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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抗战需要，中央大学西迁重庆
今天的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河海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南京工业大学，甚至无锡的江南大学和镇江的江苏大学，在上世纪40年代以前，基本上都属于国立中央大学的组成部分(另部分为金陵大学)。当时的中央大学共有文、理、法、工、农、医、教育7个学院，40余个系，是国内规模最大(3500多名学生)、系科最为完备的综合性大学。
自1932年起，罗家伦出长中央大学，迄于1941年，任校长达十年之久。1937年抗战军兴后，罗校长高瞻远瞩，认为抗战必为长期战争，且我国重心必须自东部沿江沿海地带，转移至以四川为中心的西部山区，进行长期抗战。罗校长遂自淞沪抗战爆发后第三日，即着手准备中央大学迁校，提出迁校新址必须：①靠长江，便于运输；②安定的大后方，在战争进行之中无需再作迁移。这样，经大家讨论后，认为只有重庆符合这两个条件。于是中央大学自当月十五日(即日本首次空袭南京之日)起，把全部图书仪器装箱，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先生以国事为重，慨然用该公司轮船为中大无偿运送物资抵达重庆。到当年10月底，中央大学由南京已全部搬到重庆，连农学院畜牧场的猪、牛、羊也经过长途跋涉，耗时一年，由南京赶到重庆。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曾说：“抗战时候，两个大学都弄得精光；南开大学被日本飞机炸得个精光，中央大学是搬得个精光，连畜牧场的猪、牛都由南京赶到重庆。”
顾孟余和陈立夫闹矛盾，辞去中大校长
1941年秋，罗家伦受命担任黔滇考察团团长，实为疏通云南地方当局，为远征军经云南出国作战作预筹(云南当时在很大程度上呈半独立状态)。罗家伦辞去中大校长后，行政院长蒋介石以原为改组派头面要员的顾孟余继任。顾氏曾拒绝在汪精卫投敌之艳电上签字，并毅然自香港至重庆歌乐山定居，终日闭户读书，于今三载。蒋介石称：“中央大学就相当前清时的国子监；现在蔡元培已去世，国子监祭酒只有顾孟余能够担任。”
顾孟余原是北京大学的名教授，担任仅次于校长蔡元培之下的教务主任；北伐时，南下从政，在宦海中浮沉多年，弄到和汪精卫的改组派搭了班子。这汪精卫现在又当了汉奸，顾氏也感到自己身上也沾了点“羊膻”，所以心中很厌弃仕途，想重操旧业，把自己对高等教育的抱负施展一番，欣然愿意担任中央大学校长。顾氏因为在北大任教多年，知道高等教育的核心是在研究上面，到任之后，主张把中央大学办为研究型的大学，把中大研究院下属的各研究所，按院组成文科学部、理科学部、工科学部、法科学部、农科学部、医科学部，学部下按系设研究所。这样，中央大学即成为集研究与教学为一体的大学。按说，这是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的。
此时的陈立夫认为中国教育落后，应着重在高等学校中发展师范教育，于1939年在湖南新化蓝田设立国立师范学院，改中央大学教育学院为师范学院，增设文、理科各系；于西南联合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四校增设师范学院；另于四川江津白沙镇设立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北京师范大学迁校兰州，改组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我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发展，即始于此时。这样，陈立夫和顾孟余两人对办理高等教育的方针发生了矛盾。加上CC系和改组派的宿怨，所以陈立夫就给顾孟余“小鞋”穿。教育部所在的青木关，和中央大学所在的沙坪坝相距不过百里之遥，可是教育部对中大的拨款每月总要迟到十天半月。抗战时期，靠工薪生活的大学教职员，家有储蓄的不多，大家都靠每月的工薪来维持生活。而且此时中大的学生，除家在未沦陷的大后方外，凡家在沦陷区的学生一律享受贷金待遇(原为公费，1939年改为贷金制度)。中大又没有“小金库”。每月教育部拨款不能及时到校，顾孟余只好凭他的“老面子”向银行举行信用贷款。最使顾孟余不能忍受的是，教育部此时规定，各大学校长必须至中央训练团受训。顾孟余一看教育部有此通令到校，立即火冒三丈，在办公室大声宣称：“我当过铁道部长，当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在国民党里，还有谁可以训我。”言罢，顾孟余拿起手杖，自己到小龙坎搭乘公共汽车返回歌乐山家中。
