的生活状况立刻就为世人所了解，中华历史立刻向前推展了两千年！
浙江河姆渡古文化遗址第四层，距今已约七千年（六千九百年）。根据出土文物，我们不难描绘出当时古越人的生活原貌。衣：他们不仅织麻为衣，还能养桑缫丝，在陶塑的人像上两耳戴着耳环，胸前佩着石玦，腕上套着陶圈，并不缺少装饰品。食：在当时的餐桌上，摆的是刻有图案的鱼禾纹陶盆、碗、酒盅，食物有米饭瓜菜，猪鸡鱼虾，和现代人的餐桌已经没有多大差别。住：他们已经发明了榫卯式木结构、干栏式楼房，后代出现的牌楼、亭室楼阁、故宫三大殿，都是由这种干栏式建筑发展而来的。行：那时候已经有舟，有桨，有了在水上活动的能力。从一支保存至今的木桨可以测出古越人的身高。
台湾民族学家阮昌锐先生说：“台湾原住民是中华民族的一支。”“今居于山区的泰雅族、布农族等是早期迁入者，其文化较近大陆系，大约在六千五百年前到四千五百年前已自大陆迁入。”[2]他们又是最早离开祖国大陆的一支。这些先民离开大陆的时候，祖国文明刚刚起步，什么叫黄帝，什么叫三代，什么叫中国，什么叫汉族，他们统统不知道。他们所带走的文化，只是“饭稻羹鱼、断发文身”的百越文化。而这种百越文化，正是中华文化的主要源头之一；我们的祖先古越人，正是组成汉族、组成中华民族的最早成员之一。五六千年以来，在祖国大陆上，许多民族先后登上历史舞台，经历了说不尽的兴衰成败，道不完的风雨沧桑，最后融合成为中华民族。作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有时候灿烂辉煌，有时候多灾多难，真是一言难尽。各个民族之间经过互相交流，互相影响，即使今天仍然存在的一些古老的少数民族，也无法保持几千年前他们先民的生活原貌。最早离开大陆的百越先民，当时入台湾山区后，好像被冻结起来，一直没有受到外来文化重大的冲击，我行我素，始终按照传统的风俗习惯生活，成为最好的活化石，直到近几十年才发生了比较重大的变化。
河姆渡古文化遗址的发现，至少从两个方面改写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这就是：
一、把中华民族的历史向前推展了二千年。
二、彻底打破了关于中华民族文化的一元论。
辛亥革命一百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于说“中国历史五千年”或者是“中华民族历史五千年”。自从河姆渡遗址发现，这种说法就乱了套。有说七千年的，有说七八千年的，还有说一万年的，各种说法都有。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自己是黄帝子孙，中华文化是一元的，只有一个源头。自从河姆渡遗址发现，中华民族是由多民族组成，中华文化是多元的这一历史真相终于被揭开。
在探讨“百越”历史的时候，发现传统的史学总是重北轻南，认为中华文明发源于西北，一切发明创造来自黄帝，来自北方。“百越”聚居的南方是蛮荒之地，直到汉代才进入中国版图，则“百越”一定是未开化的文化落后的部族。但是考古发现的情况与此恰恰相反。许多发明创造，“百越”都比黄帝遥遥领先。例子不必多举，只就衣食住行各举一例（如前表），已经足够说明问题。
我们的传统史学，在民族问题上持论一直是不公平的：长期以黄帝为始祖，以华夏——汉族为中心，重中原而轻四裔，视东方的少数民族为东夷，西方为西戎，南方为南蛮，北方为北狄。虽然有时候少数民族战斗力也很强，例如北有强胡（马背上的民族、游牧民族），南有劲越（百越族群），但是歧视还是难免。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先生提倡民族主义，宣传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给研究民族问题的人文学者以极大的鼓舞。对于黄帝以后秦以前中华大地各族群分布地区的划分，考古学家徐旭生主张分为炎黄、东夷与苗蛮三大集团，历史学家蒙文通主张分为河洛、海岱、江汉三大民族，台湾学者胡耐安主张分为华夏、东夷、荆吴、百越四大集团（把苗蛮集团划分为荆吴、百越两大集团）。他们这样划分，能把东夷、苗蛮提高到与华夏集团平起平坐的地位，确实很不容易。当时我国的考古工作刚刚起步。他们的这种新说，对于配合考古工作来揭开中华古史的真相，起了很大的启蒙作用。
到了春秋时候，百越族群最北边的于越建立了一个越国，灭吴称霸，发动了几百艘“楼船”从海上迁都——由会稽迁往山东瑯玡。当这支船队越过长江口的时候，旌旗蔽日，锣鼓喧天，这种声势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后来越国为楚国所灭，越国遗民大都驾船逃往海外，并没有当楚国的驯服臣民。