蒋氏任中大校长，闹出蒋中正呈文蒋中正的笑话
顾孟余在中大不辞而别后，中大就像开了锅一样闹开了。陈立夫原想把曾任复旦大学校长吴南轩(CC派)调任中大校长，结果遭到中大师生的一致反对。陈立夫又放出空气，说他将以教育部长兼任中央大学校长。这一下陈立夫捅了马蜂窝了，中大的学生闹得更凶，在校内刷出大字报，说陈立夫是个党棍，让党棍当大学校长，是对大学的污辱。眼看中大为了校长问题就要发生学潮。
中大的事情，完全是陈立夫为了贯彻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政策惹出来的。这时陈立夫也束手无策了，就向行政院长蒋介石求援，对蒋氏诉说，中央大学的学生要闹事，也不说闹事的原因。蒋氏一听说中大学生要闹事，立即以命令的口吻说：“抗战时期，不许学生闹事。”据陈立夫在其回忆录《成败之鉴》中说，蒋氏遂提出，像军校一样，所有各大学一律由蒋氏出任校长，另派教育长到各校实际主持校务。陈立夫一听蒋氏这话，心中不免觉得好笑，就婉转地说：“全部大学都实行教育长办法，恐怕有困难。大学不像军校，大学派教育长的事还没有过。”陈立夫为了逃出中大校长问题遭到的围困，就向蒋氏建言说：“全国大学都行教育长办法有困难，是不是先拿中央大学来试试。”蒋介石也颇有自知之明地说：“我只在保定和日本读过军校，没有踩过大学的门，一下当中央大学校长，是不是妥当。”陈立夫赶忙补充说：“委员长是全国最高军事统帅，又是行政院长，当大学校长足可胜任。”蒋介石就这样接受了中央大学校长的任命，于1943年5月正式出任中央大学校长。
以最高军事统帅出任大学校长的，一个是蒋介石出任中央大学校长；另一个是二战时欧洲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五星上将)出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但艾氏是在解除军职后才出任哥大校长的；而蒋氏则在任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特级上将)期间，出任中央大学校长的。
蒋氏到中大后，首先调派湖南省教育厅长朱经农任中央大学教育长，长期驻校，主持校务(我国大学之设教育长，即始于此，也止于此)，聘地理系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任教务长(胡先生为此在“文革”中系狱四载，右手被造反派打断，不能书写，遂以左手写字)，聘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授郭廷以为训导长。蒋氏到任后，中央大学唯一的变化，是在虚设的校门口增设了两个宪兵站岗。最初蒋氏着戎装，每周六下午到校绕松林坡校区视察。一次，蒋氏问随行大员：“不是说中央大学的人很多吗?怎么我来看不到几个人?”随行的大员说：“这里是文化区，平常看不到军人，委员长穿一身军装，大家怕碰到委员长要敬礼，所以都躲起来了。”蒋氏嗯嗯两 声，以后即改穿中山装到校。
这年秋天，孔二小姐从香港撤退时，霸占飞机舱位装洋狗、马桶一事被揭发后，西南联大和中大同时酝酿新的学潮，中大甚至有人贴出“拥护蒋主席，反对蒋校长”的大字报(1943年8月国府主席林森因车祸逝世，当年10月10日，蒋介石出任国府主席，辞去行政院长)。学潮的酝酿还是从伙食开始。学生贴出大字报，说物价飞涨，贷金过低，以致伙食太坏。教育长和训导长把学生的要求报告给蒋氏，并且详言学生闹事以伙食为藉口，实际目的是要掀起“倒孔(祥熙)”学潮。蒋氏一听，说“哪天我到中大学生食堂吃一次饭，看学生还闹不闹了”。
一天中午，军训教官(中大有军训教官，首席教官为少将军阶，其他教官均为校级军官)在食堂前把门，规定不到11时半不得人食堂用餐，并且规定学生人食堂后，没有发出“开动”口令前，不得举箸吃饭。大家到11时半进入食堂后，只得围桌而立(中大食堂，只有竹桌，没有凳子)。这时只看一群人由礼堂前径直向食堂而来，为首的正是校长蒋介石。等蒋氏进入食堂正门时，总教官突发口令：“立正，敬礼。”蒋氏由人员引导，快步走到一饭桌前(桌上的菜，和其他桌上一样)，拿起饭碗，自己亲到大饭桶中装饭。中大学生食堂是实行分菜制度，把桌上的菜分别均匀分到八个碗里，各人吃自己的那份菜。蒋氏也分得同样的份菜，三扒两扒，竟很快吃完了一碗“八宝饭”(米中有砂子、煤屑、稗子、稻谷、老鼠屎，学生称之为“八宝饭”)，接着又亲自到大饭桶盛第二碗，并说“米质太差，菜里的肉太少，要设法改进”，也把自己的青菜、萝卜份菜吃了一大半。没想到此公此时食欲大发，竟到饭桶去盛第三碗，把菜碗的菜一下全倒入饭碗，全都吃光了。蒋氏整整在中大学生食堂吃了三碗“八宝饭”和一碗青菜萝卜。这年蒋氏已五十有七，在当时算是老人了，竟然连吃三碗“八宝饭”(我们学生当时一般也只吃三碗饭足矣)，这大概和他青年时受的军事训练有关。
唐德刚前几年有一次从美国回大陆，参加“五四”运动八十周年纪念会，我和他谈起中大的往事(德刚系中央大学文学院历史系1943年
毕业，高我五届)。德刚说：“有年我从美国到台湾，蒋介石约我们留美的同学谈话。我对老蒋说：‘蒋先生，我是你的学生。’老蒋立即反问我说：‘我又没教过大学，怎么你是我的学生?’我说：‘我是民国三十二年在中央大学毕业，我的毕业证书上蒋先生还是校长’。老蒋拍拍头说：‘不错，我是当过一年的中央大学校长’。”
1943年10月10日，蒋氏任国民政府主席后，仍未辞去中央大学校长，不过再也没到学校来视察过。蒋氏任职中大校长时，曾闹出蒋中正呈文蒋中正的笑话。中大要向教育部呈文，当然要由校长蒋中正具名，于是呈文就成了“中央大学校长蒋中正呈教育部长陈(立夫)”，再由教育部呈行政院，而行政院长就是蒋中正。于是中央大学的呈文，就成了“中央大学校长蒋中正呈教育部长陈(立夫)，转呈行政院长蒋(中正)”。
1944年8月，蒋介石正式辞去中央大学的挂名校长，教育部政务次长顾毓琇继任中央大学校长，中大教育长朱经农调任教育部政务次长。此后不久，陈立夫由教育部长调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由组织部长调任教育部长。
(作者单位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今天的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河海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南京工业大学，甚至无锡的江南大学和镇江的江苏大学，在上世纪40年代以前，基本上都属于国立中央大学的组成部分(另部分为金陵大学)。当时的中央大学共有文、理、法、工、农、医、教育7个学院，40余个系，是国内规模最大(3500多名学生)、系科最为完备的综合性大学。
自1932年起，罗家伦出长中央大学，迄于1941年，任校长达十年之久。1937年抗战军兴后，罗校长高瞻远瞩，认为抗战必为长期战争，且我国重心必须自东部沿江沿海地带，转移至以四川为中心的西部山区，进行长期抗战。罗校长遂自淞沪抗战爆发后第三日，即着手准备中央大学迁校，提出迁校新址必须：①靠长江，便于运输；②安定的大后方，在战争进行之中无需再作迁移。这样，经大家讨论后，认为只有重庆符合这两个条件。于是中央大学自当月十五日(即日本首次空袭南京之日)起，把全部图书仪器装箱，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先生以国事为重，慨然用该公司轮船为中大无偿运送物资抵达重庆。到当年10月底，中央大学由南京已全部搬到重庆，连农学院畜牧场的猪、牛、羊也经过长途跋涉，耗时一年，由南京赶到重庆。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曾说：“抗战时候，两个大学都弄得精光；南开大学被日本飞机炸得个精光，中央大学是搬得个精光，连畜牧场的猪、牛都由南京赶到重庆。”
顾孟余和陈立夫闹矛盾，辞去中大校长
1941年秋，罗家伦受命担任黔滇考察团团长，实为疏通云南地方当局，为远征军经云南出国作战作预筹(云南当时在很大程度上呈半独立状态)。罗家伦辞去中大校长后，行政院长蒋介石以原为改组派头面要员的顾孟余继任。顾氏曾拒绝在汪精卫投敌之艳电上签字，并毅然自香港至重庆歌乐山定居，终日闭户读书，于今三载。蒋介石称：“中央大学就相当前清时的国子监；现在蔡元培已去世，国子监祭酒只有顾孟余能够担任。”