到了南宋，他们虽然败于金国，黄河流域被占，但是弱而不穷。百越族群的后裔大都生活在南宋境内，竟又得到了一次发挥专长的机会。民族英雄岳飞击退了金兵，保住了南方一片热土。许多南方的老百姓纷纷发挥专长，制成罗盘，造船航海。在一段时间之内，南宋通过海外贸易的收入远远超过田赋，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足的国家。
宋是一个经济文化都高度发达的国家，最后虽然为元所灭，但是他们保持了最可贵的民族精神。元末农民起义，起义军民在推翻了元的暴政之后，不只是恢复宋朝故土，而是凝聚了一个永远颠扑不破的中华民族，长期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到了明初，中华民族的航海能力又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此时距离南宋已是两百年了，经过元廷百年重北轻南的暴政的高压，四等公民（元朝把南人划分为第四等人即最下等人）当年乘风破浪的海上雄风还在吗？公元一四○五年，由大航海家郑和率领的船队，驾宝船六十二艘，水手、官、兵共二万七千八百余人从刘家港出发，劈波斩浪，浩荡南行，重新进入了浩翰无边的太平洋（当时称南太平洋与印度洋为西洋），到了南方许多国家，直到一四○七年才安全返回。在前后二十八年中，这样大规模的远航一共进行了七次。他们既代表明廷访问了所到的国家，又进行了民间贸易，最远的地方到达非洲东海岸，先后访问三十多国。这就是三保太监七下西洋的故事。由此可见，中华民族的海上雄风依然不减当年。 到了一四九二年，受西班牙政府派遣的意大利人哥伦布才带了八十七个人，乘三只小船去航海寻找印度。他们到了西印度群岛，已经晕头转向，还以为自己到了印度。同样是航海，西方人是武装殖民，唯利是图，动辄发动战争；中华民族是和平移民，古越人的航海是为自己寻找新的家园，目的地是无人海岛，不会引起冲突。宋、明两代的航海也只为正当的贸易与经济文化交流，也不会引起战争。郑和航海规模如此之大，如果是西方人，必然会顺手牵羊，凭武力占领一大片殖民地；但郑和却没有这么做。在他病故以后，明廷认为航海无利可图，竟然自己停止了这项活动，坐视西方人不声不响地侵占我们已经开辟的海域，逐步建立起海上的霸权。
中华民族丧失了海权，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明清易代，清王朝入关灭明，杀戮极重。他们为了切断内地老百姓对郑成功抗清军的支持和援助，竟然下达“迁海令”，规定东南沿海各地居民分别内迁三十里到五十里，烧尽那一带的民居城郭和船只，片板不许入海，违令者均立斩。从一六六一年到一六八一年，他们在东南沿海各地大肆公开杀人放火，以严刑峻法制止这一带老百姓的一切海上活动。后来迫于人口压力，禁令逐渐放松；但是受到这一次重创，三百多年来，我们在海上活动的能力一直逊于西方人，长期未能恢复。辛亥革命前夕，清王朝当权派慈禧太后还发出“宁赠外人（西方列强），不予家奴（中国的老百姓）”的叫嚣。因此，今天中华民族能够重新崛起，再展辉煌，随着中国海军“维和”亚丁湾，远洋巨轮再走“海上丝绸之路”，特别是第一艘航空母舰冲破美、日“岛链”的出海，从此“重返海洋”，才是值得庆贺的喜事一桩。
我们展观地图，缅怀历史，不禁感慨系之！请看，从一万年前，几千年前，古越人就在东南沿海这一块弧形地区开始活动，向东向南，拓展万里海疆。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越王勾践的楼船船队，就从会稽出海，扬威海外。一千多年前的南宋，是我们发明了罗盘、造船技术，在这一片热土上开创了人类的航海时代。六百多年前的明初郑和庞大舰队的七次远航，重现了中华民族的海上雄风。此后是清王朝残暴的“迁海令”，才使中华民族的海上活动能力受到重创，一直未能恢复。西方人夺得海上霸权之后，反客为主，海外华人外出谋生，反而要受到他们的限制。直到现在，主要的侨乡还是在宁波、厦门、梅州、潮州、广州、海南这一片弧形地带上。
中华民族重返海洋，本来就有坚实的基础。今天的东盟各国，多是上古百越族群的后裔，血浓于水；南洋各地，到处都有纪念三保太监的庙宇，故迹犹存。千年往事、万年往事，都可以证明中华民族的海上雄风只是和平发展，永远不对别人构成威胁。只有中华民族重返太平洋，才能使太平洋永保太平！
注释：
[1]王锺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04页。
[2]阮昌锐：《台湾土著族的社会与文化》，台湾省立博物馆1994年版，第3页。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成都）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