顾孟余原是北京大学的名教授，担任仅次于校长蔡元培之下的教务主任；北伐时，南下从政，在宦海中浮沉多年，弄到和汪精卫的改组派搭了班子。这汪精卫现在又当了汉奸，顾氏也感到自己身上也沾了点“羊膻”，所以心中很厌弃仕途，想重操旧业，把自己对高等教育的抱负施展一番，欣然愿意担任中央大学校长。顾氏因为在北大任教多年，知道高等教育的核心是在研究上面，到任之后，主张把中央大学办为研究型的大学，把中大研究院下属的各研究所，按院组成文科学部、理科学部、工科学部、法科学部、农科学部、医科学部，学部下按系设研究所。这样，中央大学即成为集研究与教学为一体的大学。按说，这是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的。
此时的陈立夫认为中国教育落后，应着重在高等学校中发展师范教育，于1939年在湖南新化蓝田设立国立师范学院，改中央大学教育学院为师范学院，增设文、理科各系；于西南联合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四校增设师范学院；另于四川江津白沙镇设立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北京师范大学迁校兰州，改组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我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发展，即始于此时。这样，陈立夫和顾孟余两人对办理高等教育的方针发生了矛盾。加上CC系和改组派的宿怨，所以陈立夫就给顾孟余“小鞋”穿。教育部所在的青木关，和中央大学所在的沙坪坝相距不过百里之遥，可是教育部对中大的拨款每月总要迟到十天半月。抗战时期，靠工薪生活的大学教职员，家有储蓄的不多，大家都靠每月的工薪来维持生活。而且此时中大的学生，除家在未沦陷的大后方外，凡家在沦陷区的学生一律享受贷金待遇(原为公费，1939年改为贷金制度)。中大又没有“小金库”。每月教育部拨款不能及时到校，顾孟余只好凭他的“老面子”向银行举行信用贷款。最使顾孟余不能忍受的是，教育部此时规定，各大学校长必须至中央训练团受训。顾孟余一看教育部有此通令到校，立即火冒三丈，在办公室大声宣称：“我当过铁道部长，当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在国民党里，还有谁可以训我。”言罢，顾孟余拿起手杖，自己到小龙坎搭乘公共汽车返回歌乐山家中。
蒋氏任中大校长，闹出蒋中正呈文蒋中正的笑话
顾孟余在中大不辞而别后，中大就像开了锅一样闹开了。陈立夫原想把曾任复旦大学校长吴南轩(CC派)调任中大校长，结果遭到中大师生的一致反对。陈立夫又放出空气，说他将以教育部长兼任中央大学校长。这一下陈立夫捅了马蜂窝了，中大的学生闹得更凶，在校内刷出大字报，说陈立夫是个党棍，让党棍当大学校长，是对大学的污辱。眼看中大为了校长问题就要发生学潮。
中大的事情，完全是陈立夫为了贯彻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政策惹出来的。这时陈立夫也束手无策了，就向行政院长蒋介石求援，对蒋氏诉说，中央大学的学生要闹事，也不说闹事的原因。蒋氏一听说中大学生要闹事，立即以命令的口吻说：“抗战时期，不许学生闹事。”据陈立夫在其回忆录《成败之鉴》中说，蒋氏遂提出，像军校一样，所有各大学一律由蒋氏出任校长，另派教育长到各校实际主持校务。陈立夫一听蒋氏这话，心中不免觉得好笑，就婉转地说：“全部大学都实行教育长办法，恐怕有困难。大学不像军校，大学派教育长的事还没有过。”陈立夫为了逃出中大校长问题遭到的围困，就向蒋氏建言说：“全国大学都行教育长办法有困难，是不是先拿中央大学来试试。”蒋介石也颇有自知之明地说：“我只在保定和日本读过军校，没有踩过大学的门，一下当中央大学校长，是不是妥当。”陈立夫赶忙补充说：“委员长是全国最高军事统帅，又是行政院长，当大学校长足可胜任。”蒋介石就这样接受了中央大学校长的任命，于1943年5月正式出任中央大学校长。
以最高军事统帅出任大学校长的，一个是蒋介石出任中央大学校长；另一个是二战时欧洲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五星上将)出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但艾氏是在解除军职后才出任哥大校长的；而蒋氏则在任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特级上将)期间，出任中央大学校长的。
蒋氏到中大后，首先调派湖南省教育厅长朱经农任中央大学教育长，长期驻校，主持校务(我国大学之设教育长，即始于此，也止于此)，聘地理系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任教务长(胡先生为此在“文革”中系狱四载，右手被造反派打断，不能书写，遂以左手写字)，聘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授郭廷以为训导长。蒋氏到任后，中央大学唯一的变化，是在虚设的校门口增设了两个宪兵站岗。最初蒋氏着戎装，每周六下午到校绕松林坡校区视察。一次，蒋氏问随行大员：“不是说中央大学的人很多吗?怎么我来看不到几个人?”随行的大员说：“这里是文化区，平常看不到军人，委员长穿一身军装，大家怕碰到委员长要敬礼，所以都躲起来了。”蒋氏嗯嗯两 声，以后即改穿中山装到校。
这年秋天，孔二小姐从香港撤退时，霸占飞机舱位装洋狗、马桶一事被揭发后，西南联大和中大同时酝酿新的学潮，中大甚至有人贴出“拥护蒋主席，反对蒋校长”的大字报(1943年8月国府主席林森因车祸逝世，当年10月10日，蒋介石出任国府主席，辞去行政院长)。学潮的酝酿还是从伙食开始。学生贴出大字报，说物价飞涨，贷金过低，以致伙食太坏。教育长和训导长把学生的要求报告给蒋氏，并且详言学生闹事以伙食为藉口，实际目的是要掀起“倒孔(祥熙)”学潮。蒋氏一听，说“哪天我到中大学生食堂吃一次饭，看学生还闹不闹了”。
一天中午，军训教官(中大有军训教官，首席教官为少将军阶，其他教官均为校级军官)在食堂前把门，规定不到11时半不得人食堂用餐，并且规定学生人食堂后，没有发出“开动”口令前，不得举箸吃饭。大家到11时半进入食堂后，只得围桌而立(中大食堂，只有竹桌，没有凳子)。这时只看一群人由礼堂前径直向食堂而来，为首的正是校长蒋介石。等蒋氏进入食堂正门时，总教官突发口令：“立正，敬礼。”蒋氏由人员引导，快步走到一饭桌前(桌上的菜，和其他桌上一样)，拿起饭碗，自己亲到大饭桶中装饭。中大学生食堂是实行分菜制度，把桌上的菜分别均匀分到八个碗里，各人吃自己的那份菜。蒋氏也分得同样的份菜，三扒两扒，竟很快吃完了一碗“八宝饭”(米中有砂子、煤屑、稗子、稻谷、老鼠屎，学生称之为“八宝饭”)，接着又亲自到大饭桶盛第二碗，并说“米质太差，菜里的肉太少，要设法改进”，也把自己的青菜、萝卜份菜吃了一大半。没想到此公此时食欲大发，竟到饭桶去盛第三碗，把菜碗的菜一下全倒入饭碗，全都吃光了。蒋氏整整在中大学生食堂吃了三碗“八宝饭”和一碗青菜萝卜。这年蒋氏已五十有七，在当时算是老人了，竟然连吃三碗“八宝饭”(我们学生当时一般也只吃三碗饭足矣)，这大概和他青年时受的军事训练有关。
唐德刚前几年有一次从美国回大陆，参加“五四”运动八十周年纪念会，我和他谈起中大的往事(德刚系中央大学文学院历史系1943年
毕业，高我五届)。德刚说：“有年我从美国到台湾，蒋介石约我们留美的同学谈话。我对老蒋说：‘蒋先生，我是你的学生。’老蒋立即反问我说：‘我又没教过大学，怎么你是我的学生?’我说：‘我是民国三十二年在中央大学毕业，我的毕业证书上蒋先生还是校长’。老蒋拍拍头说：‘不错，我是当过一年的中央大学校长’。”
1943年10月10日，蒋氏任国民政府主席后，仍未辞去中央大学校长，不过再也没到学校来视察过。蒋氏任职中大校长时，曾闹出蒋中正呈文蒋中正的笑话。中大要向教育部呈文，当然要由校长蒋中正具名，于是呈文就成了“中央大学校长蒋中正呈教育部长陈(立夫)”，再由教育部呈行政院，而行政院长就是蒋中正。于是中央大学的呈文，就成了“中央大学校长蒋中正呈教育部长陈(立夫)，转呈行政院长蒋(中正)”。
1944年8月，蒋介石正式辞去中央大学的挂名校长，教育部政务次长顾毓琇继任中央大学校长，中大教育长朱经农调任教育部政务次长。此后不久，陈立夫由教育部长调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由组织部长调任教育部长。
(作者单位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